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顾问。曾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3年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10年获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2016年获首届吉林大学终身成就奖，201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专题片《立德树人·孙正聿》。三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六次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已出版《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教养》《崇高的位置》《哲学通论》《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下册）《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为历史服务的哲学》《人类文明的哲学表征》《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1978-2009）》《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与我们》《人的精神家园》《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等著作，并出版了九卷本《孙正聿哲学文集》。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14篇，《哲学研究》17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8篇。

这本书的形成，大约有五六年时间。自从开始哲学“专业”学习，我就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所从事的“专业”即“哲学”，它到底是什么？在后来出版的《哲学通论》中，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追问：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伦理，为什么它也引导人向善？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真理？难道“哲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吗？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中，我的思想逐渐地聚焦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

这个聚焦点的形成，是同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直接相关的。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告诉人们：科学研究世界的“各个领域”，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科学为哲学提供知识基础，哲学则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这种解释，我向自己提出的追问是：如果哲学与科学是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哲学”不就是一种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吗？“哲学”还有什么独立的特性和独特的价值呢？正是在这种苦苦的求索中，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使我感到豁然开朗，真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慨。恩格斯的这段“格言”是：“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受到这段“格言”的启发，我形成了关于“哲学”的一条思路：哲学之外的全部科学，都是把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运用理论思维去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的规律；哲学则是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不是表明，哲学是对科学活动中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性“反思”吗？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的关系；哲学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论述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于是，我把“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确认为我对“哲学”的理解；以这个标题出版的著作，也就成了我的“前提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

“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范式”和“解释原则”，贯穿于我的整个哲学活动之中。在1998年出版的《哲学通论》一书中，我对自己的“前提批判”的思想作出了系统的阐述。这就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一个是“反思思想”的维度。科学是把思维和存在服从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去“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哲学则把科学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作为批判对象，“反思”科学所构成的“思想”。哲学对科学的“反思”，是“反思”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各种“前提”，即：科学活动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科学活动所遵循的逻辑规律、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问题；科学活动所造成的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科学活动所“悬置”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是一种“反思思想”的“前提批判”活动。

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并不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现实的思想活动。哲学所“反思”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人生在世”的问题。哲学的“反思”，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去“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去寻求解释人与世界关系的各种“前提”：人如何构成同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人为何能把世界视为现象与本质的矛盾关系？人依据什么来“改变世界”？人根据什么来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这种关于“人生在世”的“前提批判”，使我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对哲学的“本体论”的“反思”，聚焦于对“真善美”的求索。这种反思和求索的产物，首先就是我的第二本书《现代教养》。

1995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约我写一本书，并明确地告诉我“写什么都行”。于是，我想到了对人生的“前提批判”，具体地说，就是对现代人的真善美的哲学反思。在我的夫人李璐玮的协助下，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现代教养》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所包含的人生感悟，却远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以来，我个人始终萦绕于怀的，一是对“哲学”本身的追问，一是由这种追问所形成的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并有志于把这种感悟和理解以雅俗共赏的方式讲述给人们，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们。由于《现代教养》这本书是以散文的风格写作的，把我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展现在对真、善、美的哲学阐释之中，因而引起了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共鸣。几个月的时间，这本关于人的现代教养的哲学书就销售一空了。但是我深知，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写好这样一本书，其实是勉为其难的。因此，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老老实实地写下了自己的体会：

写好“现代教养”，大概需要三个东西：思想、知识和语言。

先说“思想”。这样的一本书，即使做不到“发人深省”，总要使人“受到启发”，这就需要“深沉”。而“深沉”是“玩”不出来的，这就需要长时期的“面向现实”“面向文本”“面向自我”的思想积累与升华。于是在写作中常常感到思想的贫乏。

再说“知识”。思想不够的时候还可以边想边写、边写边想；知识不够的时候，边写边“找”，边“找”边写，勉强凑上，也像是往新衣服上打补丁。于是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

再说“语言”。一本谈“教养”的书，语言总该生动一些，优美一些，使人增添一些语言方面的“教养”。但语言这东西却只能是水到渠成，有意为之，反而做作了。于是慨叹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既然是写“现代”教养，思想、知识和语言，当然都应该具有“现代性”。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现代”并不是历史的断裂。黑格尔曾经形象地把哲学的历史比喻为花朵否定花蕾、果实又否定花朵的自我“扬弃”的过程。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教养，也是如此。所以，我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既力求其具有真切的“现代性”，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

在写作《现代教养》的过程中，我总是从对真善美的求索而联想到哲学的历史。人类所寻求的真善美，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崇高”。在人类的精神坐标上，崇高与渺小是对立的两极。黑格尔所说的引导人类“尊重自己”的哲学，冯友兰所说的“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的哲学，恩格斯所说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在其价值目标上，不都是对“崇高”的追求吗？那么，为什么哲学的历史又是黑格尔所说的“厮杀的战场”呢？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要“终结哲学”呢？为什么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呢？诉诸哲学史，我所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哲学的历史，在其价值追求的意义上，就是寻求崇高的历史；哲学在寻求崇高的过程中，却使自己变成了被异化的崇高；因此，哲学的历史又是自我批判的历史，即不断地“消解”那种变成了“异化的崇高”的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使命，就是重新确认崇高的位置，也就是重新规划“哲学”。哲学与崇高之间的这种“四重化”关系，构成了我的以“崇高”为核心范畴的“前提批判”，并形成《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这本书。1997年，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探索寻求崇高的哲学的过程中，我碰到了一个巨大的理论难题。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西方哲学要“拒斥形而上学”和“终结哲学”，也就是拒绝哲学对“崇高”的承诺和追求呢？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关于“语言”的“两种职能”的论证，向我敞开了“终结哲学”的“谜底”：语言具有两种职能，即陈述经验事实的“表述”职能和表现情感意愿的“表达”职能；“科学”是以“表述”方式陈述经验事实，“艺术”则是以“表达”方式表现情愿意愿；如果哲学履行语言的“表述”职能而又不能像“科学”那样陈述经验事实，那么哲学就是“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不给予任何知识”，因而必须“拒斥”哲学的“形而上学”，并因此封闭了哲学的“科学化”道路；如果哲学履行语言的“表达”职能而又不能像“艺术”那样震撼人的心灵，那么哲学就是某种“蹩脚的诗”而不具有任何真理的意义，因而同样必须“拒斥”哲学的“形而上学”，并因此封闭了哲学的“文学化”道路。正是对哲学的“表述”与“表达”的两种职能的双重否定，对哲学的“科学化”和“文学化”两条道路的双重封闭，引发了我对哲学的存在方式的新的理解。这就是：作为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哲学，作为求索真善美即追寻崇高的哲学，它既不是像“科学”那样“表述”经验事实及其规律，也不是像“艺术”那样“表达”人的情感和意愿，而是以“表征”的方式构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构成“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表征”，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哲学在自己的“表征”的存在方式中实现了对真善美即“崇高”的求索，实现了自己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这就是我在《崇高的位置》一书中所阐述的另一个基本思想：关于哲学的“表征”的存在方式的思想。

一套文集，首先要有“灵魂”，要有照亮整个文集的“普照光”。我觉得自己的基本思想，是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前提批判”理论；我的全部文字，大体上是以“前提批判”的思想去反思各种哲学问题。因此，在编排这套文集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体现自己的“前提批判”理论。书是写给读者的，易于读者理解，符合阅读逻辑，是我编排这套文集的另一个出发点。具体地说，就是把读者如何接受“前提批判”这一哲学理念作为文集编排的出发点。依据自己确定的这两个编辑原则，我对九卷本的《孙正聿哲学文集》做出这样的编排：

第一卷，我称之为《哲学的目光》。这个标题的立意是，在阅读的起点上，使读者体悟到哲学的特性，把握到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真正以“哲学的目光”去阅读整个文集。这一卷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哲学的使命”；中篇，“哲学的领域”；下篇，“哲学的问题”，与读者一起思考最为重要和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第二卷，《属人的世界》。这是由“哲学的目光”所照亮的世界，因而是第一卷的逻辑上的延伸。这一卷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了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文化世界、人的意义世界以及常识的、宗教的、艺术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世界。

第三卷，《探索真善美》，承接以“哲学的目光”反思“我们的世界”，把对“我们的世界”的哲学理解，升华为对“真善美”的求索。这一卷的主要内容是《现代教养》这本书，分别讨论了现代人的求真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

第四卷，《崇高的位置》。按照我的理解，崇高即是真善美，真善美即是崇高；哲学求索真善美，即是对崇高的寻求。这一卷的主要内容即是此卷标题的同名书，依据我对“哲学”与“崇高”的四重化关系的理解，论述了我对“哲学”和“崇高”的“前提批判”。

第五卷，《哲学观研究》。按照我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其根本任务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二是90年代以来的哲学观研究，其根本任务是在开放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哲学”；三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哲学问题研究，反思关乎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哲学观研究》这一卷，在探索有关“哲学观”问题的基础上，集中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哲学观。

第六卷和第七卷，《辩证法研究》上下册，分别收入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和《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集中地阐述了我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并分别论述了辩证法对形式逻辑、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以及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则进一步发挥了“前提批判”的思想，集中地阐述了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把这两本书作为第六、七卷，主要是考虑读者在阅读前五卷的基础上，能够更为真切地理解这套文集的“灵魂”——“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

第八卷和第九卷，把《哲学通论》分为上下册放在文集的最后。《哲学通论》既是对“哲学”的具体论证，又是“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的具体体现，因而也是对我的哲学思想的某种系统性总结。把它放在文集的最后，既符合我的思想历程，也适合读者的阅读逻辑。作为文集最后一卷的第九卷，还以“附录”的方式收入了十几篇文章，以及一些访谈文章和评论文章。

出版个人文集，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也是一种惶惑。欣慰自不待言，惶惑也是实实在在的。我问自己：在这200余万字的文字中，究竟有多少是值得读者一读的？有多少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又有多少是自我的重复？自己有多少“文献积累”，有多少“思想积累”，自己是清楚的。讲课时，什么时候理直气壮，什么时候惴惴不安；写稿时，什么地方酣畅淋漓，什么地方捉襟见肘；这些，有谁比自己体会更深呢？

02

从1982年留校任教算起，这后半辈子的学者生涯，大体上是在读书、写作、讲课、谈话和开会中度过的。从60岁到70岁的这又一个10年，与前25年相比，主要是上述5项的生活内容，在排序上发生了变化。前25年，从占用时间的多少上看，依次是读书、写作、讲课、谈话和开会；这又一个10年，则依次是写作、开会、谈话、讲课和读书。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开会多了，读书少了。

开会多了，这意味着参与社会活动多了。作为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一个学校里的教师，在从“花甲之年”到“古稀之年”的十年中，我偏得了一些未曾想到的“头衔”，还偏得了一些恐难名符其实的“荣誉”。对我个人来说，这些偏得的“头衔”和“荣誉”，以及由此而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诱发了对生活的领悟，也激发了对哲学新的求索和理解。

从2003年起，我当了三届“社会科学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我所在的“小组”召集人说，政协的小组会既是“学校”又是“讲坛”，每位委员既是“教师”又是“学生”、既是“讲演者”又是“听众”。但是，在这个“小组”中，我特别愿意当一个“学生”和一名“听众”，听人家的专业性的思考，听人家的对现实的分析，听人家的对“国是”和“国事”的议论。当了十五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懂得了多方面看事情、多角度想问题的道理。

从2004年到2013年，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了两本教材的编写工作：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高等院校的哲学专业；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作为党员干部读本。这两本教材，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其基本要求是“三满意”：一是领导满意，二是学者满意，三是学生满意。达到诸满意，这其中的甘苦，未参与其中是很难体会的。

2005年底，教育部高教司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由我担任新一届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通知我接收一份传真。收到传真一看，真的是由我来担任这个工作。上两届的主任委员分别是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陶德麟教授和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叶朗教授，我从未担任过高校的领导，又不在北京工作，由我来主持这项工作，这实在是出乎意料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花费了不少心思。首先是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名字叫做《中国哲学教育通讯》，确认的办刊宗旨是“推进哲学教育改革，构建教学交流平台”，设计的几个专栏是“教学成果交流”“教学名师风采”“精品课程推介”“课程体系介绍”“教学改革论坛”和“学界动态报道”。在各位副主任和委员的支持下，这个内部刊物每年出版两期，在哲学学科的教学交流中发挥了作用。

在此期间，教育部社科司约我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编写工作，并主编其中的“哲学”部分。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其“二级学科”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这就促使我广泛地了解、梳理和分析这些学科的研究状况，以撰写每个年度的“发展报告”。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按照社科司的要求，我又组织几位博士研究生共同撰写了1978—2008年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哲学卷，并作为一部独立著作出版。这促使我更为具体地梳理和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引发我比较深入地思考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并在2019年初出版了与两位教师合著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恩格斯一再强调辩证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并明确地把反思“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因此我有针对性地以《恩格斯的“理论思维”的辩证法》为题，集中地阐发了我对恩格斯的辩证法的理解。我在讲授列宁《哲学笔记》的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是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论断。列宁说，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理解这个“实质”的“症结”，则在于能否理解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因此，我又以《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为题，阐发了我对“三者一致”的理解，并具体地分析了由于不理解“三者一致”而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一是由于不是从“三者一致”理解辩证法，因而把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和“抽象的方法”，并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还原”为朴素的辩证法和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原”为直观反映论；二是由于不是从“三者一致”理解辩证法，因而离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原则”去解读辩证法的“发展原则”，从而把辩证法的“发展学说”庸俗化，以“自在”的辩证法取代“自觉”的辩证法；三是由于不是从“三者一致”理解辩证法，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视为三个不同领域或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因而无法理解《资本论》的“大写的逻辑”；四是由于不是从“三者一致”理解辩证法，因而达不到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以至于把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归结为只是西方近代哲学形态的“认识论的辩证法”。正因如此，深切地理解并深入地阐发”列宁的“三者一致”的哲学思想，是真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前提。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引申和发挥了列宁的“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重要思想，二者既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也是实践论的辩证法，因此我又以《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为题，阐发了我对学界目前十分关切的“实践智慧”的理解。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我在2019年3月出版了《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对我的辩证法研究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再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007年至2009年，我在《哲学研究》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第一篇的题目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明确提出这样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一场“世界观”革命，而不只是把“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历史理论，从而实现了一场“历史观”革命，因此，马克思的“新历史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而诞生的。此文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哲学研究》先后发表了两篇“商榷”文章。作为回应，我写了第二篇文章，题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集中地阐发了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具体地论证了以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内涵逻辑”。文章的总体性结论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的内涵逻辑”，既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也是历史的辩证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篇论文，题目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如何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这是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哲学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分析恩格斯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和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集中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理论内涵”：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其二，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的世界观；其三，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内容的世界观；其四，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人类解放为其价值诉求的世界观；其五，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改变世界”为其理论指向的世界观。在“世界观”的意义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历史唯物主义。

再说《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说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说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最为重要的根据，就是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关系。为此，我撰写并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另一篇是《〈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我看来，破解“存在”的秘密，是一切哲学思想的聚焦点；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则构成各种哲学思想的分水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他不是追究某种超历史的或非历史的“存在”，而是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正是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以“解放何以可能”为理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我对《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的总体性理解，也是我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理解。

在《“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一文中，我从分析“经济范畴与现实的存在”入手，具体地探讨了“商品的二重性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货币的等价性与人对物的依赖性”“资本的逻辑与现实的历史”以及“解放的旨趣与解放的道路”。在我看来，由经济范畴构成的《资本论》，是通过“对现实的描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史无前例地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秘密。我在这篇文章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商品的二重性体现的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货币的等价性构成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资本的逻辑是把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解放的道路是把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表明，《资本论》不只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

2016年，我完成了一本“自我阐释”的书。由于是在“古稀之年”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书的名字颇费斟酌。思来想去，定名为《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近10年来，我以自己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展开了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构成了五个方面的研究视域：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即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批判；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即对形式逻辑、内涵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前提批判；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即对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等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即对存在、世界、真理、价值、历史等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五是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即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这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所理解的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在我看来，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既体现了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又展现了哲学发展的自我批判的活力和永不枯竭的理论空间。

我在这本书中所展开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有五个被赋予新的内涵的范畴具有支撑点的意义，这就是“世界观”“本体”“反思”“表征”和“批判”。它们的相互规定所构成的概念框架，形成了这本书的总体性的解释原则和叙述逻辑。具体言之：“世界观”并不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思想，而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本体”并不是构成世界的“本原”，而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因而是世界观理论的灵魂；“反思”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反复思考，而是揭示作为本体的思想和行为的诸种前提，因而是辨析思想或思想辨析的哲学的思维方式；“表征”既不是“表述”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情感意愿，而是呈现时代精神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因而是体现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三者一致的哲学的存在方式；“批判”既不是徒然的否定，也不是玄思的内省，而是以概念批判和术语革命所实现的对人类文明史的反省，因而是构成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的工作方式。在哲学的批判活动中展开对本体的反思和表征，就构成了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世界观。被赋予新的内涵的“世界观”“本体”“反思”“表征”和“批判”所支撑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所理解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

思想的前提批判，这是行进中的哲学活动，而不是某种完成了的哲学理论。因此，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论证哲学活动何以是思想的前提批判；二是阐发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理论空间；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进行选择性的或案例性的前提批判。有说服力和有启发性地展现一种哲学的可能的活动方式或一种可能的哲学方向，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是我对这部具有自我总结意义的著作最大的期待。

03

年过七十，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幸运”，也很“欣慰”。幸运，是因为“得其所哉”；欣慰，是因为“问心无愧”。得其所哉和问心无愧，让自己感到这七十多年很有“意思”，也挺有“意义”。人的一辈子，能够从事自己喜爱并且适合自己的“专业”和“事业”，这就是“得其所哉”吧。

我喜爱读书，还特别喜爱书籍中那些简洁、明快、深刻、睿智的“格言”。它们所蕴含的“哲理”，让我为之动容，为之感奋，乃至受益终生。

人生在世，悠悠万事，何事为大？“人应当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是西方哲人黑格尔的“格言”。我曾把它写在《现代教养》一书的扉页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尊重自己”，就是自己把自己当成“人”，以“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人之为“人”的标准，则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尚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生活的时代所达到的“真善美”。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只有“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哲学，它所要给予人的，正是引导人们“尊重自己”，“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中、外哲人真是“不谋而合”。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说，哲学就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之“用”就在于“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于是冯先生提出他的“境界”之说和“觉解”之说。人本来是源于自然、遵循必然的存在，然而，源于自然的人类却创造了超自然的特性——改变自然而发展自身的特性，遵循必然的人类却创造了自由的特性——掌握必然而融入自然的特性。因此，人生就有了不同的“境界”：凭借自然本性而生存的“自然境界”；超越自然而专注个人的“功利境界”；超越自我而关怀他人的“道德境界”；超越自然而又融入自然的“天地境界”。每个人对人生的“觉解”不同，因而其人生“境界”各有不同。哲学，就是“觉解”人生而升华其“境界”之学。这样的学问，当然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尊重自己”以“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的学问。

我的导师高清海先生在庆祝他执教五十周年的盛会上，曾经非常感慨地说，他的一生有两大幸事：一是遇到了好的老师，二是遇到了好的学生。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像自己的导师一样，也遇到了好的老师，这首先就是高清海先生。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还是在大三的时候，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我的哲学习作《试论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概念》送给先生。令我吃惊的是，先生竟在这篇学生的习作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语。先生认同之处，画上了重重的浪线，写下了诸如“有思想”“有见地”的字样；先生不以为然之处，画上了重重的横线，写下了诸如“想一想”，“是否如此”等字样。先生的鼓励增强了我的学术自信，1986年考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先生的指导下，在学术上逐渐成熟起来。

2009年，吉林大学聘任我为“资深教授”。在聘任仪式上，我说了自己的“感言”，也是讲了自己的“感悟”。我在那个“感言”或“感悟”中说，一个人选择一种职业，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我把“学者”的生活方式概括为四句话：一是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二是平常心而异常思，美其道而慎其行；三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四是人格上相互尊重，学问上相互欣赏。

“得其所哉”，首先是“乐于”斯且“志于”斯。乐不在此，志不在此，就与“得其所哉”背道而驰了，就不是人生的“幸运”，而是人生的“不幸”了。一个“学者”，总是觉得有读不完的书，有想不完的道理，有写不完的思想，就会“乐此不疲”。2000年5月，我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既很激动，也很惭愧。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己在喜欢做的事情中获得乐趣，而不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更不是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中感到痛苦，这种“劳动者”大概不必称为“模范”，而应当称之为“幸福”的或“幸运”的劳动者。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劳动者。

学者的“得其所哉”，既要有“平常心”，又要有“异常思”，既要“美其道”，又要“慎其行”。没有“平常心”，总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就静不下心、沉不住气，就既不能“苦读”，也不能“笨想”，就丢掉了形成思想的从容和大气。有了“平常心”，读出人家的好处，发现人家的问题，才会悟出自家的思想。这个“自家的思想”，就是具有启迪和震撼力量的“异常之思”。阐发和论证“自家的思想”，就是“美其道”；体会“悟道”之不易，就会“慎其行”。

学者的“得其所哉”，是认同学者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学者之外的生活，大体上是有节奏的生活：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间是属于“公家”的，什么时间是属于“个人”的；该干活就干活，该娱乐就娱乐，不能“没白天没黑夜”就想一件事、就干一件事。然而，学者的生活不是这样。学者没有“节日”和“假日”，又随时可以给自己“放假”。拿起一本好书，想到一个问题，撰写一篇文章，大概是不会问自己今天是不是“节日”或“假日”。读书、写作之余，听听歌，散散步，下下棋，游游泳，聊聊天，就是给自己“放假”了。

学者的“得其所哉”，是在学界“如鱼得水”，在学者的交往中成就自己。这就需要学者“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学问上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对于学者之间的“交往”，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相互尊重基于相互欣赏，相互欣赏源于相互尊重。“闻道有先后，术业在专攻”。“人家”有人家的特长，“自家”有自家的特色，“人家”有人家的见地，“自家”有自家的思想。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才能“交换”思想和“收获”友情。如果对“人家”不是“棒杀”（常常看到的所谓商榷），就是“捧杀”（常常看到的所谓推介），或是“抹杀”（更是常常看到的“集体沉默”），学者就很难“长进”，学术就很难“繁荣”。

在“资深教授”的聘任仪式上，我还说了一句话：别人不拿你当回事的时候，你千万拿自己当回事；别人拿你当回事的时候，你千万别拿自己当回事。后来，在一些场合，我还发挥式地解释了这两句话：别人不拿你当回事，你也不拿自己当回事，你就永远不会“成事”；别人拿你当回事，你也拿自己当回事，你可能就会“出事”。对于学者来说，没有谁能一下子就有思想、有创见，也没有谁能一下子就“成名”、就“著名”。学者的“成名”和“著名”，大体上是“水到渠成”的，是把自己“当回事”而“钻研”出来的，而不是“不把自己当回事”而“钻营”出来的。有了“名气”之后，真的把自己当回事，不光是学问做不大，还可能在“忘乎所以”中出点让自己“悔恨终生”的“事”。

从青年时起，我就喜爱鲁迅。爱看他的小说，爱读他的诗歌，更爱引用他的杂文。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限”。就这么几个字，道出了人生成败的真谛，特别是“当官”“经商”和“做学问”的成败的真谛。投机钻营，“捣鬼有术”，或可“爬得高一些”“赚得多一些”“吹得响一些”，但终究是爬不高或摔得重、赚不多或赔得惨、吹不响或得骂名，总之是“有效”但“有限”。认认真真地做事情，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人，问心无愧地尊重自己，就会活得大气、从容，也会有所成就。“真诚”，是学者的学术态度；“真实”，是学者的学术根基；“真切”，是学者的学术建树；“真理”，是学者的学术追求。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这是我的自醒，也是我的自勉。

我在自己的《哲学文集》的“后记”中曾说：“科学家为人们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家为人们激发生命的活力，政治家为人们开辟生活的方式，思想家应当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思想。真诚的研究，真切的求索，真实的思想，应当是每一个以‘思想’为生的‘思想者’的存在方式。”我的七十年，主要是后30余年，“专业”和“事业”就是“哲学”。所以，我对人生的感悟与对哲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人总是向往“诗意的存在”。在我看来，诗是心灵的远方，远方是诗的心灵。哲学所“表征”的，是人的超越的、理想的、形上的存在，是人的无尽的向往、憧憬和追求。哲学不仅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而且在其现实性上是自己时代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的存在方式则是对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前提批判。在无尽的追求中展现哲学和人生的形上本性，这大概就是哲学的人生。

（消息来源/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分析》）

（转自吉林大学新闻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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