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大哲学的每个思想阶段

都是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 ”

——访柯小刚教授

柯小刚：字如之，号无竟寓，1992-96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道里书院及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著有《心术与笔法：虞世南笔髓论注及书画讲稿》、《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道学导论外篇》、《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思想的起兴》、《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编有《儒学与古典学评论（第一辑）》、《诗经、诗教与中西古典诗学》，译有《黑格尔：之前与之后》、《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等。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2日

采访人：   耿佳仪（以下简称“耿”）

采访对象：柯小刚教授（以下简称“柯”）

耿：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是因何选择哲学专业，又是怎样与吉林大学——您的母校结缘的？

柯：我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哲学。高考前特意找了一些各地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写的书和文章来看，以便填志愿时好选择学校。那时大冶一中只有一间很小的阅览室，但竟然也可以找到几种哲学相关的杂志。有一次在《新华文摘》上读到邹化政老师的一篇文章，感觉思想很深邃，颇生向往之心，就填了吉林大学。可惜去吉大后才知道他已经退休，听不到他的课了。不过，后来旁听了邹老师在一个研究生课上做的几次讲座，从现象学讲到《红楼梦》，很开眼界。老先生讲课很投入，有次一脚踏空，差点从讲台上摔下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耿：能否为我们回忆一下您在吉林大学求学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往事？

柯：进吉大第一天领到教材，翻开《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看到斯宾诺莎说感官快乐和荣誉资财都是浮云，人生的真实快乐另有所在，感觉被震到了。第一天看到的斯宾诺莎这句话奠定了我大学生活的基调。那时的吉大南区很原生态，周围都是农田，玉米、大豆、瓜棚。钻出围墙往南，穿过玉米地，有一片树林，里面有十几棵高大的松树。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都来树下练习静坐。我大学时写过一首诗，题目叫《我的平原》，记录那时的生活，不妨抄录过来，与同学校友们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看到的吉大南区可能只有楼房了罢）：

五月我的平原还覆盖残剩的冰雪，不久阳光就会蒸腾出湿气，在我的平原。我的平原上玉米叶子宽博而葱郁，玉米须英气勃发。

我的平原春天人家用马车播种；我的平原冬天行走千里，只看见一驾马车坐一户人家，坐满粮食，迎面驶来又忽远，只留下一双眼神。

我的平原上，早晨乌鸦从西边的村庄飞进南边的树林，晚上乌鸦从南边的树林飞回西边的村庄。夕阳与乌鸦一起归巢。

我的平原积满大雪，人衣缟素。乌鸦在我头顶，伴我痛哭。我的平原长满白桦，红松，黑松，云杉和白杨。我的平原蒸腾着湿白的雾气，满是荒草。

早上我穿越平原，来到树林打柴【注】。湿气在林间缭绕，太阳在树梢升起。下午我怅望窗外看我的平原。晚上我钻进昏黄的大棚摘带刺的黄瓜。我说：你吃吧，我再给你摘番茄。

春天我带你来到我的平原。我准备了好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你微笑着低头不语像一株美丽的狗尾草。我从来没有这般局促，在我的平原，自小我就撒野。

秋天我收割秸秆，把它们捆成一堆。小狗远远跑来，炊烟升起。我遥望你用我的秸秆烧出的烟火，站在我的平原。从来我没有这般幸福，在我的平原，看你炊烟升起。

【注】大学三年级时常读佛经。有段时间，我每天清晨会去校外松林下打坐。后来养成了静坐习惯（参拙文《静坐日记》，见收拙著《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耿：能否谈一谈在您在吉林大学求学期间，与老师之间所发生的一些难忘的事情？

柯：大学四年，我每个学期都会自发地写一篇论文，不一定与课程有关，只是记录我自己的思考。写完后主动找老师看。记得有一次拿着一沓稿纸去找孙正聿老师，同去的还有逄飞。谈了什么记不清了，但孙老师的生活工作环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孙老师家房子很小，一楼，窗外是一所小学的操场，操场地面较高，小朋友们追逐打闹的脚步几乎就要闯进来了，就要踩到孙老师的书桌上了。那是九十年代初，教师待遇极差，能下海的老师都下海了，能不读哲学的学生都不读哲学。我和逄飞是班上三十几人中仅有的两个第一志愿读哲学的。孙老师的清贫坚守让我们感动、鼓舞。我今天仍然很穷，从教十余年没有一分钱国家课题，埋头读书写作，与世无争。自古读书人自有一种精神的传统，我愿置身其中，无计个人得失，承续斯文之命。

耿：我们都知道您在中国哲学领域的造诣颇深，那您能跟我们谈一下您在学术上的求索之路吗？

柯：初二的时候有门课叫《社会发展简史》，同学都很烦这样的“政治课”，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门课引起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盗窃诚然可恶，但更可恶的是不是某种导致盗窃的社会制度？在某种社会制度中，如果“什么是人？”、“什么是物？”、“什么是你的、我的？”这些问题的意义发生改变，是否盗窃不再可能？但这个“意义的改变”是否取决于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到高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信，专门批驳那种想法。那时，我隐约感觉到关键不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而在于人心的教养、人之为人的德性养成。

我不知道所谓“儒学”或“中国哲学”的思想，是不是在那时埋下种子？那时能找到的书很少，不知从哪里得到一本《论语》，读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句时很受震动。我那时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刚读完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偷大哥的书看），每天背宋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精神生活的、多情的人。《论语》的醇和宽博让我隐约感觉到情有大有小。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

上大学最高兴的是有图书馆可以泛览。我的大学生活几乎除了田野就是图书馆。我先是看了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所有马克思原著译本，发现我中学时所批驳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不能等同。不过，我的思考没有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而是转向了更多的问题领域。几年中，我大致走过了这么几个思想阶段：马克思、道家、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佛学，差不多每个学期会经历一次思想转变。

在这期间，王天成老师的西哲史、李景林老师的中哲史、李晓红老师的科哲史等课程，都曾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是一个不那么听话的学生，课上常发怪论，甚至连考试答卷都不老实。有一次考孙正聿老师的马哲原著课，我一个字都不写，白卷横陈，盘腿打坐。孙老师监考，问我何故如此？我说您课上不是讲“实践哲学”吗？我打坐就是不立文字的修行实践。孙老师笑了，说道，你好歹立几个文字在上头啊，把你的实践说一说，不然我怎么给你分数？我说好吧，我来立，但不能按教科书立，必须按我自己的思考来立。孙老师说好啊，我就是要看你自己的思考。于是，我就在卷子上洋洋洒洒，写了篇半通不通的论文，辨析佛学的“行”与马克思主义所谓“物质”、“实践”的关系。结果，这样一张离题万里的答卷竟然得到了很高的分数，想起来真叫人汗颜。那时的学习生活就是那么天真，风气是那么自由，我后来再也没有在其它地方碰到过。

那个时期经历的思想阶段，每一段都是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因为那时急于寻找真理、托付生命，只要找到一个东西，就拳拳服膺，排斥其余。然而，正因为怕失去，握得太紧，反而会忽然丧失，转而寻找下一个。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读到《楞严经》中阿难请佛陀讲法的句子：“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启请……”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毫无防备地，竟然泪流满面。从那一刻起，我认定自己是佛教徒，开始了禅修的生活。我读了各种佛教宗派的经、论，常去般若寺，甚至一度想出家，但没想到笃信佛教的母亲竟然反对，于是也就作罢了。不过，更大的困难还是在心里：深夜思之，我知道这颗心仍然是不安的。

就这样上下求索，流转不定。直到有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位常相过从的学长张昭阳兄告诉我说：“你应该去读读熊十力，他力量大，可以拉你一把。”于是我就去读熊十力，果然元气充沛，一下子冲决了很多滞碍，豁然开朗，让我看清了此前所有阶段所处的位置，历历目前。由之上溯，我又重新翻开曾经有所感动而不明实义的《论语》、《中庸》，并且开始试着读《易经》（那时还读不太懂），才感觉到学问的门径在一点一点地敞开。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写的学士论文是熊十力的《体用论》。当时用的还是一个线装书的本子，每天到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读书、写作。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刘连朋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

毕业考研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无论“儒学”、“经学”或“中国哲学”这些词是否能恰当指称我想做的事情。但我考虑两个月之后，决定考“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一去七年，在北大读了西哲的硕士和博士。2003年博士毕业来同济，开始是在“德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和人文学院相继建立之后，我就回到了中国哲学的领域。我目前的工作，无论在同济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院”还是在“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都以中学为主，但也兼摄西学。正如我今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个工作坊所言，今日中国的“文化复兴”并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跨文化的古典复兴”（参看拙文《现代性吊诡与当代中国的跨文化古典复兴》、《法兰克福通三统工作坊发言稿》，见“道里书院”微信公众号）。

一路走来，很多重要的决定可能都源于二十多年前在吉大图书馆的一场梦：那是一个灰暗的冬日午后，透过一排排书架可以望见窗外荒凉的原野。阅览室里空无一人。我在读一本什么书，苦思不得，昏昏欲睡。忽然间仿佛听见隆隆的声音，从云中驶出一乘马车，像汉画中常见的那种。车上坐着一位老人，我觉得他是孔子。他对我说：“读书不要乱读，要读经典。中文经典，外文经典，都要读。”我也不知道拜谢，只是流泪。多年来读书无门的酸楚，一时释然。

耿：作为一位前辈和名师，在吉大七十校庆之际，您能否为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们提一些学术上的建议呢？

柯：名师不敢当，只是从老校友和学长的角度提点建议。做学问的根底首先在修养自己这个人。我建议同学们注意培养自己的心力，真正关心到自己，时时体贴涵泳读书所得，宽心养气。生活越简单平淡越好，勿苛求他人和环境，“居易以俟命”，“外化而内不化”。要注意学一点艺术，诗、琴、书、画皆可。必须重建“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学术”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