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北京大学第三届未名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高级研讨班”于1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是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为主题的中西马高端对话。此次对话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杨河主持，邀请了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孙正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哲学专家陈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西方哲学专家韩震三位嘉宾，分别代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就中国文化发展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 孙正聿：哲学的思考离不开时代

中西马对话在学界一直被认为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但中西马在当代中国学者之间的沟通不但是可能的，而且非常必要：第一，哲学是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格求索人类性问题。中西马的理论研究者所面临的人类生存境遇和理论资源及理论背景是相同的。中西马的对话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基本的前提是，关于哲学，无论用马克思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还是用黑格尔的定义——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哲学的思考或者广义的文化研究离不开时代，离不开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况。第二，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一种思想性的历史，这是中西马沟通和对话的又一个基础。恩格斯认为，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在这里，恩格斯首先说明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但是这种理论思维之所以构成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或一种学科，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离开了思维历史和成就，就不可能在这样一种学问意义上把握哲学，所以恩格斯这个定义对于理解哲学和哲学史关系有巨大启发作用。第三，哲学是用概念讲人类的故事，真正的哲学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充满智慧的话语，而不是僵死的教科书概念的堆积。哲学以个人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既然讲人类的故事，怎么能分开中西马呢？因此，中西马的对话不是有没有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迫切性问题。

● 陈来：如何看待儒家文化

怎样用比较来注重民族性立场，突出民族主体性立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是抽象的理论对比，其本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和承担如何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如何看待儒家文化的问题。

党和政府承担维护国家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发展文化传承，保持民族统一，寻求社会和谐等重大基本任务。关于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问题，只有在思想上真正从以社会革命为中心转变到以社会和谐为中心，明确认识到目前的形势和我们任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决。正确对待儒学问题，是属于文化的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不断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指出了很明确的方向。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血脉，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发展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我们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阐发，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建设过程中，要以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 韩震：对内强调一致，对外强调特色

当前中国文化的重要任务是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到世界文化大潮、文明大道中去，要探索、揭示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观点。西方文化传入已经构成中国现代文化一部分。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无法回避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遇，也无法回避我们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也即我们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从大的概念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西方文化，由于现代性首先从西方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使命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怎么走确实值得思考。实际上，中国特色是双重的，现在成为非常积极的正题。最早提出中国特色的时候是社会主义处在低潮的时期，苏联模式受到批判、抛弃和诟病。但仅仅靠中国特色是不够的，要思考如何充分激发中国人民本身的自豪感，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非常重要，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在每个时代都代表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先进性。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当时除了君臣之间的封建价值观之外还有“仁”，讲究对百姓要仁慈，这一点让中国文化与周边相比显得高度发达。但是，近代中国确实首先在价值观上落伍了，仍然停留在等级制当中。西方摒弃了这一点，选择了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博爱一开始也是一种消极的观念，现在民主、自由、人权有了更积极的内容，公民不仅有自由，还有自己的权利，这种价值观自出现以来一直占据着道德制高点。

下一步，应该挖掘价值观当中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内涵，而不要过于强调中国特色。民族的并不一定是世界的，只有民族当中隐含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才是世界的。中国需要在内部强调一致，对外强调特色，现在是国内外两个大局，一定要把两种话语体系统一起来，用中国语言去讲述世界的故事。

杨河教授指出，此次对话非常有意义，因为中西马关系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都是重大问题，离开这三者的关系，中国文化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中西马关系问题对中国文化发展来说是又一个常新的问题。因为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总会对这个问题增加一些新的时代话语、时代因素和时代问题。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谈中西马发展问题，这与“五四”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时代意义差距。

（张学成、郭小说/整理）《社会科学报》（第1348期 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