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哲学系自1958年建系以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爱智求真敢问真”的学者，他们走向全国各地，为开创和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筚路蓝缕、笔耕不辍。今适逢吉林大学七十华诞，本平台特开设《吉大七十•哲林人物》栏目，刊登一系列吉大哲学优秀系友专访。忆往昔峥嵘岁月，叙今朝母校情深，展未来踌躇满志……
孙正聿教授简介：
孙正聿，1946年11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哲学博士。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曾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代表性著作有《哲学通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下卷）、《思想中的时代》、《崇高的位置》、《孙正聿哲学文集》（九卷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人的精神家园》、《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曾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励。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3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10年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
访谈时间：2016年6月19日
访谈地点：孙正聿教授办公室
采访人：刘诤（以下简称“刘”）
被采访人：孙正聿（以下简称“孙”）
刘：孙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采访。适逢吉林大学70周年校庆，您也刚好度过您人生的第70个年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您作为吉大马哲学科的带头人，同时更是我校的校宝级人物，我们的读者特别期待听到您为我们讲述您与吉大的故事。在您的求学、为学的道路上，您是怎样与哲学结缘，与吉大结缘的呢？
孙：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哥哥的课本，特别是语文、历史、地理一类的课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上中学的时候，每周两元钱的伙食费，常常是母亲在周日向邻居借来的。在那么艰难的日子里，我居然订阅了两本杂志——《世界知识》和《文学评论》。我总是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课外书”，特别是喜欢各种作品中的深沉的思想以及思想家的传记。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或许就是由于这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使我特别向往哲学。大约是在上初二的时候，我读了李卜克内西和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读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和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6年高考的时候，我报考了哲学专业，然而“文革”开始了。在1968 年底下乡当“知青”之前的两年里，由于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我大量阅读了那时可以看到的书籍，其中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鲁迅全集》。在鲁迅的作品中，特别是在他的各种杂文集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思想的穿透力；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理论的魅力。当年阅读这些理论著作，主要是激发了我的理论兴趣和拓宽了我的理论视野，但却没有能力进行深沉的理论思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一些格言警句式的名言，但还不是思想本身。在后来当“知青”和当工人的日子里，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1977 年，当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终于到来时，我又一次报考了哲学专业，从此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开始了我的真正的哲学“专业”学习。1982 年初，大学本科毕业，我选择留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1986 年，我又有机会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在1990 年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这篇论文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刘：“为人为学，其道一也。”在哲学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这句格言一直作为老师们治学做人，打造哲学学科的核心理念。作为哲学系的学生，都会对吉大哲学的发展历程有所耳闻，在课上也常听老师们提起他们的老师。想起自己的老师，每个人都会有深切的情感涌上心头，相信您也是如此。您在吉林大学度过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从一名学生被破格提拔为讲师、副教授、教授。时至今日，您已是享誉学界，桃李满园。作为影响了万千学子的名师，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与老师之间的故事？
孙：我的导师高清海先生在庆祝他执教五十周年的盛会上，曾经非常感慨地说，他的一生有两大幸事，一是遇到了好的老师，二是遇到了好的学生。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像自己的导师一样，也遇到了好的老师，这首先就是高清海先生。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还是在大三的时候，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我的哲学习作《试论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概念》送给先生。令我吃惊的是，先生竟在这篇学生的习作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语。先生认同之处，画上了重重的浪线，写下了诸如“有思想”、“有见地”的字样；先生不以为然之处，画上了重重的横线，写下了诸如“想一想”，“是否如此”等字样。先生的鼓励增强了我的学术自信，1986年考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先生的指导下，在学术上逐渐成熟起来。科技哲学的舒炜光先生，西方哲学的邹化政先生，心理哲学的车文博先生，中国哲学的陈庆坤先生，都对我的学业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我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更是一个充满思想活力的群体。刘福森教授、杨魁森教授等的学术思想，给予我很深的影响。张维久教授、艾福成教授对我的多方面的关怀，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刘：听了您与老师们的故事，让人不禁感叹那是一种现今人们无法企及的状态，也让人联想到吉大哲学系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铸造的“黄金年代”。作为哲学系的第二代学科带头人，您带领着吉大哲学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刚刚公布了“十二五”成果展，在刚刚结束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中，中心在本学术片中总分排名第二，并被评为“优秀基地”。这里面凝聚了您对哲学研究执着的追求，凝聚了中心研究员对学术研究的无限热忱。下面我想就您的哲学研究和学术成果提出几个问题。
您刚刚出版的新书名为《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其中摘录了校友宋继杰的一篇文章，其中他说道：20世纪的西方哲学是一部“元哲学史”，而您对元哲学的自觉与追问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根基。您的博士论文题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可见您从事了三十多年的哲学工作，著作等身，但您对“哲学是什么”一直持续着强有力的追问，这使得您成为吉大哲学灵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您花费半生追问的问题，是否有了答案呢？
孙：顽强地追问“哲学”，这不只是我的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而且是我的哲学研究的“主旋律”。尽管人们对“哲学”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但追问哲学的总体思路却是“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在对“哲学”的追问中，可以形成的一个肯定性判断是：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它具有自己的特殊的活动方式，并在人类文明中发挥自己的特殊的社会功能。由此，对“哲学”的追问，就不是抽象地、空泛地追问“哲学是什么”，而是落实为对哲学以何种方式把握世界的追问，也就是对哲学的特殊的活动方式以及它的独特的社会功能的追问。正是在这种追问中，我把哲学的活动方式理解为“思想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批判性反思。
哲学，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就在于它是隐藏于人类全部活动之中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想的前提批判”之所以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和工作方式，就在于哲学以这种活动方式而表征自己的“时代精神”并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类自我意识中的时代精神，以思想的前提批判构成文明的活的灵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也就是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
刘：您曾说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哲学命题，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所以您强调“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命题，这是您对于实现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所做出的努力，那么这一命题在哲学研究中所实现的创新意义，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孙：“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涵义，并不是把哲学归结为哲学的历史，更不是把哲学研究限定为对哲学历史的研究，而是强调哲学与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要凸显对“哲学史”的研究，更不是要以“历史”冲淡乃至代替“现实”和“未来”，而是把“哲学”合理地理解为“历史性的思想”即不是把哲学当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终极的真理”，把“哲学史”合理地理解为“思想性的历史”即不是把哲学史当成人物的罗列、文本的堆砌和“厮杀的战场”。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历史性的思想”的理论自觉不断地创新“思想性的历史”。就此而言，只有理解“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历史性的思想”构成“思想性的历史”的真实涵义和真正意义，才能达到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与未来。这需要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深长思之。
刘：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才能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实现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在您的博士论文中，您提出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表达了您对哲学的总体性理解。那么现在看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的出发点和聚焦点又是什么呢？
孙：我在博士论文中把哲学归结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这不仅是一种理论探索的结果，而且也是执著地追问生活的产物。
在《哲学通论》中，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追问：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伦理，为什么它也引导人以向善？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真理？难道“哲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吗？
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思考中，我的思想逐渐地聚焦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这个聚焦点的形成，是同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直接相关的。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告诉人们：科学研究世界的“各个领域”，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科学为哲学提供知识基础，哲学则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这种解释，我向自己提出的追问是：如果哲学与科学是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哲学”不就是一种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吗？“哲学”还有什么独立的特性和独特的价值呢？正是在这种苦苦的求索中，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使我感到豁然开朗：“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真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慨。
哲学之外的全部科学，都是把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运用理论思维去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的规律；哲学则是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不是表明，哲学是对科学活动中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性“反思”吗？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的关系；哲学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论述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于是，我把“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确认为我对“哲学”的理解；以这个标题出版的著作，也就成了我的“前提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
刘：现如今，您的新书名为《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这一“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观”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一“思想的前提批判”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孙：我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予以“反思”；离开“反思”的思维，就不能提出哲学意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不能推进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哲学”。正因如此，黑格尔不仅把哲学定义为“对思想的思想”的“反思”，而且在与“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的对比中，深切地阐述了哲学思维何以只能是“反思”的思维。然而，究竟如何理解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究竟如何理解哲学意义的“反思”？在当代的哲学研究中，这应当是最值得追问的哲学问题。正是在对黑格尔的“对思想的思想”的“反思”中，我所提出的问题是：哲学“反思”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构成了我的“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反思观”和“哲学观”。
我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理解，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即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批判；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即对形式逻辑、内涵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前提批判；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即对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等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即对存在、世界、真理、价值、历史等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五是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即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这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所理解的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在我看来，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既体现了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又展现了哲学发展的自我批判的活力和永不枯竭的理论空间。
刘：所以说，“思想的前提批判”作为哲学的活动方式所展开的五个方面其实都是围绕着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本质都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追问。那么，“思想的前提批判”作为哲学的活动方式，是如何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呢？
孙：人类的思想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一个是“反思思想”的维度。哲学以外的人类的全部思想活动都是把思维和存在服从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去“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哲学则是把人类关于世界的思想作为批判对象，“反思”人类全部思想活动所构成的“思想”，追究思想构成自己的“前提”。这表明，哲学的“反思”，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思想内容的推敲与修正，而是“反思”思想中所隐含的各种“前提”。这就是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在观念中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在行动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但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而存在的，这个“前提”并不是作为自觉到的“问题”而存在的；只有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才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批判的对象，从而把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根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就是揭示隐匿于思想中的各种“前提”，并“解除”这些思想前提的“逻辑强制性”，重新建构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从而变革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进而变革人的实践活动。这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哲学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也是哲学的独特的社会意义。这同时也表明，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前提批判”是哲学本身的“活动方式”。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活动方式”是相互规定的：只有在哲学的“前提批判”中，才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只有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决定哲学的本质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前提批判”，既规定了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又决定了哲学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特殊的社会意义。
刘：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通常解释中，常把其归为本体论问题或者认识论问题，把思存关系问题拒斥于基本问题之外，“反思”作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进行“前提批判”的方式与方法，其哲学内涵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辩证法，在重新理解思存关系问题的同时，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辩证法问题”呢？
孙：思想的前提批判，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哲学内涵，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辩证法”。因此，把“思想的前提批判”作为哲学的“解释原则”，内在地包含着把“思想的前提批判”作为辩证法的“解释原则”。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是思维和存在的“矛盾”；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矛盾问题”；研究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关系”和“矛盾问题”，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辩证法”。因此，承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承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辩证法”是哲学的最为真实的存在方式。
刘：在您看来，人类的哲学思想终归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关切，为解决人类生存发展中出现的根本问题而做的追问，因而是为寻求人类自身安身立命之“本体”，您是如何看待现代哲学对“本体”的追求呢？
孙：哲学的“本体论”，并不是某种“本体之论”，而是对“本体”的“追求”。对于这个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奎因简洁明快地提出，“本体论”问题就是“何物存在”的问题，而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则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问题：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是“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奎因区分开了本体论问题与本体论承诺，这对于哲学思维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他和我的意思不一样，我认为哲学的本体论根本不是追问何物存在，因而也不是“说何物存在”。我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提出本体论问题，对本体论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本体就是规范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可以视为我给“本体”下的定义。
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根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作为一种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终极关怀，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是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性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
哲学就是本体论，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根据、标准和尺度。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把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区分开了？诉诸哲学史，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这个根本问题上，使哲学从原则上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传统哲学是把规范人的行为的根据、标准、尺度绝对化了，而现代哲学就在于把它变成了一个自觉的、相对的绝对，我们时代的绝对，历史进程的相对。传统哲学之所以是“形而上学”，就在于全部的传统哲学总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终极的“本体”，并因而把世界分裂为非此即彼、抽象对立、永恒不变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几千年的僵化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当代哲学所自觉到的“形而上学的恐怖”。现代哲学之所以“现代”，就在于其从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从研究路径上实现了“从体系到问题”的变革，从基本理念上实现了“从层级到顺序”的变革，也就是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哲学所追寻的“本体”和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所以，现代哲学是本体论的自我批判。本体论的本质是辩证法。本体论就是本体论批判。
刘：在为我们讲课时您曾经问过我们一个问题，存在论、本体论、世界观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听了您前面的回答，我想说的是，这三者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离不开的，对这三者的理解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是否就是相统一的呢？
孙：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于“存在”、“本体”和“世界”的实证知识，而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实质内容的反思性的哲学理论。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哲学的世界观是以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它既是反思存在的存在论，又是追问存在的根据的本体论，由此构成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法，辩证法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三者一致”的哲学理论。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所构成的辩证法理论。离开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辩证法就会沦为无内容的方法；离开辩证法，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就会成为相互割裂的实证知识。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去透视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才能深切地理解以辩证法为实质内容的哲学。
刘：学界以往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都是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近几年学界纷纷转向了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您于2012年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命名为“《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是什么样的想法或契机使得您以《资本论》作为文本依托，来进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呢？
孙：在我看来，破解“存在”的秘密，是一切哲学思想的聚焦点；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则构成各种哲学思想的分水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他不是追究某种超历史的或非历史的“存在”，而是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正是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以“解放何以可能”为理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看来，由经济范畴构成的《资本论》，是通过“对现实的描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史无前例地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秘密。因此，《资本论》不只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所以说，要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说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最为重要的根据，就是把研究视角重新架构在《资本论》之上，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关系。
刘：《资本论》就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那么《资本论》是如何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孙：我在《〈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篇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当代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我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资本论》是‘运用’还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主要从四个方面作出回答：第一，它体现了马克思把哲学对“世界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并把这种寻求诉诸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的统一，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第二，《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这一复杂的社会形式而实现对全部“人类生活形式”的揭示，也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第三，《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它的主旨并不是形成以“资本”为内容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为研究“现实的历史”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四，《资本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不只是“反映”和“表达”了人“对物的依赖性”的时代状况，而且是“塑造”和“引导”了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新的时代精神。因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既重新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又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刘：从《资本论》的研究热潮可以看出，学者们哲学研究的文本依托和理论视角在发生着转换，这是否意味着当今国内学界研究的哲学观念在发生着变革呢？
孙：没错，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时代的变革必然引发哲学观念的变革。我曾在3个时期发表了3篇具有标志性的文章：一个是1988年写的《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一个是1994年写的《从体系到问题——九十年代中国的哲学主流》，另一个是2001 年写的《从层级到顺序——现代哲学的走向》。我选择这样3 个题目，是有意为之的，主要的目的是比较醒目地使读者能够理解中国的哲学研究发生的革命。第一个革命，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我把它概括为“从两极到中介”，不再从一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考方式去思考问题了。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哲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源于生活的根本性的变革。第二个革命，是哲学研究重点的转移，我把它概括为“从体系到问题”。90 年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从“体系意识”转向了“问题意识”，根本问题则是对现代化的反思。当时中国哲学界所面对两大课题：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与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正是这种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和民族性课题，要求中国哲学界从理想化的“体系意识”转向现实性的“问题意识”，从传统的教科书哲学转向以现代性的反省为主要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第三个革命，是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这是最深刻的，这就是哲学的终结。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了，而只是“世界观”。因为所谓的“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它是一种“层级”性的追求，以“深层”文化的“基础性”、“根源性”来规范人类的全部思想与行为。而“顺序”体现的是“标准”与“选择”的矛盾，把“重要”的文化选择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人类的哲学思想，以“层级”性和“顺序”性两种基本方式关切着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两种基本方式，其根本区别，是如何处理人的生命活动意义上的“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相互关系。纵观人类哲学发展史，其历经着由传统哲学的“层级”性追求，到现代哲学的“顺序”性选择。这一发展历程，最终达到的是以在价值“排序”中“选择”某种“历史的大尺度”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因此，哲学理念总是不仅“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意义上的标准。
刘：当今中国的哲学观念不断的发生着变革，昭示着当今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性和时代性的问题也呈现了新的样态。在您前一段时间为吉大学子做的讲座中，您提到当今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孙：现代化给人来带来三个巨大的问题：其一，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它造成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其二，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它造成了人在资本里面，或者说在对物的依赖性当中所构成的人的自我异化问题；其三，就人与自我的关系说，它造成了所谓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或者说意义失落、形上迷失、找不到家园，一系列的说法。
我自己常说一句话，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的和时代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得有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工业文明、市场经济造成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马克思说“历史已经变成世界历史”，要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思考问题。所以说今天人类所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意义上，没有一个问题是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思考，怎样去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有中国特色，而是说今天所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时代性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从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去思考问题。
刘：近几年您每年都会为吉大的青年学者们做讲座，近期您主讲的“有理”、“讲理”也在吉林卫视播出，您月初刚刚与青年学者们就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进行了对话。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您能否为准备进行和正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上提出几点建议呢？这也是许多读者渴望听到的。
孙：“学问是‘做’出来的”。做学问就是要跟自己过不去，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一篇好的学术论文，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厚重的论证，还要有优雅的叙述。深刻、厚重和优雅，是读者对学术论著的“要求”，也是作者对学术论著的“追求”。要达到这个“要求”和实现这个“追求”，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就不仅要有坚实的文献积累、艰苦的思想积累和切实的生活积累，而且要有“跟自己过不去”的劲头：一是“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提出振聋发聩的创见；二是“在论证上跟自己过不去”，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三是“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写出凝重而又空灵的论著。
做学术研究，同样也要努力为自己塑造一个学者的人生态度。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有两句名言：一是“姓钱不爱钱”，一是“离经不叛道”。前一句表达的是一种人生境界，后一句表达的是一种学问境界，这种境界应当是每一位准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向往的“为人为学，其道一也”的境界。“不爱钱”不是不要名利，而是不追名逐利。“不爱钱”才能“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离经”，就是不因循守旧，不照本宣科，不人云亦云，不搞教条；“不叛道”，就是不背离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不背离面向现实的学术旨趣，不背离勇于创新的批判精神，不背离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学术是学者的存在方式，具有为人为学的大气、正气和勇气，才能在学术这片净土中找寻到自身的价值。
刘：非常感谢您能从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读您的文字，仿佛经历一番学术历险，听您一番讲述，非常受益，头脑中时刻都有求知的火花迸发出来，我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读者们再次对您表达我们的尊敬与感谢。最后，作为一名老吉大人，还请您在7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为吉大和吉大学子给予赠言。
孙：我们的校歌中有一句震撼人心的歌词：人比天高，脚比路长。在母校七十华诞之际，我想以自己真切的人生体会与大家共勉：健康的体魄是锻炼出来的，真实的本领是钻研出来的，美好的心灵是修养出来的，成功的人生是拼搏出来的，伟大的理想是共同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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