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吉大哲学系求学的时光

——访高全喜教授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江苏省徐州人，1962年生。先后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吉林大学哲学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教授和北航高研院创始院长。2016年转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任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中西立宪史、法理学（法哲学）与政治哲学。

30年来在国内外出版的学术专著：《自我意识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理心之间——朱熹与陆九渊的理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简体版和台湾锦绣出版社1992年繁体版）、《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现代政制五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政治宪法学纲要》（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The Road to 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Spinger Heidelberg New York Dordrecht London 2015）。等十余部。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的专业论文：“‘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论共和政体”、“格老秀斯与他的时代：自然法、海洋法权与国际法秩序”、“现代政府政体论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变法图强与保守的现代性”、“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论宪法的权威”、“论公民”、“论国家利益”、“政治宪法学的政治观”、On Rule of Law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China；Revolution, Reform & Constitutionalism: The Evolution 0f China’s 1982 Constitution 等数十篇。此外，还主编：《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法政思想文丛》、《现代立国法政文献编译丛书》六卷集、《大国》与《大观》学术丛刊、《北航高研院法政文丛》、《北航高研院通识教育文论》等近十种，一百余部。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0日

采访地点：高全喜教授家中

采访人   ：刘诤（以下简称“刘”）

被采访人：高全喜（以下简称“高”）

刘：高老师，您好！很荣幸能代表“反思与奠基”网站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访谈。您是83年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继而进入吉大哲学系攻读西哲研究生，您是因何缘由转换专业，走上学习哲学的道路呢？

高：这个说起来是和当时那个时代有关系的。我们是文革结束之后的所谓前三届大学生。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拨大学生在气质、经历、对知识的渴望、对思想的追求、对社会的思考等方面，都与现在的大学生是完全不同的。这三届里头，可以说是以78级为主。77级由于特殊情况，和78级只差半年时间，后来79级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特征，但无疑是以78级为中心，旁及77和79级。这一拨大学生，由于积淀了这么多年，情况非常独特，他们属于有生活经历，有人生追求，喜欢思考的一代。又赶上当时改革开放即将开始，在那么一个思想开放、民智启蒙的时代，因此很多人都选择了文史哲专业。我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学习自然科学，肯定要报文科，文学是首选。

在那个时候，所谓的社会科学、“大文科”都还七零八落，很不完备。经济学当时是有一些，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都还没建立起来，都被放到政教系或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这些学科之下。比如法学，只是在几个专业类的政法学院才有，正式的教材都没有，临时编的教材还都是内部资料文献，不能外泄的。这样的话，当时大家心目中的“文科”，就还是传统的“文史哲”，而这三者之间也基本上是一种文史哲不分家的情况，在对思想、知识、理论问题的探讨上，同学们共同分享着一些基本的思想品质和追求。

就我所在的南京师范学院来说，它的中文系还是非常好的，当时有一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的知名学者。学了文学之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我也对理论产生了兴趣，很快就从对文学一般知识——比如文学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学习，进入到了对（文艺）理论的学习。而从文艺理论再进一步追溯它背后的支撑理论，就追到了美学。当时也是美学正热的时候，李泽厚他们这一批学者所展开的美学争论，其实已经不单纯是狭义的美学了，包含了很多思想史、哲学的内容。所以，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读美学的东西，再往上追就发现，当时的一些争论从源头上说大部分是来自西方哲学家。这样，我就进入到了哲学，开始读古希腊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尤其是当时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的研究。经由这些问题，我又逐渐对法国启蒙思想有了兴趣，读了一些作品之后，又觉得这些理论还是不解渴，于是就逐渐开始读德国哲学的东西。那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当时和我一起读的几个同学，本身都不是学哲学的，有的学地理、有的学文学、也有学生物的。先是读《小逻辑》以及张世英对《小逻辑》的讲解，后又觉得黑格尔还有更深的东西，就开始读《大逻辑》，然后读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再后来读《精神现象学》，虽然读不懂，但就是反反复复地读。也读了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康德的一些著作。那时候读书，也没有什么实用性的目的，都是出于理论性地探索问题，用当时的话说，叫“探索真理”，纯粹就是对理论问题感兴趣，而且觉得纯理论问题很重要。所以，对于中文系的课程，我基本上是对付，有时候还逃课。主要的精力就是反反复复地读这些哲学经典，同道们之间还相互讨论，争得不亦乐乎。现在看来，当时争论的很多都是无厘头的问题，但这是一个过程。当然，除了哲学之外，政治经济学，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国思想史，比如侯外庐、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等》也都读。

这样，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就面临着工作问题。想继续深入地学习，那就得考研。当时考研很难，大部分人放弃了，一些同学选择考中文类的。不过，当时我所在的班级很有读书的风气，虽然是中文系，但是大家对纯粹的文学却都不怎么感兴趣，或者说都过了那个阶段，所以我们班几个要考研究生的同学都不是考中文系，最后有三个考上研究生的，一个是我，考到了吉林大学西方哲学史专业，还有一个考到南京大学的中国思想史专业，第三个是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语言学专业。就我来说，由于对理论问题的关切，导致了我从中文专业转向了西方哲学史。当然，我那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感兴趣了，所谓西方哲学主要就是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西方古典哲学专业，此外还有现代西方哲学专业，不过招生名额很少，好像只有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才招，一般的西方哲学史招人还相对比较多些。

刘：您于1983年考入吉大哲学系攻读西哲研究生，师从邹化政，您是因何机缘进入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呢？ 

高：当时报考研究生，不像现在有电子通讯、网络什么的（这么便利）。当时是每个大学出一个招生目录，然后每个省在某一两个大学设一个考研的办公室，这些印制的小本子就都放在那里。各个城市各个大学想考研的学生，从系里拿到表格后，就去翻这些招生目录，然后再报名。我记得江苏省的这个办公室是设在南京大学。当时可能只有五六个学校能招西方哲学史研究生，包括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可能还有厦门大学。说实话，我最想考的是北京大学，当时招两个，吉林大学是招五个。我记得当时我翻着这些招生目录，内心犹豫了半天，考虑到北大招人太少了，而且我又是跨专业，和西方哲学的老师也没什么交流，考上的可能性太小了，所以最后就选择了吉林大学。

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如果考北大，两个人肯定是考不上的。而吉林大学呢，考试时我一看题目，就感觉我的选择是对的。考题中，我印象有关于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的方法论的区别，这方面我读过笛卡尔、培根、贝克莱、斯宾诺莎的一些相关著作，这就用上了。还有一道题是考德国哲学，关于康德或者黑格尔的非常专业的一个题目，我正好也读过黑格尔的《小逻辑》。几道题目中，至少有两三道是我自己认真读过的著作中的题目。从吉林大学当时出的这些考题来看，它并不看重那些泛泛的哲学知识，这些题目显示了当时像邹化政、高清海老师他们对经典著作的重视，这正是我的强项。因为我反反复复地读过一些西方哲学史的名著，对西方哲学史下过功夫，而那些马列主义一般的哲学概论并不是我的特长。据说我考的成绩还不错，最后是录取了，也很庆幸，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接受一个哲学系的正式的专业学习了，为此我要感谢吉林大学哲学系。

在1983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跟随邹化政老师攻读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我系统学习西方哲学的开始。在到吉林大学哲学系之前，我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上的课都是文艺类的，对哲学多是自学，虽然也听过一些西方哲学史的课程，但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兴趣和爱好。我记得我还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听过一些哲学史的课程，尤其是研究黑格尔比较知名的萧焜焘教授的课程，还有孙伯鍨教授关于马克思早期哲学的课程。但那毕竟是跑到别的院系、学校蹭课，没有在哲学系系统地学习哲学，尤其是学习过中西方哲学史。所以，到了吉林大学跟着邹化政老师，这才算是从个人的自学转换到了一个较为专业的基础性的、经典文本的学习。这一点，现在看来，是非常值得追忆和庆幸的，没有这个过程，我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可能会走向另外的道路。

那时候教授还很少，邹老师也还是副教授。但在我跟他学习的这两年半时间里，我感觉他确实是当时在西方哲学史——尤其是黑格尔研究领域——非常有独创性的哲学家，是这方面硕果仅存的有着自己真正思想的哲学家。虽然现在看来他的思想也有一些短板和偏差，但他的确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性的品质，这在当今的一些哲学家、哲学教授那里是消失殆尽的。这是我所看重的，在吉林大学学习期间最有意义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虽然转换了不同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等不同的学科，但是自己那种思想性的、哲学性的基本功的奠定和发轫，是在吉林大学这两三年跟随邹化政老师而确立下来的。后来到社科院跟着贺麟先生读德国哲学，虽然受益匪浅，但那是在原先的基础上有了更加广博、宏阔的境界上的扩展，以及思想的感知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更大充实、丰富和完善，但是最基础的那个，可以说是“打桩”吧，是在吉林大学打下的。

刘：为什么说在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学习，对您的思想性和哲学功底起到了“打桩”的意义呢？

高：那时候哲学系虽然不多，全国也有那么二、三十个，而吉林大学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却是很有特点的。尤其是邹化政老师，他是一个有着独特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主要来自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独创性理解。我跟他学习，虽然未必完全接受他的哲学体系，但是他思想中的方法论，尤其是他对德国哲学原著的精解，理解和思考的深度，都是当时其他的一些知名大学的西方哲学史教授们所无法达到的，我受益匪浅。

我在吉林大学这两年多的学习，听其他老师的课很少，只偶尔听过高清海老师（马克思主义哲学）、车文博老师（西方哲学、心理学）、舒炜光老师（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等人的几次课，其他时间就是跟着邹老师上课。他的课很有特点，基本就是在他家里，一上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这些课主要是讲原著，他给我们讲过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还讲过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大体上就上过这几门课，一学期上一门。像这样的上课方式，我们需要自己先去阅读原著。邹老师的讲法也很有特色，他不是一段一段的句读式的讲法，他是自己演绎。他对这些原著都非常熟悉，烂熟于心，但他是按照自己的一套理解来演绎的，比如原著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与前后部分是怎么联系的，这种联系又与他自己对哲学的理解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他是先有了自己对哲学的系统性思想，然后再在这个系统中把这些经典著作放在适当的位置，在这个前提下，一节一节地讲解原著，比如《纯粹理性批判》，序言是怎么回事，导论是怎么回事，第一章感性论是怎么回事，第二章知性论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一种讲解，就不只是客观知识的介绍，而是有他发挥性的具有深度的讲解，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把原著贯穿起来，讲的是原著中那些复杂概念的内在逻辑推导。这样就迫使我们在上课之前必须要细读原著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他讲的东西。在课程一开始，他都会就哲学应该是什么、哲学史应该是什么、哲学史发展的几个阶段、某个哲学家以及某本著作在其中的位置，等等，讲解自己的看法。通过这些，使我们对西方哲学史有了一个大致的理解之后，他才开始具体讲这本书的内容。这时一个学期一般都过了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间了。这样的一种讲课方式，就使得每一门课都不可能讲完。因为原著都很厚，有的原著讲了三分之一，一半都没有讲完，但是在邹老师看来，其实授课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他不是说要把原著作为知识从头到尾地给你讲一遍，他只不过是通过原著的一部分，讲到哪儿是哪儿，把原著的内在精神、内在逻辑以及逻辑的演变展示出来。至于原著中的那些书本知识，你要是愿意学，自己去阅读去理解，你要是不愿意，你大体上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东西。我记的上课笔记，到现在都还完整地保存着，装订了好几本存放在我的书架上。正是这样的讲法，邹老师使我们对于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有了非常深入的理解。什么叫哲学？思想性的哲学与知识性的哲学是不同的，很多大学的哲学课教的是知识，至于这些知识内在的逻辑关系却是阙如的，而邹老师教给我们的恰恰就是这种内在的、思想性的逻辑联系，至于知识则是次要的。这是我在吉林大学获得的使我终生受益的东西。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客观地看邹老师三十年前这样一种教学方式，可以说，他确实是一个原创性的哲学家，但那又确实只是思想性的东西，还不是学术性的东西。因为虽然他在建国初期和高清海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受过苏联专家一年的培训，在黑格尔哲学方面有过一些苏联风格的知识训练，也大量研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过当时翻译过来的一些苏联的、西方的对于黑格尔的研究著作，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期，翻译是非常有限度的、片面的，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马列这个谱系的过滤，邹老师对英文和德文也不是非常熟悉，这就使得他的哲学思想缺乏现代学术性的支撑，不太符合现代意义的学术规范。但即便如此，不能否认，我们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思想的逻辑的力量。学术性的东西是可以进一步处理的，但思想的东西一旦缺乏，单靠学术是弥补不了的。我觉得自己受邹老师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逻辑的穿透力，后来再也没有老师对我有过这么深入的影响，而多是知识性与学术性的学习。虽然现在我不做哲学了，但是这种内在的逻辑和思想性的力量，对于我做任何的研究——无论是我现在的宪法学研究、中西立宪史的研究，乃至法政制度的研究，都是少不了的。所以，我仍然十分怀念邹化政老师，也非常怀念三十年前的这两年半的时光。

刘：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在吉大求学的那段时光里，与老师和同窗之间，与吉大哲学系之间发生过的，您至今难忘的事情？

高：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主要是在邹老师课程的要求下，深入地把黑格尔、康德的几本著作做了反反复复的阅读，交往很少，其他老师的课程，我也不感兴趣，几乎不去听。那时候也没什么学术会议，也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而且邹老师在哲学系也是比较边缘的，我除了上课、读书之外，也没有太多事情，和系里也没什么往来。每年每学期除了例行的报到注册和课程统计之外，也没人组织春游啊、聚餐啊什么的，说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那时候不像现在，校外的经济社会交往几乎没有，我也没有参加同乡会之类的活动，校园之外，不认识任何人，和外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加上我年纪又小，而且不是吉大的本科学生，又是南方过来的，相对来说与他们还是非常隔膜的。要说难忘的事情，就是在跟随邹老师的学习中，经常熬夜，春夏秋冬在教室里头，读书学习，确实也很寂寞。放假不回家，就是看书。看书到底为了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去探讨，就是认真读书。学习生活非常简单，没有外部的事情裹挟着你，也没有更多的欲望，一切非常简单。生活也很清贫，就是靠学校发的研究生助学金生活，每个月几十块钱，但是够吃。吃的也就是咸菜、馒头、玉米碴子，中午有一顿带点腥荤的菜，大家都是如此，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要说难忘的事情，那就是求学过程中的简单、寂寞，现在回忆起来，又觉得非常美好。

刘：您从85年开始，师从贺麟先生，提前一年读博，您是当时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您是因何机缘进入中国社科院继续学习哲学的呢？

高：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对《精神现象学》感兴趣，所以到研究生的第二年开始准备毕业论文时，我就选择了《精神现象学》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那时国内研究自我意识的文献材料很少，主要就是黑格尔的论述，外文资料也很有限。那时社科院哲学所从苏联翻译了一些关于黑格尔研究的论文集，与自我意识有关的资料，王树人有两篇文章，贺麟先生有一些著作和论文，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比较独特的作为《精神现象学》辅助文献的德国浪漫派的东西，最后就是歌德的《浮士德》。由于我本科是学文学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歌德的《浮士德》与精神现象学的关系，这一对比性的研究在西方也有人做，如卢卡契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只是从直觉上感觉《精神现象学》与《浮士德》两者可以放在一起来研究。最后草稿写了有五万字，当时也是很长的了。

我报考贺麟先生有一定的偶然性，起因于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份招生简章。简章中说哲学所的几位老先生要招收博士生，其中就有贺麟先生。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由于正在建校舍，所以比普通高校晚半年招生。于是我就给贺先生去了一封信，询问像我这样正在写毕业论文的学生可不可以考。贺先生很快就给我写了回信，说我可以考试。按照当时的学制，我在吉大的学习其实还没有结束，于是我在征得吉大哲学系同意之后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等于是提前半年考取了社科院的博士研究生，跟随贺麟先生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1988年以研究《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问题的论文——《<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刘：您在博士毕业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有近十年只参与美术界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暂时退出学界。之后就将您的思想重心转向了法政领域，您是因何缘由在沉寂许久之后将您的学术研究转移到政治学和法理学的？

高：我上学的时候，对于法学的了解还是很少的。十多年前，大概是1998年前后，我才开始涉足法学，现在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法学、中西立宪史、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这一学术转向固然是基于我的人生取向，但缘起还是由于我的一场病。1988年底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1989年“六四”之后，社科院出台了一个规定，要求社科院没有参加过工作的或工作不满两年的年轻人都得到基层去锻炼。于是我们一批人就到了河北省保定地区接受社会锻炼，我被分到了易县的县委宣传部。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得了一场重病，当时直接就被送到了北京的医院，而且在医院一住就是四、五年。出院后，我一直在家养病。这样前后大致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在这十年期间，我独自读书思考，基本上脱离了学术思想界，其间只是偶尔参与一些美术圈的活动。虽然我的心没有死，但更多的是有关人性的神学和艺术思考，在知识上和兴趣上都与当时的社会变迁和思想潮流相隔绝。10年间，没有去过一次书店，没有读过一篇专业论文，也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英语和德语也几乎全部遗忘。

大概在1998年，当我恢复健康重新工作以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去向。按理说我的哲学基础是很好的，跟随贺麟先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早在90年代就在北京三联书店和台湾锦绣书局出版过有关黑格尔与宋明理学的两部专著。有贺麟先生作我的导师，我做哲学研究本是顺理成章的。但我是属于果敢、笃实、意志力比较强的人。我感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不断变化，但并没有实现真正富有成效的变革。我们还远没有建立起一种优良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从而使得人民获得自由、民主与幸福，使得国家真正地强大起来。我觉得在未来的伟大变革中，纯粹的哲学研究不可能担当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在我关切的问题方面，情况是这样的。于是，我就毅然改变所谓的专业方向，开始对法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宪政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阅读这方面的书籍，一步一个脚印地重新学习。这样慢慢就促成了专业上的转向。恢复工作后，我先是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工作，2005年调到了法学所，2008年到北航法学院和高研院任教，今年已经转到上海交大法学院工作。

刘：您自从98年开始真正涉足法政领域之后，后来居上，您是如何将您之前从事多年的哲学研究与法政研究相结合的呢？

高：我自学术转向以来一直都是在法学院工作，但我做的并不是部门法，我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学院专业教育，对于具体的法律实务工作也无甚兴趣，我比较关注的是法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称之为法学理论或法理学（法哲学）。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部分，这些部分与哲学是密切相关的，我的优势也恰恰是在这个地方。我在社科院期间，也给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过黑格尔、康德的法哲学课程。这些哲学家在认识论、本体论之外都涉及到了社会构造部分，法哲学在德国的思想谱系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我正是从这个角度从哲学领域进入到了法哲学的研究。

但是，我感觉到仅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因此我又力求从法学的角度进入。由于我没有受过系统的部门法的训练，但是从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就要求我对部门法要有系统的知识，如果没有的话，只是哲学的路径不能称之为法学理论的研究。我花了大量的功夫来深化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学习。由于我有哲学的功底，与那些专门从事法理学研究的人员相比，在哲学思辨和方法论上就能够更胜一筹，我这些年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法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上突破的。在掌握了部门法的基础知识之后，再依托哲学上的优势，使我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由于我一直在法学所、法学院任教，浸润在法学的学术环境中，在交往、学习和观察的过程中，法学的专业知识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这个专业的转向对于我来说其实还不是最大的挑战。

对我来说更大的挑战，是从欧陆的法哲学路径到英美法思想路径的转型。在我从哲学转向法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也逐渐放弃了欧陆法哲学中理性主义的研究路径，转向了英美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这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我以前在吉林大学和社科院哲学所受到的主要是唯理主义的、德国哲学的、体系化的哲学训练。通过研究法学，我的思想开始形成一个重大的逆转，我逐渐看到了欧陆哲学中的短板和问题，并独自在学习和研究中试图开辟出一条英美经验主义的法理学路径。在这里，我一方面要感谢吉大留给我的这样一个欧陆哲学训练的“桩”，但另一方面，这些年我又依靠自己的探索，从头开始打下了另一个英美经验主义法政哲学的“桩”。我感觉到吉林大学给我打下的欧陆思想的“桩”是利弊参半，吉林大学哲学系的思想传统过于欧陆化，经验主义的传统十分微弱。但在当今世界的思想潮流中，实际上仍然是以英美的经验主义为主导的。在吉林大学学习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的导师邹化政先生受制于他们那个时代以及知识所限，虽然做出了如此大的成绩，但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哲学界还是默默无闻，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也主要是其研究路径上的问题所致。

关于我在法政思想以及中国宪制史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多与纯粹的哲学关系不深，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要说，任何一种法治与宪制的思想以及实践，都需要一种哲学的指导，我所幸在早年能够考上吉林大学哲学系，能够跟随邹化政老师攻读黑格尔和康德哲学，感受到那种纯粹思辨的哲学思想的芳香以及孤苦，现在每每念及此，我都会感慨良多，感铭于心。

刘：今年是吉大七十周年的校庆，请您赠与吉大和吉大学子几句寄语。

高：我想对吉大学子们说的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大学的学习只是为你提供了一个拐杖，但如何走，全靠自己的努力。你们与我们的时代不同了，道路肯定也会不同，但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不忘初心，还是必要的。

母校70年校庆，我们作为曾经受惠于她的学子，当然是恭贺与祝福她。不过，就我来说，心目中的吉林大学还是过去的那个风雪妖娆的素装更为美好，更为使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