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地平线：从我思之我到交互主体”

——访王振林教授

王振林，女，1956年生，哲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知识论学会理事。曾先后到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交往理论、西方伦理道德哲学。出版专著：《解析与探索：哲学视域中的主体际交往》；《人性、人道、人伦-西方伦理道德问题研究》；《现代西方交往理论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70篇。

访谈时间：2016年9月8日

访谈地点：王振林老师家中

访谈人：   毛华威（以下简称“毛”）

采访对象：王振林教授（以下简称“王”）

毛：王老师您好，很荣幸能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能否谈谈您是如何与吉大结缘，又是因为什么而选择哲学专业的？

王：选择吉林大学哲学系应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1975，我正在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下乡。那一年国家分配给平舆县的外省大学名额只有7个，其中5个留给当地的青年，郑州二中、四中合计500多名知识青年仅占2个名额。7所大学，其中还有两个大学，由于学科的要求不要女性，而剩下的五所大学，吉林大学哲学系因其地理位置与学科特点，竞争相对较小，保险系数大。所以，当县教育局的干部找我谈时，我当即表态：只要能上大学，我不怕天寒地冻，吃高梁米，啃窝窝头，但是，提到哲学专业，我还是有些茫然。因为自小喜欢文学，当时又借调在县文化馆帮忙，所以，心仪的专业是文学。

1975年10月，刚从河南那场特大洪水中幸存下来的我，惊魂初定，便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从北京中转，凳上去长春的列车，到达长春的那天是10月15号下午。当我坐在学校的接站车上，贪婪地捕捉着一掠而过的街景时，一路的疲惫、忐忑便荡然无存了，心灵开始骚动，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

人不是“孤岛上的鲁滨逊”，而是社会的动物，因而当新人聚集在一起，且彼此之间逐渐熟稔起来时，每个人的信息便有意无意地在一个群中四散开来。这些信息首先对我产生的心理效应就是“自卑”，因为第一、我没有时代所要求的政治身份；第二，我对哲学既无兴趣更加无知，而我的同窗侪辈中有的则是学校的政治教员。不过，那时我虽然“自卑”但却不失“自尊”，因而它所产生的能量不是“自轻自贱”而是“自强自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提升自己，所以，我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抓紧时间恶补。不论“开门办学”到工厂、部队与农村，还是在校学习，心无旁鹜，读书，一门心思的读书与学习。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没有改变我的政治身份，但却确定了我的职业生涯。其实，当赵仁光老师征求我是否愿意留校时，我也非常惶恐，因为三年期间，每当政治学习，我既紧张，又从不发言，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如此笨嘴拙舌的我，偏偏就留校当了吉林大学哲学系的老师。

毛：自您留校任教后，在吉林大学工作了近40年，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在吉大哲学系工作期间，令您至今难忘的事情？

王：首先难以忘怀的是留校谈话。大概是1978年7月份的某天下午，在当时文科楼的二楼西方哲学教研室内，由高清海老师主持（后来得知：我留校是高清海老师的主张），车文博老师、邹铁军老师参与，同我正式进行了留校谈话。中心内容是留校后再给我三年时间学习，其中二年到校外文系学习英语，一年去北大进修现代西方哲学，条件是我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专业，不能半途而废；学完后，也不能离开吉林大学。70年代末，渐渐兴起出国潮，去外文系进修的人员越来越多，英专慢班根本进不去，即使英专一年级快班也很难进。最后，经过高老师反复与教务处沟通，只能进二年级的78级快班。这个班的生源基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专英文教员，一部分是英语附中的毕业生。上下课期间，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几乎全部用英语，虽然以前上初高中时也学过四年英语，但那时学的英语，更多的是革命用语，同时也是哑巴英语，所以，初来乍到深感格格不入，很受刺激。后来高老师知道情况后，劝我退出，来年跟英专新生慢班。当时虽然年青，但时间金贵。所以，凭着一股子热情，没有桌子，搬个椅子做在过道的最后面；下课时没有机会听录音（每班只有一架录音机），就趁学生们吃饭时间听；早起晚睡，背诵、精读课文，泛读、朗读英文读物。经过几个月的拼搏，便渐渐跟上了教学的步伐，直到1980年5月，收到教育部委托河北大学在保定举办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班”入学通知为止。

“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班”实际上属于短期培训班，初衷是挽救由10年文革所造成的现代外国哲学的断代。所以，生源来自于各高校的青年教师，老师则都是从各大院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来的专家，如杜润芝、江天骥、徐崇温、罗克汀与葛力等。虽然短短几个月，但是，能够集中聆听操着不同口音，讲解不同流派老师们的课程，的确是受益匪浅，为我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终生难忘的是师生情。按照现下的师生关系论，与我直接相关的有三位导师：启蒙导师高清海，硕士生导师邹化政，博士生导师张维久。高清海老师不仅是曾经教过我们“西方哲学史”与“形式逻辑”的任课老师，同时也是我成家、立业的长者与引导者。张维久老师对我学业上的严格要求，和在生活中的宽厚仁慈，形成了我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师生情谊，在此就不赘述了。重点谈谈我的硕士导师邹化政先生吧。因为与邹老师是一个教研室的，后又师从于他，所以，与他相知、相处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多。最初知道邹老师时，是上学期间在图书馆看书。他那时是右派分子，负责清扫图书馆。或许是心绪不佳，或许是不会清扫，更或许是急于读书，他扫地的方式异于常人，以其说是扫地，不如说是扬灰。他所到之处，尘土飞扬，自习的学生唯恐躲之不急。如果遇到不开眼的，仍坐在那里不动，他就会用扫把杆敲其椅背。每每打扫完毕，他都会躲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从书上撕下来的断笺残篇。后来，他右派摘帽后，我们同为一个教研室，再后来，我有幸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我们那届研究生共计五位，是邹老师招得最多的一届，所以，所有的专业课：诸如康德三大批判，黑格尔大、小逻辑，精神现象学，人学原理、西方伦理学史与辩证法史等全都由他一人来上。邹老师上课，我们绝对不敢怠慢，因为他常常是讲着讲着，会突然停下来，让学生依其思路继续往下推演，如果回答正确，尚可，反之，那可就不好过了。所以，我们那时几乎没有星期天，课前都要尽心研读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以应对邹老师的提问。邹老师虽然课上严苛，对自己的学生铁面无私，但是，课下则尤如未脱稚气的慈父，逢年过节，会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对前来求教的学生，也总是来者不拒。邹老师退休后，曾专门为我的一个学生，从头到尾地讲解了一遍西方哲学史。有道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邹老师可谓这个行当中的翘楚。

毛：近40年来，您在西方道德哲学、现代西方交往理论等领域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做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请结合您的切身经验谈谈您的学术探索经历。

王：对西方道德哲学感兴趣，萌生于听邹老师的西方伦理学史课。我的《人性、人道、人伦－西方伦理道德问题研究》一书，无论从理论的逻辑架构，还是文本中的有些内容，都深受邹老师思想的影响。至于对现代西方交往理论的研究，则始于90年代初，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读了弗莱德．R．多尔迈的《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书中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主体的论述，点燃了我对交往理性与交互主体性问题研究的热情。起初主要集中在对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理论、海德格尔的共在理论、伽达默尔的语言理解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研究。后来因为读博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我又扩展到对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交往思想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也出版了《解析与探索－哲学视域中的主体际交往》一书。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2015年年底，出版了《现代西方交往理论研究》一书，书中不仅涉及德国哲学家的交往理论，同时也包括法国及美国哲学家的交往理论。

毛：您曾三次出国访学，能否谈谈您在出国访学期间发生过的趣事和难忘的经历？

王：第一次访学是2000年，目的地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哲学系。由于我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到该校哲学系进行访问的教授，所以，硬件待遇与系里的老师一样，不仅有自己的办公室，还有出入资料室、复印室和办公用品仓库的钥匙与便利。我租住的房子在校园内，离我的办公室非常近，大概5－6分钟的路程。所以，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办公室，这样，既有与系里的同事交流的机会，也可快速的与他们熟悉起来，同时，还方便找书、读书，复印资料。当时，要融入到新的群体，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交流。我虽然在外文系进修过，但搁置近20年，听说能力都很差。除了上学校为国际留学生办的外语培训班外，课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说话。在系里、课堂上，与同事、学生、秘书，没话找话，错了也不怕，反正我是外国人；在校园内、公园里，寻找机会，与迎面而来的，看上去较为面善的人打招呼，然后攀谈。这种方式非常奏效，从打招呼到交流，慢慢结识了不少人。大约2个月后，加拿大著名逻辑学家詹琼斯．雷的学生大卫来该系教课，他委托大卫能够照顾我这个外来学者，从此我便有了“专属”的外语老师与交流者。他不仅带我参加由学校、系里主办的学术活动，也邀我参加同事、家人的家庭活动。这样，他不仅帮我提高了口语交流能力，也为我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所以，当我到期去学校国际留学生交流处辞别时，我的外语交流能力大大出乎办公室秘书的预料，再加上我们在校园内也会时常碰到，所以，她表示西蒙·弗雷泽大学需要我这样的学者，因而反复劝我找马丁主任谈谈，希望我能再留一年。

第二次是2007年到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系作访问学者。这所大学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学术活动非常多，层次也很高，特别是在5月到8月放假期间，几乎每周都有1到2次，甚至3次学术活动。请来的主讲也不限于美国国内学界，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校名家，以及学生。讨论会也非常热烈，先由主讲发言，然后有专人评论，最后大家提问并讨论。当然，该校的研究生教学方式也令我受益匪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校的教学实验基地：加利福尼亚大学植物园。莫大的山谷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满山填谷，几乎每个品种下面都有标牌，令人感叹怎么才叫办大学。总之，加利福尼亚大学是一所非常活跃的大学，趣事、难忘的事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第三次是2014年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作为期一个月的高访，时间短，任务简单，就不说了。

毛：“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我们的老师，您能否为我们提一些读书、学习或者学术研究方面的建议？

王：读书最好是带着问题读，做到有的放矢，同时，也要做笔记，做到手到眼到。围绕问题，去查找与收集相关资料；以问题为点，从原著、研究材料中去解析、综合它的逻辑演绎与思想内涵，由点到线。由问题的点出发，形成思想的逻辑线索，且使思想观点明确与丰满起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要动手将表达问题实质的名言、警句、段落及出处记下来，根据问题的不同层面给予归类。实际上，在你阅读并记下某段话时，常常会有感而发，那么，就把你的感悟也随时记下来，这样，当你写作时，既可以有据可查，而你的那些读后感，也可以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围绕问题看书，那么，发现问题就尤为重要。毋庸置疑，要关注那些具有本质性的、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但对学生，特别是跨学科的学生而言，要把问题悟透、做好，建议扬长避短，依兴趣选题，且选题不要过大，最好小题大作。当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学习方法和习惯，我这个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