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大七十
吉林大学哲学系自1958年建系以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爱智求真敢问真”的学者，他们走向全国各地，为开创和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筚路蓝缕、笔耕不辍。今适逢吉林大学七十华诞，本平台特开设《吉大七十•哲林人物》栏目，刊登一系列吉大哲学优秀系友专访。忆往昔峥嵘岁月，叙今朝母校情深，展未来踌躇满志……
“做最自由而规范的哲学”
——访徐长福教授
徐长福，1964年生，四川眉山人，哲学硕士（1994年，吉林大学，导师为蔡英田先生）、哲学博士（2000年，吉林大学，导师为高清海先生），目前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实践哲学评论》主编，英国Global Discourse（全球商谈）杂志编委。
代表著作有《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2版）、《走向实践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版）、《拯救实践》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1版）、Marxis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Parodos Verlag, Berlin, 2016) 等，在德国Marx-Engels Jahrbuch、英国Studies in Marxism、美国Socialism and Democracy和《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台湾地区）等中外刊物发表中、英、韩、西文学术论文百余篇。
采访时间：2016年8月8日
采访人： 黄竞欧（以下简称“黄”）
被采访人：徐长福（以下简称“徐”）
黄：徐老师，您好！很荣幸能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采访。我们知道您在吉大读书期间师从高清海老师，在高老师的眼中您是一位怎样的学生？
徐：高清海老师在给我的博士论文《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所写的序言中对我是这样介绍的：“据我的了解，在学习期间，他就善于动脑思考问题，思维相当敏捷，而且长于分析。他从四川边远地区到我这里读硕士学位，当初就是带着一大堆‘问题’来的，到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已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本书原稿是他的博士论文，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其他人很少注意、却事关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的问题。这是他经过长期思考发现的问题，在我们听来许多观点都很新颖，所以在答辩会上曾经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
我本人最看重的是高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的如下评价：“我觉得作者的这部书，其意义决不只是在理论方面，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在我看来，本书提出的‘问题’的意义更大于它给出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性、历史性的意义的。”
顺便说明的是，我跟高清海老师建立起通信联系是在1987年。在他的感召与鼓励下，我于1991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蔡英田老师。高老师那时候只招博士研究生，但对我有许多直接的指导。到1997年，我才正式成为高老师的博士研究生。
黄：那么您是如何走上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的呢？
徐：大约10岁的时候，我读了小说《闪闪的红星》，为主人公传奇的经历所迷醉，从此有了经历一番再将其写成小说的人生梦想。正是靠着这一梦想，我在贫寒的处境中勤奋读书，于1979年考入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申请自我放逐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工作，一干就是8年。
1986年，在送走了一届高中毕业生之后，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条件从事文学创作，我设法调到了阿坝州教育委员会所属的《阿坝教育报》（现《四川民族教育报》）做编辑。可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次调动，让我的人生转变了航向。我到教委工作大约3个月后，置身官僚机器中的种种见闻让我长期压抑、痛苦的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哲学的突破——我自认为洞察到了这个社会的根本弊端之所在。按自己那时的理解，这个社会从制度到意识形态都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颠倒了人和物的关系——把所谓客观必然的物奉为目的，而把活生生的人贬为手段。这种突如其来的觉悟让我既亢奋又害怕，不知所措，难以自持。在经历了数月的内心煎熬和外部冲击之后，我于1987年春毅然决定放弃文学梦想，转向哲学研究。从那时起，在那片崇山峻岭中，在那间被高墙挡住阳光的阴暗陋室里，我几乎用尽了全部的业余时间来自学英语和哲学课程，开始了备考研究生的艰苦历程。
1989年初春，我总结了自己“悟道”以来的哲学心得，写成了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并忐忑不安地邮寄给了高清海老师。令我大喜过望的是，高老师不仅很快回了信，而且称赞我的一些观点远远超过了当时那些庸人哲学的见解。这一宝贵的鼓励让我与他结下了永远的师生缘分。1991年，我抓住被单位“恩赐”的唯一一次考研机会，考进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终于逃离了那座多少年后仍令我胆寒心悸的深山小镇。
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从业者，您的专业追求是什么？
徐：简言之，就是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或者说，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成一门正常的学问。
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所内在包含的学术性被揭示得不够，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要有坚定的信仰、能够跟当下的政治取向保持一致就是合格的，学术上马虎一点没有关系。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议论：似乎一强调学术性，就是搞“经院哲学”，就是不要政治性或冲击政治性，就是不关心现实，从而把学术性看成政治性的反面。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政治影响，在众多原因之中，学术性肯定是一个基础性原因。
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一个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容易的，只要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后举手赞同即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一个实践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难，哪怕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要信仰它，照本本上的说法去做就行。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一个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却难之又难，因为我们至少必须像马克思那样读书，读马克思的书，读马克思读过的书，读马克思没有读过的书，读马克思之前的书，读马克思之后的书，因为我们只有这样去读了，才谈得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
除了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这种主张外，我自己也一直在实践这种主张。这包括三方面：其一，以完全学术的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具体问题；其二，尽全力坚持思想自由、学术规范的原则，维护人格尊严和学术道义；其三，做国际化学者，坚信国际承认比国内承认更具学术真实性。
特别要说的是，从吉大毕业以来，我一直强调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化。近十年来，我已在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国的同行杂志发表了十多篇外文论文，并出版了一本英文论文集。其中，我于2014年在德国Marx-Engels Jahrbuch（《马恩年鉴》）上发表了中国学者迄今唯一一篇论文。该刊是当年东德和苏联党中央联办的国际标杆性学术刊物，苏东解体后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接办，目前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本领域的国际顶尖刊物。在这篇论文中，我突出地介绍和评价了高清海老师的成就。另外，我今年在柏林出版了论文集Marxis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由英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专家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先生作序，他评价道：在既批判现实又保持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冲击力的中国思想家群体中，徐长福走在最前列。我感到，这种国际承认或许是最能用来告慰高老师的。
黄：您在学术上关怀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徐：据我个人的体会，学术上的许多争论表现为观点的分歧，其实是关怀不同。我所关怀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原生性问题，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问题；另一个是次生性问题，是我走上哲学之路后遇到的新问题。
我的原生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头一个时期严格按照理论原则来进行的实践，又是那么的坎坷，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人类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按照一种理论学说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而言，我们作为当事人所经历的这场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可这个“反差”有人研究过吗？好像没有。自由主义只是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贬之为幼稚的错误；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把问题归结为操作上的失误。这两方都不反省我说的那个“反差”——一流的理论和成问题的实践之间的“反差”。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究竟该是什么关系？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所有这类“反差”事件中究竟能够提取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
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全球化的景观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转化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仅仅服从一种单一的理论原则？即是否如果寻找到了或建构起了一套所谓正确揭示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和价值目标的理论体系，比如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全人类就都该接受这个体系，并仅仅照这个体系去做？这就是我所关怀的次生问题。
次生问题和原生问题在学理上内在沟通于上述那个基本问题，可以转写成：人类生动复杂的实践是否能够还原为某种单一的理论？是否应该仅由某种单一的理论开出？原生问题是这个基本问题主要在既往历史中的表现，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在延续；次生问题则是我们当下的实际。
可以说，我的全部学术活动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由于这两个问题既涉及理论的方面，又涉及实践的方面，因而我常常在抽象的形上学领域和具体的实证科学领域上下求索。我把自己的这种研究笼统称为“实践哲学研究”，并以之作为研究生招生方向的名称。
黄：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主要学术收获吗？
徐：我的第一个主要收获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完成于2000年初，以《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之名于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3年由重庆出版社再版。
在这本书中，我从工程出发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工程是我们有计划建构的设施。要建造工程，必先设计工程。设计所要明确的东西包括：该工程是什么样子的——形状、结构、特征、功能是什么？用什么材料、哪些材料、多少材料去建？靠谁去建——谁支付费用、谁指挥、谁设计、谁施工、谁受益、谁承担责任？这些因素都是具体的个别事物，我称之为“实体”。设计不是对这些实体的简单堆积，而是从工程意图出发根据所牵涉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所作的有序构想，这些联系一般都表现为既有的科学原理，也就是说，工程总是要按照特定的原理来设计，这些原理我称之为“虚体”。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由一个实体或一类实体来构造，它所关涉的实体一定是复数的和异质的（即不同种类的）；同时，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或一种学科理论来设计，它所牵涉的学科和原理一定是复数的和异质的，即这些学科和原理一定无法从逻辑上还原为某科某派的某套单一理论。所以，只要我们从工程建构出发去看世界，世界就是由绝对多元的实体和绝对多元的虚体相互交织而成的，工程设计就是这两种多元性因素在特定建构个案中的综合统一。
根据这一理论前设，理论思维就仅仅是认知虚体的思维，讲逻辑、讲道理、一以贯之、客观有效，但这种思维不能用来设计工程，因为工程中的因素尽管可以由不同的理论去分类说明，但没有任何一套单一的理论可以逻辑统一地说明工程设计所必须处置的全部异质性因素，因此，工程设计所需要的理论一定是复数的、异质的、多元的，其思维方式一定是不同于理论思维的另一种思维，我称之为工程思维。工程思维的根本特点在于：针对特定的工程个案，依据建构意图，遵循所有相关的学科理论，对所有要素进行不同于逻辑推理的复合集成，最后形成一套最优化的、可操作的设计方案。反之，也不能用工程思维去构造理论，因为理论原理要有效，必须具有逻辑必然性，工程思维把不同的因素连接在一起，靠的不是逻辑必然性，因此，用工程思维搞出的理论一定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一来，我就用自己的这套理论初步回答了自己所关怀的原生问题：杰出的理论为什么不能取得其所预期的实践效果？这是由于理论思维僭越的结果，即：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使得工程设计漏洞百出，无法实施，或实施后达不到预期目的。同时还回答了另外一个相关问题：为什么那些纯粹出于论证工程意图的合理性而搞的所谓理论研究总是信誉不佳？这是由于工程思维僭越的结果。本书的基本结论是：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必须划界——理论思维用来认知客观规律，工程思维用来筹划人类生活，二者应实现一种结构性互补。
我的第二个主要收获是《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这本书。
该书是汉语文献中第一部关于“实践智慧”的专题论集，由16篇论文编纂而成，反映了我在完成《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一书后在实践哲学上的研究重心、思考过程与理论心得。“实践智慧”是对亚里士多德phronesis一词的翻译，相应的英译为practical wisdom。英语也译该希腊词为prudence，相应的汉译为“明智”。本书不仅深入发掘了有关实践智慧的传统学理资源，而且详细阐述了何以要把走向实践智慧作为实践哲学的一条新进路。该书既针对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传统，也针对极端的后现代观点——前者以理论的方式处理实践问题，把异质性的实践变成同质性的理论的简单应用，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后者否定理论，有使实践失去必要约束的危险。该书认为，理论和实践具有一种复杂的双向交织关系，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应当各得其所并相互为用。该书在最后把这种探讨定位为“元实践学”，把这套理论命名为“异质性哲学”。
我的第三个主要收获是2009年初完稿的专著《拯救实践》第一卷“意识与异质性”（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1版）。该书也是本人迄今最重要的成果。
该书对西方哲学史上若干主要学说关于意识的理论以及其他相关基本理论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批评性研讨，凝聚了本人十余年从西文研读和讲授西方哲学经典的基本收获。该书详细研讨了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本人的主要学说，重点研讨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谓词理论和其他相关的重要理论，有针对性地研讨了笛卡儿、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施蒂纳、密尔、马克思、恩格斯、马赫、弗雷格、胡塞尔、罗素、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克里普克等哲学家的重要相关思想。在研讨过程中还参考了大量中英文研究性文献。为了挖掘非西方的理论学术资源，该书还对中国墨家、名家的逻辑思想和印度因明学进行了尝试性研讨。
当然，该书主要的工作不是哲学史梳理，而是通过批评诸家学说而自立一家之言，即我所谓“异质性哲学”。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人的意识有两个异质的领域，一是自然直观，二是符号指谓。自然直观是人与生俱有的意识机能，它能够直接意识到对象并认定其存在。符号指谓是人工创造的意识机能，其特征是通过符号在意指和述谓之间的配合来实现对于对象的意义的意识。自然直观能够把握对象的存在，但不能把握对象的意义（即普遍性），所以人需要有符号指谓去揭示意义。符号指谓把自然直观所提供的对象分解为主词所意指的东西和谓词所述谓的东西。主词表示有一个对象存在，其意义是什么有待谓词的说明，在此意义上，主词是一个意义空格。谓词表示一个意义，可以用来说明这个主词，也可以用来说明其他同类主词。主词有三种：意指个别对象的个别词；意指个别对象的类的实在词；意指符号指谓机制的范畴词。谓词也有三种：表示个别对象的最近类的属（eidos）词；表示包含属的较高类的种（genos）词；偶性词。在所有非复合的词语中，表示个别对象的专名只起指代的作用，本身没有意义，为无义词，只能作主词而不能作谓词；其余词语则为意义词，既能作主词也能作谓词。对于任何一个个别词来说，由于它没有意义，因而其谓词对它的述谓是否恰当，只能靠直观到它所指代的对象来认定，而不能作任何意义上的逻辑推定。此间的关系叫作指谓异质性，其规范原则叫作指谓不比原则。进而，在谓词部分，由于个别词的属谓词和种谓词之间具有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其结合的恰当性可以逻辑推定。这种关系叫作属种同质性。但个别词的属种谓词与偶性谓词之间由于不存在类似属种词之间的那种关系，因而其相互结合不能逻辑推定，只能直观认定。不同偶性谓词之间的结合也是如此。这种关系叫作述谓异质性，其规范原则叫作异谓不比原则。扩展分析表明，这两种异质性普遍存在于符号指谓的各个层面，并表现出复杂的情况。指谓不比原则和异谓不比原则综合起来，构成异类不比法则，即异质性规律，亦即范畴律。范畴律是规范符号意识的一条迟到的大法，其根本意义在于为所有符号意识行为厘定界限，其突出价值在于让一切关于实践的符号意识行为不要耽于同质性推论，而要诉诸尽可能多的直观去把握异质性。
该书的核心价值在于详细阐述了范畴律。范畴律的主旨是：由于分属异质范畴的词语之间缺乏比较和通约的共同标准，不能相互还原，因而其间的结合只能靠对于对象的直观认定而不能靠逻辑推定。范畴律由相互衔接的三个阶次八个字母表达式组成（此不详述）。
范畴律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呈现了符号指谓的异质性意义关系，从而表明了逻辑推定的内在限度，并为强化对符号意识的直观约束提供了终极根据。如果说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是反映符号意识的逻辑约束的法则的话，那么，范畴律就是反映符号意识的直观约束的法则。相应地，如果说演绎法、归纳法和其他各种逻辑运算法是逻辑推定的方法的话，那么，异类不比的意义分析法就是直观认定的方法。既然符号指谓中交织着同质性关系和异质性关系，单纯的或过度的逻辑推定就显然有必要受到遏制，并有必要由直观认定去加以平衡。
至于范畴律所带来的理论效应，特别是在拯救实践上的效应，我将会在《拯救实践》第二卷“自由与异质性”中逐步阐述。
黄：您的哲学学术观是什么？
徐：哲学是最自由的学问，也是最规范的学问。它包含三个向度：文本向度、问题向度和学理向度。
文本向度是我们最熟悉的。在现行八个二级学科中，哲学主要意味着解读文本、梳理文本、诠释文本、阐发文本。文本向度固然是哲学的一个基本向度，却不是唯一向度，甚至不是主要向度。文本向度只是哲学的历史向度，是哲学的过去时态。文本对哲学活动起学科规训、理路借鉴和思想给养的作用。
问题向度似乎也是我们熟悉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可是，现行分科体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定理论联系当下法定政治需要的实际。在其本真的意义上，哲学的问题向度所指的是哲学家以自己的哲学去面对和回应现实问题。这是哲学的实践向度，也是哲学的现在时态。
学理向度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但实际上却是我们最生疏的。自从我们共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不觉得还有什么学理需要去探求了。或者，只要我们找到了各自可以寄托生涯的主义，不管它是老祖宗的还是外来的，也就可以不必辛苦地再去亲自探究什么了。然而，学理才是哲学的根本，才是哲学可以提供给世界的最实在的东西。学理就是纯粹的道理，不管形诸什么样的文本，也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会成立，都会起作用。哲学学理就是这种纯粹道理的道理。学理向度是哲学的本质向度，是哲学的将来时态。哲学劳作始终以探寻新的学理为目的，是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理论学术”；而新的学理以及新的学理所表达的意义始终在哲学理论活动的将来。一种哲学发现了新的学理，就等于找到了自己的魂魄。一种失魂落魄的哲学不过是理智世界的行尸走肉。
哲学的理论成果而非一般意义的学术成果是哲学学科的终端产品。不出理论成果的哲学，好比一棵光开花不结果的果树，好比一头草不少吃却挤不出奶的奶牛，好比一片只见耕耘不见收成的田野，好比一条机器轰鸣但没有成品下线的生产流水线。
哲学理论思维是全部理论思维的基础。没有一个哲学贫困的民族会在别的学科上出现真正的理论创新，而没有理论创新的民族在如今的全球化体系中最多只能成为理论生产大国的附属实验基地、制作车间与倾销市场。没有能力从事理论思维的民族是可怜的，而有理论思维能力却自限甚至自残其能力的民族则是可悲的。
上述理解也是我个人哲学学术实践的一种自我表白。我很钦佩一些学者的文本功夫，也很欣赏另一些学者的问题意识——我从这两类学者那里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最看重并倾力而为的还是在文本功夫与问题意识基础上的学理发现——我称这种做法为“以学术开思想”。
黄：您认为应当如何修持哲学学术的德性？
徐：一言以蔽之，返归圣人之道。何谓圣人之道？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志于道”，这是为学和为人的根本，是基础，是立场，是阿基米德点，是北斗，是第一原则，是绝对命令。有了这个东西，方向就明确了，心里就踏实了。“据于德”是说，道是贯通万有的大道，德是内在一己的修持，对道的坚守必须落实为德性的养成，缺德无从体道，无德必定无道，道不虚玄，就在德中。“依于仁”是说，道和德都不是无情物，不是冷冰冰的东西，道德寄寓人心，发于仁爱，无爱之人怎能与之言道德？“游于艺”是说，仁爱不是空洞的，不是软弱的，不是几滴同情的眼泪和几声无力的叹息，它应当有本事，有力量，起作用，出成效，而这一切都依赖于技艺的学习、掌握、锤炼和出神入化，无艺之仁，有心无力，爱莫能助，没有艺，德是枉然，道为空谈。
为学上，艺就是学问，就是读书和请教，就是尽可能多地向大师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练就一身本事，在学术操作中游刃有余。但学问不是目的，技术水平的高低不是衡量学术的最高准则。学问的用心要端正，动机要纯良，要“依于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若公为私用，化公为私，因私枉法，徇私舞弊，其后果比一般的私心杂念、自私自利要严重百倍。而秉公摈私，系于一念：仁者爱人。学术上违心就是不仁，就是小人，就是乡愿。不过，爱并不是根据，爱有偏遍，有厚薄，有远近，有久暂，有恒易，甚至有对错，故仁须以德为据，有德之爱才是真爱，才是纯爱，才是正确的爱，才是可靠的爱。学术之德就是坚持原则，追求真理，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利，只唯实。为政无德为民贼，为商无德为市贼，为学无德为文贼。有德令人心安，令人神清，令人气爽，这是因为德分有道，而大道无形，出形之中，越形之上，无执著，无滞碍，高山景行，仰止行止。
我深信，哲学学者如果缺乏起码的学术德性的修持，不论做哪种类型的研究——文本、问题抑或学理，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建树。
黄：您认为哲学成就的指标是什么？
徐：一部哲学史晓谕人们，一个哲学家之所以被载入史册，不在于他出生在某个特别的年份，毕业或工作于某个特别的地方，获得过什么样的头衔或资助，在多么权威的期刊或出版社发表了多少著述并换取了多少奖励，而仅仅在于他创立了为代复一代的史家和同行所公认的独到学说。如果说哲学成就也有指标的话，那么，唯一的指标就是：发现不朽的真理！其表征是：“既没，其言立”。
黄：今年是吉林大学七十华诞，作为从吉大走出去的资深校友，请您赠予母校几句寄语？
徐：在母校建校七十年之际，我的祝愿是：立足七十年的过去，开创七百年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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