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论直面时代的呼声"

——访韩庆祥教授

韩庆祥，河南孟州人，1983年获郑州大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兼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有关学术机构教授。中组部联系专家。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班主讲教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和能力问题。近期研究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知名报刊上发表190多篇学术论文，有20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学术著作7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独立主持承担五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人的全面发展研究》和《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的以人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重大项目。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获“全国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主编的《哲学理论创新》丛书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1997年获“中共中央党校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先后五次获“中共中央党校教学优秀奖”等。

采访时间： 2016年8月7日

采访人：   李坤钰（以下简称“李”）

采访对象： 韩庆祥教授（以下简称“韩”）

李：韩老师，您好，很荣幸能够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是因何选择哲学专业，又是如何与母校结缘的？

韩：好的！我因何选择哲学，又如何与母校吉大结缘，这是特殊历史环境下我的学习成长经历中各种机缘合力的结果。1972年，我初中毕业，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当时是“推荐”上高中，我只能辍学回家干农活。我开过拖拉机、喷洒过农药、种过地等，饱尝生活的艰辛。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用两年时间准备，最后以高出当时一本线几十多分的成绩进入了郑州大学。说实在话，当时我也不太懂怎么选择专业，一些“有见识”的父老乡亲建议我报考政教系。不曾想，一年后，政教系分科，我被分到了哲学专业。那时上大学不容易，既来之则安之，我也倒乐于接受。

在师友的指导下，我对哲学“越学越有味道”。随着学习思考的深入，大三时我便立志要考研读硕。为了顺利考上研究生，同时又不打扰宿舍其他同学，我跟辅导员商量后，将卫生间一角稍加改造，为自己夜间读书打造了一个“小书屋”。后来，顺利考取吉林大学张维久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在我印象中，吉林大学的哲学学科在全国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而且随着对吉林大学哲学专家研究成果的了解，我体会到到，哲学能使我们用“两只眼睛”看世界，具有智慧：即感性与理性；本质与道义；真理与价值；道与术。这就与吉林大学结下了渊源。

李：能否为我们回忆一下您在吉大求学期间的镌骨铭心的故事?

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长春的冬季很长，吉林大学又没有院墙，没有什么利益诱惑，反而成就了我的学习，读了很多书。第二个印象，就是吉林大学都是名师授课，高清海、舒炜光、车文博、邹化政、张维久等一批全国知名专家，都亲自给我们研究生讲课，我们确实受益匪浅！还有，我和邹广文在吉林大学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一块儿读书、一块儿跑步，一块儿学习，彼此进行学术交流。吉大，自然环境虽一般，但学习环境极好！

李：根据您历年的学术成果显示，您先后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学研究，其后又转向于能力本体论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当今专注于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那么，您这几次的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变是否有着一定的逻辑关联？

韩：有，而且是我自觉地让其“有”。1983年到1986年，我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高清海、张维久、邹化政等老师的人学研究成果及其思想对我影响比较大。1986年，我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黄枬森先生的指引下，开始把人学作为我学习、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在攻读硕、博学位期间，我注重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读了不少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十分坚信和坚守！当时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与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基本价值和发展历程。我认为，这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首先搞清楚的。通过研究，我得出了“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的结论。

我认为，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体现在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并以哲学的方式批判旧世界，以实践的方式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由于我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实践生成论，自然而然地就会关注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就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确证与实现自己的。人在实践中确证和实现自己，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人之本质的一种理解。这是我从马克思哲学走向人学研究的理论逻辑的必然。促使我转向人学研究的另一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1978年以前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谈“人”色变，把人性、个人利益等人的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1978年以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解放思想、解放人，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从过去回避人的问题、谈“人”色变到解放思想、解放人，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还有一个因素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传统社会，个人对集体相对比较依赖，工业化时代充分展示了个人的力量，是展示人的主体性的时代。人的主体性张扬带来了双重结果，正面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丰富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负面结果是，人被物化了，环境污染了，贫富差距扩大了，精神世界出现一定危机等。这就把人的问题突出出来了，要求我们研究人性，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研究主体性的限度，研究价值取向。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必然走向人学研究。除了以上理论研究逻辑、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和时代发展逻辑三种逻辑外，哲学界老前辈对我的引导，也是促成我走向人学研究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期间，高清海教授和邹化政教授已经开始讲授人学，对我后来的人学研究有很大启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时，黄枬森教授力倡我把人学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以上是我从马克思哲学转向人学研究的大致线索。当然，我是十分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的人学研究，并批判地反思西方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成果。

我真正开始研究“人学”，是在1986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1986年到1996年，我花了10年时间进行人学理论建构，包括哲学与人的关系、人学的对象、人学的定位、人学的性质、人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人学的基本范畴、人学研究方法论、人学基本理论体系、人学的使命，等等。我把我的人学的研究定位于人怎样成其为“是”和人怎样成其为“人”的一门学问。

使人成其为人，需要很多基础和条件，我认为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即道德素养和能力素质。道德强调做人，能力强调做事，最好是德才兼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强调做人，推崇道德学说。然而，关于人的能力及其开发的研究，我们似乎做的不够。我们对道德特别看重，这在今天依然要坚守!但对人的能力及其价值和意义相对注重不够。我试图在注重道德价值的前提下，从哲学上专注于研究人的能力发展和开发问题。我研究能力问题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使人成其为人；二是使中国真正成为中国。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有一个“应然”的理念与价值部分，同时还有一个“实然”的实力和能力问题。没有实力和能力，应然的部分就难以落实，人也难成其为人、国难成其国。由此，我从人学走向对能力问题的哲学研究，核心成果，是提出了“能力本位论。”199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实质——能力本位》。随后，应《北京大学学报》编辑约请，我用一万六千字的篇幅，对能力本位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理阐发和论证，题目是《能力本位论与当代中国发展》。能力本位论提出后，在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影响。2005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能力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进一步论证了能力本位理念。能力本位理念与公平正义理念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能力本位理念的实质，是消解权力至上带来的不公正，就是追求公正，也内在要求做到公正，能力理念的真正确立必然以公正为前提。我国社会存在的某些不公正现象，往往都是能力本位某种缺失带来的，具体说是一些有权力的人与资本的不正当结合带来的。能力本位理念强调的是，在坚守道德的前提下，让有能力有业绩贡献的人到本来应该有的位置上，人人凭能力吃饭，凭能绩立足，只要有能力就会有机会，只要有能力并能得到发挥，人就容易成才。能力本位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一个基石、一个基础、一个结合点。

对人学和能力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我转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在能力问题研究中我发现，中国传统政治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往往使一些人的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成为使人成其为人和实现能力本位的主要障碍；同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昭示着政治作为一种力量，始终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哲学分析中我又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许多问题大都与政治因素有关。由此，我便走向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并提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以此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一种框架。我认为，体制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不改革，体制改革就很难见成效。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是滋生造成当代中国许许多多问题的一个“根”。要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广大人民群众是主体，而中国共产党人是主要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在新时期，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忘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续前行，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重塑政治发展新生态。由此，我就把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注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上。越研究我越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学术环境。

从哲学到人学，再到人的能力问题研究，进而切入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今天注重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各种逻辑发展的结果，这些研究也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在理论逻辑是一贯的。这是我学术研究的基本历程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令人欣慰的是，我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发表的人学研究成果、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成果，分别在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得到了印证和确证。

李：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面向时代问题的。那么在当代应当如何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韩：哲学发源于困惑、疑惑与问题。一部哲学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面对时代问题、分析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度的现实关切， 而现实关切，本质上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关切。马克思哲学是带着问题出场的，始终贯彻着一个清晰的问题逻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的逻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社会实践的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的个人的逻辑、《共产党宣言》中阶级的逻辑，以及《资本论》中商品演进的逻辑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创新和发展，就必须面向问题，包括面向全球问题，尤其是要面向中国问题。

首先，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确立问题领域，搞清楚研究对象。问题不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中，而是发生于实践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问题实际上是客观矛盾与主体追问的统一。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需要注意区分具体科学层面的中国问题和哲学层面的中国问题。哲学视域的“中国问题”，是特指持久存在、时刻缠绕国人、必须经常面对、常常令人疑惑、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以及与这一根本问题直接相关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下述问题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应着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关涉根本方向、普遍存在又与时俱进的总问题。二是结构转型、力量转移和利益博弈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关涉其他一系列问题。三是中国文化转型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精神世界和思想观念，进而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其次，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把“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的哲学研究，真正直面并破解“中国问题”还显得有点薄弱。人们在研究现实问题上存在四种顾虑：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不了解现实，无法研究。当前，学术研究大多还是在使用西方的、中国传统的、经典文本中的、教科书中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没有真正构建起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的大脑成为别人理论的跑马场，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理论的水土不服，结果是“耕了别人地，荒了自己田”。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肯定是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和关注实践的。学术不仅仅是在书斋里做抽象思辨的学院化研究，也可以是对现实问题所做的学理性与独创性思考；学术研究必须是“我在思”，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注解与论证给定的东西。因此，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中国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落脚点。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贯穿这种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第三，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求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话语体系。解决“中国问题”关键还是要靠“中国理论”。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建立“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内在要求。要坚持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建立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在理论目标上，应致力于建构以中国话语为主体的中国理论，这一理论由于其出发且落脚于“中国问题”，最终应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原创”；在现实目标上，理应为分析与阐述“中国问题”提供核心理念与解释框架，并通过不断地解决“中国问题”，为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构建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要确立一套哲学范畴体系。随着时代发展，一些原有的范畴体系、解释框架和话语方式已逐渐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同时，我们现有的学术范畴大多还是在使用古代的、西方的、原典中的。这很有必要，但远远不够。现代学者应该也能够从现实中把握和概括出新的范畴，构建新的哲学范畴体系。这些范畴体系可以根据“结构转型（作为人类社会组成部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性要素的转变，及其相互勾联促成的社会整体性转变）→领域分离（传统社会混为一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互相抽离和独立的过程）→力量转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中主导性力量的变化）→利益博弈（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行为主体对各自允许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的利益竞争性过程）→思想分化（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走向差异和对立）→整合共识（整合分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以达成共识）→文化生态（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如果说自然生态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第一自然，那么文化生态则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第二自然）→整体升级（社会结构整体性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或水平）→现代治理（符合现代性要求和中国国情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构秩序（建构法治、道德、和谐等良性的外在制度性秩序与理性、自律、充实等良性的内在精神性秩序）→民族复兴（中华民族重新回到世界文明中心的地位）”这样的现实逻辑及其内在关联来建立。

总之，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以解决中国问题为落脚点，既要总结以往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也要不断开创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李：您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求是》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数百余篇，“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能否从您的角度为大家提一些学术文章写作上的建议？

韩：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写学术文章，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写学术文章。学术文章，最根本的是其学术性，也就是要有健康的学术良心，一定程度的学养基础，有学理支撑，还有就是学术规范。所以，我觉得写好学术论文需要学者良心与使命、深厚学养基础、一定程度的学理支撑、遵守特定的学术规范，当然，最重要的，要为党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第一，写学术文章要清楚学者良心与使命，端正学术心态。写学术文章是一个良心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费希特曾经说过：“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卖论取官，也不是卖论发财，不能匍匐于金钱。当然，这并不是说学者都应该清贫。学者也是 人，也有家庭，也在特定的政治力量影响下，也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马克思当年还因为生活问题不得已持续给美国报刊供稿。年轻学人一定要弄清楚学者的责任与使命，端正学术心态，看看自己是否适合吃学术这碗“饭”，尽力克服当前知识界存在的急躁情绪与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只有这样，写出的学术文章才可能有意义、有价值。

第二，写学术文章要注重打好学养基础。写学术文章需要经过一定的学术训练，要系统和熟练掌握本学科、本领域的相关知识与资料。这是写学术文章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学者个人学术的高楼大厦就难以建立。因此，写好学术文章应当打好基本功，不断学习新知识，厚积薄发。

第三，文章要有学理支撑。学术文章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要有自己的思考。学术要发展，学术要创新，学者要成长，就不能仅仅只是对别人的理论作注脚。不能让自己的大脑仅仅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一定要在坚持传承的前提下，注重创新发展，统摄各种理论和资源为我所用。要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有思想性，有学理性，有内在逻辑性，也就是形成自己的理论学脉。

第四，要拥有学术分析框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能够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学习，可以起到收缩研究边界，聚焦问题核心以提高研究的深度；其次，要注意积累和运用一些好的分析框架，有效的分析框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我运用社会层级结构来分析中国问题，就是一种分析框架。又比如，我运用“政治·学术·大众”这一分析框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形态理论。另外，就是要多读原典打好理论基础，多看报刊和理论界关注学术前沿问题。

李：今年是吉大建校70周年，在校庆来临之际，您有没有什么话想特别对母校和学子们说的？

韩：我想对母校与吉大学子们说，学术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为党，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要用哲学思考问题，用思想传递时代，用理念引领发展，用实践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