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 住 教 师 的 本 分”

——访李景林教授

李景林，男，1954年11月生，河南南阳人，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历史学博士，先后师从乌恩溥、金景芳先生；曾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辅仁国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价值观与民族精神”985工程创新基地研究员、四川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及《儒藏》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兼职教授、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等。

李景林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先秦儒学、道家哲学、宋明儒学、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的价值问题、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在儒家哲学研究领域，提出“教化的哲学”这一观念来定位儒学，从“教化”的角度，对作为哲学的儒学思想做出新的诠释，以凸显其异于西方哲学的独特思想内涵，着力建构一个全新的、具有较强理论解释力、思想穿透力和学术建构力的儒学思想体系——“教化儒学”，在学界独树一帜。在价值观研究方面，先后主持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先秦主流价值观的奠基与变迁”（201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2014）等科研项目。

代表性著作有《教养的本原》、《教化的哲学》、《教化视域中的儒学》、《教化儒学论》、《中国哲学概论》（主编）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孔孟学报》、《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曾获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哲学)(英文版)、《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等重要外文学术刊物全文译载；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教育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重要学术媒介转载。教学与科研并重，所主持“《中国哲学》课程”获评“北京市精品课程”；主编教材《中国哲学概论》，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并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教材”；先后获评“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访谈时间：2016年8月1日

访谈地点：北师大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采访人： 刘诤（以下简称“刘”）

采访对象：李景林教授（以下简称“李”）

刘：李老师您好，您是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系任教，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是如何与哲学结缘，又是因何机缘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呢？

李：我1966年小学毕业，属于在“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1966年文革开始，各级升学考试全部停止。所以严格来说，自己只能算受过小学教育。

我后来上的是一种所谓的“戴帽中学”。在文革前，像我所就读的那种农村大队队办小学，考上中学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一个年级每年至多能有三四个人升入中学学习。文革时期要求普及中学，各个地方的小学要办中学，也就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再戴一个中学的“帽子”，当时叫做“戴帽中学”，初、高中各两年。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小学（南阳市十二里河学校）只办了“戴帽初中”。我1966年小学毕业，就遇到“停课闹革命”。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进入初中学习。1970年初中毕业，回到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干了几年农活。1973年开始到我曾就读过的南阳市十二里河学校当民办老师。1976年转到南阳独山五七中学（一个部队的子弟学校）作代课老师，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读书。

我之选择读哲学专业，与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在农村，没有什么书可看，往往是拿到什么就读什么。记得我当时读到的第一本学术性的书，就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黄色的封面，已经很破旧的一本书。文革期间经常要写大批判文章，我用书中那一套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问题，别人觉得自己理论水平很高。当时还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从当地的造反派手里得到一本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也硬着头皮去看。通过当时的政治理论学习，自己也读过不少马列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看过这些书之后，觉得哲学很有意思。事情都有两面。十年动乱，无书可读，但却倡导人人都学哲学。这样的境遇，使自己萌生了一种对理论的渴望。所以，我高考所报的重点大学三个志愿，第一专业都是哲学。

人生往往包涵很多偶然性的因素。我能考取吉林大学，其实也很偶然。在文革期间，河南农村学校开门办学，课堂教学无法保障。课程体系也按“革命”的要求进行了改造，如政治、语文课合并成一门“毛泽东思想”课，物理化学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数学最后也只学到一元二次方程。这样的基础当然不可能参加高考。好在我的文史基础还可以，文革中我买过一套数学《青年自学丛书》，自修了初高中的数学课程，1978年高考，我居然考了很高的分数。当时我们农村的孩子，最大的愿望是从农村出来，所以填报志愿，优先考虑的是能上大学，而不是上哪所大学。当时自己孤陋寡闻，对各个大学也并不了解。那时印象中吉林大学是在一个很边远很寒冷的地方，大概报考的人不多，作为一个保险系数，我第三志愿填报了吉林大学。而在该年南阳市第一批电话通知重点大学录取的八个考生中，我就名列其中。第三志愿却被第一时间录取，直到今天，我也不了解个中原因。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缘分”吧。

刘：您留校之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研读先秦思想史，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您曾任吉林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在吉林大学生活了20余年，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在吉大求学和工作的那段岁月里，与老师和同窗好友之间，与吉大哲学系之间发生过的，您至今难忘的事情？

李：我24岁来吉林大学读书，在吉大学习工作了23年，可以说，长春、吉大是我的第二故乡，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是在母校吉大度过的。这一段学习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其间种种，无法备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点与自己从学经历有关的事情。

我现在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但在本科阶段，自己的主要兴趣却是在西方哲学。这其实是当时同学的一个普遍的倾向。吉大哲学系77、78两个年级的西方哲学史课，邹化政先生讲授德国古典哲学，记得当时每逢先生上课，大家都要提前占座，课堂不仅是座无虚席，而且常常连走廊里都站着人，真可谓是盛况空前。我对西方哲学的兴趣，也与听邹老师的课有关。

中国社科院的王树人先生说邹化政老师是一个“怪人”、“怪杰”。从师生间流传的有关邹老师的一些轶事，也可见他确实是“怪”，确实是与众不同。邹老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直到1980年才得以平反昭雪。他被打成右派的理由，今天看起来，是十分荒唐的。当年邹老师参加长春市召开的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座谈会，在会上发言说：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并不一定是要上山下乡；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来源，我们哲学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好好研究康德、黑格尔。当时吉大打右派，有一个党内的指标还没有完成。邹老师既是中共党员，又有过这样一番“奇谈怪论”，那个右派的帽子，就顺理成章地戴在了他头上。在长期的劳动改造和艰难的生活条件下，邹老师并未放弃自己的哲学研究和思考。下乡劳动改造期间不允许看书，邹老师就把黑格尔的书一页一页撕下来，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偷偷地阅读。在二十余年的劳动改造中，先生就是以这样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饱览中西哲学原典，凭借自己的天资和努力，在学术上打通中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和思想系统，在德国古典哲学、儒家哲学、形上学、认识论、价值论诸哲学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建树。文革以后，邹老师得到平反昭雪，重登杏坛，长期被压抑的学术激情得以迸发释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邹老师第一次登台授课，讲到激愤忘情之处，伸拳捶击玻璃黑板，黑板破裂，割破手臂，一时鲜血直流，邹老师乃以手绢包扎伤口，继续讲授不辍。邹师深湛的思想和学术的激情，令在场师生无不感奋和动容。一时间，在我们77、78和79这几届学生中掀起了一股邹化政热。课堂上，有学生给邹师献上鲜花，邹师的茶杯里，也有学生给加上白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这代表着的，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崇敬）。邹师当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多门哲学和经典研究的课程，如《德国古典哲学》、《西方辩证法史》、《人学原理》、《洛克人类理解论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大逻辑》、《精神现象学》等。邹师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智慧，对于我们这一代学子思想和人格的养成，有深巨的影响，对吉大哲学学术传统和西方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亦具有开创和奠基之功。我自己有幸亲炙于先生，几乎听过他讲授过的所有的课程，由是而得略窥哲学之门墙，真是受益无穷。

我的兴趣后来转向中国哲学，事出“人言可畏”这个偶然的因素。

同学们从全国各地考来吉林大学，刚入校时，大家一个个牛气冲天，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也确实是这样，当年考生六七百万，只录取二三十万人，能考上来的都是当地的人尖儿。可是过了两个月，大家都不牛了。为什么，因为看到每个人都有两下子，都不白给，都应当尊重。比如我们七舍224寝室的14个人，人家周林全班考分第一，读书过目不忘。人家范学德熟读普列汉诺夫，人称范马列。上海的罗若山博览群书，对法国哲学有丰富的知识。内蒙古的高潮，得过盟摔跤冠军，同学昵称蒙古horse。黑龙江的杨德军，随口能熟背唐诗宋词。陕北老区来的李丰旺，也能每晚口占一两首打油诗，令同学捧腹不置。等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78级学生年龄差距最大，我们班最大年龄差达到13岁。年长同学往往引导舆情，他们的“月旦评”，既能给同学以激励，也无形中会对个体的发展起到“画地为牢”的轨范作用。比如“范马列”的称谓，真会让范学德往马列专家的方向发展。杨德军能熟背唐诗宋词，同学们说他文学好，文学方面的问题都请教他。这促使他博览中外文学名著，真成了一位哲学系里的文学家，还因此娶到了一位学文学、并出身文学世家的太太。这既可以说是“人言可畏”，同样也可以解释为“缘分”。自己出身农村，见闻不广，又没有什么特点。不过，因我上大学前当过中学语文老师，大学期间下乡劳动锻炼，又瞎凑了几句古体诗登在抒写劳动体会的墙报上，因此我以古文基础好为同学所知，中国哲学方面的问题同学要来问我。这倒逼着我开始阅读中国哲学方面的经典，吉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部也很好，有很多的线装书，当时的线装古籍还可以外借，我就整函地借出来看。虽然当时也不是很懂，但由此引发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兴趣。1982年本科毕业，正好吉大哲学系当年招收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报考并有幸被录取，师从乌恩溥老师研读先秦哲学。后来读的书多了，也就有了自己的体会，慢慢地也就喜欢上了中国哲学。

读研时，有一件事对自己刺激很大，也印象最深。我本科时对西方哲学下过一点功夫，进入研究生阶段，亦习于用西方哲学的一套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哲学思想。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周易》的课程论文，颇有自得之意。乌恩溥老师平时对学生特别客气，师母经常也会请我们吃饭，每次去乌老师家，告辞时老师都要送我们到大门外。但老师这次给我的评语却特别不客气。乌老师的评语只有六个字：“给古人穿西装”。 这真是一记当头棒喝。冷静下来反思，觉得乌老师的话正点到了我当时学术思考方式的要害之处，因此下决心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作内在的、同情融贯性的了解，而非停留于外在皮相的解释。当然，这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蜕毛”的过程。

我读本科时选过金景芳先生的《先秦诸子》课，这门课是金老和吕绍纲老师合上的。读硕士期间又听了金老的《周易讲座》课。金老因此对我有些印象，同时，我也由此与吕绍刚老师相熟。硕士毕业时，金老有意让我去做他的助手，不过，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哲学系任教。但金老仍然没有忘记我。1990年某一天，吕绍刚老师来我家告诉我说，金老看到我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文章，觉得不错，希望我能去考他的博士生。像我这样籍籍无名的小辈，能够得到金老这样的史学大家的垂青，真令我感激莫名；同时，师从金老，不正是解决自己“给古人穿西装”这一问题的一个绝佳途径吗？因此，自己下决心复习考试，并于次年考取了金老的博士生。

金老是史家，其治学是“由经入史”。先生对六经有深湛的研究，而对《易》与《春秋》用力尤勤，并据此来理解孔子儒家。这个路子，虽然与今人研究孔子的方式不同，但却合乎孔子与儒家的实际。孔子于六经，亦特别重视《易》与《春秋》。《春秋》是史，《易》则是周人日常生活之道与生活智慧的表达。孔子之重视《易》、《春秋》，乃因其坚信价值的理想不能徒托空言，必见诸史事与行事，方可深切著明。金老治史，特别重视理论，治思想史，亦特别强调《周易》哲学的意义。但是，他讲理论，不是以论带史，而是强调从史实中见出常道或规律。金老曾对学生大量引用西方史学理论，以之套用中国古史史料的研究和著述方式，专门写信提出严肃的批评。金老这种治学的路径，使自己逐渐对中国思想学术之“史”的精神，获得了较为深切的体会。

此外，先生治学，特别体现了一种“唯真理是从”的精神。有两件事使我对此有真切的体会和深刻的印象。我在作博士论文时曾遇到两个问题。我的论文题目是《孔孟心性思想研究》。在写作过程中，有两个观点与金老不一致，论文为此拖了很长时间。我以为孟子的性善论源出于孔子，孔子实亦主性善。金老则认为孔子未讲过性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先生不同意，论文无法进行下去，自己也很着急。约过了几个月，先生打电话叫我去，很高兴地告诉我，“看来你说孔子讲性善还是对的”，并举《中庸》所引孔子“仁者人也”的话，来证明孔子确认为人性是善的。可见，先生虽不同意我的看法，却能从我的思路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对《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训解。传统上解“率性”为“循性”。先生则认为郑注、朱注都讲错了，“率”应解作“统率”义，率性的主辞是“道”，道统率性，才能讲得通，讲循性，是唯心论。我写论文，依郑注、朱注的解释，先生当然不同意。后来我只好曲为之解，造成了论文在思想上的一些模糊不清。有一天，按规定我们几个博士生去先生家听课。这天先生讲《中庸》，一开始先生首先讲读古书不易，要反复阅读才能读通。先生以“率性之谓道”为例，讲他以前认为应作道统率性解，近来再读《中庸》，从上下文的联系，看来还是郑玄、朱熹讲得对，应解为“循性”才通。当时我的论文已经打出来，我到打字社对论文临时作了修改。还有另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1993年上半年，先生作了一篇论文，题为《古籍考辨四题》，后发表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上。其中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插曲。先生曾把这篇论文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对孟子“夫妇有别”说的考论。记得文章中讲到“夫妇有别”是孟子首先提出，以前无人讲。我查《礼记•哀公问》中记孔子的话说：“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因对先生提出。先生当时没说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先生找我去，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寄给杂志社的《古籍考辨四题》的稿子，多亏邮局在邮寄过程中给弄湿，退了回来，使他有机会据我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金老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学术主张，其在学术上的自信，有时甚至会给人以固执己见的印象。但是，先生会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一旦认为对方意见是对的，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看法，并不顾忌自己的面子。先生这种从善如流，闻是而止的为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对后学和师门良好学风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吉大学习工作期间，老师、同学、同事、朋友、领导对自己的教诲、关爱、批评、帮助与扶持，规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与轨迹，凝聚为自己成长的动力，使我受益终生。这一段经历，是我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其间点点滴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吾将永志不忘。

刘：“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我们的前辈、老师，您能否为我们这些以后即将走向教学岗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们提一些读书学习或者学术研究方面的建议呢？

李：我的建议，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守住教师的本分”。什么是教师的本分？我们可以用您提到的韩愈《师说》中的话来作说明。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这三者并非并列的关系，其中“传道”一条最重要。韩愈解释说，我们尊之为“师”的，不论少长，能“闻道”即可为吾“师”。所以说“吾师，道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有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并不表明我就可以做人“师”。闻道、得道，是“师”之所以为师的标准，它也规定了教师的本分之所在。

首先，这个师“道”，是一种人格的要求。今天的教师，是一种负责传授知识的职业化的工作，与古时的“师”有所区别。按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古学是一种通人通儒之学。金岳霖先生也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他的学问就是他的传记。梁漱溟先生亦因终生笃守其信念而行，而被称作“最后的儒家”。故古来言师道，为人与为学是一体的。我觉得，现代学校教师虽然已成职业，但先儒有关师“道”的教训，仍然有效，它的精神还应该继承。职业虽然分途，但在教师个体身上，做个好人与好的专家、学者应该是一体的。

其次，这个师“道”，对学问也有一种要求，这就是学问要有内在的一贯性和真实性。《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孔子的特点是博学多闻，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又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学无常师，他的学问虽博却不驳杂，就是因为有一贯之道贯通其中。今天知识爆炸，学生了解的东西我们教师可能都跟不上。在学问上有一贯之道，面对这信息爆炸的时代，才能应对裕如，具有一种转世而不为世转的能力。我们教师现在压力很大，有很多任务，发表论文有数量、级别要求。这促使很多人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今天的文字与昨天的文字自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这就不行。我们呼吁官方学术评价的体系要逐渐改变，提供一个使学者真正可以做到真积力久，厚积薄发的学术环境，这样我们的学术才能是真实的，才能有扎扎实实的进步。但我们自己亦应首先对自己有这个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老一代的学者学习。我自己是一个笨人，写东西慢而且少。有两个字，叫做“不敢”。不考虑成熟的话不敢说，不敢发表。不过，这里面也有爱惜自己羽毛的意思。从效果来考虑，应景的文字发出来，对自己不是加分，而是减分。从长远看，做这样的事其实很傻的。我自己平时看书，注意积累一些问题。对有些问题，从有想法到能够贯通，再把它写成文字发表，有的要间隔二三年，甚至十年。这当然是因为自己资质愚钝，只能做人一己十，人十己百的事。我不否认人的资质差异，有人就是又好又快，那是天才。一般人还是需要下点“慢”的功夫，才能做成像点样的东西。我对自己的学生也提到这样的要求。我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第一讲绪论，就题为“形成属于你自己的方法”。

其三，从这个师“道”对人格的要求延伸到教学或韩愈所说“授业、解惑”，传统的教育所倡“成德之教”，在今天仍有意义。古代教育以成德为本，“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现代教育则不同。现代大学基本上成了教授知识、技能的场所，而缺乏教化的职能。我研究儒学，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政教分途，西方在学校知识技能性的教育之外，还有宗教等作为人的精神人格教养的体制保障。当代中国学校教育的完全西方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德性人格教化体系的缺失。我们的人文学科应当可以承担或部分承担这样一种责任。

以上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

刘：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到了吉大七十周年的校庆（9月16日），您曾在吉大学习生活了23年，作为最资深的吉大校友，请您赠与吉大和吉大学子几句寄语。

李：那我就母校哲学学科说两句话吧：思想的生产是哲学的生命所在。吉大哲学学科以思想创造见长，愿母校哲学学科继续发挥思想的优势，夯实学术的基础，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家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