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以现代性问题作为其叙事框架，这是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个观点有何新意？众所周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多如牛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关系的专题研究亦不少见，为何还要特别提出马哲研究要以现代性问题为背景？其实我的看法非常简单：所谓从现代性问题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求从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支配权这一特定的意识形态维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观点，这是与一般常见的学院哲学维度的解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读方式。这种要求的一个重要根据在于，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虽然众说纷纭，但却有一个大体一致的共识，即：所谓现代性是指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取代旧的传统秩序的一个复杂历史过程，这个新秩序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今天学术界来说，现代性已成为各种各样问题争论所共享的一个问题背景，在此背景中凸显的一个总问题，便是如何看待主宰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①]在这样一个问题背景中，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最有影响力的反资本主义理论，而显示其对于学术及对于人类命运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的。
所以我强调应该从现代性问题出发，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承诺出发，来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法也许并无新意，但却相当重要。因为有着很强意识形态意义的现代性问题与严格规范的西方概念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背景，这种叙事背景的改换将带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理解。
之所以提出要在现代性问题这个叙事框架中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讲，是由我们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有学者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野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②]我非常认同这一看法。而只要我们生活在资本统治的时代，我们就离不开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论说。这就是为什么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德里达会喊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③]由此我们能够更深切地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的下述看法：“马克思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而且在长时期内是我们的问题，这一问题支配着我们的未来。”[④]毫无疑问，这一问题也应该支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解读。
由此再进一步，可以说，以现代性问题而非西方概念哲学为叙事框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更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特殊本性。马克思本人对于哲学的理解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学术传统。柯尔施和阿尔都塞都曾指出，马克思并无严格规范意义上的纯哲学文本，这种情况有其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因。要言之，马克思根本不是一位学院哲学家，而是一位革命的思想者，毕生致力于一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思想；对他来说，“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⑤]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未来哲学必须与之彻底决裂，因为“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问题所要求的形式来装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便是放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未来。”[⑥]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西方学者所断言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空缺，我们可以借用阿尔都塞的一个用语，称之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沉默”，这种空缺或沉默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积极的症候，它恰恰可以帮助我们领悟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一般学院哲学的那种特殊之处。结果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文本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复杂的综合文本，其中完全没有一般学院化纯哲学文本那种问题设计和论证方式，而这正是由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的问题和立场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具有的特殊形态，即这是一种把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作为活的总体来把握的综合性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话语。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未被当作‘哲学’来生产。”[⑦]按照柯尔施的说法：“这种世界观按其本性不可避免是‘哲学的’，但它却表示了对哲学的完全否定；它在哲学领域留下了一项唯一的革命任务，即通过进行更高水平的详细阐释来发展这种世界观。”[⑧]
对国内哲学界来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以现代性问题作为其总的问题背景，还具有一层更特殊的针对性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在国内的马哲研究领域，这样一个研究维度基本上是被忽视的。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马哲研究提高自身学术水准的努力，基本上是在西方学院哲学的学术框架内进行的，在一种近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中，马哲研究的问题、术语和论述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式的概念哲学。这首先突出表现在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的理解中。哲学界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变革称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内容和历史意义的探究，无疑是新时期马哲研究领域取得的最重要进展之一，目前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有两种：（1）“实践转向说”。此说形成于1980年代，认为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以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范畴为中介，扬弃旧哲学中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以人的实践作为人和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从而实现了哲学本体论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革命变革。⑵“生存论转向说”。进入1990年代后，哲学界又试图以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为叙事背景，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提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既然突破了抽象的实体本体论架构，就只能生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实际生存的哲学；马克思的核心哲学范畴如人、社会、历史以及实践等，都表现着人的具体生存样式，因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一次生存论转向。应该说，“实践转向说”和“生存论转向说”在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精神时，突破传统的实体本体论范式，代之以基于人类具体存在方式的实践论理解和生存论理解，实现了基本解释原则的重大创新，其成就必须肯定。但问题在于，无论“实践说”还是“生存说”，两者都是在严格学院哲学的问题框架内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进行解读。其中实践说脱胎于黑格尔以概念辩证法探求本体论中介化道路的规划，生存说则明显受到现象学存在论的强势话语的影响。这种学院解释的一个突出缺陷是：没能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意义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立场、特别是同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空前尖锐的现代性问题的批判结合起来，因而无法使之成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当代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理解和生存论理解就有被重新抽象化的危险，而流于一种被马克思拒绝过的纯学院化的概念哲学话语。除此之外，马哲界的许多具体领域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辩证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还是新兴的价值问题、人学问题、对马克思的存在论解读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的毛病。
不可否认新时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但是对马克思哲学长期做这种学院哲学式的解读，确实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愈演愈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精神反而严重衰退，没有表现出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作出强有力批判性反应的能力。这种情况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方面，在当今国际学界，在全球资本主义猛烈扩张的背景下，马克思学说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成为国际学界非常活跃和强势的话语之一，左派学者不用说，包括许多“中左”派学者都对马克思怀着敬意，以至德里达说出了他的名言：“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另一方面，在国内哲学界，马哲研究却处在被边缘化的困难境地，不受社会关注，只能在圈内自说自话，这意味着马哲研究已经失去了对生活与文化施加重大影响的能力。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和马哲研究惯用的学院哲学式的解读方式有关，因为这种解读既不符合马克思哲学那种异于西方学院哲学传统的特殊气质，更有悖于马克思彻底反叛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初衷。这种学院哲学式解读的结果是，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反资本主义的批判锋芒，另一方面又使马哲研究失去真实的问题，因为在这种解读中，马克思哲学本身没有的那种学院哲学式的问题结构和概念结构被强行打造出来，而马克思哲学原有的那些社会批判问题却被消解掉了，这样做出来的“马哲”既缺乏针对当今时代现实的批判力，又没有正宗学院哲学的纯思想意义，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吸引力，直至被边缘化。所以有一位青年学者提出马哲研究的“边缘化”实际上是它的“自我放逐”，确实很有见地。
如果说，长期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西方学院哲学作为其叙事框架是一种不自觉选择的话，那么，近年来有些青年学者则把这种学院化的解读方式当成一种自觉的追求，当成提高马哲研究的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准的必由途径。这种动向值得注意。它表现为近年来“学术凸显，政治淡出”的倾向，表现为“让思想家下台，让学问家上台”之类的口号。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凸显，意在借用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马”）的一些概念，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研究方式称为“中介式方法”，即通过西方哲学和“西马”的中介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研究方式本身未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中介式研究”游离了现代性这一总的问题背景，如果这种“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被重新强化的对马克思的学院哲学式解读，那它将无助于推动国内马哲研究走出困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味着放弃反抗资本主义压迫与支配权的根本宗旨，而退化为知识分子的高级精神奢侈或才智游戏；或如一位学者精彩描述的：“中介表演”成了“学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目标，“经过西方哲学中介之后的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飘忽不定的‘剩余之物’。”这位学者紧接着深刻指出：“如果说，‘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道干涸、贫瘠的河床，那么，某些所谓‘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更像是一块边界不明、杂草丛生的河滩，……这与其说是一种解放，不如说是一种混乱。”[⑨]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近年来马哲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一个令人尴尬的情况是，这种争论只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哲研究和西哲研究都没有这种争论。这里有一个潜在的价值前提：学术性是哲学研究的最高价值，而中哲研究和西哲研究的学术性价值都是不成问题的，只有马哲研究的学术性价值才是成问题的。这一判断当然反映了马哲研究中的某些毛病，但我认为从深层逻辑上看，这一判断完全出自以学院哲学作为叙事背景的评价体系。如果我们以现代性问题作为叙事背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看到，所谓“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并不是马哲研究的笑柄，并不是丑闻，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固有的一个问题：如果对“学术性”的强调是指提高马哲研究的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准，把马哲研究从过去那种空洞贫乏的状态中提升起来，那完全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学术性”与“现实性”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强调“学术性”是指要把马哲做成纯粹的学院化概念哲学，放弃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放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反抗，那么这样的“学术性”对马哲研究来说完全是一个歧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毫不犹豫地反对“学术性”，坚持“现实性”。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从形式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要“学院化”和“学术化”，要由学者来研究，要提高学术水准。但是从内容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应该被学院化、抽象化，而应始终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理论、批判话语，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内容来说决不是一种学院哲学，而是一种综合性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哲学家学说的解读工作来说，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或者从严格学院哲学的问题出发，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背景，由此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结论。让我们以康德和马克思这两位大师的对比为例来简单说明这一点。如果从西方学院哲学的叙事框架来看，那么，康德哲学就其怀有的远大理想，就其思想的革命性和严肃公正的品格，以及就其学说的恢宏完美结构来说，无疑是哲学史最伟大最重要的哲学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性问题这一叙事背景来解读康德，如麦金太尔所见，康德就变成了一位“启蒙哲学家”，而启蒙则首先意味着现代性和资产阶级文化权力的根源与本质。[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舍勒尖锐而深刻地把康德称为仅仅是一位“18世纪的现代市民哲学家”。[11]再来看马克思。如果从西方学院哲学的叙事框架来看，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很可能是片断化的和不规范的，缺乏完整的哲学文本结构和严格的哲学问题设计；然而如果我们在现代性问题这一完全不同的叙事背景中来理解，那么可以说，在整个资本统治的时代，马克思的哲学是最重要、最具批判力、最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一种哲学，它的问题和观点将始终支配着人类的未来命运。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坚持认为，应该以现代性问题而非西方学院哲学为叙事框架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要从反抗资本主义压迫与支配权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至于这样一种解读应该怎么做，我认为并无定格。我自己最近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是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学院伦理学、而以人的现实生存方式和人的解放为主题的“实质伦理学”。但这只是一种特定的解读，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类似解读。在这种改换了叙事背景的新解读中，我们将能够重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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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一章；以及沃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4页。
[②] 陈燕谷：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载于《视界》，2001年第2期。.
[③]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④]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⑤]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⑥] 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⑦] 同上书，第222页。
[⑧]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⑨] 穆南珂：《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问题》，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
[⑩] 参见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
[11] 参见《舍勒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13-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