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真正的哲学或形而上学思考,总是难免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它要为一切理论思考提供前提和基础,而自身却难以确定一个不可置疑的基础和前提。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曾是西方哲学的第一哲学,这种作为最高原理和原因的学说力求为其他部门哲学和全部人类文化奠定基础,但它先后受到康德认识论反思的批判,马克思实践观点的颠倒,胡塞尔晚年“生活世界”概念的超越,海德格尔生存论作为“基础本体论”优先地位的颠覆,六、七十年代以来,更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摧毁和解构。上述本体论批判的思路各不相同,但却表明任何形态的哲学本体论都不是勿需前提的自明性真理,哲学本体论仍有超越的外在前提。
    在《存在与时间》这部巨著中,海德格尔详细论证了生存论作为“基础本体论”的优先地位,从而为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开拓了一个新的视界。海德格尔晚年的存在论思路发生了转变,他强调人的历史性的此在向存在的归属,自然、大地乃至语言中的本真的存在经验被视为人的此在栖居、安居的场所,“在场”的存在虽然也需要人的到场才能显现、澄明,但存在较之人却更为原始和根本。但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生存论的视界并未消失,人的历史性此在的生存论状态始终保持在他的视野中,甚至可以说,他对本真的、原始存在经验的吁求,其目标仍是要唤起人们生存态度的根本转变。在生存论的视界中重新思考和理解本体论的演变,特别是从人的生存态度与人对自然态度的关联中揭示本体论的前提,这实际就是关于本体的解释学思考。

一、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与知识本体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通过词源学的追寻回到了他所说的希腊哲学的伟大开端,考察了希腊哲学的“存在”如何演变为柏拉图的“理念”,与“存在”相属的“逻各斯”如何变成了思维的“逻辑”,属于“存在”的“思”如何变成了脱离“存在”而又规定“存在”的范畴作用,等等。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就是西方乃至人类的历史命运,这些词义的转变是最平静而又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海德格尔的词源学的探求不管是否具有语言学的充分根据,但他毕竟开拓了一条理解西方哲学的思想道路,伽达默尔认为这是黑格尔哲学之后消解实体本体论的一条路。①但在我们看来,按照海德格尔开创的生存论视界,希腊哲学思想的演变可以作出更为简单明了的解释和说明。
    希腊思想和哲学的出现既是平常又是反常的事情,说它平常,是因为按照今天的文化史常识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地也都几乎同时出现了哲学思想的开端;说它反常,是因为苏格拉底之后的希腊哲学确实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对西方乃至人类的历史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问题在于希腊哲学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理论形态其根源何在?按照我们极其贫乏的希腊史知识尚不能确切断言是希腊城邦的政治经济制度造就了希腊精神,是城邦制度基础上形成的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和理想成就了希腊的系统的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这肯定是探索希腊哲学奥秘的一条思想道路。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事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想摆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事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寻找智慧;只为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以取哲学为惟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惟一学术。”②在这段颇有些历史唯物论意味的哲学起源和性质的论述中,明确地指出了哲学的物质生活前提,只有在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能有纯粹理论兴趣的哲理探索。显然,古希腊的奴隶制度为哲学提供了物质生活的前提。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都先后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为什么偏偏是在希腊才有童贞的对自然事物的惊异或惊讶,才有人本自由和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的生命领会,才有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学术?
    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和理想不仅有物质生活的前提,也需要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前提。叶秀山先生在分析希腊哲学起源时指出:“不是一般的奴隶制度,恰恰正是古代希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繁荣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因为哲学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自由讨论、辩论,而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为各个学派提供了相对比较自由的论辩环境。③法国古希腊研究专家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深入探索了城邦民主制度与哲学思想内容的密切关联:“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上。……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建立的新的世界模式,从其几何框架来看,是与城邦特有的制度形式和思想结构密切相关的。”④这是一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外推式思维方式,有了对自身的自由理解,有了对人与人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平等原则和秩序的理解,才有了对自然宇宙程序的规律性理解,才有了包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普遍理性精神,也才能有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和理想。
    按照上述对希腊哲学起源的理解,应该说是种种历史机缘造就了希腊精神。奴隶劳动为 哲学家提供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城邦民主制度为哲学家创造了自由论辩和思想的空间,促发了哲学家人本自由的生存领会,民主制度的规则和秩序被外推到对自然宇宙的规律性理解,一种以学术为生存目的的人生态度成为可能。至少从苏格拉底以后,“知识和生命彼此的绝对统一”似乎就成为希腊哲学家的原则。生命的意义即在于获得知识,知识是生命存在的理由。为学术而学术的无限理性追求不可避免地把哲学导向对终极原理和原因的探求,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的产生就是必然的。
    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哲理探求,是纯粹理论生活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基于哲学家对人的自由本性和理性本质的自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人的理性看作是区别于动物性而接近于神性的存在要素,也都把理性的成就看作是使人获得不朽和永恒的惟一道路,因而理性既具有存在论意义,也具有生存论意义。但这两位希腊哲学的完成者并未从根本上脱离希腊哲学的本质精神即对自然的惊异和好奇,他们并未像西方近代哲学那样自觉地确立主体性原则和唯心主义原则。柏拉图虽然把“存在”确定为“理念”,但“理念”仍是超越意识的客观存在,而不是内在意识的理性本质;亚里士多德虽然创立了两千多年难以超越的逻辑科学,但逻辑规律、思维规律并不具有规定存在规律的意义,把握存在本质的范畴仍是描述存在而非规定存在。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从“存在”的脱离进而“思”的规定成为“存在”规定的哲学演变,在希腊哲学中只是有了萌芽尚未真正完成。根本原因在于希腊哲学保持着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至于实践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把它明确地从理论理性中划分出去。概括地说,希腊哲学的本体论是纯粹的知识本体论,而无实践的维度。
    用现代哲学的眼光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学本体论,它即犯了实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原因在于,超越经验界限的本体无法获得经验的直观,因而也无法用经验检验其真理性。其次,超越经验的本体既然不是经验知识的对象,它也就不能是类似经验对象的实体。所以,按照现代的知识概念知识本体论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这就是人们批判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实体本体论和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理由。但是,我们的知识概念已是经验知识、实证知识乃至可操作性知识,它与亚里士多德所说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的纯粹理论知识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基于纯粹理论生活态度的哲理探索,仅仅是为了探索性地解释宇宙和自然之谜,它所给出的解释空间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划定的知识领域。因而知识学本体论对世界最高原理和原因的回答具有作为纯粹理论知识的合法性和必然性。问题显然在于,要理解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就要进入到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视野,其前提是要进入他们的生存论状态和结构之中,接受他们的生存论态度。

二、功利主义的态度和价值本体
    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儿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从而也确立了以思维规定、宰治存在的方向;德国唯心主义则把思维、理性的规定化作存在的规定,确立了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原则。但仅从词义的演变和思想的历程难以充分解释人的历史性此在的转变,问题还在于生存论状态和生存论态度变化的物质前提和超越内在意识的种种条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历史解释学有着令人信服的解释能力,导致上述哲学转变的根本原因即是科学的技术化,亦即科学通过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近代时代精神和人们生存论结构的本质变化。随着知识在生产中的使用,古希腊哲学的纯粹理论知识或者转化为技术知识、工具性知识而成为生产的要素,或者因其形而上学的性质无法实现技术性的转化而不具有知识的意义。随着纯粹理论知识日趋消亡,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也逐渐退出西方的记忆。虽然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仍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目标是为可以转化为技术知识的自然科学提供认识论的合法性证明,而把超验的形而上学驱逐出知识的视野。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宏伟叙事,以思维和存在具体同一的逻辑运动叙述了自由这个最高原则的历程,也最彻底地把逻辑范畴规定为存在的本质,从而也把自由的思维确立为实践的最高原则。总之,近代哲学的根本转变是实践理性(伦理实践、技术性的生产实践)替代了纯粹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一种功利主义的生存论态度替代了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海德格尔所说人与自然相互“逼索”的态势已经
形成。
    如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即已指出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较之于探求知识需要的优先性。因此,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不能成为普遍的现实的生活原则,它只能是少数人的生活理想。但是判定哲学价值的尺度不是现实的统计学的量的标准,因为哲学显示着人类精神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度。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命运。从而我们可以理解海德格尔哲学中傲慢的精神贵族态度的理论根据。作为世界各民族的
现实生活原则的物质利益原则有着自然的基础,它是勿需申明的原则。但在近代哲学的理论自觉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却一再得到系统地理论论证,以至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将其称为“利益最大化的元叙事”。抛开种种本文和意识形态的障蔽,直接面向生活本身,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的主导原则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古希腊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因为其纯粹、高贵甚至具有神性而久已被人遗忘。
    以主体的姿态、利益的原则面向自然、社会和世界,也就是以功利主义的态度面向世界,这首先使理性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古希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已经使事物和存在成为对象,海德格尔认为这已造成了人对存在的脱离。但以纯粹理论的态度面向事物和存在,后者作为对象是人理解、渴望认知的对象,这种态度还保留着人的爱智的热情以及与存在相亲相属的原始性统一。自然和世界是以自身之谜诱惑理性进入的主体,人以爱智的热情投入其中,自由的理性之思与自在的存在并未出现根本的分裂。但事物和存在如果不仅是思的对象,而且是价值或利益的对象,事物或存在就转化为属人的、以人的利益尺度计算、谋划的对象,对象的意义就是为人所用的价值,人给予对象的思维规定同时也就是价值规定,“存在成了价值。”⑤所以,近代哲学的本体论实质就是价值本体,也就是使整个世界资源化、价值化的世界观。
    海德格尔曾以轻蔑的语气提到各种价值理论,原因在于各种价值理论都奠基于人对存在的脱离,对事物和存在的功利主义态度,不仅使理性成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人以这种理性逼迫对象现出自身的可利用性价值。同时人自身的需要,热情和智慧也被对象的价值可能性所逼迫,作为价值尺度的人也被纳入到价值增殖、价值或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中。这就是海德格尔用“座架”这个词所表现的人与世界的“态势”。
    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哲学家更多是从思维和理性的演变理解西方文明的动力,黑格尔就曾批判知性思维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僵死的对立,从思辨的思维看来,知性思维的主观性,
僵死性,有限性,必然造成独断论的形而上学,亦即是以某种抽象的知性概念所指示的抽象实体作为世界的最终根据。这个抽象实体本质上是思维的抽象规定,它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或统一。海德格尔也从思维对存在的脱离进而以思维规定存在的思的历程理解人的历史此在的变化。但在我们看来,利益比一切思想更为根本地规定了人的在世状态,生存论的态度是一切哲学本体论的重要前提。从功利主义和知性思维的相互关系来说,前者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功利主义是人类利益最大化的主张,所谓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切伦理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最高原则。抛开近些年来罗尔斯等人对功利主义的质疑不谈,仅从功利主义与思维方式的关联说,它也是必须予以批判的哲学原则。在我们看来,功利主义所坚持的利益原则尽管超越了个人乃至社会集团的私利,但即使是以人类利益的名义去面对事物和存在,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思维的重大偏差。简单说,利益的视野只能看到事物和存在对于人的利益,也就是只能理性地计算事物中可谋得的利益或价值,而事物自身的丰富的存在含义必然被遮蔽起来。为了在事物和存在中获取价值,事物和存在被有限的功利目的肢解开来,有限的事物又被抽象为可理性计算的属性和规定,又由于随着科学技术进入到事物的复杂结构和属性之中,事物价值的发现和利用必须经过复杂的思维推理,从而必须设定某些不变的理念和前提以及永真的推理程序等。这样,哲学家们所说的知性思维的主观性、僵死性、隔绝性、抽象性等成为它的必然的特征,功利主义的生存论态度决定了知性思维方式的本质特点。反之,知性思维方式或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也不断助长和强化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
    从生存论态度的视野去透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可以使我们对多样性的哲学本文形成新的理解。在我们看来,美国哲学家奎因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倒是说出了控方哲学本体论的实质。不是事实上何物存在,而是我们说何物存在。每一种话语方式都蕴含着某种本体的承诺,这承诺虽然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具有逻辑必然性的,但每一种说话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所承诺的本体都具有方便、实用的意义。奎因的新实用主义说出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本体论作为价值本体的实质。

三、自然主义的态度与存在经验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哲学是西方或欧洲人特有的东西,哲学就只是西方哲学,它是在希腊思想的伟大开端完结之时走出的一条思想道路,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兴起,哲学在此形态中得到完成从而终结了。但是,欧洲人同其他未曾有过哲学的民族一样,仍然面临“思的任务”。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特殊限定大致是指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形态,其突出特征是把存在转变为理念,把存在变成由思想规定的范畴体系。而这也正是我们上文所分析的知识本体论、价值本体论的实质。因此,超越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理论形态,就不仅需要生存论态度的根本转变,而且需要思想的“跳跃”、视界的转移,乃至语言和说话方式的彻底转变。海德格尔多次讲到这需要耐心地等待。
    如果说纯粹理论的生活态度还只是把事物和存在作为理解和思想规定的对象,那么,功利主义的态度已把事物和存在作为操作和控制的对象。我们强调了二者的本质区分,海德格尔则认为从思想规定到技术统治是必然的程。我们认为纯粹理论的态度有助于矫正技术统
 治的弊病,海德格尔则认为前者正是后者的病根。所以,问题聚焦于如何超越功利主义的态度和技术理性的统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可能是本世纪两位最深邃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源于希腊的西方哲学是欧洲文明的实质,也都认为欧洲文明的模式正在征服世界。所以,包括我们在内的非欧洲人在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潮流中何以自处?我们应该顺应或是抗拒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我在本文中对纯粹理论生活态度和希腊理性精神的认同和向往,难道是我们独特的生存论状态所给予的吗?不管怎样,从世界历史的大尺度说,海德格尔所说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终究是要被超越的,我们也需要追随他去思考这种可能性。
    超越极治主义、功利主义和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可能的吗?因为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张,都是人的自觉意识,或者说都是“属人”的主义,它如何能摆脱人这个中心呢?即便我们勉强使用“自然主义”的术语以标志以自然为中心的存在经验,它仍是人的意识和经验,严格的语义分析可能认为这也是一个自相悖谬的说法。幸好人的意识原本就具有超越自身的性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本能地认定物在我们之外的实在性,所以,我们吃食物,喝饮料,而不是吃感觉,喝感觉。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种朴素的实在论信念,永远是唯我主义哲学不能克服的自然障碍。自然意识的超越性使我们有可能朴素地思考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也使自然主义的存在经验成为可能。
    海德格尔在对“在”的词源学考察中,揭示出这个词指示的“在场”、“显现”等原始经验,他也强调理解存在问题时需要唤起的“朴素经验”。所以要使用存在“经验”的说法,一是强调它的初始性、本源性;二是要避免根深蒂固的西方哲学思维的理解前提对它的曲解,避免思想脱离存在并对存在加以规定的思维定势。这实质要求的是内在意识向意识中展现的存在的归属和“聚集”,是视界的转移,是脱离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跳跃”,是存在论
视界的思。思而非对象之思,思而超出主体视域,直落到存在本身,在思中存在自身直接涌现而澄明,这是我们久已遗忘的思的经验。正是因为久已遗忘,它才显得陌生甚至有些神秘。听起来这种思之经验有些象梦中之思,没有了主体视界的思维规定和价值导向,思想必然飘忽不定,像梦游一般。但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自身的“在场”,存在自身的“逻各斯”(“采集”),将显现出真正的“澄明”之境,这是最透彻无蔽的真理之境。归属于存在的思之经验,并非取消主体和思的能动性,因为只有“思”才有“在”,思维和存在都归属于某种更为根本的共属一体性。⑤
    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思之经验,不同于自然态度思维的朴素实在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本能地认定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但这种超越的意识可能已受到西方哲学视界的规定,我们从外在的事物中看到的仍是事物的思想规定和价值规定。这种思的经验也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客观性”,在黑格尔哲学中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命题,恰是西方哲学的完成,即以思维规定存在的彻底的理念论形式。所以,要接近这种思之经验只能借助处于“思”的另一端的“诗的经验”。但在我们看来,这种思的跳跃和视界的转换,从根本上说仍需生存论态度的根本转变。
    纯粹理论的生活态度与诗的审美态度所以能较少遮蔽,其共同之处在于这种态度都是无功利的、无实用目的的视界的展开。在此视界中,事物与存在或者是审美经验中直观、鉴赏的对象,或者是理智经验中理解、探索的对象,而无实践的意志施之于对象。所以,事物和
 存在能够相对自如地展开。在经济理性、技术理性的视域中,一切对象都被赋于了价值的意义。人作为价值主体给予对象以价值,成本—报酬的理性计算,利益最大化的实践取向,使对象真正在属人的意义上得以存在,在经济合理性、技术合理性的计算中存在。事物和存在自身存在、自身显现的存在论视域已被彻底关闭,或者说是视而不见。
    为克服功利主义态度形成的狭隘视野,我们也不妨像海德格尔那样听听中国语言的召唤。我国的一句成语“暴殄天物”,意思是挥霍浪费,糟贱东西。但物品或某种生活资料何以叫做“天物”?它不是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吗?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主体性的狂妄或僭妄。我们已经忘记了最基本的生活事实,劳动只能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却不能凭空创造任何价值,没有自然的给予,没有自在的价值,劳动不会有任何成就。我们也忘记了古典经济学的格言: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所以,任何使用物品都是“天物”,自然或上天赐予之物,因而需要珍惜。应该珍惜到何种程度?还有一句有些贬义的成语叫“敝帚自珍”,一个磨损、破旧、难以再用的破苕帚主人仍舍不得弃掉,其使用价值已所存无几,其价值可能已呈负值,为什么他被主人珍惜?也许主人知道,它是“天物”,一年的雨露风霜,大地的供养,才长成做苕帚的高粱,又经劳作,才制成此物。其来不易,因而需要珍惜。或者主人长期使用它清扫居室,赶走鸡鸭,偶尔还用它打过儿子的屁股。此物铭记着主人的生存印记,它已有了些“文物”的价值。以这种朴素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理性视野中的价值世界,我们通过“天物”、自在价值的领会走到了这个视界的边缘,如果再经一跳,也许就会进入自然主义态度中的存在经验。
    然而在这个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即如上文的生存态度也被视作吝啬、小气,它也极不合乎时宜。跳向存在的视域,归属存在的思的经验必定更为遥远,所以海德格尔说要忍耐,要等待。所以需要等待不仅是西方哲学或思的迷误、耽搁,而且可能是人性使然。不然,为什么非西方哲学的历史民族或历史此在也都如此顺畅地接受了“利益最大化的元叙事”?这不能简单委之于哲学的命运。看来马克思的历史洞察力更为质朴而深邃,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道主义统一的理想,也就是他后来科学论证的共产主义理想。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不仅要在“人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获得了以后”,而且要在平等、公正的社会关系获得了以后,劳动成为与哲理探索一样的自由活动,人以自由、游戏的态度参与自然的造化和运作,彻底的自然主义视域和存在经验才能开展出来,而这同时也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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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伽达默尔:《摧毁与解构》,载《哲学译丛》1991 年5期。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页,商务印书馆, 1951年。
③　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第3页,三联书 店,1982年。
④　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5页, 三联书店,1996年。
⑤　《海德格尔选集》(下)第810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
⑥　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6年和《同一律》,载《海德格尔选集》上海 三联书店,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