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心 做 学 问

——访王南湜教授

王南湜，陕西凤翔人，生于1953年7月。197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化工机械系，在从事了数年技术工作后，于1982至1983年期间在吉林大学举办的助教进修班开始修习哲学。1986年于中央党校理论部获哲学硕士学位，1989年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1998年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07年获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2007年获天津市优秀教师称号，2009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

出版专著十余部：《人类活动论导引》（1993年）、《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1998年）、《社会哲学》（2001年）、《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2002年）、《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2004年）、《追寻哲学的精神》（2006年）、《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英文版，（2011年）；土耳其文版，（2011年）、《辩证法：从理论逻辑到实践智慧》（2011年）、《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201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2012年）。出版译著2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柯尔施著，1989年）、《知识与想象的起源》（布朗劳斯基著，1989年）。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天津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学术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次（2011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次（2006年），获中国图书奖1次（2002年），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2002年、2006年），荣誉奖1次（2004年），二等奖1次（1996年）。

采访时间：2016年8月29日

采访地点：吉林大学匡亚明楼二楼会议休息室

采访人：    牛俐智（以下简称“牛”）

被采访人：王南湜（以下简称“王”）

牛：王老师，您好！很荣幸能够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我们知道，王老师当年学习的是化学机械专业，是什么机缘导致您后来选择从事哲学研究呢？

王：这个好像不算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选择，当然也可以算是选择。最后“选择”搞哲学，有一系列特殊原因。还应当从我爷爷说起。我爷爷敬佛，当时是我们那里比较有名的佛教活动家，号称“王善人”，经常到外边给人讲“善书”。在我稍大一些时候，他外出讲善书也带着我，在各个地方周游。由于听众多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所以所谓讲“善书”，多半是讲佛经中那些因果报应的文学故事，警醒人们要去恶行善。这样的佛经故事听多了，对我有一定影响。其实当时对我有吸引力的东西和宗教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一个文学的东西。由此我便喜欢上了文学，一心想着以后要学一个文学专业，然后专门搞文学创作。

但等我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的时候，正值文革期间，因为家庭成分偏高，没机会上学。幸运的是，我父亲是个中医，他医治好了当时一个乡领导的怪病，所以我就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不敢错失。为了保险起见，我听从一位中学时候的老师的建议，选了距离家乡最远的广州的学校。这个学校现在叫华南理工大学，当时叫广东化工学院。由于我们陕西人一般不愿出远门，报那么远的学校的人很少，所以就被录取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疆的一家化肥厂。这个工厂由于设计得不适合当地的生产条件，所以连年亏损，半死不活，后来下马了。我闲着没事，也就搞了一些所谓的文学创作。但朋友们看后觉得我这个人毫无文学天赋，搞不了文学，因为我在讲故事时老想追问事情后面那个原因。这显然不是文学的态度，而是科学的态度。朋友们安慰我说，虽然搞不了文学创作，你还可以搞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嘛。于是，我就开始读一些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的东西，后来读了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这算是初步接触了哲学理论，但也就懂了一点皮毛。

后来厂子下马，我去喀什市政府当秘书。但不习惯秘书的工作，想离开机关，换个地方工作。后来有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当时喀什师范学院政教系的主任，他曾是李达的学生，在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过吴玉章校长的学术秘书，后来支边去了新疆。这老先生是市政协委员，市里开政协会时，我在接待，于是就认识了。当时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在休息时就跟人家聊起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还有康德哲学。老先生说你是学理工科的，还懂得哲学，我们这正缺一个教自然辩证法（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的，干脆到我们这来吧。我当时正为市政府不批准我离开而烦恼，听后自然喜出望外。以老先生的声望，调动自然不成问题，于是，我就顺利地“逃”到师院去了。

到了师院以后，按照专业我是搞自然辩证法的。但去了不到两个月，当时有一个咱们吉大的助教进修班的名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主任说，要不你去学一学吧，反正你没有学过哲学，现在闲着也没有别的事。于是，在82年春天，我便来到了吉大，学了一年哲学。当时助教进修班的课本来就不少，但我还是挤时间去听了高老师、邹老师给研究生开的课。听得最多的是邹老师的课。邹老师同时开的课很多，我记得两个学期加起来有六七门，主要是讲德国古典哲学，我都听了。所有的课，我都认真做了笔记。最后等到我回新疆的时候，背回去的听课笔记居然有二十多本。你们看，其实这也不是一开始就做好的选择，而是被派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不管怎么说，直到这时，我才算是开始正式接受了哲学教育。

83年春天回新疆后，系主任又给了一个机会考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得力于吉大一年的学习，居然考上了。当时蒋南翔当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他的教育理念是要把中央党校办成普通国民教育，也就是变成普通大学。为落实这一点，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聘用北大、人大、北师大和中科院的教授。感谢蒋南翔校长这一理念，使我们有幸能够听到当时一大批一流学者们的授课。记得是张岱年先生讲张载《正蒙》，汪子嵩先生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任继愈先生讲佛教哲学，黄楠森先生讲列宁的《哲学笔记》，齐良骥先生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张世英先生讲黑格尔《小逻辑》，王太庆先生讲唯理论和经验论。也记得高清海老师在京开会期间给我们做过专题讲座。此外，还请过钱学森、宋健、郝柏林、许国志等著名科学家给我们讲最新科学进展。就这样，我们上了整整两年课。这也算是把我缺失的哲学基础课给补上了。当时中央党校强调要打下扎实哲学史基础，特别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学习，这一点也和咱们这个吉大的传统很相似。但我这个基础最初还是在吉大打下来的，当时背回去的二十多本笔记本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翻。我在中央党校的硕士论文也还是按照吉大的这个传统去做的。我做的题目是《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我把它理解成一个正反合，从普遍到特殊再到个别这么一个结构。这也可以说是仿照邹老师的那个思辨传统去研究《资本论》。后来博士论文做的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传统里面，是想从实践这个概念出发来建构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后来发现这个构想无法完成，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最后只是用实践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重要范畴都重新解读了一番，最后并没有构成一个辩证法体系。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在吉大种下的思维方式。从吉大出去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回过这里来。大概是从93年开始，在吉大参加过几次会以后，到这里来的就比较多了。99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到这来参加博士答辩，我估计至少有十四、五年吧。这里经我主持答辩的博士恐怕差不多有近百人吧。

牛：看来王老师跟吉大真的很有缘分。您在吉大学习的过程中，有哪些人或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呢？

王：印象最深的首先当然是高老师。当初读高老师的文章，就感觉气势非凡，到吉大后听他讲课也是感到气场强大，感染力极强，无人能比。高老师为人为学，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对我后来的研究进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那一批人，一开始写的东西大多都是跟着高老师走的，可以说是“照着讲”的，高老师走了以后，还留下了“哲学遗嘱”，这就需要我们“接着讲”。在高老师70岁生日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文章的题目是《启蒙及其超越——高清海思想发展轨迹》。我把高老师的思想轨迹归结为“启蒙及其超越”，也就是说，从八十年代的启蒙到九十年代对启蒙的超越。我记得在吉大参加答辩时把文章拿给高老师看，高老师也认同了我对他的思想发展轨迹的描述。这当然是高老师对我的鼓励。文章在刊发时，一开始有一个“谨以此文恭贺高清海老师七十华诞”的题注，但由于当时高老师处境的缘由，刊物怕给高老师惹更多麻烦，就把这个题注给删掉了。高老师的思想中，最不被人所理解的是他晚年所提出的“类哲学”。“类哲学”提出来后，一直遭到批判，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尤其是老一辈学者多不赞成。在写那篇文章时，我自己对他的“类哲学”也不理解，尽管虑及高老师当时的处境，只是委婉地提了一下自己的保留意见，没有完全展开。一直到高老师去世多年之后，当我自己的研究遇到困难，最后走向对马克思哲学做一种近康德阐释时，我才体会到高老师如此致思的缘由，也才悟到“类哲学”的深刻内涵，也才感到高老师远远地走在了我们前面！这也就是在高老师去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所说的我近年来关于“类哲学”所领悟到的。我觉得，高老师在晚年之所以提出“类哲学”，就是要在当今历史背景下，为中华民族重建价值理想奠定哲学基础。再后来，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其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一直有一个未被彰显的传统，那就是从张岱年先生的价值论到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再到高老师的“类哲学”这样一种致思倾向，都是想在被阐释为决定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加入价值论这一维度。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但是后来张、冯二位先生没有完成，高老师也没有完成。如果他的生命再延续十几年，他的成果有可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需要接着讲，把这个东西继续发扬出来。

再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邹化政老师。在助教进修班时，我听他的课最多，对我思想的影响也非常大。他这个人是用“心”做学问的，他的生活的全部意义似乎都放在学术上了。他为学认真，人又性子急，经常为了学术问题，就像要跟人吵架似的。课间休息时卷烟抽，有时候争辩一个学术问题时很生气，手都发抖，无法把烟卷起来。邹化政老师除了学问，对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兴趣。有一次我去拜访他，聊学术的时候，他兴致勃勃，两眼放光；换话题后，他就不说话了，他的老伴只好赶紧帮忙打圆场。邹老师一口山东胶州半岛腔，说话还喜欢半文半白，刚开始我们都不大听得懂。他上课基本上是念讲稿，让他用口语讲，反而词不达意，更难懂。后来习惯了他那半文半白讲课方式，觉得像蓝公武先生译的《纯粹理性批判》的语言风格似的，也别有一番风味。

还有正聿老师，我在吉大进修时，和他并不太熟，后来一起开会比较熟了，最初的感受是他无论会议上的发言还是讲课，那气势之宏伟，声情之摄人，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从04年开始，我们都参加了“马工程”编写组，几乎每周都见面，除了编写组的学术讨论外，我们空闲下来，几个人海阔天空，无话不聊。那情景，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使人怀念不已。再还有孙利天、邴正、高文新、张盾，和他们也很熟，关系也特别好。在学问方面，利天的恬淡自然，邴正的渊博，文新的慷慨激昂，张盾的执着，他们的这些形象，都时时会出现我的脑海之中。此外，年轻的一辈，如贺来，还有从这读完学位后去了外地的徐长福、邹诗鹏、马天俊，都是同辈中翘楚，且各人的学术进路各有特色，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印象中，吉林大学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老师们每周末聚会时都要议论一下学生的情况，观察搞学术的好苗子，然后重点培养。在这一点上，吉大对学生培养的精心，据我所知，是独一份的。这里有一大批学者都是经过这样的方式被选拔和培养出来的。记得第一次召开“马克思哲学论坛”时，有一次主办方宴请，与会者大概有三十人，坐两大桌，其中围着高老师坐的这一桌，包括我在内，竟然都是有吉大背景的。由此可见吉大培养学生之成效。

王：这方面的基本想法，主要表达在《社会科学辑刊》上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其意谓与必要性》，《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其可能性与限度》。后来《哲学分析》杂志也发表了一个访谈《何为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式阐述？》，介绍得可能更系统一些。

这方面我的想法是，以前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是法国唯物论式的，是决定论的体系，八十年代的教科书模式改革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再后来，我们受卢卡奇阐释的影响，强调人的活动的历史进程。但卢卡奇的阐释进路是黑格尔主义的，他也不讳言说马克思是直接衔接着黑格尔的。他的阐释对于克服教科书体系的弊端来说，可谓功劳非同小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有极其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卢卡奇的阐释也有很多问题，后来高老师提出的“类哲学”我以为就是为了超越这种东西。高老师晚年提出“种生命”和“类生命”的双重生命说，认为“类生命”虽然奠基于“种生命”，但是它高于“种生命”。这意味着高老师晚年思想中引入一个二元论的东西。事实上，高老师在他晚年所写的书里面，也提到二元论的哲学家是最深刻的。我觉得高老师晚年是在反思如何在传统的决定论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以便能够留出空间建立一个价值体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但是最后他没时间把这个系统地写出来。

我现在做这个工作也是对高老师工作的延续。当然一开始不是，后来发现，高老师的类哲学就是要做这么一个工作。后来利天教授在《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高清海先生的哲学遗嘱》文章中提到，高老师的哲学遗嘱是要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我感受到高老师的目标就是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被视为高老师的“哲学遗嘱”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我们中国人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中国人能够深刻体会，而他人是无法真切理解的。他要用哲学反思的方式，构建出一个新的境界。我要做的也是这么个东西。而要做成这个东西，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是不行的。因为黑格尔哲学也仍然是一个反过来的决定论体系，无非是物质决定还是精神决定的问题。在黑格尔那里，个人的自由就是一个被“理性的狡计”所利用的工具性的东西。如果人的能动性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自由的东西就无法建立。康德便不一样。近康德阐释，就是要恢复康德的批判维度，从人这个主体出发，从我们追求的人类的幸福出发，不是把人看成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看一下哲学史，以“批判”命名自己主要著作的也就是康德和马克思。康德有三大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原名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名为《资本论》后，仍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题。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深刻渊源。批判的处境必然是一个不圆满的状态，因而才能够容许改变，也才能够容纳人的自由，进而容纳价值理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展开，还有很多重大问题，做起来还是有难度的。要建构起来，还要有一个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牛：您对青年学子的学习有什么寄语？

王：我个人十分认同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境界，应该是每一个中国学者所追求的境界。我们都有个人目的，但是只有基于此，才能做出大学问。一般做学问用脑子，而要做好，就需要用心来做。你的研究，要在心里过得去才行。这跟人品密切相关。

关于学习方法，要根据各人的情况分别对待。我学哲学属于“半路出家”的。学生们有“科班”出来的，有“半路出家”的。科班出身的学生一般都是功底扎实，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但是他们容易死守，不易变通。因而要使他们开阔眼界，不断否定，寻找更高的东西。而开阔眼界的方法就是多读书，经典著作要反复读。半路出家的学生一般读书很杂，思想活跃，但其很多想法很可能只是想象的东西，缺乏确定性。他们需要刻苦的训练。做学问，眼界要高，但论证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