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人类的历史意识日益敏锐和深刻。古老的永恒真理的哲学理想逐渐为历史的、时代的真理信念所替代，从而，“哲学与时代”经常成为哲学讨论的话题。在世纪更替之时更是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美世界文库”出版社出版了《导师哲学家丛刊》，分别以《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家)、《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理性的时代》(17世纪哲学家)、《思想体系的时代》(19世纪哲学家)、《分析的时代》(20世纪哲学家)为题，概略地介绍了一千多年西方著名哲学家的主要思想。哲学史总是哲学史家所理解的历史，如果编写这套丛刊的哲学家是欧洲大陆哲学家，相信他们不会以“分析的”标识20世纪西方哲学的特征。如何理解以往每个世纪的哲学，如何展望21世纪哲学的主题和趋向，取决于人们当下的哲学立场和观点。如果由我们续写这套丛刊，21世纪的哲学家或哲学将怎样命名才能表达其总体特点呢？21世纪哲学将是怎样的哲学？人们对此会有多种不同的回答。本文试用“体验的时代”揣测新世纪的哲学走向，希望能对未来的哲学运思有些启发。

一、理性的还原

鉴往而知来，探索21世纪哲学的特点和趋向，必须从回顾和理解哲学史开始，特别是需要对20世纪后半叶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趋向有较为准确的体认。对大多数哲学工作者来说，我们很自然地相信21世纪哲学将是20世纪哲学的发展和延续，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问题、趋向、派别、主义乃至风格等，都将在新的世纪继续得到拓展和深化，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世纪哲学的面貌。即便是按照福柯对知识史、科学史和思想史的看法，哲学没有连续、统一的历史，哲学知识作为一种话语系统是非连续的、断裂的结构，我们仍然相信相邻两个世纪的哲学较之其他时代可能更为相似。这也许是福柯难以颠覆的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而这种历史意识作为哲学工作者的“前见”或“合法的偏见”，从根本上规定了哲学工作者的致思取向，从而也就规定了新世纪哲学的基本构架。
按照《导师哲学家丛刊》的历史线索，我们发现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词即“理性”。从17世纪的“理性的时代”到20世纪的“分析的时代”，四百年的西方哲学可以归结为“理性哲学”。按照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启蒙即是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1]因而，“启蒙的时代”可以说是“批判理性的时代”；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19世纪哲学以思辨的理性构造宏大的思想体系，所以，“思想体系的时代”可以说是“思辨理性的时代”；20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以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的方法，寻求思想和知识的确定性、真理性、明晰性，按照《理性的对话》一书作者的看法，分析哲学仍是对合理性的寻求。[2]因此，“分析的时代”可以说是“分析理性的时代”。总之，自笛卡儿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即是理性主义，近四百年的西方现代哲学都可以称为“理性的时代”。
同任何西方哲学的抽象概念或语词一样，“理性”这个概念或语词只有在与“非理性”、“反理性”的区分中才能确定它的意义。所以，理性主义哲学的视野内在地包含着“非理性主义”、“反代理性主义”的哲学因素，否则，它就无法确立其自身。在意识的内在结构中，理性区别于欲望、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理性主义哲学把这些非理性因素看作是由理性所主导、统摄、支配的心理因素，进而在理性的反思中使其逻辑化、理性化，从而哲学必然是理性的知识系统。但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对理性中心地位的确立，不断受到怀疑主义、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等的挑战和冲击。这些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虽然也必须用理性写作和思考，也必须诉诸读者的理性以传播自己的哲学观点，但他们反对理性中心地位的观点确实表达了一种对人性、对意识乃至对人类知识和哲学本身的不同理解。人们经常对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反理性主义哲学提出一种机智的反驳，即它必须是用理性反对理性，从而它也仍然是理性主义的。这种机智的辩难意味着哲学总是或必然是理性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其实，这是一个理性主义哲学的成见，遗憾的是上述哲学流派并未觉察到这个思想陷阱。  
哲学理论研究和思考有许多奇异的背谬和循环，反理性主义必须用理性去反对理性只是一种形式的背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更为难解的哲学的自我缠绕。哲学理论要思考整个世界，而思考世界的头脑或哲学家就在这个世界之中，哲学家又总是在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中或者说在自己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做理论思考，所以，哲学关于世界的理论恰是由世界本身所规定或制约的。哲学理论的自我缠绕，结下了许多有待开释的纽结，也为各种相互冲突的哲学理论提供了自我论证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此，独断地说出某个世纪哲学的本质特点，都要冒以偏概全的风险。我们所说西方四百年现代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这几个世纪的西方哲学是理性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也许是在哲学理论之外的生活世界最直接而鲜明地标识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区别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生活世界的理性设计、规划和修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和认知的渴望，而现代理性主义则饱含着解放的旨趣和实践的意向。被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称为“解放的元叙事”贯穿西方四百年的哲学史，用马克思的说法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从宗教幻想中、政治压迫中、传统的偏见中以及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确立人的理性的现实性，这就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主题。在人们获得作为理性人的现实性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属人世界的理性设计，亦即使世界理性化。自然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为自然立法的规则内容和技术手段；经济学为理性经济人规定了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法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指明了最终解放的现实道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甚至为最隐秘、幽深的无意识提供了理性疏导的可能。使一切现实理性化，使人们的全部生活理性化，确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任务，也是现代哲学的主要特点。
一般认为，至少从费尔巴哈以来，西方哲学即已开始消解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马克思以实践的感性物质活动、尼采以权力意志、弗洛伊德以无意识、存在哲学以人的存在对抗哲学中的抽象理性，消解理性在人性或意识性中的中心地位。但在我们看来，这些对理性的反叛和抗争仍未超越现代性的视野，因而也并未能动摇理性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哲学革命虽然各自凸现了人类意识或人类活动中某些非理性因素的中心地位，但其哲学思维方式仍是某种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并且由于对某种非理性因素的中心化，也就把它理性化，从而强化了理性主义哲学。
我们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出现了，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到来，它也预示着21世纪乃至今后几个世纪哲学的根本特点。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即是所谓"非规定性的思"，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说是从生活形式的观点看，用后结构主义的术语说是拆解或解构。这些不同的表述虽然哲学观点大异其趣，却有一种区别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共同倾向，即不再以肯定性、规定性的思维方式确立任何理论的中心，而是以否定性、非规定性的思维显示那些多样性、差异性、非同一性、不规则性的理性的边缘，或是思入使一切思维规定得以可能的而自身却不可规定的有无之境。此种新的思维方式绕开了理性主义哲学预设的思想陷阱，即肯定或否定某种理性中心都必然强化理性中心的理性主义必然性，开辟了或者说是回溯到了古代哲学直觉体悟的运思道路。

二、体验与思维规定

现代西方哲学家对理性主义哲学有许多反思和批判，但大多难以逃出理性主义的陷阱。原因在于反思和批判总要借助于理性的论证或思维的规定，如此即便否定了理性在意识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仍然规定了某种新的理性中心，从而哲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并没有根本改变。上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终于冲垮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樊篱，诸多思想的可能性和思想的道路显露出来，后期海德格尔关于“什么是思”的顽强探索，显示了一种非规定性之思的可能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特别是自笛卡儿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是思维规定存在、宰治存在的主体形而上学，其思维方式是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其实践后果是技术时代的全面危机。海德格尔所说的主体形而上学至少包含以下几点看法:一是这种哲学是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主体以思维去规定存在，把原本主客统一的存在经验规定为外在于主体的经验对象；二是思维规定是在经验对象的相互区分中建立的，它确定了存在者的界限及其相互关系，但存在本身和存在的意义则被遗忘了；三是被思维规定的存在者或事物仅具有属人或为人所用的意义和价值，其自在的意义消失了；四是人把世界价值化、工具化，人也就把自身价值化、工具化了。所以在技术“座架”中人和世界相互逼索，世界陷入了没有灵性的黑暗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走出危机的出路就是寻找一种非规定性的思或称为存在之思，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   
非规定性的思消除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用现象学的观点看世界，存在经验即是原初的主客统一性，它从根本上区别于知识论立场的外在经验。这也就是说，所有的思维规定都建立在主客二分的根本规定基础上，有了主客二分的规定，进而才有经验对象的具体规定。如果改变知识论、认识论的理解视域，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具有不同本质的世界。其中的经验对象不再是在人之外、与人对立、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经验、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与人不可分割的或者说是人的肉身形态的存在，这种内在于人的身体并改变人的身体存在形态的经验，我们把它叫做"体验"。   
体验区别于经验。经验是为人所显现的外在对象，它在知识论的视域中可以为逻辑关系所规定，进而在价值论的视域中可以为人的需求所规定。前者被叫做事实判断，后者被叫做价值判断，二者的共同特点是思维规定对象、裁剪对象，使其具有某种整齐的逻辑形式或可以精确测量的使用价值，以备人们现实的或延缓的消费和使用。海德格尔用最简捷的一句话“存在成了价值”[4]来概括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思维规定存在，终究是为了控制、宰治存在。与此种经验不同，体验不单纯是为人所显现的经验，它同时是给予性的经验，它是我们在某种生活方式中世界赐予我们的赠品，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馈赠。它或者使我们欣喜，或者使我们颤栗，或者使我们若有所思。一方面体验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存在和生活发生确定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和时间意识中留下了痕迹，但却不能测量和规定它的准确意义；另一方面体验给予我们的周围世界以一种深度的模糊、自在的奥秘、理性或思维规定边缘的不规则性、异质性、流变性，都使意义的世界难以中心化、理性化。体验是非规定性的思，从而也是非统治、非宰治存在的思，它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在主客统一性中经历着生命过程和周遭世界的变化。体验着的人当然在生活、在行动，但他已没有理性主体的轻狂和傲慢，却具有了自然赠予的厚重和丰富。    
海德格尔认为，思维规定的思成就了西方特有的哲学，这种哲学由现代科学技术所完成，至今它已经或应该终结了。而非规定性的思却担负起人类的历史命运，它将引领人类走出世界的午夜。海德格尔深知现代人类沉浸于主体形而上学太久了，我们已太习惯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控制、改造存在的思维方式了，如果让人们放弃这种思考，我们就会茫然失措，头脑就会出现一片空白。海德格尔劝告人们要忍耐，要等待，或者有朝一日我们的思想会发生惊险的一跳，跳入到一种全新却又极其古老的思维方式中。其实，非规定性的思并不神奇和玄奥，也不是我们全然陌生的东西。后期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情有独钟，仔细倾听和领会诗中所宣告的生活的真理和存在的真理。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也从艺术分析人手，寻求解释学的真理和方法。艺术经验和诗化思维也是每个普通人都曾有过的经验和思想，如果回想起一次真正使我们感动的审美经验，我们所说的非规定性的思或体验之思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真正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哲学出现了偏差，而是哲学的生活世界之根出了问题。  
理性主义哲学以思维规定存在进而控制存在的思维方式，就是所谓现代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思维方式，它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现代世界的种种危机。从根本上说，被后现代主义者称为“利益最大化的元叙事”是现代社会的最高的统一性原理，它把思维规定、艺术体验、道德沉思全部纳入利益的计算之中。从而，作为人类思维固有机能的反思规定失去了它纯粹理论认识的功能，成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工具，并且成为主导、支配甚至吞噬一切意识活动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技术统治的时代，人们原本具有的非规定性的体验之思才成为陌生化的东西，体验和思维规定的区分才有了时代的意义。
    
三、生活世界的改变

自上世纪20年代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这个陌生的词开始，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哲学家们开始关注这个先于科学世界、哲学世界的本原性视域，思维规定或反思建构的科学世界、哲学世界早已受到生活世界的先验定向。如前文所说，后期维特根斯坦改变了早期从逻辑的观点看世界的先验视域，转而从生活形式的观点去揭示生活方式、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密切关联，并指出每一生活方式作为不同的“语言游戏”不可归约和还原的独特性质及其包含的先验因素。人们参与其中也可部分改变其规则的诸多生活形式是一切人类理解、认识和思考的前提。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则以语言的约定性、区分性破解思维规定的僵死性和凝固性，任何理性反思确立的“中心”都被颠覆和消解。奔腾不息的语言之流既是生命过程、意识过程，也是社会历史过程，在其中的历史的幽灵、无意识的结构、权力的话语颠覆了一切客观知识的虚假的统一性，理性主义哲学濒临崩溃。   
刚刚发生不久的这场哲学叛乱究竟意味着什么？21世纪的哲学究竟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就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场哲学变革表达了生活世界的改变。近年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一些著作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讨论，这里我们仅就他使用的两个概念作简要的分析。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吉登斯引用了"后物质主义"的概念来分析发达国家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引证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的看法说：随着社会的日趋繁荣，经济成就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己经不像以前那样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现和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渴望己经取代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选民们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后，开始不太关心经济问题而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5]古登斯并未以此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在今天发达国家的意义，但“富裕的大多数”果真已临近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门槛了吗？他们真的开始超越现代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元叙事”了吗？即便它有几分真实，也意味着生活世界的重大改变，意味着哲学的性质和理论形态的重大改变。   
吉登斯更多地谈到“生活政治”的概念，在他看来，发达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变化是生活政治的兴起，这可能与“富裕的大多数”价值观念的变化互为因果。因为人们已不太关心经济问题，转而关心生活质量的问题，所以，政治因素的基础就不再是利益的共同体，而是价值观念的共同体，政治要求和政治表达也不再是经济利益，而是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要求。生态组织、女权组织乃至同性恋组织等成为当代政治生活的活跃的群体，传统的正规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等都必须对这些群体的呼声作出恰当的反应。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关注，一方面使思维规定的知识体系难以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理论回答，使理性主义的权威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另一方面因为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更多地以个人感受为基础，使私人化的经验或体验成为价值判断和政治表达的核心内容。这是我们以“体验的时代”揣测21世纪哲学的生活世界基础。    
随着生活世界的变化，哲学的理论性质、理论形态乃至表达方式等也要发生重大的改变。我们以体验之思区别于思维规定的理性主义哲学， 如果这种体验之思仍勉强称为哲学，它将是个什么样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古老的东方哲学形态。     
体验之思的哲学仍然要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它要拓展和深化日常生活体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在后期海德格尔的思之探索中，形而上的道或使一切思维规定得以显现的无规定，仍是思的根本指向。这种形上之思拓展了人类精神和生活的可能空间，丰富了人类精神和生活的维度，加厚了人类精神和生活的根基，它也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情感。但由于这种形上之思是非规定性的思，它不再具有客观如识的理论形态，因而它也不再有学科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不再有操作、控制的工具理性功能。形上之思是对生活体验的自然延展，由于形上之道的不可名、不可说，所以，它只能内在于个体的体验世界之中，哲学已成为纯粹的个人的精神事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体验的形上之思成为每个人全面的自由发展的基本方面，每个人有了从自己生活体验中领悟到的形上之思，才有了自己精神生活的自由。总之，在体验的时代，哲学的性质和功能都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随着哲学性质和功能的改变，哲学的理论形态和表达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虽然形上之道难以言传，人们仍可能要把对它的领悟用隐喻、象征、类比等方式加以传达，哲学的对话、交流和阅读仍是可能的。但哲学的理论形态已不再是系统的理论论证，如果需要理论论证，也可能是否定性的、消解性的，或者是通过可规定的肯定性论证去显示不可规定的边缘和界限，如维特根斯坦所做的那样。体验之思或形上之思可能更多地用直觉的概念、格言式的句子、类比式的、联想式的段落来表达，就像古代东方哲学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形上之思是生活体验的拓展和升华，因而其表达也必然以鲜活的生活体验的形式。孔子所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不离日用常行的形上体验，将以更平实、庸常的形态说出极其高明的智慧。总之，哲学可能更像诗。思与诗的界限或许在于思仍是人类探求真理的努力，当然这已不是知识论所探求的真理，而是本真生活的真理、存在的真理。
 
注释：: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  
[2]科恩.理性的对话（中译本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  
[4]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三联书店，1996.810.  
[5]吉登斯.第三条道路I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