“行路致远，不忘初心”

——访邹广文教授

邹广文,男,蒙古族, 1961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198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于1994年在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86 —1999年任教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职称。1999年9月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哲学系副系主任；2000年3月起任博士生导师。2001年8月至2002年8月, 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 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任访问教授。2010年8月至10月,应邀赴哈佛大学哲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现担任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从事文化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乡愁的文化表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文化·历史·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其中,《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获得山东省第14 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另外,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史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先后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教育部社会科学课题。

采访时间：2016年7月28日

采访地点：清华大学善斋办公室

采访人：刘诤（以下简称“刘”）

被采访人：邹广文（以下简称“邹”）

刘：邹老师，您好！很荣幸能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采访。据我所知，您是在兰州大学哲学系读的本科，1986年开始在吉林大学哲学系求学，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您当时为什么选报哲学专业呢？后来又是如何与吉大结缘呢？

邹：我是1979年9月入兰州大学哲学系学习，是恢复高考后兰州大学哲学系的第二届本科生。当时文史哲是热门专业，而法律、经济等应用型专业由于刚刚起步。坦率讲我一开始对于哲学还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就我心中最钟情的还是中文系。但是教我们学习美学的高尔泰先生让我对哲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高尔泰先生是国内“主观论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侧重从人的视角来切近美学与哲学研究，对我以后的学术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美学课堂上，我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好当时中国开始重视人道问题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在《哲学动态》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异化现象近观》，至此我就开始了关注文化问题以及异化问题，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专门讨论异化问题，由异化问题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到马克思对人的关注，是八十年代初期国内哲学界讨论的非常热的领域。国内有很多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成了我哲学入门的起点。到了大四毕业准备考研时，因为我家在赤峰市，对东北文化氛围比较熟悉，就想考吉林大学邹化政教授的硕士。当时专门去图书馆查阅邹老师的资料，他的书很难找到，但我很幸运地找到一本匡亚明先生的写的《论邹化政与修正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我最早了解邹化政老师学术思想的一个切入点。通过这篇文章我了解了邹老师在西方哲学领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领域有自己特别独到的见解。所以我当时情绪很激动，就给邹老师写了一封信：“我虽然没有读到您本人的论文，但间接的感觉到您对学术的这种分析的执着，我还是非常仰慕的，我想报您的西方哲学进行研究。”邹老师很快给我一封很长的回信，大致内容是讲：“欢迎你报考吉大，虽然你没有读过我的书，我的书确实很少，但是我现在有一些讲义，这些讲义我会委托我的学生孟宪忠给你寄过去。”过了不久，孟宪忠学兄给我寄了邹老师的几本油印讲义，虽然邹老师语言比较晦涩，但我读这些资料真可说是如饥似渴，他的康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讲义，把整个近代哲学的逻辑脉络分析得非常好，所以我那年如愿考到吉大去跟随邹化政老师研读德国古典哲学专业。

刘：您先后师从邹化政、高清海两位大家，您能否为我们讲述您在吉大求学的岁月里，与老师和同窗之间记忆深刻、难以忘却的的事情？

邹：我觉得吉林大学是一个有哲学的哲学系，是鼓励人的思想创新的哲学系。吉林大学地处长春，位置相对闭塞，商业和旅游也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对于做学问而言也许是难得的优势，可以免于很多浮躁潮流的影响，恰恰是培养独立思考，静下心来读书的好地方。应该说，在吉大读硕士的三年时光对我后来的哲学研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是邹化政老师根本上转变了我的经验式哲学思考，让我开始学着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去思考哲学。我读书时的吉林大学号称中国的“马路大学”，食宿等自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过得却非常充实，图书馆——教室——宿舍三点一线成了不变的节奏。邹老师引导着我们徜徉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界中乐此不疲。因为我是学德文的，所以当时读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德文版和中文版对照着读，我的眼睛就是那时看近视的，吉大的读书生活夯实了我的哲学基础。三年硕士生活，我们有幸与邹化政老师接触的比较多。邹老师一生淡薄名利，甚至忽视生活小节，但是在对弟子的要求方面却是非常严格。光是在教学方面，邹老师就亲自全程为我们讲授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专题》，《西方近代哲学专题》、《〈资本论〉中的人学原理》等课程。邹老师讲课时是完全忘我的投入，是一个活跃在自己思想当中的人。记得是1985年5月，我陪同邹老师去了一趟山东曲阜，邹化政老师曾写过一本《先秦儒家哲学新探》，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最先看到此书稿，在他去山东参加孔子的学术会议时，就邀请邹老师来山东就该书稿谈一谈，以促成书稿的出版。匡老当时也正在写一本书叫《孔子评传》，也想与邹老师一起商讨有关孔子哲学的相关问题。以此为契机，我陪邹老师来到了山东曲阜，在此期间我才真正了解邹老师和匡亚明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见面时匡亚明先生说，请邹老师山东见面来其实也是在修正他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和对邹老师学术思想的一些看法。当时匡老已经是年逾八十的人，但是言语中传递出了对邹老师学术思想的热情鼓励和肯定。最后这本书是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得以出版。我们这届学生可以说是从邹老师那里受益最多的。邹老师率真的为人、对哲学学术的一生坚守都是让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1986年硕士毕业后到山东大学哲学系任教，系里安排我讲授《美学原理》课程，之所以教授此课，是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康德美学，题目是《康德的审美心理机能理论及其影响》后来也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直到1996年不知不觉间我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讲授了10年美学原理课程。期间穿插讲授了《文化哲学》课程。

我读硕士期间除了听过几次高老师讲课和学术讲座之外，并没有和高老师有过私人交往。但是当时高老师出版的一些书确是我案头的必备。高老师当时已经是吉林大学的副校长，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很忙，而且正在主持编写教育部委托的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我们毕业时，高老师亲自与我们那届毕业的12名研究生合影留念，并在研究生毕业会上告诫我们“为学为人，其道一也”，做学问首先要做好一个人，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在我到山东大学工作之后，跟高老师的接触变多了。记得是在1991年5月，我的第一本书《文化·历史·人——文化哲学导论》准备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对于一个年轻学人来说出版学术著作是一项很神圣的事，我诚惶诚恐地给高老师写了一封信，希望高老师百忙中能够为我的书作个序，并随信寄去了几篇自己公开发表的文章。想不到一个多月之后我就收到了高老师为我的第一本书写的“序言”。在序言中高老师说我“不拘一地，涉猎广泛，这对于青年人的成长实是有益。近年来常在杂志、报端见到他撰写的一系列文化哲学、美学文章，今又有专著问世，我对他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感到高兴。爰写以上，聊表‘新松高千尺，蔚然尽成林’之祝愿。”当时读到高老师的序言，字里行间洋溢着老师对后辈学子的提携之情，直到今天想起此事仍然历历在目、心绪难平。1992年，在孟宪忠学兄的召集下，全国第一届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在北戴河召开。当时高老师和孟宪忠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中国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国内非常有影响力，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不能仅仅是要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也很重要。从哲学观念变革角度来讲，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是哲学观念变革里面的应有之义。所以孟宪忠学兄就问我能不能在山东承办一次研讨会，后来我在山东烟台主持召集了第二次全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还把高老师请去了，在这次会上，我有机会就一些困扰我的学术问题当面求教了高老师，深感高老师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慈祥宽厚的长者，但谈论起哲学问题来却逻辑严密、丝丝入扣。

说到就读博士还有一段机缘。在我准备读博时，因为当时的吉大哲学系还没有西方哲学博士点，邹老师主动建议我读高清海老师的博士，但阴差阳错一直拖了下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迎来我国思想的第二次解放，教育部在各高校试点培养论文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试点单位。高老师主动通过孟宪忠学兄跟我打招呼，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受宠若惊，随后认真准备入学面试。当时报考论文博士其中有一些硬性条件，比如要求获得过省部级奖项啊，发表过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啊，教研工作不少于5年啊等等，我刚好符合这些硬性要求。所以在1992年我幸运地成为高清海老师门下的第一个论文博士生。接下来就是在高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我的论文研究领域仍然是文化哲学，记得我的论文写作提纲面呈高老师大约一个月之后，高老师为我的论文提出了十几页的修改建议，当时还没有电脑全是蓝色墨水手写，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份弥足珍贵的手稿。

我感到高老师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坚持哲学观念的变革，创新哲学思考的路径。从哲学史上来看，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表达自己理论体系、理论方式的哲学范式。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绝对命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包括现代库恩的“范式”等等。即要通过一个特定的概念范畴来表达自己创新性思想。在这个方面，吉林大学的创新方面始终是走在中国哲学界的前列的。不只是弄清楚经典作家怎么说，更要创新性的接着说，这就是我在吉林大学受益最深的地方，也是我为什么硕士毕业之后又回到吉大继续读博士的一个主要动因。

不知不觉间，当年我们求学时引以自豪的一代吉大哲学领航人都陆续谢幕了，但是他们所开启的哲学思考方式却深深影响着吉大乃至全国的哲学后人。近期，我正在着手主持编辑出版一本《邹化政学术纪念集》，邀请当年曾经授业于邹老师的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去回忆、研究先生的为学为人。非常感谢的是，我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吉林大学老中青三代学人的积极支持。之所以要做这件事，就是感觉邹老师的书出版的比较早，年轻人即使找到读起来可能比较吃力，而有一本学术纪念集在手，对于后代学人全面了解邹化政老师的学术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邹老师不能被遗忘，而且我认为唤起记忆对文化的传承也是很重要的。文集出版后，我们还准备借邹老师2018年逝世十年纪念之际，召开一次邹老师的学术研讨会，让大家围绕邹老师的学术思想畅所欲言，表达我们对邹老师的纪念之情。吉林大学留给我们的，绝不只是短短的几年在校期间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吉大对哲学的独特创新意识与坚守情怀，给每一位吉大哲学学子注入了一种社会情怀与使命担当，从而对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判断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吉林大学对于我们而言，有一种归属感、家园感。

刘：您从事文化哲学研究已经有近30年时间，那么您是如何走上文化哲学研究之路的呢？ 

邹：粗略算起来，我从事文化哲学研究已经有30年时间，同行和媒体时不时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怎样走上文化哲学研究之路的？”面对这一问题,我起初并没有特别在意。最近在利用一个机会梳理自己的学术历程的时候，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就个人因素而言，作为一个哲学学者，我认同黑格尔关于哲学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的论述。在我看来，真正的哲学总是深深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思考和冀望。一味地沉迷于抽象的思辨乃是哲学研究的误区，关注并反思自己脚下的大地乃是哲学学者的重要使命。并且，在整个读书过程中，我本人就一直对文化问题比较关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有文化热，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最深厚的一个基础，文化问题直接激活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思考。

1986年暑期临近硕士毕业时，我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学习与探索》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论文《东西方文化传统与人的现代化》，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也算是新时期我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变革及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推动着哲学去反思文化。我们所做出的任何思考与论断，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一个民族的自信，最根本的还是文化自信。而且邹化政老师当时也比较支持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开始审美文化哲学这个领域。此外，当时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本卡西尔的书《人论》，我看这本书时在思考他怎么认识人的，他说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是一种符号动物。他是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强化对人的理解。这个思路和我不谋而合，邹化政老师他也强调哲学是人学，为此专门写了一部《资本论中的人学原理》的论著，可惜这本书到现在没出版。（刘：上课时常听老师们说，邹老师的手写讲课稿就近百万字。）

就社会和时代因素来看，当一个社会发展较为平缓的时候，文化的作用往往不被人注意；而当一个社会出现急剧变革的时候，文化问题就会凸显出来。近30年无疑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经济的腾飞并没有与文化的崛起相同步，精神文化补给的缺失已经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作为一个从事哲学研究、一个从事社会文化建构的学者来说，这是我不愿看到的，但却是我必须面对并予以思考的。为了从哲学的层面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为了承担一个哲学学者的文化使命，我逐步走向了文化哲学的研究道路。

 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走向看，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便体现了一种从学理层面系统思考文化问题的努力。回顾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所经历的从无到有的历程，可谓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不容否认的是，文化哲学园地在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下，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哲学研究的一支有生力量，尽管尚不完全清晰，但文化哲学学科的整体图景正逐渐呈现于人们面前。同样不容否认的是，文化哲学研究无论从它的学科层次、研究规模及其对当代社会人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仍显弱小和不足。事实上，每一位文化哲学研究者正是伴随着这样一种苦恼、忧虑和历史重负默默地进行着艰难的探索。

哲学研究不能忽略人的存在，这要求我们要自觉站在人学的原则高度上，把人的在场作为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思考的轴心乃是对人的深沉关注，即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忽视“人”的视角。并试图从经验与超验两个方面入手为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寻找答案，从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阐释。我们知道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其次才是一个理论家。他一方面积极参加革命的实践，另一方面锲而不舍地寻求并创造革命的理论。这就使其与那些如康德般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小镇而潜心于理论建构的哲学家区分开来。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理解和把握“人”的问题，我认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句话或许更能够回答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中。”这里说明了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就自然存在的角度看，人的生存趋于同质性，不同人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同质化倾向；就社会存在的角度看，人的客观意义上的生存建立在人的主观意义上的目的性存在之上，正是由于人对自我存在意义理解上的不同，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必须从人的二重性存在展开，人的生活世界在逻辑上可以被区分为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或者说人的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而人的生活内容，就是在这经验与超验、现实与可能之间“上下而求索”，马克思哲学思考的核心同样也是在这两端间的张力结构中呈现出来的。

刘：人学观点是如何与文化哲学的建构相联系的呢？人与文化，哲学与文化之间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邹：从人的视角来看，哲学的本质可以被理解为主体自我意识，文化则是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集中表达。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崭新整合，而实现这一融合的关键则在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前面我已经说过，人的生活乃是在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上下求索，那么究竟如何来沟通人的现实生活与超验思考呢，马克思给出的答案就是实践。一方面，人的实践创造并展开了人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人类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引发的理论误解，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介入，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本源性具有了属人的性质，客观的物质世界变得不再陌生；与之相应，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再抽象孤立，而是寻找到了一种表达和展现自己的支撑点——文化，人的精神世界正是借助于文化的形式而现实地存在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人通过能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哲学。

 关于文化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视域。从广义上看，文化指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创造物，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被打上“人化”烙印的存在，皆为文化；从狭义上看，文化专指人类精神领域里的创造物，其中主要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宗教等。可以看出，狭义的文化表征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成为人追求自由、超越意识与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正是通过文化这种实践形式参与到现实世界的活动之中，并对其作出反应的。可见，我们以实践为前提，使“哲学”实现了向“文化”的历史性回归，这同时也成为文化哲学成长的开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哲学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世界观所要实现的哲学理想是一致的，马克思向来反对将哲学从历史的具体的文化现实中分离出去，去追求所谓的“彼岸世界真理”，相反，他认为在“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文化哲学是实践哲学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人类文化生活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性整合。

人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沟通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将哲学的精神世界现实化为文化的形态，从而实现了文化与哲学的全新整合。在我看来，文化就像一条河，运行于传统和现代之间。传统与现代无法断裂，必然要带给人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遐思。当代人类的文化命运，注定了文化哲学研究不可能在纯学理的层面上游弋，而必须把哲学思维的触角伸向现实的社会生活，思考人类的文化命运。

回顾20世纪以来人类波澜壮阔的发展史，现代性在科技理性的刺激下得到了空前凸显，但却带来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匮乏，甚至还产生了种种与人们的幸福理念相抵触的文化困境，阻碍了人类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种种努力。面对这种价值危机，面对这种人几近丧失其本色的社会形态，人们应当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种人类存在意义上的呼唤最终促成了文化哲学的出场。而文化哲学的价值诉求，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语境下，挖掘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具体来看，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精神在极大促进了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生态失衡等，而当代文化实践的重大使命就是对科学发现和创造的人文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即不能把人类的文明活动视为一种纯理性的知识化现象，而应当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其追求的目的，努力弥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鸿沟，这是随着人类文化整合时代到来的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融合标示了人的文化实践在确立人的理性思维和改造自然伟大力量的同时，还应展示人的尊严与价值，展示探索人的生命本体、探索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对环境的需求和适应能力的各种可能性。总的看来，当代文化哲学研究视野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现实人类实践意识的一种必然要求。

刘：听说您是被破格提拔的副教授和教授，您曾说在当代中国进行哲学研究，一定要记住八个字：“眼睛向下，境界向上。”作为一位前辈，一位名师，希望您能给即将从事学术研究和哲学教学的晚辈们提一些读书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建议。

邹：问学有先后，学无止境。所谓眼睛向下，这里的“向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从时间上看，指当下，即当今时代；其二，从空间上看，指脚下，即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中国。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从事哲学研究时，一定要脚踏实地，时刻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实践，牢记自己是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在进行思考。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是我们须臾不可脱离的哲思之源。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只要他同大地接触，就所向无敌；而当他一旦离开大地，便不堪一击，被赫拉克利斯轻而易举地杀死。

所谓境界向上，这里的“向上”，同样具有两重含义。其一，在一般意义上，指上升、提升。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一定要摆脱世俗功利的束缚，自觉守护一种求真精神，同时，还要从经验材料中提升出来，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其二，在特定意义上，指形而上。对于一般的理论研究而言，达到上一层面的提升已属不易，也基本可以满足需要。但对于哲学研究而言，则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即要进入形而上的层面。20世纪以来，拒斥形而上学成为哲学中的一个潮流，但我认为可以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保持甚至拉开距离，但作为一种致思取向的形而上之思，则必须持守。否则，哲学将混同于一般的理论科学，文化哲学也将混同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或文化理论，从而丧失自己的既有品格，甚至导致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就个人来讲，不知不觉也过了天命之年了，反而越来越感到无形中有一种恐惧感，这些年中国的学术，特别是西学与中学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我们这代人对外国文献的消化吸收的迅速性不如新一代。所以我感觉学问是不断需要去激活思想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最重要的还是要继承吉林大学的这个学术传统：强调学术创新。吉大的优势，就是要以独立的思想以及尽可能贴近中国的现实问题，去激活自己的哲学理解。比如说国内现在流行文本研究，这很有必要，但是文本研究从来都是为思想的激活服务的，不要本末倒置。如果没有思想，文本考据没有意义。德意志形态究竟哪个字是马克思写的，哪个字是恩格斯写的没有意义。我们要看的是德意志形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情怀、现实关切，这是我们研究文本的最核心的问题。文本研究是学术训练的一个基本功，但绝不是思考的学术训练的目的要求。要贴近中国现实，贴近时代去思考。今年上半年我的文章《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及其中国问题》就谈到学术的积累，学术的心得感悟，都是个人行为，是私人性行为，但是个人学术最后所表达的价值诉求是一个开放的、公众性行为。为什么说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因为现实关怀一直是马克思思想著述的一个原动力。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占我指导的硕士和博士近一半的比重，重要的是我觉得吉林大学这些年来的学术性格一直都能维护下来，就是独立思考，而且善于从马克思文本当中发现并激活现实实在的问题。

刘：恰逢吉林大学70周年校庆，您作为吉大的资深校友，作为哲学系的杰出系友，请您赠与吉大和吉大学子几句寄语。

邹：谈不上是寄语，因为我也是从吉大哲学这个氛围当中成长起来的，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坚守吉林大学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学术性格，进一步结合时代问题来推进哲学观念的变革，推动哲学思考的创新，找准自己的特色。我们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越是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才能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吉林大学近年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人文学术是集约性的形象力量，吉林大学，代表一个整体的哲学团队。在哲学创新、哲学观念变革乃至在整个哲学视阈的研究中，都有深厚的积淀在里面。我个人更重要的还是把自己定位一名吉大学子，在这个氛围中怎么把为学为人很好的统一起来，力所能及、稳扎实打。因为学术不像拧水管，哗啦一下就可以源源不断。我感到做学问需要“读书、思考、写作”三位一体，不读书就不可能深化对学术的思考，不思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时代，只有在读书与思考的前提下去诉诸笔端，才可能记录下好的、有价值的思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