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真正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的理论视域，但长期以来，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最为关心同时也颇感困惑的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究竟在哪里？马克思哲学研究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进一步的纵深推进？在寻求这一问题答案的时候，人们觉得最困难同时也最要害的问题是：在今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类生活的现实结合点究竟在哪里？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哲学应有的批判力量？在我们看来，面对这些问题，现代性的反省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或者说，对现代性的反省，将为马克思哲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途径。

　　“现代性”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众所周知，所谓“现代性方案”最早肇始于欧洲，是随着欧洲中世纪以后“上帝的祛魅”及与此相伴的世俗化进程而确立的，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存的理由和意义，而“现代性方案”则意味着现代人要重新设定世界观和历史观，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性的宏大叙事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这种宏大叙事最重要的无疑就是“理性主义”，它相信，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性能力将克服宗教、愚昧、迷信等对人的压抑，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支配将把人们从匮乏、灾难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现代性方案”逐渐越过欧洲人的疆界，以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日益把整个世界都卷入其中，成为全球性的、统治我们时代的压倒一切的、最具霸权的意识形态，直接决定和形塑了当代世界的基本面貌。今天看来，现代性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它所蕴含的种种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所隐藏的独断主义的权力话语，导致了诸多现代人生存的深层困境和危机。在此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反省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人生存命运的反省，它对于深入理解现代人的生存品质、揭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内在困境和危机，破解种种阻碍人生存发展的抽象原则和过时教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因为这个原因，自尼采以来，对现代性及其命运的反省，构成了整个现代哲学的中心课题，尼采、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罗尔斯、德里达等重要的现代哲学家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所作的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已构成为整个现代哲学最重大的哲学成果。

　　马克思身逢现代性的兴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主题。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经常交替使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时代”、“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文明”等来表述他要反省和批判的对象，当马克思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所意指的正是西方“现代性”社会。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及现代世界乃资产阶级按照其性格创造出来的，在“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因此，从“资本的角度”来透视“现代社会”，从“资本的命运”出发来探讨“现代性的命运”，被马克思自觉地确定为解剖现代世界最恰切、最有效的途径。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在“现代性”的“发生学”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近代欧洲历史运动的细密分析，证明了“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1]，，马克思由此成为与马克斯·韦伯等经典思想家齐名的重要先驱；在现代性的“病理学”方面，马克思反思和诊断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困境，透视繁荣辉煌的现代社会表象后面所蕴含的“另一面”，他关于资本的升值与人的贬值之间内在悖论的揭示，关于资本的命运与人的生存命运之间不可调和冲突的洞察，使他被公认为现代社会最杰出的“病理学家”之一；在现代性的“未来学”方面，马克思论证了处于资本全面宰制之中的现代性必然被一种更富人性的生活景象所代替，预言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中, 人的生命将从非人的资本力量的绝对掌握之中解放出来，实现其总体性、整全性的生成，这即是马克思著名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马克思由此而被喻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预言家”之一。

　　从“发生学”，再到“病理学”与“未来学”，这充分说明现代性课题在马克思哲学中所占有的枢纽地位以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省所表现出的系统、全面和深刻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反省，马克思形成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充满辩证张力的分析方法和独特立场。

　　马克思是“反现代性”的，这意味着它对现代性采取的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态度，他在思想史最早清醒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并所不像它所声称那样具有“普遍性”，“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也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纯净和透明，相反，工人阶级不公正的生存状态所表明的是整个社会的悖论和错乱，充分证明了现代性方案及其解放承诺的虚幻性，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非理性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着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着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它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一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海德格尔曾指出，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揭示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2]这是对马克思作为“反现代性”的思想家在思想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的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反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否弃现代性，相反，他依然坚持现代性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想想，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全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通过终结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霸权地位，摧毁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架构，推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现代性所蕴含的潜能将以一种在资产阶级社会体系所不可能提供的方式得以充分的发挥，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不难看出，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独特立场，表明了马克思既是现代性的继承者，又是现代性的叛逆者，还是现代性的重建者[3]，这三者有机而内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在现代性课题上充满张力的思想空间。

　　可见，“现代性的反省”，既是事关整个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存命运的最为重要的现实课题和是全部现代哲学所关注的中心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马克思哲学耗尽心血、毕生关注的根本课题。这充分说明，“现代性的反省”是马克思哲学和当代人类生存实践、与整个现代哲学实现深层结合的一个关节点，从此出发，马克思哲学既可以与整个现代哲学实现创造性的深层对话，同时又可以使马克思哲学对现代社会特有的批判和解释力量得到最大限度地释放。

　　具体而言，把现代性的反省确立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野将得到重大的拓展，一系列以前常被人忽视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将从遮蔽中向我们敞开，成为推动马克思哲学走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其中，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是如下三个方面。

　　（1）对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原则进行深层反省，对价值基础的重建、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等与当代人类生存价值内在相关的重大课题作出创造性回答，使马克思哲学变革所内在固有的价值向度充分地彰显出来。

　　对现代性的反省，首先是对其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反省，即对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尺度、价值秩序和价值基础的反省，现代性究竟包含着何种价值内涵？其合理性和内在的弊端是什么？当代人类的价值选择究竟如何承受、应对和超越现代性价值及其后果？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为重大的无疑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现代性所带来的世俗化进程一方面带来了科学技术等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理性化程度的空前提升，但如同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它同时导致了“诸神的消失”，使得“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4]，如何确立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的价值秩序，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对现代人生命的侵袭，已成为整个现代哲学和现代人生活所面临的根本性课题，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哲学如果不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在现代哲学赖以立足的富有感召力的生长点。

　　以现代性反省作为切入点，这一课题立即被凸显出来，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是洞烛先机、最早系统而深刻地揭示现代人遭遇价值虚无、并对此作了透辟分析的思想家之一，他与尼采等现代哲学家一样，洞察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虚幻性和无根性并致力于寻求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途径，但又区别于他们，他没有仅仅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中去寻找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内在机制中，具体地剖析资本所蕴含的颠倒、混淆和毁灭价值的本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机制和对资本的本性进行深入的解剖，透析使价值虚无主义成为可能的现实力量。就此而言，批判性地审查传统抽象理性主义哲学所承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秩序，克服其价值虚无主义本性，并在一个崭新的地基上，重建人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方面，破除陈旧的价值信念，为现代人和人类未来奠定一种崭新的价值秩序，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旨趣和思想内核。很显然，从此出发，马克思哲学研究将获得一个崭新的思想空间。

　　（2）对全球资本主义主义条件下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强有力的批判思想。

　　现代性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而且必然落实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安排，因此，对现代性的反省必然包括对其所代表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安排进行反省。现代性方案中所设计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安排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它对人的现实生命所带来的解放和所造成的束缚是什么？在今天它是否仍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为迫切和突出的无疑是：在当代条件下，究竟如何克服现存制度设计的缺陷，建立一种真正符合人性的、让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公正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综观当代哲学，这已成为众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所作工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以现代性反省为突破口，这一课题将成为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生长点。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反省的一个核心部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检讨和批判，它一方面高度肯定这一制度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对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所表现的违背人性、与人的生命相敌对的、不公正的方面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揭示，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与权力之间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的探讨，对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对一种克服资本主义主义制度模式的新的制度安排的设想等，已经汇入了现代社会思想并成为了理解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分析范式，对此，吉登斯曾说到：“我仍然敬仰马克思，因为资本主义对较大的现代性框架具有核心的重要性。……我认为马克思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位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5]。无疑，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今天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更加突出，但马克思所提供的分析范式对于理解和诊断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问题，仍能一个富有启示力的思想灵感源泉。萨特曾言，马克思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人们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诠释，我们宁愿这样理解：我们仍然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市场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资本的力量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和民族席卷进去的世界上，而马克思哲学正是以批判性理解和反思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作为其原初动机和理论旨趣的，它仍然可以成为我们时代一种强有力的批判思想。

　　（3）对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演变和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的自我理解，以现代性课题为切入口，建立一门“马克思哲学诠释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西方，但传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来，它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挥着一种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不仅如此，它还远远超出了学术理论的范围，与整个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和中国人的生存命运有了一种十分深刻的关联，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诠释史，以一种思想的方式表征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演变史。就此而言，建立一门“马克思哲学诠释史”，无论对于促进马克思哲学的自我理解，还是对推进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命运的自我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哲学诠释史”不同于一般的“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它不满足于按照时间顺序的、一般观念层面的介绍和评述，而是试图把马克思哲学置于现代中国社会进程之中，来反思马克思哲学诠释与中国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现代性反省”出发，“马克思哲学诠释史”将获得一个最为恰切的视角。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演化和发展，始终是与中国现代性的追求、建构和反思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正是作为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意识形态力量而存在的，它为中国现代性的追求提供了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追求目标和实践途径提供了一种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综观建国以来马克思哲学的演化历程，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关联经历了如下几个大的阶段：第一，在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马克思哲学被视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也就是说，人们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指导中国社会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并推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它相信，马克思哲学创造了一种既能更好地实现现代性价值目标同时又完全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崭新的现代性方案，它可以引导中国社会建设走上一条消灭剥削和压迫、克服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民族富强之路；第二，马克思哲学被视为一种以人道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性理论，这集中地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的异化和异化之克服、人的自由和解放等价值被理解为马克思哲学中最根本的东西，马克思哲学中的人道价值作为奴役、蒙昧、野蛮的否定力量，表达了现代性最深层的精神，因而对中国现代化过程进程将发挥巨大的启蒙作用；第三，马克思哲学被视为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力的学说被理解为马克思哲学中最根本的东西，以之为引导，中国将摆脱贫困和落后，成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哲学，但其理论功能、思想旨趣、表述方式等都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性的追求和建构而展开的，马克思哲学始终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而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发展的动力，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构成马克思哲学中国命运最值得关注的事实和最根本的特质。因此，要对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演化历史进行切实的自我理解，就必须充分考虑到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的追求和建构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深入反省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这一特殊角色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涵。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一直缺乏足够的自觉，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命运的特殊性质和功能难以实现深层的自我理解，并因而使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一个坚实的基点。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2]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38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3] 参见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

　　[4]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83页。

　　[5] 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第70－71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