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的途中不断学习

——访樊志辉教授

樊志辉，1964年生，辽宁凤城人，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宗教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刚刚就职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原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代表作有《台湾新士林哲学研究》、《内在与超越之间》、《牟宗三思想研究》（主编）、《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展望》、《中国当代伦理变迁》（合著）等；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新华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多项。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哲学、基督宗教与比较哲学、形而上学与后实践哲学的探索。

采访时间：2016年7月18日

采访地点：樊志辉教授办公室

采访人：  刘诤（以下简称“刘”）

被采访人：樊志辉（以下简称“樊”）

刘：樊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很荣幸能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老师，您是在1983年考入吉林大学，至今已有三十几年。那么您因何缘由选择哲学系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又因为何种机缘而进入吉林大学求学呢？

樊：学哲学对我来说是阴差阳错的一件事。选择学哲学，是受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影响。接触哲学是和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潮、社会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很小的时候会接触一些和哲学有关的东西。我在小学的时候，《毛泽东选集》四卷我就都读过，读过《共产党宣言》，虽然读不懂。小学的时候读过《费尔巴哈论》，也读不懂。你们现在很难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全民政治化，全民学哲学的时代。那个时候书籍匮乏，马恩经典及其注释本是主要的精神食粮。最初读《费尔巴哈论》的解读本，特别是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那句“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句话的解读，印象深刻。80年代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哲学，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把哲学作为一个职业。我是83年读大学，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前了。高考的时候，我是理科考生，也根本没想学哲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报的专业基本上是理科专业，如计算机、自动化，化学等。但是我第一志愿选择了哲学系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吉大哲学有个专业叫自然辩证法，现在没有了，后来就改名叫科技哲学。吉大的自然辩证法是在全国第一个开本科专业的。82年招生，83年是第二届。我记得我报吉大的专业里面，我选了三个专业，吉大的自然辩证法，计算机，和化学。为什么报吉大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许现在学哲学的人很少去关注恩格斯这本书了。《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是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的副产品，他是要寻求对《资本论》的补充，《资本论》完成了马克思在社会领域的规律性的把握，所以也可以算是社会领域的辩证法，他要完成辩证法的一个全过程，就是自然辩证法。后来在西马的论述里面不承认自然辩证法，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恩格斯当年有这本书。我们当年念中学读这本书读不到这么深的层次，只觉得哲学很了不起。我们那届报自然辩证法的同学都是理科成绩中相当高的。

刘：那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本科四年在哲学系的学习经历呢？让我们的读者对于哲学系历史的了解通过您的讲述而变得更加丰满。

樊：当时在吉大，高清海老师还在上本科课，舒炜光老师、邹化政老师也都在上课。吉大哲学这三位先生对我们所有学哲学的人来说，是一个灵魂的塑造。虽然我的硕士和博士不是在吉大读的，但是这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后来对哲学真正理性意义上的喜欢，和这三位老师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专业当时是用了大约一半时间学哲学，另外一半时间学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我们学自然科学的宽泛程度超出如今许多人的想象。内容包括：高等数学、概率论、非欧几何，抽象代数，学过理论物理学、电磁学、热力学、量子力学，学过普通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学过地球科学。基本上都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虽然具体内容如今都忘的差不多了，但自然科学的训练还是十分有意义的。

刘：当时的哲学系会开这些自然科学的课吗？

樊：这是专门为自然辩证法专业开的课，但哲学那部分的课程要比哲学专业少。我们专业的哲学类课程进行了课时压缩，省出近一半时间学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的本科专业的同学毕业后大部分都没有做本行。包括我本人，后来在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时候就改专业了。

刘：您从吉林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就去了南开大学攻读硕、博学位，并从此转入中国哲学专业进行学习与研究，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转换研究方向的缘由，还有这一阶段的求学经历呢？

樊：没错，我后来换到了中国哲学专业，也是很偶然的。1987年大学毕业，到辽宁师范大学工作，讲授自然辩证法（理科研究生的共同课）。我们当年在吉大学习的时候，是中国思想界一个特殊的时期。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思想界开始一场新的启蒙，这和八十年代中国的整个思想状况有关。那个时候中国的思想界重新讨论中国文化的方向问题。中国文化今后的方向应该怎么走？往哪里去？西化论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好等等又重新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里我们就开始关注文化问题。不仅关注西方文化，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我们在大学里受的最基本的教育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我学科学哲学，大学里相对来说西方的东西学的多一些，卡尔纳普，弗里克，维特根斯坦这些学的多一些，但是标准的哲学教育还是以马克思哲学为主。所以我们在本科阶段，像《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哲学笔记》、《唯物主义经验主义批判》等经典书都是认认真真地读下来的。

工作三年之后，1990年我决定考研究生，报考中国哲学专业。这个决定和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也和我个人的精神状况有关。我当年报的是人民大学的东方哲学研究。但我最终没有在人民大学读书。这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所致。

我当年的成绩过了国家线，复试通知要寄到单位。我当时的单位叫辽宁师大，复试通知却寄到了沈阳师范大学（当时叫沈阳师范学院）。人民大学的工作人员将地址上画蛇添足地写上“沈阳、辽宁师范大学”，而沈阳师范大学在沈阳，辽宁师大是在大连。复试通知邮到了沈阳师大，沈阳师大一看查无此人，转到辽宁师大，我接到通知的时候很晚了，都已经六月份了。我坐火车到人民大学一看，复试和体检都已经结束了，研究生就要读不上了。返程时，我坐火车先到了天津，顺访一下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在南开了解到中国哲学专业没有招满，于是我就调剂到南开读中国哲学。在南开大学我师从周德丰教授、方克立教授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刘：据我所知，您硕士论文是做的新儒家思想研究，博士论文是做基督教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您是国内学界最早对于台湾新士林哲学进行研究的学者，您能否就此为我们讲述这些年来您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

樊：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过程不断变化。说得好听叫“拣尽寒枝不肯栖”，说得难听叫好高骛远、浅尝辄止。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学了这么多年还教了很多年，但没做出什么成就。发过的文章现在看来只能叫习作，是没办法拿出来见人的。以后又改学中国哲学，硕士博士是中国哲学专业，但是严格意义上还主要是硕士阶段在学。硕士阶段我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新儒家。论文选题“唐君毅哲学研究”。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我的硕士论文之所以做他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篇硕士论文研究过他，当时国内的书籍还很少，我研究的是唐君毅的超越唯心论思想。

超越唯心论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超越性对人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人有自己的内在性，但是超越性是怎么可能的？你怎么会想彼岸问题？康德三大批判只解决了：认识是怎么可能的，道德实践是怎么可能的，合目的性活动是如何可能的。而超越性是如何可能的呢？这是真善美之外的“圣”的问题。当年我读唐君毅就做了这个题目。如果我顺着做唐君毅这个路子做，我很可能在新儒家的研究领域里成就会比现在大一些。儒家的良知论就触及到人的超越性的问题。儒家是就人的道德性来探究人的超越性。我在那个时候就关注这个问题。我的硕士论文某种程度上还主要是文献的整理。当时我就想顺着唐君毅这个问题继续做，硕士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跟导师谈我想读博士，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方克立老师问我读博士有题目可做？我就跟他谈论一个问题，超越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是我关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解决。（刘：您所关注的问题一直都很超前，放到现在也是大有研究的问题。）方克立老师当时就同意了。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就考上博士了。博士入学之后，思考一个阶段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太大，中国的儒释道、西方的基督教各有自己的传统，难以找到切入点无法处理。超出一个博士论文能处理的范围。其实现在想起来倒也不是不可以做，但是在我当时那个年龄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的。由于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只能在中国哲学内做这个问题，而不是要去处理西方哲学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在中国哲学里面处理一个和宗教有关的问题，博士论文选题就锁定在天主教哲学的中国化上，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台湾新士林哲学。这个研究对我来说是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包括对哲学的理解。不是说台湾新士林研究本身的重要性有多大，也不是说我当年研究本身的成果有多好，而是我由此改变了对中国学界的哲学生态、哲学资源的一个理解。

我们经常忽视一个问题，就是在哲学史中时间最长的那一段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和中国隋唐的佛教哲学，而在我们哲学教科书里占的篇幅却最短。我就一直思考为什么在人类思想中存在时间段最长的最有智慧、思考最深刻的那批人，却被我们的哲学史书写一笔带过。本来我博士毕业之后准备去欧洲读神学，由于一些很现实的因素没有去成。我博士毕业以后本是留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已经把手续都办完了，也是因为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又回到了大连。此后有过几次去国外读神学的机会，也都错过了。1999年我调到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到今天已经十七年了。目前我已经辞去黑龙江大学教职，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

刘：您近年来将学术目光聚焦于中国现代哲学、形而上学和后实践哲学的研究之上，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研究与看法？

樊：2000年前后，我在思考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当代中国哲学界的现状与未来。我们今天哲学思考经常是被所谓的学科建制（八个二级学科）切割。以至于哲学专业内部隔行如隔山。各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话语方式，哲学从业人员经常在为自己的从业做合理性辩护，并互相贬抑。本世纪初我曾经写过几篇不太大的文章，谈论汉语言哲学。我把所有用汉语书写的哲学称为汉语言哲学。以至于我很少会一般意义上使用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中国哲学里面一般不处理西藏、伊斯兰哲学等问题，严格来说他们也算中国哲学，是中国的哲学。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书写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汉语书写。我们做马哲的有多少去把德语都学了一遍？读的依然是翻译过来的马克思的东西，书写依然是汉语书写，问题及其语境依然是中国的语境，所以我把他都称为广义的中国当代哲学或汉语言哲学。我现在思考的问题是：在现代语境与处境下，汉语言哲学的真实性和限度性在哪里？我以为这是中国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10年时间在黑大哲学系开一门课程，叫中国当代哲学，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哲学思想，即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思想做一个历史和逻辑的梳理。2013年我的这个课题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带领我的团队（我的同事和学生）在做这一工作。计划完成三本书：一本书是总论，第二本书是对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界争论的问题做一个汇编，第三本书是对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家的思想成就作具体的整理。这种研究打破今天的学科界限，把当代中国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在思考。工作是计划用3到6年的时间，项目已经做了3年的时间，再打算用3年的时间把这个项目做完。另外我计划用一段时间把我原来做的牟宗三研究项目做完，写一本《牟宗三研究哲学批判》的小册子。

刘：您对于中国哲学界的看法与独到的眼光，确实对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思想和眼界的拓展有很大启发，您近年来还致力于形而上学与后实践哲学的研究，您如何在多年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于后实践哲学的研究呢？

樊：我曾经在2000年左右写过一组文章，涉及到所谓的实践哲学和后实践哲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以及实践哲学的讨论，不仅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理解的问题，更关涉到我们时代的自我奠基问题。实践哲学通常可以在两个意义上理解：一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和理论实践哲学相区别，这个哲学是有关政治哲学、伦理学甚至是有关宗教意义上的理解。二是延续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原则。以实践概念推进近代以来的主体性的内涵：思、意、欲、绝对精神。实践既涵盖又超越近代以来主体性内涵。实践的如此理解隐含着一个实践的自我奠基预设，以为找到了实践就找到理解所有问题的钥匙。但是这个里面隐含了一个极大的危险：即实践的自我奠基和实践的僭越是一样的。实践可以为自己确立合理性根基吗？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真正反思，我们通常都会认为我们理性的根基在实践里面，然后实践的根基是自明的。如果实践的根基是自明的话，我们凭什么会用一种实践质问另一种实践？我们凭什么把历史区分为善和恶，正义和不正义的？我们凭什么指责那些东西，实践的自我奠基里面是否隐含着某种巨大的悖谬在里面？这个问题和我当年谈论超越性是如何可能的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最为关键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把它解决，我现在想清理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界，来看中国当代思想的真实性和边界性在哪里？中国思想的盲点在哪里?哲学的思考都是带有特定视角去看问题，但哲学家的视角却经常不被反思，被视作不证自明的。哲学反思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自己和他人思想盲点的反省来扩展自己的视域。思考中国当代思想界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要看看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最真实的触及到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

高老师去世之后，吉大哲学系曾经编过一个纪念集，是高老师的弟子们纪念高老师的。其中有我的一篇纪念高老师小文。文中谈过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今后如何发展就在于如何消化高老师的哲学。这句话里面我既包含着对高老师的肯定（强调高老师哲学在中国当代哲学发展中的坐标意义），实际上也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后能不能真实地消化高老师的哲学。高老师哲学是中国当代哲学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一个坐标，如何消化它是我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任务。我当年提出后实践哲学的理念的时候是力图消化高老师的哲学。最近我也在翻邹老师的东西。邹老师有三本书，一本是《<人类理解论>研究》，研究洛克的。一本是《黑格尔哲学统观》。一本是《先秦儒家哲学新探》。邹老师晚年有一个哲学大全性的东西，王天成老师在整理，还没有出版。邹老师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就是把马克思、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做一个批判性的结合。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思想界在思考的深度上，比邹老师高的人好像不多。这并不是说邹老师许多观点都能得到认同，而是强调他的思考问题的径路的独特性。

刘：几乎每位老师在为我们讲课的时候都会提到邹化政老师，但是我们这一代对他的了解已经很少了。

樊：虽然我不在邹老师门下读书，但是应当说吉大哲学给了所有吉大哲学人以某种哲学气质。我对哲学问题的把握，包括后来在南开读哲学，跟着导师去抓问题，特别是做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当代哲学，背后都有吉林大学哲学教育的背景。这是一个既有偶然也有必然的因素，偶然是选择某个专业方向具有偶然性，但这个偶然性里面包含着内在的必然气质决定具体去做什么和怎么做。我现在很少去处理一个哲学家的问题，比如说继续去谈熊十力的问题，牟宗三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和吉大哲学传统有关。我愿意去处理一些虽算不上是哲学基础问题但是和哲学基础问题有关的一些问题。

刘：那么在您看来，什么问题才是最真实的哲学问题呢？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真实的哲学问题？

樊：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最真实的问题也许就在于，传统的天道形而上学（是指在古典社会，整个社会是有一套天道形而上学或者说是宗教来安排社会秩序）崩溃以后，我们应该怎样重新安顿我们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也许单靠哲学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哲学要对完成这个任务做一个奠基性的工作。就是对任何一种关涉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安顿的话语体系加以批判性地反思，质问其话语体系的根基在哪里，是否靠得住。当思想话语仅仅是个体性话语，可以将之理解为个体习性的言说和诉求，需要给予同情和理解。当话语体系是具有意识形态诉求的主义话语，就需要反思和质疑。我们今天时代的哲学思考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许多主义话语的根基没有经过真正的反省与批判。不论这种主义话语来自于多么强大的背景：传统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马克思的也好，对哲学家来说没有一种思想传统是可以不经过被反思就被认可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查找我们这个时代那个自明性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自明性的根基？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一个是没有共识的时代，人怎么才能生活在一起。这个问题就是在哲学思考中很重要的问题。

刘：希望您能给我们这些即将要做学术研究并且日后从事哲学教学工作的学生，提一些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建议。

樊：我的建议既包含着别人经验也包含着自己教训。我认为真实的做好哲学研究有二点需要注意：

第一是聚焦哲学问题。哲学研究需要聚焦问题。无论是一个时代还是一个文化传统，都凝结自己特定的问题。哲学思考必须紧扣问题。从精神传统上看，中国的儒道释、西方的基督宗教各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从历史断代看，西方的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中国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理学、明清实学、近代启蒙都各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紧扣问题意识来思考哲学，是哲学的关键。如果找不到哲学的问题所在，就不要做哲学。

第二个是发挥哲学想象力。哲学研究既是理性的工作也是充满想象力的工作，缺乏想象力，哲学思考很难有大的创造。想象力和我们的理性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哲学想象力的发挥既依赖于对自身传统的深度挖掘，也依赖于对自身传统的超越。要深度挖掘自己所在的传统，就要对自己所在的传统有一个同情地理解，既不是简单的盲从也不是简单的拒斥，要深入到这个传统里最真实的问题里去深度挖掘自己的传统。对我们中国学人来说，不仅要深度挖掘中国人自己的古典传统，还要挖掘百年来西方启蒙思潮进入到我们的文化集体里来所形成的文化新统（文化新统也是我们的传统）。另外还要超越传统的限制，超越传统的限制就必须深入了解传统的他者，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跨界。跨界不是要求我们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是要在别人的思想里面找到自己的参照系和坐标。要学会跨界，才能了解我们思考的限度在哪里，边界在哪里。才会在跨界思考的界限中激发我们的哲学想象力。一般来说思想的想象力都在内部的深入挖掘、内部的矛盾碰撞中产生，以及在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和碰撞中产生，才找到那个最真实的问题在哪里。这个过程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只能是阅读。所以我们说这个两种方式代表了两个阅读倾向，一个是带着问题意识对最最核心的经典进行经典阅读，第二个阅读我们把他称为散漫的，漫无目的的阅读，散漫的阅读是可以扩展你的视野，不被你自身所在的学科、所做的课题等等倾向所阻挡。

其实我这样一个说法，也是源于吉大的哲学传统，从邹老师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点。高老师晚年曾经谈过中华民族要有自己的哲学。在2000年复旦开的一次关于哲学本体论的会议上，休息期间我和高老师聊天，我曾经问过高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的思想传统有一个背后的解释学视域，是来自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潮和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国同样面临启蒙思潮，但是背后的基督教传统中国没有，这样一来，在中国解读马克思就面临这一个视域转换的问题，怎么办？高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传统”。其实如果立足于基督教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颠倒的基督教。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要把基督教背景引进到中国里来。这个说法放到政治格局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系。但是放到纯粹学术领域，就要在中国思想背景里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背景里所背负的那个传统，其实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做结合。这个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刘：我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再次表示感谢，最后在七十周年校庆之际，请您给予吉大和吉大学子几句寄语。

樊：我在黑龙江大学给02级本科学生做了四年班主任。今年他们毕业十年聚会。在他们聚会的座谈会上曾经给他们的一个寄语，表达了我对生活、对哲学的一个态度，就是“在爱的道路上不断学习”。哲学被我们通常理解为所谓的爱智慧，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看重它“智慧”的层面，很少看重“爱”的层面。“爱”其实是一个心理意向。我们很看重智慧，也以为“爱智慧”不过就是喜欢智慧。“爱”是需要承担，爱和自由意志有关系，人天生就是需要爱的存在，但是在爱的旅途上人是不会爱的，因此人需要智慧来滋养爱，爱和智慧才成为一体。哲学思考就是在爱的智慧上不断跋涉的过程，就是在爱的途中的不断学习。这里学习是在汉语语义脉络中使用的。西语语义中学习的概念经常用“learn”或者是“study”。汉语里学习的概念，“学”是一个词，“习”是一个词，学习这个概念，如果非要用英文说是“learn to practice”，是“学着做”，是学的一个基本的含义。“习”是鸟在空中盘旋，把学了的东西做出来，就是“学习”。中国人讲学以成人，学着去把人做出来。人是一个生成的存在，不是一个限定性的而是不断生成的。不断生成的过程就是学的过程，在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就是我说的在爱的途中不断学习的过程。

祝吉林大学越办越好！

愿吉林大学的哲学传统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