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哲 学 反 思 哲 学 ”

——访马天俊老师

马天俊，1968年4月24日生，黑龙江双鸭山人。1987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1999年在吉林大学获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形而上学、知识论、修辞学，曾先后出版《真理的境遇》(1999)、《从生存的观点看》(2008)等学术著作，在《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访谈时间：2016年8月28日

采访人：   董键铭（以下简称“董”）

采访对象：马天俊教授（以下简称“马”）

董：马老师您好，很荣幸能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是因何选择哲学专业，又是如何与母校结缘的？

马：所谓选择，往往只是事后的概括，仿佛有一个自主的主体在自觉地行事。实际的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包含不少谈不上远见的机缘性因素。只是当我们从后往前看，事情才像是清楚明白的，比如这个人最后终于去教书了，这时回头看，他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就“决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了。就我来说呢，中学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用功，但学习似乎有些方法，成绩还凑合。特别是别人有这种观察的时候，自己便也觉得真有什么方法那样的东西了。于是就抽空乱看课外书。一开始感兴趣的还不是哲学，首先是逻辑，似乎这种东西特别和方法有关。同时，触动我去看这方面书籍的，是当时的高中政治课，我觉得里面有些说法比较令人困惑，我不能理解这些话和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自学了传统逻辑和一点现代逻辑，自觉头脑有些长进。说来有些讽刺，这种长进表现出来的结果却是我后来的政治课总是只能打60多分，上不去，主要是自己学了一点逻辑，头脑变清楚一点了，好较真儿，有的时候就算让我说一些高明的糊涂话也不太会说了，总之是人变笨了。我那时也喜欢读科普，喜欢什么黑洞、光年、地震、海啸之类的，加上逻辑，后来就自然转而去看了一些哲学书。那时候的小城市，哲学书除了常见的比如马恩著作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当时读了《自然辩证法》，觉得读懂了，还尝试看过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但是看不懂。到了高考的时候，因为我是学文科的，所以后边自然也就要考虑文科类专业。因为已经接触了这些东西，也觉得挺有意思，所以报志愿的时候就报了哲学专业。哲学早就不是热门专业了，当年像这样以第一志愿去报哲学专业的学生其实像现在一样少。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哲学系，那年只招哲学专业，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每个人因缘各有不同，对我来说大致就是自己先看过一些书，然后进入哲学专业，喜爱是真的，热衷也还谈不上，更不用说狂热。

董：能否为我们回忆一下您在吉大求学期间的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

马：我在一个小城市长大，到这样的大学里来，耳目一新，或者说是比较敬畏。慢慢熟悉了，开始学习了，也就比较亲切了。如果说印象深刻，我觉得应该就是从学哲学史课程开始的学习，只是到这个时候，自己才真正在哲学上开始长进，以前的那些确实远远不够。当然逻辑照例是要先学的，我的逻辑课闫治安老师上的，他的课，风趣得很，也比我自学逻辑的时候要系统很多了。我的西方哲学史课是高文新老师、王天成老师讲的。这课上一年，高老师讲前半段，王老师讲后半段，这是真正锤炼人的哲学课，在这里要接触各家不同的学说，两位老师讲得又好，他们讲课的风格差别很大，但都讲得好。等学完哲学史了，慢慢地自己就也会衍生出一些多少带有点儿问题意识的兴趣。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印象最深的那些老师，我现在见到高老师、王老师还是非常地亲切和感激。那时候可能比你们现在要好，师生之间打交道的机会更多。像我经常就会跑到老师家里面去，不见得是问问题，也许就是坐一会儿，老师也经常到我们宿舍来，有时候闲谈，有时候还下象棋。我说的哲学史课，当然同时也包括中国哲学史，李景林老师、刘连朋老师给我们讲，这些都是很让人长进的课程。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课堂之外，应该是听讲座。80年代很活跃，讲座很多。听讲座，听谁的讲座呢？这些老师可能你们也都很熟悉，比如孟宪忠老师，邴正老师，还有秦光涛老师，孙正聿老师。那时他们还没有给我们直接上课，但他们做的全校性的讲座几乎每周都会有，由校学生会、系学生会等等来组织，讲座时大家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这个可以叫做理智上的快速的启蒙。因为讲座跟课程不一样，讲座会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然后一次就要把这个东西讲完。这给人的冲击力是很强的，这种冲击的效应在我看起来就是它激发你去读很多书，因为这些老师在做某一个主题的报告的时候通常会提到很多的思想头绪，提到很多人都主张什么等等。我印象中，读书，吉大的老师从不耳提面命，而是激发和感召。他们的讲课本身，他们的讲座本身，就会激发你，使你觉得这些书你要是不看看，不翻翻，就不对。我1987年入学，这类讲座活动一直持续到1989年。1989年之后还有这类活动，但是不像早两年那么热烈。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人的头脑可以说是空前活跃，眼界也打开了。这几位老师我们现在都知道他们各有特色，他们当时做研究的路数就各不相同，这刚好是一个丰富的营养，从比较纯理论的，一直到比较现实的问题，全部都有，营养非常好。有一次，大概是孟老师的讲座，那天我们班集体到铁北那边去劳动，到工地上帮人干一点儿下手活儿，赚点儿班费。傍晚回来时讲座就要开始了，因为座位很难找，所以大家就分工，有一帮人到食堂去给大家打饭，剩下的人就赶紧冲到理化楼的阶梯教室里去占座。讲座开始，大家就边吃边听。孟老师善讲，听众如云，除了讲台那儿几平米的地方他能自由走动，教室里坐的站的都是学生，连窗台上都是人。我还见过有在孟老师的讲座上晕过去的同学，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太挤了。

受课程和讲座的激发，我自己也是按照兴趣看了不少书，当然现在看来，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的这些老师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训练，它跟我们今天讲的学术训练有所不同，它是激发你的思想的，让你兴奋起来，然后你自己就会去思考，去讨论，就会去读书等等。那时候并不会觉得读书是一个多沉重的事情，因为它有意思，你自然就会去找书读。

董：您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能否请您谈一谈您对老师的印象，以及您跟老师之间的一些难忘的事情？

马：在吉大求学的过程中，如果从自己后来的成长看，当然最重要的老师就是高清海老师，这个是无论怎么讲都不为过的。我自己的这一点点学术追求，都是从跟高老师读书的那个时候比较明确地开始的。以前读本科读硕士的时候，还比是较散漫，谈不上有很集中的问题意识；读博士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地有了自己的问题兴趣和学术方向。在这个方面，高清海老师是我心中伟大的老师。这个伟大，我觉得是首先是身教胜过言教。他在那里示范，高老师很少要求学生读读这个，想想那个，没有，他不做这种事情。他自己在不断地勤奋工作，经常有新见解提出来，新思想推出来。他在示范，那么你跟着他读书，就自然也受到熏陶和感染。这个身教无比宝贵。

我硕士的时候读的是西方哲学，博士读马哲，高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诲，他说你读西方哲学，要读很多书，要了解这一家那一家的学术有什么观点，长短如何，但是，你得自己能思想，自己能思想的意思就是你得说自己的话。不能一张嘴都是黑格尔怎么讲、马克思怎么讲、孔子怎么讲、孙中山怎么讲，这个不行。讲别人的思想是必要的，但是真正说来还是不行的，这不表明你的思想，而你应该追求的就是你自己的思想，说出来你自己的话。我原来读外国哲学，默认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把自己感兴趣的某一家学说或者是某几个人的学说搞通搞透，比如那时候我在培根、叔本华和尼采学说上下功夫比较多，那么也就免不了一张嘴说话就带着某种腔调，高老师说这个不行。老实讲，我当时觉得没必要，某个问题如果人家讲得那么好，我能像他那样讲那不是挺好的吗？可是高老师说不行。后来，经过时光的磨洗，我才觉得那还是很有道理的，我现在是高度认可这种要求的。我也听说，高老师对不同学习背景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对可能原来一直学马哲原理的学生，高老师的忠告、告诫就不一样。他会说你切忌拍脑门想问题，切忌夜郎自大，你一定要去把历史上人家那些学说好好地学，那些东西你学不通学不透，也就谈不上你自己会有什么思想。所谓有思想决不是一个人苦思冥想然后就有思想了。这几乎和告诫我的是相反的，但是它同样是恰当的，这大概就是因材施教。读哲学史读多了之后就不会说自己的话，不会自己想问题，而没有这个训练的人可能又太轻易地就抱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或想法，就觉得自己了不得。

我们都知道，高老师特别推崇做哲学要有思想，还倡导过比如说要“笨想”。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个笨想其实挺危险的，它容易误导人。高老师凭他自己的工作和成就示范了这种笨想，那么我们做学生的是不是一开始就要像老师那样也尽可能地进行自己的思考？这里面大概有问题。就像高老师那种两面的针对不同学生的忠告那样，高老师自己是切身经历过成长的。高老师后来在马哲里面有很高的成就，那么在更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许多年时间里，他的专业其实是外国哲学。高老师有一个时期是不能讲马哲的，只能讲哲学史，这种课当时都被称为业务课，马哲课得由政治最正确的人去讲。这个看起来不幸，结果实际上却很好，因为那样经过了十几年的磨练，在西方哲学史领域沉潜涵泳，那么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高老师能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再议论哲学原理之类内容时，所论就显得与众不同了。至少，和那些一直在马哲的氛围下工作的同龄人相比，是大不相同了。这种不同，这种创新，这种成一家之言，是众所周知的，而究其因由，我以为在这里。我理解，高老师后来倡导笨想，主要是为了破除权威，破除教条的，但实际上笨想这个东西是有前提的，假如说我没什么像样的积累，也没什么真正的磨练，我就开始笨想，那就会很难看，就会是假招式。

在我要作博士毕业论文的时候，我还切实领略到高老师那样的一个方面，我印象非常深，那就是高老师特别鼓励学生，鼓励学生有自己的问题意识。高老师大致上不会安排命题作文，他会和你讨论，真正的主意你自己拿，他不会指派。高老师鼓励大家自己做研究，做有个性的研究。像孟宪忠老师、邴正老师、两位孙老师等，都是各有特色的。我自己的一点点研究其实离高老师习惯的东西更远，我的博士论文里面已经有一部分在讨论修辞学，我自己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我自己深感兴趣，也读过一些书，有些思考。这类内容虽然已经写在博士论文里面了，老实说还是不够通不够透的。在这种情况下，高老师没有下禁令，说不行，而是表示你写的这些东西我没有把握，但好像你自己还是有自己的理解，那好，那你就去答辩。我以为这是极为宝贵的，就是在老师也不是太拿捏得准，我自己其实也拿不准的情况下，老师放手让你自己去做。那时候如果老师以权威和声望说这个你就算了吧，不能做这个，那么我想后面我大概真地不会做这类东西了。这位老师他训练出来的学生各不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一样的东西的话，也许就是要求从事理论思维，要求自己能够思想，能够想出来问题，能够开创出东西来，这也许是唯一共同的东西。在吉大哲学系里面，在高老师教出来的这些人里面，数出十五个各有特色的学者，是一点儿困难都没有的，并且这不是平平常常的各不相同，而是每一个都很有意思，不少人代表了、开辟了某些新的领域，或者提出了某些新的见解等等，我以为这些都得益于高老师的垂范，得益于高老师的气度。

再说一遍，我觉得我遇到的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当然这也是回头说，当年，自己并没觉得这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事情。反正是要读博士嘛，高老师又地位那么高，能读上就很高兴了，并没有觉得这涉及自己多年以后的研究道路，没想那么远。

跟高老师学习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机会，就是可以到高老师家里面去，那时候因为学生不太多，大家大概每两周就会到高老师家去做一次讨论。这个讨论是在读的和毕业的都去，那时候经常还会见到像孟老师、孙老师他们，他们都已经毕业了，已经都忙自己的事，但还是尽可能地去到老师家一起坐，大家谈一些研究上的问题。因为大家已经是各有方向，所以分享、共享收获就是很有教益的，高老师也会很认真地听，很认真地记，也会参与大家的讨论。那是一个小小的沙龙性质的聚会。像我这样的读书晚的，其实不仅是在跟高老师学，还可以跟其他的前辈学长们学。

董：您对修辞学有着很深入的研究，并曾围绕这一主题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而在我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都只是在古希腊哲学史中才会接触到修辞学这一概念，它似乎是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纯粹的语言技巧。那么，能否请老师解释一下何谓哲学意义上的修辞学研究？

马：现在，面对你们我需要做解释，面对学界也需要做解释，因为哲学修辞似乎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在哲学这样一个对概念思维、对逻辑论证的要求这么高的领域里怎么会有修辞问题需要去探讨呢？Rhetoric of philosophy，其中的rhetoric，词典上通常第一个义项是修辞或修辞学，紧跟着的第二个义项往往是花言巧语，因此是一个贬义词。这是历史形成的状况。我想，大致上的确应该从古希腊开始谈，当然我现在所谈的是现在的理解，当初不是从这个路子进去的，那时的摸索很复杂，就不在这里说了。

哲学这种活动，第一点，它使用的是像汉语、英语、德语之类的自然语言。哲学上曾经有一些人认为自然语言不够，不好用，希望能有一种特别有效的哲学语言，像莱布尼茨就倡导过普遍语言、普遍符号这样的东西，但是也没看见谁做成过。现代逻辑发展了一套人工语言，不过它的哲学用处并不明确，更没见谁用这种语言写出过像柏拉图或康德那样的有内容的哲学。既然哲学一直使用自然语言，那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要进行严格推理，自然语言就是不够的。因为自然语言之为自然语言，其特点就是它不是定制的，不是你要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的，相反，我们从小学会说话的时候，一大笔文化遗产就都随着语言到来了。于是一个词语、一个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并不由你说了算，你说我好像也可以特别规定一下，当然可以，但那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这样做，其前提恰恰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顺其自然，含义不由你定。这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如果你用的语词都是你自己规定的，那么你的话就没人能听懂了，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只能特别规定一点点东西，其他的都不动，这样这一点点东西才可能被澄清。你不能处处动，处处动就处处模糊。这样，自然语言的自然的历史性——也意味着含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使得用它所做的命题及其推理很难是严格的、长程的。

第二点，在哲学上，一个核心性概念是否有明确的含义，这是不一定的；即使有明确含义，它是不是唯一的含义也是不一定的；明确的含义是不是会被一贯地使用，也是不一定的，哲学家是人，注意力也不是铁打的。这是自然语言的自然状况的一种显现。因此，包含此类概念的哲学论断及其推演，其明确性和一贯性也就不能期望过高。

第三点，亚里士多德深入地研究过三段论，其中部分成果发展为后来的形式逻辑，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不过对三段论他还有更多的研究，例如他曾区分过四类推理，是按前提的性质区分的：第一种类型叫做证明的推理，第二类叫辩证的推理，第三类叫争执的推理，第四类叫谬误的推理。在第一种类型的推理中，亚里士多德讲，它的前提是一看就明白的东西，谁都不会领会错。前提是一清二楚的，再加上推理形式正确，这种类型的推理就可以生成知识，也就是生成确定性的必然性的知识。第二类推理的前提的性质就有点不一样，它不是一清二楚的，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或者是贤明的有声望的人都这么认为的。由这样的前提我们也可以进行推理，只是因为这种前提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一清二楚的，所以结论也就够不上知识的水准，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有道理的意见。第二类推理恰好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最多的，往往也是最有用的，亚里士多德所能说得出来的第一类推理的实例，只有数学。第三类推理叫做争执的推理，它比第二类更差，其前提的性质不是那么有权威，而是一小部分人，或者甚至就是某一个人持有的特殊意见，在这里，大家是你强调你的我强调我的，就不免产生争执。这种争执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第四类推理大意是推理由以开始的那个前提全然就是错的。就像我们做数学题，你把哪个已知条件或定理搞错了，那你最后弄出来的东西铁定是不对的，这很简单，也没什么可讨论的。

有意思的是前三类，按我的理解，实际上只有两类，因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界限并不清楚。你说这个叫做门户之见，究竟得多少人认可或者多大部分认可才行？圣贤或最贤明的人，其实大家也未必有稳定的共识，你认为孔子是最贤明的，那我可能认为默罕默德是最贤明的，贤者名单也会打架的。所以我的理解是这四类推理里面，舍掉第四个，余下三个可以简化成两个，即第一类是证明式的推理，第二类就都可以叫做辩证的推理，前者前提是明确的，结论是必然的，后者前提是或然的，结论因而也是或然的。

那么，如果人们理性言说的方式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可以看看哲学论说属于哪一类。哲学当然也讲道理，看起来也要论证某些东西，那么它究竟属于第一类推理呢还是第二类推理呢？我们哲学家经常会讲，我们也是从明显的东西例如某种直观开始，经过推阐而达到必然的结论，可是那个开始的明显的东西的明显性往往并不明显，至少它不像1+2=3那样明显而且无异议，而结论也就没有必然性的保证。在我看来，任何哲学的原则都不具备那种大家一看都没意见的性质，不管持有这种原则的哲学家自己怎么认为那是一目了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所运用的推理，在最好的意义上只能属于第二类，也就是辩证的推理。而在较坏的时候，哲学差不多就是争执。

那么辩证的推理和修辞学有什么关系呢？按亚里士多德，这第二类推理作为或然性的三段论，在论辩中名为“辩证的推理”，在修辞上则称为恩梯墨玛（enthymema），也就是修辞式推论。这同一个东西贯通了两个不同的领域，即论辩和修辞，也贯通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即论辩术（或称辩证法）和修辞术（或称修辞学）。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关于知识我们是从确实的地方出发进行推理的，而修辞问题在希腊人那里首先涉及的是公共事务，比如他讲有三类修辞，廷议、颂扬、诉讼等等都与公共决断相关，这里不细说，总之是与实践相关的。大概因为亚里士多德区别理论和实践，他对同样缺乏必然性的、或然性的三段论论说给了两个名字，一个叫辩证的推理，一个叫修辞的推理。在我看来，与证明的推理相比较，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当然，我在某些基本理解上和亚里士多德不同，我同意某种像“理论实践”那样的东西，而哲学是其中一种。这样，哲学和修辞研究也就关联起来。我注意到，哲学家的自觉意识和实际做的理论之事之间是有落差的，就是说，哲学家期待自己的理论具有逻辑必然性，而他的实际推理论证无非就是辩证推理，无非就是恩梯墨玛，无非是某种或然性的东西。这样，修辞问题就无可避免地进入到哲学领域里面来了。

那么，我们平时为什么不把修辞学做这样的理解呢？主要是因为在西方传统里面，rhetoric有自己的命运，这里也不能细说。Rhetoric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我说重要，是指有哲学意义。罗马时期，或许至少到西塞罗为止，差不多也还可以，但后来就不行了。基督教兴起之后，说服性论证实际上被打压得很厉害，因为优先的是信仰。这时候修辞学自己也在慢慢地矮化，按照托多洛夫的讲法叫做自我矮化。文艺复兴时期有短暂的例外，近代以来，修辞学这个词，就是rhetoric，主要变成搜寻研究修辞格的“小”学问了，其格局差不多相当于希腊时代修辞学所涵盖领域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因为关于修辞格的选择的问题也是并且只是古代修辞学的一部分，是涉及到技巧的那个部分。修辞学一旦矮化到这种程度，它就从一个本来很大很重要的学问学领域或者学科，逐渐变得没什么重要作用了，成了文学研究的一个小部分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知道的，你要是说修辞在哪儿研究，那你就要到文学系去。文学意义上的修辞研究，重点在辞格的研究，修辞也就自然成了一种言语装饰性的活动了。这当然也可以变成一门艺术，但是至少在哲学上，它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因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内容。

董：那么在当代哲学界，修辞学是否已经完全淡出了哲学领域，是否还有人从事哲学意义上的修辞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对哲学发展又有何重要意义？

马：二战以后在欧美学界，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些潮流，例如所谓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例如皮雷尔曼、肯尼斯·伯克等人，他们又重新开始，或者说再次开始研究修辞里面的思想问题，而这是古代修辞学曾经关切过的东西。这种重新兴起，又会和我们哲学上所知道的那个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可以呼应在一起。这类新尝试，在法学、传播学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我自己的兴趣则在哲学上，是针对哲学开展修辞研究，这方面可举的先驱有尼采、伽达默尔、托马斯·库恩、费耶阿本德、乔治·莱科夫等人。我近年来在隐喻研究方面用功较多，都是在修辞学的范围内谈问题的。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哲学家们有意识地多多少少地锤炼过逻辑，以至于到后来我们有了由弗雷格他们所开始的现代的符号逻辑。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把哲学弄得更严密一些，愿望如此，但我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因为当他们把逻辑工具磨练到那么精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在哲学上没有用了。如果想把逻辑弄严格，必须使用约定的符号，符号逻辑必须把符号及其使用规则事先规定清楚，然后以此构造命题，再构成命题系统。这套演算性的系统其实挺像数学的，以至于当大家把工具弄好之后发现，哲学内容基本进不了这样的系统。换言之，对哲学来说，这样严格而且优良的符号“语言”也没什么用处。哲学其实还是在自然语言的轨道上继续走。那么修辞学研究的必要性或者说价值，我想在这个对照中也就看得出来了。

我想，哲学要形成一种对自己的健康的自我意识的话，就不能总假装看不见自己的言说里面的那些修辞性的东西。相反，假如哲学家总是声言我这里有一套神奇的逻辑，它带有最好的必然性，你不服不行，这恐怕是自欺欺人的——首先是自欺，接着是欺人。

有些哲学对语言有高度警惕，例如认为“说”总不过是用来显示或衬出“不可说”。但是哲学毕竟不能压根不说，否则哲学就成了气功或神秘修炼了，而哲学之说也不是诗或神谕，它总得说理才行。这种说理，就应该算在古典意义上的修辞领域的论证或推理的范围内。哲学是能够讲道理的，也是能够说服人的。但是它是不是能达到数学的那种确然的程度？我认为达不到，哲学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办法。

我尝试在哲学这个园地里面进行修辞的研究，理想的话，它可能会大大改变哲学的面貌，我自己是这么主观上确信的，这是支撑着我能够很有干劲儿地做下去的理由。我大概不准备提出来又一种新的哲学学说供人们参考，我的探讨是二阶意义上的，是“反”思性的（re-flective），比如说考察形而上学或者世界观或者泛泛的哲学思想到底是怎么构建或生成的等等。同时，我的研究也是经验性的，需要积累个案，比如我经常会讨论一下笛卡尔，讨论一下柏拉图，讨论一下马克思，讨论一下《老子》等等。也许在有效的积累之后，会得到一种原理性或者说概括性的哲学修辞学说，这仍有待于来日。

董：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适逢吉林大学七十周年华诞，所以在最后能否请您送给母校一句寄语？

马：华诞需要祝福。我怀着无尽的感激祝福我的母校。吉林大学在我心里具体为吉林大学哲学系，具体为我的老师们，我曾经的同事们，和曾经的学生们。人是大学的灵魂，作育英才是大学的天职，祝母校承历史之辉煌，葆群伦之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