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 1955年7月19日生于河北省，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理事、吉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员、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理事。

王天成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先验哲学。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核心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代表性学术观点有：1、逻辑与直觉的统一说；2、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直觉的、生命的逻辑；3、哲学的官能――理智直觉和生存直觉的统一；4、哲学的发展――从外在形而上学到内在形而上学；5、先验哲学是在直觉与逻辑统一的视阈中探讨逻辑的独特哲学形式。

 王老师：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着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下乡。因为老家就是农村的，而且一直在乡里面上学，所以也没有什么下乡之说，甚至连回乡都不是。回乡之后，劳动了两年，后来当了三年中学教师，恢复高考后就考到这儿了，也没什么特别复杂的经历。

记者：因为下乡，所以你们这代人的经历要比我们要坎坷很多……

王老师：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是稍微丰富一些。回乡后我适应的挺快，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也不认为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感觉还是农民。即便是在（中学）教书的时候，即使走向大学讲堂之后，依然难以割舍那种根深蒂固的农村情愫，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乡音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变过来。

在农村锻炼的两年还是吃了很多苦头的，回乡后一直在干重体力活。最初是挖河，两个人抬着200多斤的河泥，不一会肩膀上的皮就破了，特别疼，后来慢慢长出了茧子，等到茧子硬了后就不疼了，到现在肩膀上还有茧子了。那会儿吃的是大锅饭，每个人平均每天三斤六两粮食，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生活是比较苦，但是对农村孩子来说还是很容易挺过去的，因为平时在家多少也会干点。大家都挺着，你也只能挺着。虽然苦点，但是对自己还是很有好处的，特别培养了坚强的性格。

记者：王老师一开始就是报考哲学系的吗？

王老师：我原来的兴趣是在中文系，后来是调剂到哲学系的。因为时代的原因，我当时也没有接触过多少书，故而准确说来，无所谓什么兴趣不兴趣了。那时候没有文理科的观念，学什么都好，学生学习都是非常用功的，不管学什么都会尽量学好。那时候的环境也跟现在不一样，没有现在这么浮躁和功利。

记者：那王老师有没有因为哲学系不是自己所报考的就因此消极抵制呢？

王老师：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想学什么，尤其农村出来的学生。我父母也只是要求我做个读书人，尽量地往上读，读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也没有太在意是什么专业。但客观的说，哲学对提高个人修养以及发掘人生意义有着其它学科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记者：王老师当时参加高考有别的什么考虑吗？比如说工作？

王老师：当初考大学我已经在中学做老师了，而且是班主任，所以我并不是为了寻求一份更好的工作，只是觉得应该多学点东西。在当时那个状况下，做个中学教师已经是很好了。而且我现在还是当教师，虽然是大学教授，比原来也高级不了多少，之所以当教师也是因为适合自己。我基本是干一行爱一行，做什么都能做下去，做教师挺好，劳动也不错！

记者：那王老师是什么时候对哲学产生兴趣的呢？，

王老师：刚上大学也是懵懵懂懂的，没有任何基础，不像正聿老师和利天老师，她们上大学前就有很好的基础。后来慢慢觉得，人活一辈子，要是连自己活着的意义都不能搞明白，肯定会很后悔的。也是因为咱们院的传统，重视人，重视人生意义的探求。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这是每一个都应该、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的话让我想起哈佛大学的一段佳话——傻子的故事……

王老师：人活一辈子就得了解活着的意义，否则会死而有悔的。意义的富足跟金钱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人生的意义是动态的，所以妄想通过几年的哲学的训练就可以辨明、揭示是不可能的。人生意义会随着生活的历练而愈发深刻和丰富。所以哲学的训练在于赋予你一种领悟生活本质和洞察人生意义的能力。生活始终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只能在这种进步中去领悟崭新的人生意义。“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雅典神庙上的一句话，也是苏格拉底极为重视的一句话。对自我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在你认识到自我的时候，自我就发生变化了，就有了一种新的规定性。自我发展再发展，新的自我必然比现在更丰富。

真正喜欢哲学的人，都想搞清楚人生意义何在。通过学习，试着用西方的概念系统把握人生意义，比如说用黑格尔的概念系统；就在这试验过程中我们了解了这个哲学家的哲学，了解了他能否为己所用，然后我们可以去看看别的哲学家的学说，如海德格尔、康德的概念系统。但是这种研究并不是简单的为了复制康德或者黑格尔对人生的理解，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训练自己对人生意义的领悟力和洞察力。因为先贤的学说、方法可以更好的帮助把握自己的形而上的意义，但是尽管可能某个哲学家的方法可能会对你有帮助。但是他的概念系统只是表达了他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独特的体验。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也是。所以你得有自己的一套概念逻辑体统，没有它，自己的体验是无法阐释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个体哲学都是“署名哲学”的缘故。

记者：您刚才你说的体验与表达的逻辑之间的关系似乎与您的博士论文（《直觉与逻辑》）所阐释的，体验，是没有逻辑的，可以说是一种直觉，而要阐释出这种体验（直觉）就需要借助概念化的逻辑系统，您做的就是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衔接这两个概念吗？

王老师：直觉与逻辑的关系很复杂，比起这种复杂性，博士论文写得还是简单。

体验与逻辑是张力的关系，不能将二者等同。因为体验是内心的直接的彰显，所以不能抛开体验，否则就不说真话了。体验掌控的是逻辑，逻辑表达的是体验，这二者应该和谐起来。逻辑不能脱离体验，而体验是独特的、个体性的，所以表达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而这就是风格。即便说出来的是同一主题，使用得是同一逻辑，因为体验不同，风格也就迥然而异了！

记者：孙利天老师也是比较重视“体验”这个词的，而且就其文章看来洋溢着一种中国哲学色彩浓重的气氛，而您的博士论文的走向也是中国哲学的解决之道，这算是您研究转向么？这种共同性是咱们哲学系的传统使然么？

王老师：我是比较关注中国哲学的。从现在的趋势来看，搞思辨哲学的特别是搞黑格尔哲学的基本上都走向了中国哲学。像贺麟先生、张世英先生、叶秀山先生、王树人先生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搞的都是思辨哲学。

思辨哲学应该是表达形而上学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它和体验联系紧密，思辨哲学必须伴随体验，才能成就真理。但是西方思辨哲学由于先天就倾向概念，故而不太重视对体验的研究、表征，而中国哲学就其意义来看更思辨。王树人先生搞“象思维”，“象思维”就是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思辨哲学与体验是内在相关的。没有思辨，体验达不到更高的层面，比如说黑格尔的哲学就与内在体验直接相关。西方思辨哲学惯于用概念逻辑表达体验，中国则常见于用象征、并有文学艺术的手法表现体验，这就依赖于个人自身修养的高低了，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的体验，故而才有王国维的“三境界”之言，也才有冯友兰先生的“四境界”之说。

中国的体验和西方的体验各有千秋，但是细究起来，中国的体验应该更有特点。如果能把西方的概念逻辑与中国的体验方式融合起来就完美了，但是这项工作很不容易，很艰巨。

记者：那西方逻辑概念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因为植根于认识论的土壤，而中国的表达方式则是受孔孟老庄的思想直接相关？

王老师：具体原因可以考察。但是西方人知性思维比较发达，善于把复杂的对象划分为一系列的不可再分的因素，通过细致的分析把它搞清楚。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都是这样，先将对象原子化，然后再逻辑地构建起来。西方的社会学说也是一样，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然后再按一定的理性原则构建起一个整体社会，契约论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但并非社会就是如此，这只是一种分析方式，即便猿人也是群居的，不是个体的。

中国人则主要从整体性、有机性着手，社会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家庭也是，国家不过是一个大家而已嘛。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会像西方一样把人看成是原子式的个人，所以中国注重整体的功能性。比如中药，中国看中的是其整体效用，西方则研究具体成分的独特功能。

分析后再构成的对象，是一个逻辑对象，故而就需要其与原来对象的复合，这就引出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中国式的整体思维则较少关注此问题。

这两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把整体的有机性抹煞掉，就会导致僵化；中国的方法也容易僵死，虽然它不会抹煞整体的有机性，但是中国不关注现实的个体，不是去发现个人的本性是什么，而是分析人作为有机体的本性是什么，缺乏对个体自由本性的反思，所以中国不容易推出个体自由，特别是儒家思想。虽然说道家关注个体，但在中国道家往往被视为出世。因为中国的整个大文化背景是强调整体的，你强调个体自然就是出世了，但西方一贯是强调个体的传统，自然不会把这种个体学说视为出世了。西方人相当尊重个体性，即便在那么重视整体性的黑格尔那里（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是比较像中国人的），但其最终还是落脚于个体，而其对自由的阐释也最终还原到个体自由之上了。例如黑格尔说，理念是普遍、特殊、个体的统一，最后落脚点还是个体。

记者：这还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产生的吧？

王老师：在黑格尔看来，逻辑真理第一步就是知性，然后过渡到消极的、否定的理性，进一步上升到思辨理性，而思辨理性的第一环节就是知性，但中国古汉语确实缺少知性思维，而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虽然说古文不是百姓的日常话语，但它昭示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故古文反映的是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随后的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然而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远远不如语言的改变之大，故而现在的语言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就存在着断层。古人的思辨性挺强，但逻辑性很弱，而现代中国人已经不可能复制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了，所以现代人对古文的阐释就会与古文的本意就可能会有较大出入了，这也是现在更多的学者开是以古文阐释古文的原因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尝试运用建立在中国白话文基础上的概念逻辑系统来表征由古人传承下来的关于人生的形而上的思想。这种概念系统我猜必是思辨的，这样哲学才能说中国话，说中国现代人的话。但是，即使有了概念逻辑系统，哲学仍有个性，由哲学家个人的风格，这样才能保证哲学说得是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