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 学 的 责 任 ”

——访刘福森教授

刘福森，汉族，1943年8月生于河北，1965年进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197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职期间主要从事马克思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5年后，同时从事生态哲学和发展哲学的研究。曾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等重要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探索》（合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等著作。

访谈时间：2016年8月26日

访谈地点：刘福森老师家中

采访人：  石尚（以下简称“石”）

被采访人：刘福森（以下简称“刘”）

石：刘老师您好，很高兴能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听说您的大学生活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学期间没有学习多少专业课程，那您是如何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

刘：我1965年入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生活没有给我提供必要的知识，也没有给我一个可以作为工作起点的必要的哲学基础。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因为是“半工半读”，一周到附近的气象仪器厂劳动两天，仅仅有五天的学习时间。1965年一年仅仅学习了俄语、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三门课程，其他课程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不仅没有读过硕士和博士，而且连本科的课程也读的很少。1970年我留校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知识上一穷二白的我，当时应对这个工作的尴尬与困境不用我多讲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好拼命地读书，以便补足工作所需要的必要知识。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既是无法理解的，也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我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在工作后才正式开始的。我不仅没有真正读过本科，更没有读过硕士和博士，几乎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在吉林大学，恐怕我是学历最低的，现在，即使是行政人员，很多也都有硕士文凭了，而我一个哲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竟然连一个学士学位都没有！在后来从教的经历中，由于没有学位，恐怕也影响了一些名利的获得，赶上那个“文化革命”的时代，这是身不由己的。我能够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没办法，晚点上路，只能跑步前行！

石：那您是如何在教学工作中打下哲学基础的？

刘：学习哲学无非是读书和听讲这两种方式。当时听课主要是听了高清海和邹化政这两位老先生的课。这两位老师是在我国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有真才实学的哲学教授。他们的讲课，把我引入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世界”——哲学世界，使我开始懂得了哲学与科学等其他意识形式的区别。通过听他们的讲课，我逐渐懂得了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式，应当以一种什么样方式去思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真正喜欢上了哲学。以前，之所以去看哲学的书，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那时还是在外在的压力下学习哲学的。由于那时并没有真正了解哲学的特点，因此，在学习哲学的方式上，基本上是采取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学习方式，把学习哲学的过程当作来了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因此，那时尽管也非常努力地看书，但是只是了解了一些哲学的概念，记住了一些哲学的论断，讲起课来似乎也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实际上仍然停留在科学思维和日常思维的层次上，根本没有真正进入哲学的门槛。这是因为，哲学不是科学，不是知识，但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所学习的东西，都是科学知识，我们的学习方式也是学习科学的方式。到了大学，仍然用这种学习方式去学习哲学，最后必然“把哲学学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得到的不是哲学，而是知识。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哲学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哲学是观念，是思想。我们常说的“知”，在哲学中乃是“思”。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获得的，而哲学则不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哲学是对世界及其哲学命题的“理解”或“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哲学与学习科学知识不同，学习科学是要得到关于外部对象的知识，而学习哲学则不是要得到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要学到怎么“去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哲学，要真正入门都是很难的。如果学习哲学的结果只是知道了一些哲学的概念和哲学论断的知识，而没有真正学到“用哲学的方式去思维”，没有学到怎么“去思想”，那么，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哲学的门槛。我之所以特别讲了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很多初学哲学的人，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要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在你真正理解了哲学之后，才能知道自己当初还停留在哲学的大门之外；我们应该尽快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的努力将事倍功半，甚至可能永远进不了哲学的大门。

石：您在应《光明日报》的《学问人生》专栏的约稿中发的那篇《学问人生是一体》文章，特别强调了学习和研究哲学必须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这也是您学术生涯的体会吗？

刘：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要真正做好学问，就要始终把做学问和人生融为一体。我们不能同时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在那里做学问，一个自我在追求学问之外的功利性价值。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实际上只是把做学问当成了实现功利性价值的手段，把获得功利性价值当作了做学问的真正目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学术研究走上邪路。现在在学术研究领域泛起的各种不正之风，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功利主义价值观对学术研究领域的入侵造成的。这些不正之风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第一，做学问之人，却没有认真读书的兴趣，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学问之外”，靠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的活动来获得某些个人利益。这些人主要关注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整天算计如何获得最多的个人利益。第二，不认真钻研基础理论，在学术研究上追时兴，赶时髦，什么问题“吸引眼球”就搞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对于那些重大的、基础性的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却从不感兴趣。第三，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学术表演”，靠对外在形式的张扬掩盖理论内容的肤浅与贫乏。例如，生造一些晦涩难懂的词汇、编造一些富丽堂皇的蹩脚句子去表述一个粗浅的思想，这完全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方式，这种现象在一些年轻的学者中比较常见。第四，把严肃的学术研究看成一场游戏，有些人甚至把哲学研究说成是“玩哲学”，这样，严肃的学术研究就被看成了游戏人生的特殊方式。

因此，我认为，要使学术研究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就必须彻底摆脱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仅仅靠政府或学术组织制定一些大家必须遵守的学术规则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学术伦理”的规范。所以，我在这里提出“学术伦理”这个概念。学术伦理的基础是“学术之道”概念。经商有经商之道，从政有从政之道，行医有行医之道，学术研究也应有“学术之道”。学术之道的含义实际上是指学术的本性。无论做什么，都应该符合“道”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中，所谓“道德”，即“道之德”。“德”总是同“道”相联系的。中国哲学强调“道为体，德为用”，即“德”根植于“道”，是“道”在人的实践行为中的实施。这种以道为本的德就是“应当”，即“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因此，学术伦理，就是规范学术主体行为的学术道德。按照“学术之道”去做的学术主体的行为，就是“以道为本”的行为，这就是“善”，而那种不符合学术之道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即“恶”。“道德”强调的是人的实践行为的“自为性”，人的道德行为不是由外在的强制所为，而是出于人的内在的“善心”，在“学术伦理”中，表现为“学术良心”。因此，学术良心概念也是学术伦理的基本概念。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我曾经把符合“学术之道”的行为概括为“学问人生是一体”——这既是一个做学术的活动，也是学术主体（学问人）的积极主动的自我修行之道。失去了学术良心，则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学术伦理”。“学术之道”可能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但最根本的，应该是摆脱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哲学的主要功能是一种教化功能。哲学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崇高境界，它本身是超功利的。因此，坚持学术伦理的价值观，就应该反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对于追求功利的人，对于想通过学习和哲学升官发财的人来说，哲学不仅是无用的，而且由于崇高的境界被利欲所取代，哲学的教化功能就会走向反面，学术研究就必然会走上邪路；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被功利主义所左右，那么，我们就必然发生人格的分裂：一方面，嘴里讲的是真善美，另一方面，内心所追逐的却是个人的名利双收；在讲坛和论坛上，我们是一个正人君子，而在生活中，我们却是一个“学术商人”或“学术政客”，这时我们就会因丢掉了“学术良心”而使“做学问”的自我名存实亡，也必然使严肃的学术研究异化和死亡。因此，我认为，要做好学问，就必须把人生与学问融为一体，让做学问成为“学问人”的真正的“精神生命”和“精神自我”。做学问，应该便使学术和人生得到真正的统一：当你只有在做学问时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当你在做学问之外无法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真正的自我时，你才真正走上了“学术之道”，也才算进入了做学问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学问人生”。当然，我在这里强调做学问要摆脱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不是要人们拒绝物质利益，饿着肚子去搞学问。做学问的人也要吃喝穿住，因而也无法彻底回避物质利益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把由做学问所产生的功利性价值的获得，看做是因做学问而自然产生的“副产品”（结果），而不是把物质利益的获得看做是行为目的。利益会有的，但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把追求功利性价值看做是做学问的目的，而把做学问当成获得功利性价值的副产品的话，这样的做学问就与商人的精心算计无异，因而用“经商之道”取代了“学术之道”。

石：有人说，你是一位很有创新性的学者。您能否简单地概括一下，在您的学术研究中主要有哪些创新？

刘：在哲学研究的领域，我做过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哲学观的研究。对于我来说，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的统一体。首先，我是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开始的，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认识到，在当代社会，如果要撇开生态因素孤立地研究社会发展问题，那么，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性”的发展；离开生态因素孤立地研究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旧哲学（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因此，我开始从生态哲学的视角重新考察社会发展问题。到了21世纪以后，我发现在对马克思哲学和生态哲学的研究中，要使研究进一步有所突破，合理地解释各种观点的对立冲突，就必须在更深的层次上——在哲学观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因此，只有在哲学观的理解上有所突破，才能使马克思哲学和生态哲学的研究获得突破性的理解。因此，我所从事的这三种研究，在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我在前面对马克思哲学和生态哲学的研究，为哲学观上的研究有所突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最后对哲学观的研究，也为前面的研究找到了更深层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我的研究有所创新的话，主要有一下几点：第一，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我较早地（1991年）就提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研究对象上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新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但是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不仅创造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也为新哲学世界观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思维逻辑、历史的评价尺度和历史的解释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不仅是一种新历史观，而且也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而且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并以哲学的“历史转向”为西方现代哲学所进行的生活世界转向奠定了基础。我的这些思想，通过我的专著《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一书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本书入选了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第二，在对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我提出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才能确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内在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上，1995年我在《哲学动态》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发展伦理学”，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第三，在哲学观问题上，我提出哲学观的首要问题——“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论断问题。哲学家们所说的“哲学是什么”实际上只是表达了哲学家们对待某种哲学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支持或反对），它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一般哲学是什么”的知识，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一般哲学。我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对哲学观做出了新的解释。我前后一共发表了五篇关于哲学观的论文，其中有三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石：您经常提到“哲学的责任”，在这方面您对我们年轻学生有什么忠告？

刘：我从1995年以后，开始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新的哲学思考。黑格尔曾经讲过，任何一种哲学（和哲学家）都不可能超越它所在的时代。因此，学习和研究哲学史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旧时代的哲学观念、思维方式、解释原则和思想坐标来解释新的时代的现实问题，例如，在生态文明的时代，就不能再用西方近代的主体形而上学来解释各种现实和理论问题。那种过了时的旧哲学只是与之相适应的旧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不是所有时代的“一般精神”的精华，当然也就不是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类所面对的生存问题发生了根本性质的的变化，这一变化表现为，由于工业文明的恶性发展，已经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而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一危机在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这种时代的变革，决定了我们的哲学也应该进行革命的变革。我们的时代，从长期来看，是生态文明的时代。西方近代的旧哲学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因而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文明恶性发展的结果，而西方近代的旧哲学（主体形而上学）是应该对这种危机承担思想上的责任的。因此，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只有在对西方近代的旧哲学批判中才能形成。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可能离开现实的生活世界。哲学家的价值观，最终是被人类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生存问题所左右的。哲学不是仅仅供人进行欣赏的精神财宝，也不是供社会闲人们打发时间的思维游戏。哲学如果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时代，就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而一个时代如果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就会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固然十分重要，但寻找时代的精神家园，即寻找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始终是哲学家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哲学的研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科学和全部精神文化的发展，影响到人类实践行为的合理发展。因此，我从1995年以后，开始了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与发展伦理学的研究，指出人的实践行为（发展）并非是天然合理的，而是需要规范和约束的；人只是对于他所能够接触到的个别自然物来说，才有可能成为主体，而人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来说，则不可能成为主体。人是地球自然系统整体中的一员，人本身首先和在根本上都是被这个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所决定，因而人不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决定者。因此，西方传统主体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的命题，只是在一个极其狭小的领域才有合理的意义。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以及发展伦理学，正是当代哲学和伦理学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未来人类的生死存亡。我所进行的这些研究，正是从对“哲学的社会责任”的理解中开始的。我认为，始终关注影响时代的人类生存的那些重大问题，是哲学研究者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

石：今年是吉林大学70周年校庆，作为一名老吉大人，您有什么话想特别对母校说的？

刘：希望母校能够积历史之厚蕴，再续绚烂之华章，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