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学方式推动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访贺来教授

贺来，1969年生，湖南宁乡人。1996年在吉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被破格聘为副教授，2000年被破格聘为教授，2001年任博士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全国青联社会科学联谊会副会长，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2001年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支持计划。2004年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入选国家人事部、教育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8年被聘为教育部“”特聘教授，是吉林大学第一个文科的“”。2010年入选吉林省省管高级专家。2010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5年入选中宣部、中组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理论界）。2016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国家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12篇在《哲学研究》发表，5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11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专项项目等多项课题。多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科研奖项。2010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特等奖提名奖，2010年获吉林省第六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4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优秀青年教师奖（教学奖）。2011年被评为吉林省教学名师。曾被授予吉林省五四青年奖章和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

访谈时间：2016年

访谈地点：贺来教授家中

采访人：  刘兴盛（以下简称“刘”）

采访对象：贺来教授（以下简称“贺”）

刘：贺老师您好，很荣幸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我们知道，您是在87年考入吉大哲学系的，也就是说，再有一年您在吉大就度过了三十年。那么，您能为我们讲讲您最初与哲学结缘、与吉大结缘的经过吗？

贺：考入吉大哲学系在一开始完全是个偶然，我大学填志愿没有填写哲学专业，而是填了法律和新闻，这说明人生的道路并非理性规划和预先设计的结果。最早接触哲学，是在中学时期。那时候，每到寒暑假我都从学校图书馆借回各种书籍。记得我最早读的哲学类书籍是一本有关古希腊哲学史的通俗读物，里面讲古代哲学家对世间万物的最高原因和终极原理不懈地进行探索，读完之后令我十分感动。一是为哲学这门学问而感动，它不拘泥于那些细枝末节的、局部性的知识，而去寻求天地间最普遍的、能掌控一切的最高真理，这是何等高远的境界和何等伟大的气魄。有意思的是，这种哲学观现在却成了我着力要消解的目标，但在当时却对我产生了吸引和诱惑，是我对哲学产生神往的最初根由。二是为哲学家而感动，哲学家们为了真理和智慧，超然物外，完全不计个人利害，“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进行着追问和探索，这是何等崇高的情怀和生存态度。我觉得他们与社会历史上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一样，在精神领域指点江山，为人的精神生活和知识奠定基础，因而同样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少年时的这份感动，所以在没有报考哲学却被吉大哲学系录取后，我并没有感到失落，相反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大学毕业后，我在吉大免试攻读了硕士学位，后来又被选拔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然后留校成为了一名哲学教师，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从此成了我的主要生活内容。

刘：您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请问您在跟从高清海先生学习期间对什么事情印象比较深刻？

贺：先生主持的讨论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3年，我被录取为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当时博士生的人数还很少，整个吉林大学一年录取的博士生才三十多个人，博士生导师也极少，不像现在这样阵容庞大。先生每周主持讨论班，已经毕业留校的博士像孟宪忠、邴正、孙正聿、孙利天、刘少杰、胡海波、余潇枫等都参加讨论班，每一次围绕着哲学基础理论中的某一个重大问题进行专题探讨。这对于我的学术成长是极好的熏陶与训练。先生高屋建瓴的点拨，师兄们各具特长的学术风格，让我耳濡目染。更重要的是，讨论班所表现出的民主、开放与充满探索精神的学术气氛，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哲学思考与学术探索的快乐与激情。后来，我的一些朋友，像徐长福、邹诗鹏、马天俊等也加入了这一学术群体，大家一起相互砥砺和激励，形成了一个充满思想活力的学术共同体。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外，很少有经济能力去做其他事情。但大家在精神上过得很充实。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学术成长来说，一个有着共同信念和追求的学术共同体、一些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其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刘：高清海先生晚年提出“类哲学”思想，这一思想提出后许多人表示不解和质疑，甚至今天仍有很多人不解。您作为高清海先生《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一书的合著者，能否为我们谈谈您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先生对“类哲学”的思考的？

贺：“类哲学”无疑具有一种乌托邦色彩，但先生并非对此没有充分的自觉，他明确把自己的“类哲学”称为“走向未来”的哲学。对于执著于“过去”、沉湎于“当下”的人来说，“走向未来”的哲学憧憬让人感觉玄虚而遥远，正像历史上那些仰望星空的哲学家经常遭到人们的讥笑一样，先生关于“人的未来”的哲学想象也引来了人们的怀疑、不解乃至嘲弄。然而，这种面向未来的乌托邦精神却正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精神品格。正如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使命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先生对“类哲学”的思考，意味着他在人们心满意足之时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力，从而不断消解“抽象对人的统治”并因此捍卫人之为人的自由和尊严，而这也正体现了哲学最为根本的价值追求。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承认，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刘：1996年您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乌托邦精神的现实生活世界根基》，后经修改补充作为您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您能谈谈当初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吗？

贺：当时纠缠和困扰我思考的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一方面，对于自哲学产生起就彰显的超越的理想主义维度，我认为体现了哲学的根本精神，这种超越当下可感的现存状态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精神，我用“乌托邦精神”来概括。但另一方面，我又意识到，“乌托邦精神”具有悖论性的双重品格：哲学理论上，传统哲学以无限的热忱追求人的价值理想，但结果却使理想陷入了凝固、僵化和教条，并引发了当代哲学对它的激烈反叛；历史与现实中，人们满怀价值信念，寻求价值理想的实现，但近代以来，饱含价值理性和人文情怀地对崇高的价值理想的追求，以及用这种价值理想来塑造现实的企图，在现实中却造成了人们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面对这两个悖论式的维度，我产生了困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乌托邦精神的异在化？ 如何才能避免其悖论和异在化的命运？正是这个困扰促使我进行研究。

刘：哲学理论有可能陷入凝固、僵化和教条，那么，它为什么会陷入这种状态？这对哲学研究提出了怎样的任务？

贺：哲学本身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开启蒙昧、消除思想桎梏，但另一方面，哲学思想又可能成为一种控制和统治人的头脑和生活的力量，人们一旦接受某种哲学思想，如果缺少强有力的自我批判与反省能力，哲学就可能占有人而不是人占有这种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本性为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任务，这就是要不断地进行哲学观念的变革，这样才能避免哲学陷入教条和僵化的命运，保持哲学思想充分的活力，以此为前提影响、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哲学的观念变革属于哲学的自我批判性活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哲学的演变与变迁，我认为，它实质上正是上述哲学双重性质和两种力量相互较量的过程。而且那些似乎已经被“变革”的陈旧观念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在今天和未来，它们仍然在或将以种种变化了的形式反复出现。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哲学观念变革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种需要哲学不懈奋力承担起来的天命。正是基于这种自觉认识，我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做出一点有限的贡献，我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著作，绝大多数都体现出上述追求。

刘：您能结合自己的学术成果具体谈谈您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吗？

贺：例如，围绕着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我发表了《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等一系列论文，明确提出了“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命题；围绕着究竟如何理解现当代哲学的理论进展，我发表了《三大独断论的摒弃》等一系列论文，从多个视角分析和梳理了当代哲学对哲学基本观念中存在的一系列教条的消解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围绕着“宽容” 概念，我出版了《宽容意识》一书，对宽容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哲学论证和阐述，这是国内目前所见的最早专门讨论宽容问题的哲学著作之一；围绕着如何理解价值虚无主义问题，我发表了《个人责任、社会正义与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等系列论文，明确提出并论证在中国语境中，“个人责任”与“社会正义”是回应价值虚无主义的基础性条件的观点；围绕着应如何理解“人的存在”，我发表了《从“现成性”到“生存性”》等系列论文，提出只有克服现成性的思维方式，从“生存性”思维方式来把握人，才能达到对“活生生的人”的把握；围绕着当代哲学观的变革，我在国内较早提出并论证了从“名词性”哲学观向“动词性”哲学观转向的观点；围绕着在当代哲学视域中如何理解辩证法的问题，我出版了《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和《辩证法与“实践理性”》两部著作；围绕着“现代性”课题，我在国内较早提出并论证了“现代性”的反省作为推动马克思哲学纵深推进的切入点和生长点的观点；围绕着“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并论证了要真正确立以“以人为本”社会发展，首要的哲学前提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观”与“发展观”；围绕着形而上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我提出并论证了“形而上学批判”与“形上维度”的拯救是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的观点，并阐释了“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批判的独特样式的内涵及其意义等等。

刘：通过您的介绍，我发现您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很难辨认您的研究所属的二级学科和领域，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贺：在我心里不存在哲学具体学科领域的划分，我只知道我研究的是哲学的一些很重要的基本问题，而要理解和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学术背景和学理资源。因此，我的自觉定位是：我是一个哲学的学生，一个自由的思考者，一个中国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观察者、反思者和批判者。我认真地阅读和研究哲学史上和当代哲学的重要作品和文献，尽量吸收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财富，但最终目的是要面向“思想的实情”，努力追求形成自己的精神个性和思想世界。我认为，哲学内各二级学科的划分具有很大的人为性和机械性，它并不反映哲学问题和哲学本身的性质。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各二级学科相互排斥、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自设壁垒、拒绝对话的倾向也并不少见。这种现象不利于建立和形成健康的“学术生态”，不利于学术积累和学术创造。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让各个领域的学者之间在一种“和而不同”的气氛中形成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合力”，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刘：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您多年来持续发表寻求中哲、西哲、马哲对话和汇通的文章，例如您去年在《光明日报》就发表了相关的文章。提到《光明日报》使我想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在创刊65周年的时候汇编了一部收录60余篇文章的纪念文集——《思想的历程——光明日报65年理论文章选萃》，里面收录了您的《“划界”与“越界”：哲学介入中国现实的基本方式 》一文，您能否谈谈“划界”和“越界”的具体含义？

贺：我认为，从哲学史上看，“划界”和“越界”是哲学关注现实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所谓“划界”，就是对我们的思维、思想、生活、行为等各个领域划定界限，通过划定界限的工作防止抽象的力量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一种全面的绝对的统治。例如，我们现在谈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强调政府与市场要划分各自的职能，实际上这就是要划界，这是我们党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要把政府和市场的工作划界开，要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防止他们彼此越界。这就是属于哲学的一个思想方法，康德讲的理性的划界，维特根斯坦讲的语言的划界，我们现在讲的政府与市场的划界，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样的。比如，市场与社会的划界，我们的医疗、教育是不能以市场的方式来制约的，我们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不能建设市场社会，这个是有划界的。也就是要自觉把握边界，遵守各自的游戏规则，这样中国社会才可能会更加有秩序，更加能够文明进步。中国讲“和而不同”，在划定边界的前提下才真是和而不同。

“越界”就是越过界限，我们每个人要追求幸福，社会要追求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总是有一些抽象的力量来阻止我们，那么哲学的一个作用就是要越过这些障碍、束缚，这是哲学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方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哲学发挥了很大的越界作用。如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反思，“两个凡是”就是一个界限，束缚我们思想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界限，那么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要越过这个界限，哲学发挥了它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就是越界的作用。比如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邓小平的伟大贡献就是突破这个界限。习近平讲“中国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要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要实现我们中国人真正都有互相尊重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面临很多观念上的、体制上的障碍，这些障碍就是我们的界限。通过哲学的反思、批判的作用，对这个界限进行超越，我们的思想、生活、社会就会往前走。“划界”和“越界”好像是相反的，其实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刘：说到“划界”和“越界”，我联系到早在2007年您出版的《边界意识与人的解放》这本著作，这本著作的写作初衷是什么呢？

贺：《边界意识与人的解放》这本书意在与自我对话，通过这种自我对话，实现自我批判和超越。因为反思自己以往的成果，虽然我努力与“形而上学的恐怖”作斗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形而上学的幽灵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因素，缺乏反思的形而上学痕迹依旧可见。在这本书里，我对长期以来支配着理解人与社会及其发展的哲学基础，即形而上学及其元意识进行了前提性的检讨与反思，为克服形而上学及其元意识，克服现代的解放逻辑及其困境建设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理论意识，即“边界意识”，运用“边界意识”探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各自的规范性基础，为人们重新理解个人生命、社会发展以及二者关系提供思想坐标与理论框架，论证只有在“边界意识”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的引导下，才能既推动“个性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

刘：“边界意识”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智慧，您能从哲学角度谈谈您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吗？

贺：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和而不同”智慧的论述，例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等。如果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和而不同”的三重基本内涵：1.“和而不同”不是对“以一驭万”的“终极词汇”的寻求，不是要用一个单一的观点来涵盖生命、存在、思想和语言的一切面向，而是以承认差异性、承认个性为前提；它不是要为生命、存在、思想和语言提供一个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都适用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支点，而是承认它们都具有其各自的存在运动和历史性生成；它不是要寻找一个人生活在各个领域之上的、掌控着各个领域的通用的“游戏规则”，而是承认各个领域都有属己的、不同的游戏规则。2.“和而不同”不是“什么都行”的放纵，不是放弃约束的无规则的游戏，而是承认人的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都有其必须遵守的法则和原理，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生活的不同“扇面 ”，各个“扇面”都有其内在的要求和游戏规则。3.“和而不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实体的统一性,而是一种“活动的统一性”和“功能的统一性”，它是遵循各自游戏规则的各个“生活领域”、各种“生活形式”在其“游戏”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并生”和“互补”的关系。上述三点表明，“和而不同”所代表的是一种存在结构和价值秩序的理解和设定方式，它要求人的各种生活形式各“安其所”、“遂其位”，不得相互僭越和替代。《中庸》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种“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两方面的内在结合，形成“和而不同”的存在结构和价值秩序。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和而不同”作为一种与“同而不和”有着重大区别的存在结构和价值秩序，其关节点是对“边界意识”的自觉。

刘：2013年，您出版了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一书，您在这本书中想要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贺：我在这本书中主要思考的是个人人格独立和确立的问题。在书中我首先解构近代以来主体性所具有的独断、教条的一面，同时，我认为主体性在西方几百年以来形成的有价值的东西还需要保留下来。这个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是价值主体这个概念。这个价值主体的概念是不可消解的，因为它承认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尊严和自由。如果把这个东西解构掉，那就走的太过头了。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个体性的这种价值主体，几千年来我们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如果说把这个消解掉，其实就是在消解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和解放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人的价值主体问题。

当然，个人人格的独立和确立离不开社会的层面，因为没有社会正义的价值，个人主体的价值也就没法确立起来。尤其对于中国今天的问题而言，社会正义的确立可能有更复杂、 更丰富的意义。目前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最缺乏的价值就是社会正义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实现中国人基本的解放与中国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一个基本前提。在2010年的《哲学研究》上，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何以可能》来讨论这一问题。我对人类解放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要抛弃那种以终极状态、终极结局的方式对人类解放的理解，而要针对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困境，把解放当做摆脱这些困境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东西，一个调节性的理想，而不是一个建构性的东西。

刘：您的研究成果丰富，显示了您学养深厚、思维开阔，在此请您为正在哲学之路上摸索的青年学子提供一点学习和研究上的建议。

贺：首先，要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要对人类思想史上重大的成果做到必要的理解和掌握。对于学习哲学的人来说，不仅要熟悉哲学方面的经典，也要熟悉其他方面的经典例如文学、历史、艺术方面的经典。比如说文学，一些文学家能以他们的方式捕捉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问题，从而启发我们去思考和研究。第二，对于中国的学者，要求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人生存的状况有着深切地关注。也就是说，搞哲学的人要有一种广义上的人文关怀。有了这种广义的人文关怀，我们才能够发现真正的问题，才能产生真正的困惑。问题一方面是书本上来的，一方面是受到生活的刺激，是书本与生活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有了理论基础、发现现实问题之后就会产生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时就要将自己的观点、思想进行提炼和论证，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论证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并不难，难的是用特定的话语方式把这些观点、看法表达出来，这需要进行长期的锻炼。最后，搞哲学的人应该保持一种反思批判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这样一些品质。自我的凸显是哲学创新的一个前提，在任何时候都要考虑“我”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我”应该怎样去想。不要被流行的东西、时髦的东西打扰。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是十分必要的。

刘：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适逢吉林大学七十周年华诞，所以在最后能否请您送给母校一句寄语？

贺：祝愿吉林大学真正成为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熏陶学生自由心性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