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哈贝马斯批判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作为意识哲学的认识论前提，借鉴了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把生活世界理论建构在语用学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哲学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换。但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并没有脱离语言决定论的影响，没能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
关键词：生活世界、语用学、交往行为、交往范式、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的思想结合了传统哲学探寻深刻本质的方法与当代哲学和社会学广泛的开放性，其影响遍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他的全部著作可以反映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帕森斯和皮亚杰等多方面的影响，并且与米德、塞尔、罗尔斯、福柯、德里达、伽达默尔等许多当代哲学家展开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对话，正如托马斯•麦卡锡所评价的那样，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但是哈贝马斯“最重要的思想渊源无疑乃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1](P1)所以在西方学界哈贝马斯被看作是“马克思化了的韦伯”，就连他本人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正式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马克思要“消灭哲学”，但是他又指出消灭哲学并不意味着取消哲学，而意味着“使哲学成为现实”，“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2](P8)哈贝马斯引申了马克思的这个基本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名言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随着形而上学和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文化解释系统中所分化出来的一切，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还能组合起来，并恢复原有秩序。”[3](P49)他把哲学现实化的命题进一步发挥为“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当代哲学的发展也已清楚地表明“哲学不可能将生活世界悬置起来。试图悬置生活世界的哲学定然会被生活世界悬置”。“生活世界及其种种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无视这个基本事实的哲学注定没有前途。” [4](P2)哈贝马斯深刻地认识到了“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的重要性，他认为哲学只要“把目光转移到科学体系之外，变换视角，关注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就能从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哲学揭示出了一种早就在日常交往实践中活动的理性。” [3](P49)哈贝马斯试图在交往理性的前提下以日常语言为媒介来建构生活世界，并以此为规范标准去评判现实的生活世界，那么哲学的作用就在于“使用这种专家知识，并使人们意识到这种畸形的生活世界”，所以传统的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只能发挥批判力量，使人们从生活世界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它已经不再拥有一种关于“好的生活的肯定理论”。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经过语用学转型之后，主体理性转换为交往理性，从而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意识哲学范式，实现了哲学范式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范式的转型。

        一、“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

       “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创始者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正是针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而提出来的。所以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构成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直接内容来源，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更多是在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上。在论欧洲科学危机的文章中，胡塞尔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引入了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局部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普遍问题。”[5](P160)胡塞尔当时所处的实际情况是：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唯一的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弥漫着一种自然客观主义的倾向，科学危机成为了“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尔突出强调日常实践的偶然性语境是遭到排挤的意义基础。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生活世界和客观的科学的世界这二者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关于客观的科学的世界的知识是‘奠立’在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之上的。生活世界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或对于研究集体来说，是作为‘基础’而预先给定的”。[5](P158)所有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主体毕竟都是人，而作为人就是生活世界中的组成部分，而生活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始终存在着的，总是预先给定的。因此，“全部的科学就随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纯粹‘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5](P158)所有客观科学的命题、理论包括整个的学说体系，都是科学家们在其共同研究活动中所获得的构成物，所有这些理论成果都具有对生活世界有效的性质，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不断地被填充到生活世界本身的库存上去，并且甚至预先就作为生成着的科学的可能成就而属于生活世界。因此具体的生活世界，对于“科学上真的”世界来说，同时是奠定这个世界的基础，并且在生活世界特有的普遍的具体性中，包含着科学上真的世界。胡塞尔澄清了近代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之间对立的起源，通过生活世界的概念弥平了两者之间的鸿沟，从而借助超越论的现象学克服了欧洲科学的危机。生活世界与构成自然科学对象领域的那些理想化概念是相对的，针对理想化的测量、因果假定、数学以及其中实际的技术化倾向，胡塞尔坚持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领域，能够发挥原始的作用。从生活世界的角度出发，胡塞尔对自然科学客观主义遗忘自我的理想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可见，胡塞尔把他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和欧洲科学危机的主题结合了起来，从自然客观主义对世界和自我的遗忘中，归纳出了现代科学所导致的危机。
        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作为一个“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是始终存在着并预先给定的，是科学的真的世界的基础。但是哈贝马斯进一步将生活世界的知识作为“一种深层的非主题化知识”，是处于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的深层根基，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为交往行为的有效性提供了保证。但是哈贝马斯进而认定，这种生活世界绝对明确性的现实基础之奠基，是由于一种理想化的先验意识落归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而造就的。当然，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的批判最根本的还是对其主体性哲学基础的抨击。随着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理性范式的转换，哈贝马斯反复批判传统哲学只从主体性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世界，而严重忽视了有言说者、受言者和参与者共存的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所以虽然哈贝马斯认为自己发现了交往行为理论“直接的可靠性和无疑的确然性的基础”或“意义基础”，确信交往行为理论就建立在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基础之上。但同时又不遗余力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清除掉了支撑并建构成生活世界的先验的原始自我，他清楚地认识到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的症结所在：未摆脱传统认识论的“意识哲学范式”，将理性的出发点定位于仅具有认知构造功能的先验主体，因而造成其脱离现实生活世界而耽于“纯粹精神”领域的梦想。哈贝马斯不得不首先重新思考并选择生活世界的理论开端，突破将社会哲学建立在认识论上的传统，为此哈贝马斯抓住天生就与那些通过语言中介的交往行为有关的语用学，使理性不再是传统主体哲学以意识作为框架的认知理性，而是在语言沟通活动中的交往理性，与之相应，人的主体也不再是一个具有认知功能的主体，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着其整个活动和交往的实践主体，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一个社会生活世界，胡塞尔从先验的原始自我出发，来构造客体和交互主体以至整个自然和社会的生活世界，因而陷入先验哲学的“乌托邦”。“所有这些想使理性先验化的努力仍然局限于先验哲学范围之内，都陷入了先验哲学的先天概念之中。只有转向一种新的范式，即交往范式，才能避免做出错误的选择。”[3](P41)所以哈贝马斯要转入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哲学史上完成了一个“范式变化”，即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范式的转向。哈贝马斯批评胡塞尔道：“由于语言主体间性构成了主体哲学的一个盲点，因此，胡塞尔也未能认识到，日常交往实践本身就是建立在理想化前提上的。”[3](P75)总之，哈贝马斯突破了主体性哲学关于生活世界理论的沉思，例如胡塞尔对与“意向性”相关的生活世界之分析，而是把生活世界理论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上，实现了生活世界理论的语用学转型，使生活世界成为了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

二、“生活世界”的语用学转型

        语用学是对记号或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它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另外的两个分支是句法学（讨论语法）和语义学（讨论指陈和真理）。语用学又进一步分为讨论话语一般原则的普通语用学和讨论具体语言相互作用的应用语用学。语用学关注言语者实际使用语言的语境，诸如目的、效果、意味、言语者与听者的关系等等。语用学是当代语言哲学的重要方面。哈贝马斯把语用学引进了交往行为理论，从而把生活世界理论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哈贝马斯认为“现象学诱发了一种从认识论那里借用过来的建构世界的概念”，把世界建构成了一个先验哲学的“乌托邦”，为了避免社会现象学的这种困境，“社会理论必须摆脱关于认识的建构理论，退而采用语用学的立场，因为语用学就其本质而言是涉及到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的”。[3](P75)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应当引入“生活世界”概念，并把它当作交往行为的互补概念。哈贝马斯通过对交往行为理论前提的分析，从形式语用学的角度揭示出了生活世界的背景。
      哈贝马斯认为在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中，存在着一个协调行为的问题。多个行为者的行为计划如何才能协调起来，从而使他者的行为与自我的行为相互“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把偶然遇到一起的选择可能性的活动空间压缩到一定的程度，从而使主题和行为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范围内能够彻底结合在一起”。[3](P58) 行为者一旦只能从互动的角度，也就是说，只能依靠至少一个他者的行为（或非行为）来完成他的行为计划，行为协调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自我的计划和行为与他者的计划和行为相互联系的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类型也就不同。互动类型主要是根据行为的协调机制来加以区别的，而“关键的区别标准在于：自然语言是否只是传达信息的一种媒介，或者同时还是社会整合的源泉”。[3](P59)根据协调机制的不同，哈贝马斯分别提出了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两个概念。在交往行为中，语言理解的共识力量，亦即语言自身的约束力能够把行为协调起来，达成一种非强制性共识；而在策略性为中，协调效果取决于行为者通过非言语行为对行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这种行为所达成的共识是一种强制性共识。交往行为与策略行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有效的行为协调不是建立在个体行为计划的目的理性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交往行为理性力量的基础上，这种交往理性表现在交往共识的前提当中。交往对无条件的言语行为的支配，使得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者的行为计划和行为进程都处于主体间共有的语言结构的约束之下。目的行为者想对世界中的事物发挥影响，而言语者则想与第二人称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言语者只有转向从交往的角度使用语言，才能掌握语言的约束力，否则就会使特定的语言约束力不能发挥出来。交往理性概念的基础就是论证语言的非强制性共识力量，利用语言自身的约束力把行为协调起来。
        可见，交往行为概念是建立在一种关于语言和理解的具体观念基础上的，这种关于语言和理解的观念必须用意义理论来加以阐明。哈贝马斯认为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论充分揭示了意义与有效性之间内在联系。在语言当中，意义层面和有效性层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表达的意义与（a）语言表达的意图，（b）语言表达的内容，（c）及其在言语行为中的使用方式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与此相应每一种言语行为都可以在如下三个方面遭到批判，而被认为是无效的：从人为的陈述（以及陈述内容的实际前提）的角度来批判它是不真实的，即命题真实性要求；从现有的规范语境（或先验规范的合法性）的角度来批判它是不正确的，即规范正确性要求；从言语者的意图角度来批判它是不真诚的，即主体真诚性要求。自然语言媒介之所以会具有一种能够用于协调行为的约束力，是由于言语者用他的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为此提供了保证，有效性要求超越了一切单纯的局部范畴。随着这些有效性要求的提出，先验前提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的张力关系也就渗透到了生活世界自身的现实处境当中。交往行为理论在言语行为中必然具有的语用学前提，即在交往实践自身的核心领域，发现了“先定的理想化力量”，这些理想化在似乎已经超越日常生活的论证的交往形式中表现得更加清楚。“理想化从先验领域下降到了生活世界当中，并且用自然语言作为媒介发挥有效作用；兑现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观念需要这样的理想化。” [3](P76)日常交往实践中所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没有受到批判经验的批判或意外的压力，因为它们所依靠的是得到有效性预先认可的生活世界的明确性。
        一种非主题知识背起了使有效性要求让人信服的重担。参与者依赖的就是这种知识，并把它当作是语用学前提和语义学前提。非主题知识首先涉及到的是一种与情境相关的“视界知识”和一种依赖主题的“语境知识”。视界知识是熟悉的环境处于集中有序的时空视界当中，并且构成言语情景的中心，它使得表达不成问题，并且要求得到接受。依赖主题的语境知识同样起到稳定有效性的重要作用。语境知识为言语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言范围、共同的文化范围、共同的教育范围等，也就是说为言语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环境或共同的经验视野。但是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只是一种表层的非主题知识。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识与涉及到情景的视界知识和依赖主题的语境知识不同，“它是一种深层的非主题知识，是一直都处于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的基础”。[3](P77)背景知识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因为它永远也不会受到偶然经验问题的压力的影响。作为一种非主题知识，生活世界的背景也是潜在的，通过前反思才能表现出来。生活世界背景的第一个特征是一种绝对的明确性。它赋予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所依赖的知识以一种悖论的特征。背景的在场既让人觉得历历在目，又让人感到不可捉摸，具体表现为一种既成熟而又有不足的知识形式。这种绝对的明确性始终都是牢不可破的。生活世界背景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总体化力量。生活世界是一种总体性，具有一个中心和许多不确定的界限；这些界限是可以穿透的，但不能逾越，因为它们带有收缩性质。共同的的言语情景构成了一个中心，它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解释坐标或表现坐标”。我们一直都是在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世界里，“集体共同居住的生活世界就像文本和语境一样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直到相互构成网络”。[3](P79)第三个特征是背景知识的整体论，整体论和绝对性以及总体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这种整体论，背景知识表面看来是一个透明的整体，但实际上是无法穿透的。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一片“灌木丛”，不同的要素在其中混杂在一起，我们很难将它们分开。
       生活世界这种非主题知识的三个特征，即绝对性、总体化力量以及整体论观念，或许可以解释清楚生活世界当中充满悖论的“基本功能”，即“接近经验的偶然有限性”。根据我们从经验当中刚刚得到的确切性，生活世界建立起了一道“围墙”，用于抵御同样也是来源于经验的各种各样的考验。如果我们的世界知识肯定是后天获得的，而语言知识相对来说又具有先天的性质，那么，生活世界悖论的基础则可能就在于，“世界知识和语言知识在生活世界基础上是整合在一起的”。站在言语者的立场上，我们无法看到生活世界的这些普遍性结构，因为自我与他者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理解，并把言语行为的有效性的说服力建立在大量主体间所共有的非主题知识的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了生活世界背景知识的基础上，生活世界只是作为了言语者的背景知识而潜在着。只有当我们以行为者的身份出现，把交往行为看作是生活世界这一循环过程的一个环节，生活世界就会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有当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方法立场，把生活世界看作是交往行为的循环过程，交往行为网络才真正成为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媒介。

三、“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就像一个彼此错杂的“灌木丛”，不同的要素在其中混杂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交织体。哈贝马斯认为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三维结构，它们通过交往语言这个共同中介而交叠在一起。交往行为使三者在主体间所共有的生活世界中实现了社会整合，在这三者的互动中充当了中介。“生活世界的各个部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以及个性结构等，是贯穿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解过程，协调行为过程以及社会化过程的浓缩和积淀。”这个动态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入了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了交往实践知识的主干。经过分析，这些知识逐渐凝聚下来，成为传统的解释模式；在社会群体的互动网络中，它们则凝固成为价值和规范；经过社会化过程，它们则成为了立场、资质、感觉方式以及认同。产生并维持生活世界的各种成分的，是有效知识的稳定性，群体协同的稳定性，以及有能力的行为者的出现。” [3](P82)文化、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动态过程，是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实现的。文化为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提供了“文化知识传递”的资源，使文化传统成为个人潜在的知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又使文化知识得到“再生产与革新”，形成新的文化传统；社会对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起到了“忠诚传递”的作用，而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又对社会起到了“建立与维护团结”的功能，使社会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社会；个人从自我与他者的互动那里获得了“技能与动机”，而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又为个人提供了“文化定型”和“社会化”的资源。文化、社会和个人就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以交往实践为核心的生活世界网络。这个日常交往实践的网络位于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的范围内，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符号内涵的语用学领域，从而“构成了文化、社会以及个性结构形成与再生的媒介”。
        生活世界的这三个要素密不可分，通过共同的日常语言媒介紧密交叉在一起。文化是“储存起来的知识”，哈贝马斯认为文化知识表现为符号形式，表现为使用对象和技术，语词和理论，书籍和文献，当然还有行为。文化就像是 “一束光环”，在它的照耀下，不同的实体相遇到了一起。在交往行为中，交往参与者能够相互就某事达成理解，就是用这些文化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解释，从而能够互相理解对方表达的意图。社会是有合法的秩序构成的，社会表现为制度秩序、法律规范以及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实践和应用。它促使交往参与者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确保他们之间能够协同起来。一切促使主体能够言说并且行动的动机和能力，都可以归入个性结构，个性结构完全表现为“人的组织基础”。所有这些表现物都是语义学的内容，都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用常规语言来流通的。通过共同的日常语言媒介，它们彼此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相继履行了不同的功能，但都和生活世界的总体性之间保持着联系。可见，作为一种由符号构成，并贯穿着不同表现形式和功能的意义语境，生活世界是由三种共同发生而且紧密联系的因素所组成的。生活世界的三种要素，文化、社会以及个性结构尽管它们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却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复杂的意义语境。个人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其与文化以及社会之间是通过语法关系保持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文化传统的内涵永远都是个人潜在的知识，个人占有和继承了文化传统，使文化传统得以流传；作为社会表现形式的规范秩序不管是把自己固定成为制度，还是仅仅保持为一种交往的语境，也永远都是人际关系的秩序。交往行为者之间无论多少已经实现社会整合，并且保持协同一致，但它们之间的互动网络只能是由交往行为主体的协调行为构成的，社会与个体之间在构成上具有互动作用。可见生活世界中任何一种行为关系的社会整合，同时都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社会化过程。
      生活世界理论经过语用学的转型之后，相对于传统意识哲学，对社会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意识哲学认为，社会是一个由部分组成的整体，不管这个部分是国家的政治公民，或是联合起来的自由生产者。而经过转型后的生活世界理论认为，通过交往而实现了社会化的主体，主体不再是处于制度秩序或社会和文化传统之外的主体，而是位于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内的主体。当然，交往行为的主体各自都把他们的生活世界当作是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整体背景，这种生活世界也便成了是由文化传统和制度秩序以及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认同所构成的。所以生活世界就不再像意识哲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个体成员组成的组织，也不是什么个体成员组成的的集体。相反，生活世界成为了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四、结语

    哈贝马斯认为二十世纪的哲学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学的范式转换导致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语言与世界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主客体关系。建构世界的重任从先验主体性头上转移到语法结构身上。语言学家的重建工作代替了难以检验的反思。” [3](P7)哈贝马斯认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并找到了一条走出意识哲学困境的道路。在当代哲学这一发展的大趋势下，哈贝马斯批评和借鉴了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在逻辑学和语义学之间开辟了一条语用学的道路，从普通语用学角度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破除了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把生活世界的理论前提转移到语用学上去，从而实现了生活世界理论的语用学转型。语用学转型后的生活世界理论，由传统哲学的主客关系转化为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哲学范式也随之发生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根本性转换。
        但是，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哲学的视野下，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建构起来的”，具体而言，正是语言成为了交往行为的媒介，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正是以日常语言为媒介建构了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理论建立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相应的，他提出“语言所构成的生活世界”的思想。这是一种将语言普遍化和实用化的趋向，顺应了当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的最新思潮，表现出了哈贝马斯想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的努力。虽然哈贝马斯也曾批判伽达默尔把语言看作是理解的唯一基础的缺失，指出语言只是现实的部分而非全部，但他自己也并未脱离语言决定论的影响。哈贝马斯整个学说体系的缺陷也正在于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只是一种单纯的以日常语言为媒介的语言交往行为，与马克思相比，他并未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其实人的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2](P81)可见，语言是建立在物质生产这一基础上的，也只有在这种物质性的交往实践的基础上，语言才能获得其坚实的根基。哈贝马斯忽视了对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这一坚实基础的考察，从而造成了生活世界的理想性如何得以现实化的问题。哈贝马斯虽然提出了一整套具有“规范基础”性质的生活世界理论，但是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具有现实的效果。尽管哈贝马斯曾明确指出“理想化从先验领域下降到了生活世界当中”，并且通过自然语言作为媒介而发挥有效作用，使之成为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但是他所谓理想性只是在理想状态的交往行为中而起作用的，或者说这只是一种现实的理想性。这意味着，在现实的交往行为中，这种理想性并不一定起作用，在现实交往行为的互动中，只有先假设交往行为的理想性条件已经满足，交往才能获得成功。可见这种理想性只是交往行为得以成为现实的可能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理想性只有在对现实交往行为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或重构中才能被意识到。显而易见，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经过语用学的转型之后，虽然突破了意识哲学的认识论前提，把生活世界理论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上，但是却没能摆脱语言决定论的宿命，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从而影响到了生活世界理论作为“规范基础”的现实化。无论怎样，哈贝马斯实现生活世界理论的语用学转向，仍然为重新理解社会，实现社会整合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注 释：
(1)[英] 威廉姆•奥斯维特.哈贝马斯[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德]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张汝伦.历史与实践[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德]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