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阿多诺将辩证法诠释为“对贯穿同一性的非同一性的意识”，由此使哲学获得一
种全新的自我理解，其中既有对现代哲学的同一性逻辑及其意识形态背景的尖锐批判，又与后现
代主义哲学极端激进的破坏性立场划清了界限。阿多诺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这是黑格尔之后对
辩证法本意所作的最深刻理解，它最恰切地回应了马克思关于辩证法批判本性的著名见解，从而
预示了辩证法在未来哲学发展中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阿多诺；辩证法；哲学；同一性与非同一性

一、重新思量辩证法的当代命运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辩证法的研究因声誉不佳而相对沉寂，这也许是辩证法研究被纳入学术体制的同一性规训后所必然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按照阿多诺的看法，辩证法按其本质首先是一种反同一性的思想力量，不可能长久适应高度体制化的研究范式。但也正因如此，辩证法不可能真正被忽视，对辩证法的研究不可能真正沉寂，它必然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乃至整个当代哲学探索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纵观20世纪晚期以来哲学之发展，其基本走向是拒绝总体化的同一性而转向多样化的异质性，是从宏大的元叙事转向细小的具体叙事，“是追求各种小的东西，并发现各种巨大的东西的可能性已从历史上被排除了。”[1](P58)在这一趋势中，哲学本身发展出的这种多元化和具体化要求，已明显汇入反抗资本主义压迫与支配权的多种反抗力量之中，因而被激进政治所吸纳，并因此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辩证法。可以说，当代哲学的反同一化趋势所昭示的正是辩证法的要义和力量，而且这一发展趋势本身也只有用辩证法才能恰当描述。这决定了辩证法在当代哲学中的命运是重新挺立而非沉寂。詹明信在十多年前就预见：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历史写作浪潮”全面袭来之时，辩证法也仍然是“一颗方法论上的定时炸弹”，“对于那些没有拜倒在西方神灵脚下的知识分子来说，辩证法仍然可以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展示出新的思想前景。”[2](P261,P268)詹明信对阿多诺极为推重，称“阿多诺的辩证法经久不衰”，就是因为阿多诺很早就洞察了哲学演进的这一趋势。
辩证法缘何声誉不佳？主要是因为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辩证法被形式化为关于事物一般联系和发展的学说，此种“联系”和“发展”因其内容的抽象化和概念化，而使辩证法成为一种既无哲学的纯思想意义又无任何意识形态批判意义的空洞的“学说”或“科学”。辩证法的这个流俗概念并不符合辩证法的本意，但却带来人们对辩证法本身的轻视，以致这种对辩证法的轻视本身复又变成一种流俗偏见。
与一般人的流俗之见不同，阿多诺认为，对于黑格尔以后的现代哲学来讲，哲学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其命运完全系于辩证法，而这里的关键又在于如何正确理解辩证法的本意。阿多诺给出的理解是：“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预先并不采取一种立场。”[3](P3)展开说，此事涉及思想与事物的关系：“思想就意味着同一”，思想按其本性和内在形式就是一种同一性力量，而事物本身则是差异的、异质的和否定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总是表现为对统一与一致的诉求，即用自己的总体性要求来衡量和规训一切与自己不同一的东西，让作为内容的异质的东西服从思想的先验的统一形式。辩证法在其本来意义上正是对思想的这种同一性要求的一种反抗意识：“从一开始，辩证法的名称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拉地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它表明同一性是不真实的，即概念不能穷尽被表述的事物。”[3](P3)一旦我们在辩证法的引导下意识到，概念中的总体性和同一性只是由思想布控的纯粹外表而非事物本身的内容实情，我们便能按事物本身的内在尺度去冲破这个总体同一性的外表。这就是阿多诺对辩证法作为“对非同一性的意识”所作的重新说明。我认为这是黑格尔之后对辩证法本意所作的最深刻理解，它最恰切地回应了马克思关于辩证法本质的著名见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P24)

二、反抗权力：辩证法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
如果以福柯的问题为尺度，可以说辩证法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权力的反抗，因为权力的本质正是一种同一性要求，思想的权力表现为它赋予自身一种至上性，要求作为内容的异质的东西先验地服从这种至上性，以此来穷尽它的对象的内容。而辩证法拒绝同一性也就意味着对思想的这种惯有权力提出挑战。这必然带来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因为按照辩证法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对哲学另有要求，这就是阿多诺所揭示的辩证法对哲学的两个否定性要求，即废除哲学最基本的两个形式要素：概念和体系。
辩证法对哲学的第一个要求是拒绝概念的无上权力。哲学的运作必须使用概念，这没有问题，因为在严格的形式意义上，任何哲学都无法直接靠近个别事实，“任何哲学都不能把个别粘贴在文本中，虚构出诱人的图画。”[3](P10)但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哲学的概念拜物教，好像概念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总体性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自身领域内直接解释自身，因此在哲学中享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权。概念的权力要求是建立起始终不变的秩序，并以这种不变性来反对它所包含的东西的变化。概念要求自身先于任何内容并使自身的形式实在化以反对内容，概念由此而把同一性原则实在化了。阿多诺指出：概念的同一性特点古已有之，“辩证法是思维向它的概念性的拟古主义提出的一种抗议”。他说 “实际上，一切概念，甚至是哲学的概念都涉及到非概念物。因为概念本身是现实的要素，现实首先为了支配自然而需要概念的形态。”[3](P151,P10)因此在哲学的历史中，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首先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尽管这些东西总被哲学家当作暂时的和无意义的东西而打发掉。诚然，概念即使关涉非概念物也仍然是概念，概念总是把事物规划为抽象的同一性，但是阿多诺看到事情更重要的另一面，即“对自己的概念性不满意是概念意义的一部分”，[3](P10)因此概念的本意永远是“超越”自身而达于事物，举例来讲，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概念一开始就意味着非概念性，所谓概念之自给自足的“自在的存在”只是一种不真实的外表。概念与非概念物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构成哲学的真正主题，它表现为一个悖论，即“确保概念中的非概念物”。阿多诺对此作了精湛的分析：“这种要求的明显矛盾是哲学本身的矛盾：早在哲学陷入它的个别矛盾之前，矛盾就被定性为辩证法。”[3](P8)概念如何超越自身而达到非概念之物？康德以来所有哲学批判工作都致力于解开这个悖论，与它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第二手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哲学在这一主题上有过众多建树，比如胡塞尔的著名尝试，但无一不是在概念同一性的叙事结构中进行，这已经成为哈贝马斯所谓“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的一种强制性逻辑。[5](P10)是阿多诺较早意识到，只有辩证法的叙事结构才能为这一任务的完成找到一条新路，那就是：摆脱概念拜物教，拒绝概念同一性的绝对权力，使哲学思考趋于非同一性，也就是趋于那些非概念的“异质的东西”。阿多诺将这一转变称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对概念中的非概念物的基本特性的洞见将结束这种概念所产生的强制性同一。”[3](P11)
辩证法对哲学的另一个要求是反对体系，因为思想同一性的表现形式就是哲学体系。和概念一样，体系被认为是哲学的当然形式特征，一切哲学权力话语对其权力的自我意识都表达为如下命题：哲学只能被当作一个体系来追求。但阿多诺指出，在辩证法的原初理解中，哲学按其本性应该是反体系的，因为既然哲学的目标是异质的、特殊的非概念事物，它就不应当采用体系这种形式。阿多诺仔细分析了哲学被体系化的原因：“每当有某种东西被认为逃避与概念相同一时，概念就不得不采取夸大的方式，以防止任何对思想产物的不容置疑的有效性、稳固性和缜密性的怀疑蛊惑人心。”[3](P20-21)哲学因此不得不采取体系这种使任何东西概莫能外的总体性表现形式，并养成了一种以理性追求一切他者、但又不宽容任何他者、故只能以概念和体系的同一性力量压制全体他者的思想习惯。“体系使思想绝对化，它反对思想的每一内容并在思想中蒸发掉这些内容。”[3](P23)体系在它为唯心主义提供论证之前就已经是唯心主义的。阿多诺痛斥“一切体系的故弄玄虚”，认为它“已经严重地瘫痪了哲学”：从哲学的历史来看，“体系已被降低到独撰概念的不祥领域并且只有它们的图式程序的苍白轮廓被保持下来。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难以生动地想象有什么东西能使体系具有哲学精神。”[3](P19-23)在阿多诺看来，甚至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伟大哲学，如果不考虑其纲领而单就其体系结构的琐碎来看，“都是一种先验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标志。”[3](P20)
哲学体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被它自身的不可能性所破坏，因为“哲学的体系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3](P20)这就是哲学体系的静态特性和哲学本身的动态特征之间的矛盾，也即总体性与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阿多诺称之为“体系的二律背反”。按阿多诺的分析，这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固有的一个矛盾。如上所述，传统哲学的一个主要梦想就是用一个有限的、封闭的概念体系来追求和穷尽无限的对象与内容，为此它必须求助思想的同一性形式，让作为内容的异质的东西先验地服从这种形式的至上性，相信在它的每一个别判断中都断言了关于无限的绝对知识。由于思想的同一性界限与事物的无限的异质性本质上互不相容，便造成了现代哲学中所谓“体系与动态的对立”：一方面，体系作为同一性形式无论怎样试图穷尽异质的事物，它都只能是“一种肯定的无限性——即有限的和静态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否定了界限的概念并在理论上确信有某种东西一直保持在外，动态便倾向于否认它的事物，即体系。”[3](P26)作为这种体系与动态、同一性与异质性的对立的结果，体系的不可能性在历史中表现为：“恰恰是在现代体系的早期历史中，每一个体系都注定在下一种体系手中被消灭。”[3](P20)阿多诺用黑格尔哲学为例来说明这种体系的二律背反：尽管黑格尔称赞自己的体系是一种肯定的无限性，但封闭的体系不可能是无限的；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在普鲁士国家中达到完美这一怪念头之所以一再受到指责，正是因为这个怪念头必然的荒谬性破坏了它所断言的体系和动态的统一。
阿多诺批判的特别深刻之处是他看到，在唯心主义的体系哲学中无意识地占统治地位的乃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系的二律背反模仿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核心的二律背反。”[3](P25)资产阶级社会的二律背反表现为，为了保持同样而必须不保持同样，为了保存自身的存在而必须否定它者的存在，为了推进自己的边界而必须不尊重任何边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6](P254)阿多诺从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出发而指出：“人们已经向资产阶级社会证明：一旦它达到一个顶点，一旦在它自身之外不再有可利用的非资本主义领域，它自身的概念就会强迫它自我消灭。”[3](P25)资产阶级理性对此作出的反应便是体系哲学，如阿多诺所描述，从历史看，哲学体系所代表的正是那种“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符合的理性”，这种理性在摧毁了封建的旧秩序之后，现在“着手从自身之中产生他在自身之外曾经否定的秩序，因此，资产阶级意识的自主性在理论上便扩展成一种类似于它自己的强制机制的体系。”[3](P20)资产阶级哲学的每一种体系都是这样的秩序，但几乎每一种资产阶级哲学都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本质，都宣称自己的源头来自脱离了内容的纯思想形式，都尽量装做是某种“自在的概念性存在物”。难怪阿多诺讥讽“故弄玄虚是资产阶级精神的本体论的一个主要特点。”[3](P20)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揭开体系后面的意识形态实情：哲学体系的同一性模仿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同一性，体系因自身的不可能性而解体的过程也和这个社会瓦解的过程相对应。正因如此，成为权力话语的资产阶级理性对“那种继续潜藏在它的领土上并随着它的权力而更强大的威胁”充满畏惧，这个威胁就是事物按其本性而固有并被辩证法所揭示的特殊性和异质性。“体系只能证明学者们胸襟狭窄，靠在概念上构造他们对存在物的管理权威来补偿政治上的无能。”[3](P19-20)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可以推广理解为阿多诺整个“否定的辩证法”的动机。阿多诺揭示了，同一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则是同一性的社会模式，因此如伊格尔顿所见:“对于阿多诺来说，这种抽象交换的机制正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秘密。”[7](P262)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著名分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两种极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进行等价交换，其根据就在两者包含着等量的“交换价值”，即等量的抽象劳动。阿多诺仔细解读了马克思的这个案例，指出所谓“使用价值”正是“拒不归属于同一性的东西”[3](P9)，资产阶级社会将这种使用价值置换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强迫前者从属于后者，所适用的规则正是同一性原则。“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3](P143)资产阶级社会还将同一性原则推广到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这就是程序正义和形式平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所有人作为选民或公民在抽象意义上都是平等的，但却以此掩盖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具体的不平等。……所有个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但这不过模糊了法律本身最终站在有产者一边的方式。”[7](P262)这就是阿多诺所谓“平等中的不平等”。然而，按照辩证法对非同一性的意识，事物的异质性既然存在着，就不可能被真正同一。正如伊格尔顿在解读阿多诺时所讲，意识形态的真正对立面不是真理，而是对差异或异质性的自觉意识即辩证法。“意识形态将世界同一化，以欺骗的方式对不同的现象一视同仁；而要摧毁同一性思维就需要一种‘否定的辩证法’”。[7](P263)辩证法不仅在哲学的层面上打破同一性的幻象，指明客体和事物的个别性异质性存在永远不可能被概念和体系所穷尽，而且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揭露被等价交换和表面平等所掩盖的实质上的不等价和内容上的不平等。詹明信曾极为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本身的辩证结构，按他的看法，对于平等这种意识形态来说，其不真实性和不可实现性本身就是关于它的最真实和最现实的东西，这意味着借助于辩证法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的平等理想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产生它们的体制的消失，由此使理想与现实本身一起取消。”[7](P369)

三、辩证法之本意：一种全新的哲学经验
一旦从体系和概念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哲学便开始“关注事物”，开始其对特殊性和个别性的自由规定。“哲学重新得到了具体地思维的权力和能力，而不是用对既空洞又特别无用和无聊的认识形式的分析来搪塞。”[3](P5)“关注事物”是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准则，它与胡塞尔现象学“朝向事情本身”的口号似乎暗合，但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阿多诺讲“思维意味着思考某物”，这几乎是在重复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任何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但差别在于胡塞尔的“某物”是经过现象学还原后剩余下来的纯内在性，即“在其自身绝对独特存在中的纯意识”[8](P136)，在这里适用的是最强的同一性原则，事物的特殊存在被最彻底地取消。而在阿多诺辩证法这一边，“某物”的逻辑抽象形式作为某种被意指或判断的东西本身虽然并不要求设定其存在，“然而，在某物之中仍存的东西——对一种想把它抹去的思维来说是去不掉的东西——是并不和思想相同一的东西，或根本不是思维的东西。”[3](P33)阿多诺赋予“某物”的规定是具体性和内容性，他在最朴素的意义上讲：“没有被思想者，思想就会和自身的概念相矛盾，”并指认想通过纯粹形式的命题使思想摆脱这种“具体内容”的想法纯属幻想。[3](P132-133)总之，让思想直接关注事物，关注具体的内容，这对胡塞尔来说是有失体统的，因为无法保证哲学问题的绝对严格的确定性，但辩证法却能在概念的自我批判中把握它。阿多诺承诺，关注事物将会使哲学变得强劲有力，它迫使每一个概念进入自己的他者，而不承认概念的“自在的存在”；它不再寻求在体系中理解事物和记录事物，而是“在它和别的事物的内在联系中知觉到个别要素”，那使客体相互联系和交流的东西是客体自身的规定性的痕迹，而不是让客体在概念体系中成为一个原子的分类逻辑。阿多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最微不足道的非同一性的残迹都足以否定一个被概念视若总体的同一性。”[3](P24,P21)
通过关注事物、内容和具体性，辩证法为哲学设想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阿多诺称之为“模式”：“哲学的思维和有模式的思维是一致的，否定的辩证法是模式分析的一个整体。”具体说，“一个模式包括特定之物，而又不单是特定之物，同时又无需让特定之物消失在它更一般的总括概念中。”[3](P27-28)阿多诺极力通过这种模式分析来表现和证明辩证思维的优越之处：既反对压制，又反对放纵，既带来思想的解放，同时又保持着对思想的控制，因此超越真理与相对主义两级对立中的任何一种片面性。阿多诺对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了仔细的讨论，然后又把两者连接起来，在辩证法的框架内展示哲学的一种全新的自我理解。
首先，辩证法带来对哲学的解放，辩证法就其怀疑和拒绝概念对客体的同一性权力而言，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3](P141)。同一性原则对哲学的统治表现为：它要求一种哲学必须具有“毫不含糊的立场”，并能够“清楚地”说明这种立场，围绕这一凝固的立场建立起的体系代表一个“坐标系”，在其中，一切事物各得其所，每种思想都能确定其坐标位置，未被框住的思想和事物则被排除在坐标系之外。[3](P31)按照阿多诺的看法，这样一种哲学的观念适合于所有传统哲学的先验构架及其拟古主义的后期形式——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但辩证法的反思看穿这不过是“精神被统治原则所同化”，是一种“被精神化的强制”。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对固定“立场”的要求恰恰和真实的“精神的经验”不相容：“经验以毁灭这种立场为生，直到立场浸没在经验之中才会有哲学”[3](P29)。思想上的自由代表着一种新的权威，哲学按其本性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异质性的和非体制化的精神经验，只有辩证法才能接近哲学的真正经验。在下面这段文字中，阿多诺试图为我们描述这种哲学经验：“哲学在自己的进程中必须永不停顿地自我更新，既靠它自身的力量，又靠和它可以具有的任何标准相摩檫。关键在于哲学中发生的东西，而不在于一个论点或一种立场——在于结构，而不在于单向的演绎或归纳的思想过程。因此，哲学在本质上是不可解释的。假如它可解释，它就是多余的；如果哲学大部分都能解释，这对哲学并不利。”[3](P32-33)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经验中，阿多诺是把哲学理解成了辩证法本身。它有如下要点：二律背反。”[3](P25)资产阶级社会的二律背反表现为，为了保持同样而必须不保持同样，为了保存自身的存在而必须否定它者的存在，为了推进自己的边界而必须不尊重任何边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6](P254)阿多诺从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出发而指出：“人们已经向资产阶级社会证明：一旦它达到一个顶点，一旦在它自身之外不再有可利用的非资本主义领域，它自身的概念就会强迫它自我消灭。”[3](P25)资产阶级理性对此作出的反应便是体系哲学，如阿多诺所描述，从历史看，哲学体系所代表的正是那种“与资产阶如果哲学从具体事物出发进行哲学思考，它就把思想固定在与思想异质的东西上，从而放弃了思想的同一性权力和自给自足幻想。此时思想实际上已脱离了固定性，思想“仿佛在自由飘荡”，哲学成了“令人眩晕”的东西。[3](P33,P30)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后果。首先，哲学必须放弃关于“真理始终在场”的承诺，哲学的思想是飘荡的，因为真理本身是飘荡的和脆弱的。真理的不变性在阿多诺看来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幻想。“哲学总会出错。这是哲学为什么能前进的唯一理由。”[3](P12-13)其次，哲学必须放弃它惯有的严肃风格。哲学的严肃性同样是意识形态的虚假幻象，它来自同一性原则的先验的和强权的统治；一旦哲学转向非先验的和非强权控制的东西，它便进入了一个不可控制的领域，严肃性成为不可能性。阿多诺认为哲学在它的全新经验中乃是理论说服力与审美表现的双重游戏，哲学的责任是“靠有说服力的见解把审美的东西升华为现实的东西”[3](P13)。凡此种种后果被阿多诺称赞为是一种“解放”，是一次与现代性相逆反的“由启蒙向神话的突变”[3](P33)。它们看似游离了自身合理性的虚假性，其本身却是完全可以合理确定的，因为意识形态和辩证法对哲学有着完全相反的经验与理解。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无条件赞美差异和异质性的单向度哲学，那就完全没有理解辩证法的本意。如上所述，按照阿多诺的理解，辩证法带来的是解放，但不是放纵，不是后现代主义那种极端激进的颠覆和破坏意识；它是包含解放与强制、非同一性与同一性双重要求的矛盾意识。理解这一点，无论对于阿多诺思想还是对于整个辩证法来说，都是最关键的一步。阿多诺观点的另一面是：辩证法不仅反对绝对主义的同一性原则，而且反对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把个别性当作一个无条件的解放原则，正如同一性思维把一般性扩展为一个压迫性原则，辩证法则意识到：没有一般性人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规定性都是同一化。因为离开了概念，个别经验就缺乏连续性；反过来，只要个别经验参加了推理的媒介，它就不能再是纯粹个别的。“非同一性是同一化的秘密目标，它是解救的目标；传统思维的错误在于把同一性当成目标，”[3]（P146）而辩证法则意识到：同一性只是思想在追求非同一性的具体内容时必须经由的一条道路，“因为绝对的个别性是为了普遍性之缘故而开始的抽象过程的产物。个别不能从思想中推演出来，……但对它们的分析将重新揭示它们的极端个别化中的普遍要素。”[3](P159)正因如此，阿多诺告诉我们，一切哲学乃至最自由的哲学经验都在它的一般性中不可分割地携带着不自由，强制是哲学内在的固有特点，只有强制才能防止哲学退化为放纵。“思想的强制是它的解放的媒介”[3](P47)，正如文明的强制是它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一样。这种强制表现在，哲学对具体事物的追求是需要中介的，“哲学经验被迫同特殊分了手，同时又不忘记自己并不具有但又知道的东西。……一般性的否定性则把认识和特殊焊接起来，作为它要拯救的东西。”[3](P47)
在阿多诺看来，相对主义和同一性原则一样，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按照阿多诺的分析，相对主义最初起源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把个人意识当作终极的，把一切个人意见的权力拉平；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相对主义又作为资产阶级怀疑主义，体现资本主义理性的二律背反：一度获得解放的理性概念害怕自己的后果将炸毁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反过来限制自身能力的自由发展。“表达这种禁令的哲学术语是相对主义。”根据这种分析，阿多诺断言：“根本不需要号召教条的绝对主义来反对它，相对主义将因自身的狭窄性而被粉碎。”[3](P36)
因此辩证法既同相对主义严格对立，又同绝对主义严格对立，辩证法“不庇护任何第一性，不隐匿任何确定性，同时又只是根据它的确定的表达而很少承认绝对主义的孪生兄弟相对主义，”此外它也不想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而是通过这两个极端本身、靠它们自身的观念来证明它们的非真理性。”[3](P33-35)在这种情况下，辩证法岂不成了没有任何确定的诉求和稳固的内容的一种思想怪物了吗？但实际上，这样理解的辩证法却是最合乎辩证法本意的、最靠近哲学经验实情的、因而是最现实可靠的哲学方法，它的突出优点在于它已经彻底出离了对稳固性的诉求，故不被任何绝对化倾向所束缚，是真正自由的思想方式。阿多诺这样点破辩证法的玄机：“未被束缚的辩证法像黑格尔一样，并非没有任何稳固的东西。但它不再赋予这种东西以第一性。”[3](P37)这样，“通过使思想脱离第一性和固定性，我们就不会使思想绝对化。”[3](P33)寻求自我保护的稳固性是哲学的一种思想习惯，阿多诺称之为“一种唯心主义的怪想”，是资产阶级权力意识的表现。它以康德先验哲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为最高典范。辩证法与此完全不同，“一旦辩证法成为不可拒绝的，它就不能像本体论和先验哲学那样固守它的原则，它不能被继续当作一种不管如何变更都得坚持的支撑性结构。在批判本体论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3](P133)因此，当辩证法突出强调非同一性、具体事物和直接性时，它决不是在寻求一个新的稳固性整体结构，决不是在设定一种新的第一性：“对辩证法来说，直接性并不保持它的直接的姿态，它不是成为基础，而是成为一个要素。在相反的一级，纯粹思想的不变量则成为另一个要素。”[3](P39)阿多诺告诫，如果哲学在废黜了绝对的同一性、概念性之后，又试图转向绝对的非同一性、非概念性，那就等于重建新的第一性，“就是在使非概念性的概念实在化，从而违反它的意义”[3](P133)，其结果是，非同一性被先验地还原于一个概念，成为新的同一性。
在这里，阿多诺引领读者接触到辩证法的关键。辩证法在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对稳固性的诉求时，并非没有它自己的“稳固的东西”。这种“稳固的东西”是什么？按阿多诺的看法，这种稳固的东西不是立场，而是经验。包括两个方面：
(1) 这是一种对矛盾的思想经验。辩证法对同一性逻辑的反抗也就是对思想的权力乃至对思想本身的反抗，这使辩证法表现为矛盾。这正是辩证法让波普尔之类哲学家反感的地方，因为它与逻辑判断的形式一致性不相容。然而按阿多诺的看法，辩证法的矛盾并非一种胡作非为的形而上学。按照阿多诺更深刻的理解，辩证法中的矛盾作为非同一性并非思想的规律，而是现实的规律，未被思想所替代的事物是矛盾的，从而抵制任何一致性解释的企图。“正是事物，而不是思想的组织动力，把人们带向了辩证法。”[3](P4,P142)另一方面，辩证法在其最朴素的意义上又不是简单的事实：矛盾是一个反思范畴，是概念和事物在思想上的对立。“辩证地演进意味着在矛盾中思维，既支持在事物中一度被经验到的矛盾，又反对矛盾。”[3](P142)于是可以理解，辩证法的真正工作并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是解释矛盾和消除矛盾，而是在一种自由而清晰的经验中体验矛盾。“适合于辩证认识的是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3](P150)因此在辩证法的理解中，哲学永远达不到也不应该达到无矛盾的完美状态，哲学只能是对矛盾（即非同一性）的思想经验，因此永远是“未完成的事业”。
（2） 这是一种对和解的思想经验。阿多诺说辩证法服务于调和的目的，它使自己的事业甩掉了逻辑的压迫性。这是因为，辩证法既不把同一性也不把非同一性设定为第一性，而是彻底废除思想中的等级制度，帮助主体实现它和不是它同类的东西的平等，由此打开通向复杂的不同事物的道路。辩证法从不排除在意识中被体验为一种异己物的东西：“物凝结成被征服的东西的碎片，挽救这东西则意味着对物的爱。”因此“非同一性不单是意识到解救，也是和解的人类的解救。”阿多诺告诉我们，在辩证法中，“和解的立场不会以哲学帝国主义来并吞异己物。相反，它的幸福将在于：异己物以它得到承认的近似性仍然是疏远的和不同的东西，既超然于他治，又超然于一个人自身。”[3](P189)

四、从辩证法立场看后现代主义的缺陷
阿多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辩证法不仅主张“他者对同一性的抵制”，同时也是“对贯穿同一性的非同一性的意识”。至此可以转入对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讨论。从1980年代开始，欧美学界开始注意到阿多诺思想令人惊奇地预演了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许多观点。后现代主义要求绝对不可还原的差异和多元性，拒绝意识和主体性的权力，抗议任何形式的强制与压迫，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也当成是一种将激进政治的多元性强行纳入某种单一历史模式的权力话语；他们把阿多诺的反同一性论题奉为自己的思想先导，由此开始了阿多诺哲学的“盛大复活”。然而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阿多诺的哲学立场与后现代主义有根本的不同。阿多诺虽然激烈批判了现代哲学中的同一性逻辑，从而被后现代主义引为同道，但他从未有过彻底废除同一性原则的激进要求。与后现代主义相比，阿多诺的批判工作依据于不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辩证法。对于阿多诺来说，同一性的压制性特征与其内在的矛盾密不可分，阿多诺想通过体验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的矛盾来超越同一性：同一性的概念，当其承认自身的非同一性环节并对该环节具有浸透作用之时，乃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因此辩证法的选择是“通过在同一性强制中贮存起来并在它的对象化物中凝结的能量来破除这种同一性强制。”[3](P154)在后现代主义极端激进的哲学倾向中，同一性批判的这种辩证维度是全然缺席的。
揭示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差异的一个切入点是尼采，因为阿多诺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最先发现概念的使用将导致对差异和异质性的漠视：“每一个概念都产生于将异物等同看待”。尼采论证道：“一片树叶永远不会与另一片完全相像，所以树叶的概念肯定是通过任意省略个别的差异、通过忘却产生差别的东西构建起来的；……这种对个体的忽视给了我们形式，但自然并不知道形式与概念，它对我们只是一个难以企及和不可界定的未知物。”[7](P71-72)尼采的这个发现准确捕捉到了所谓“同一性思考”的特征，它不仅启发了阿多诺，也启发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后现代主义者。但阿多诺还注意尼采的另一个看法：在哲学的历史上，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观念都曾是导致错误的根源。因此他能看到，纯粹的非同一性和同一性一样是一种思想的抽象：“全然混沌恰恰也是精神的产物，正如将宇宙确定为一件可敬之物是精神的产物一样。”[7](P73)在辩证法缺席的语境中，纯粹的非同一性只是同一性逻辑的无用的副产品。“那种纯粹想使哲学思想转向非同一性的企图被称为荒谬的。这样一来，非同一性被先验的还原于它的概念，因而是同一的。”[3](P152)这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关注他者和异质性的努力不过是重新落入另一种形式的抽象，被他们看作绝对独特性的东西其实是被高度中介化的，因为如果每一个他者都因自己的独特性而重要，完全不涉及任何目的与意义、过去与未来，不涉及任何超越自身的东西，那么，每一个他者就变得荒谬而单调地相同，每一个行为或话语都变成了同等好或同等不好的东西，这样的绝对差异与绝对统一没什么区别，它不过是在重复刚刚被废除的意识抽象性的专横而已。
作为一个辩证法的阐释者，阿多诺看出激进地推崇非同一性、特殊性和多样性是一种自我挫败的选择，因此他拒绝使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崩溃为形而上学一元论的任何企图。阿多诺的论点是：第一，非同一性只有通过作为同一性的环节才能得到。“非同一物是事物自身的、反对它的同一化物的同一性”[3](P159)，在非同一物内部有它和它不是的东西的联系，那也是同一性对它隐瞒的东西，因此非同一物的实现在于放弃自身而不是巩固自身。“把同一性定义为自在之物与其概念的符合，这是罪孽。但不应简单地抛弃同一性的理想。在那种认为事物不应与概念相同一的指责中存在着概念想和事物相同一的渴望。非同一性的意识就是这样包含了同一性。”[3](P146-147)第二，非同一物的获得需要概念的作用。“只有在和概念的对立中，在对概念的凝视中，这种非同一的东西才能浓缩成个别存在。”[3](160-161)但按阿多诺的规定，这种概念不再以抽象作为至上原则，不再进入等级制度的安排，而是进入一个“星丛”。“星丛”表示：“只有概念能实现概念阻碍的东西。每一概念的决定性缺陷使得有必要引用别的概念。”[3](P52)在星丛中，这些概念能够从它们之间的差别中生成一种对事物本身非同一的个别性的开放，相应地，理解一个事物就是在它与别的事物的内在联系中体验其个别性。在这种情况下，概念性的思想与个别性的事物之间的对抗将不复存在。
彼得•杜司认为：阿多诺式的批判理论的立场明显优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只是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控诉同一性的强制，阿多诺则认识到，强制性的同一性在某些历史阶段上是必需的，其目的是让人类从对自然的盲从中解放出来，在此意义上，同一性已经包含了自由的契机。[7](P81)杜司的观点可以在阿多诺著作中找到直接的根据。阿多诺讲，商品交换奉行的是一种同一化原则，但如果人们抽象地否定这一原则，如果人们为了具体价值的更高荣誉而简单地取消可比较性和对等原则，那么，“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合理性”就会让位于暴力的直接占有。阿多诺的观点是：“自由只有通过强制的文明而不是靠‘回到自然’才能成为现实”，正如非同一性只有通过同一性的强制才能获得一样。[3](P143-144)由此可以推知，在阿多诺那里，辩证法与社会主义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辩证法的目标是把事物的异质性内容从概念的总体性形式的强制下解救出来，阿多诺将它揭示为一个解放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则是把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压制之下解放出来，马克思为它的实现设计了一条辩证的道路。按照阿多诺的解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把自由状态和天然的直接性区别开来：“马克思希望，计划要素将导致为生活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因而本质上是直接性的恢复——在这种计划中，他保存了异己的事物；而在他关于实现哲学仅仅思考的东西的计划中，他起初保留的是中介。”[3](P1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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