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魁森，男，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196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吉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从事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向：当代哲学与社会发展。先后出版了《哲学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等5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哲学研究》及其它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了《物化的时代》、《哲学就是生活观》等60多篇论文。

记：像你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大概最丰富的了吧。许多“不正常”的事情都被你们遇上了，尤其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您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么？能简单地介绍一下那几年的生活么？

杨魁森（以下简称“杨”）：准确地说，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经历，因为我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人那样集体去农村“插队落户”。61年我考入吉林大学，66年毕业（当时大学是5年制）。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此才有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故而运动并没有耽误我大学阶段的系统学习。到1969年，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离开城市，携家带口奔赴农村插队落户，我则作为青年骨干教师留在了学校，这可能是命运于我的一次眷顾，我有幸留守在自己所热爱的教学岗位上。但实际上，在“文革”时期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大学里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不招生，没有教学任务，成天只是搞运动。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也不重视基础理论和系统知识学习，只是强调面向实际“开门办学”，这样就得经常带着学生下厂、下乡、下部队。记得1975年带学生到怀德县黑林子公社，我的教学任务是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真不知道怎样结合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的实际讲这本经典著作，结果我是按这本书的基本思想讲的，学生反映还不错，因为他们到学校来，还是想学些真正的知识的。

就这样，虽然我没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样经年累月地在农村干活、劳动，而是断断续续的，但整个算起来，刨去到工厂、部队的时间不算，光是到农村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五年多。

记：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一定会深有感触吧？

杨：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出了那个狂躁的“文革”年代，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现在20、30岁的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但对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说，是刻骨铭心的，它深刻影响了甚至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历史，包括历史的错误，对人都是公正的。同样的历史，同样的错误，可以成为负担，也可以成为财富，可以使人沉沦，也可以使人奋起，关键看你对历史持什么态度，作何种反思。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抗抗等，他们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上世纪80、90年代活跃在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大都是具有这种经历的人。现在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又有哪一个不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上山下乡”似乎是这一代人无可逃避的沉重“使命”。这一代人承担了这个“使命”，为共和国走出荒诞岁月、渡过难关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同时也为共和国如何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历来主张，不要把历史变成漫画。后代人看前代人，总有许多可笑之处，但没有过去的经历，又怎会有现在的认识？

记：在许多人看来，文革上山下乡的那几年，耽误了他们的前程与发展，在农村的很多年，更是苦大于乐，得大于失，您是怎样看待您那几年中的苦乐得失的呢？

杨：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的艰苦时期。就我个人体验来讲，主要是苦在两点：生活艰难之苦，精神无助之苦。

因为我家住城市，所以刚到农村的那会觉得非常辛苦。记得有一次队里分配我去翻地，很长很长的一垄。别人一垄地很快就翻完了，我却连一半都还没到。没有人会来帮你，你只能以个人默默地忍受着，那种孤独、落寞、无助的感觉是很难受的。

肉体的疼痛、生活的艰辛倒还是其次，精神的缺失、无依才是最难以忍受的。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里，你不得不远离自己挚爱的学术研究，用“身心疲惫”来形容那个时代人的生存状态真实太确切不过了。

那段时期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难熬的，但就是那段生活养成了我坚韧的意志品质。那个年代都能挺过来，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这种信念成为我今后学术生活中最大的精神支撑。可能这也是成功者所必备的一种素质吧，无论是搞学术还是做其他什么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有沟沟坎坎、跌跌撞撞，这就需要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忍耐力，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挫折。苦、辣、酸、甜、咸，都是人生的营养，缺少哪一味人格都不健全，现代社会竞争这样激烈，只有平坦、甜蜜经历的人是很难承受的。

意志品质的养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是让我体验到了广大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当立足于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中国老百姓的问题。这首先要说真话，而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实际中去，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及他们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要求，然后以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每一个搞学术的人都有自己的学术立场，而每个学术立场都是有一定的感情倾向的。我出身于贫苦家庭，可能天生具有平民意识，我愿意使我的理论研究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农村的经历使我坚定了这个信念。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有的苦与失都是时代造成的，而得与乐都是需要自己去探求和发掘的。凡是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所建树的人，都是能正确乐观地看待那段生活的。

记者：您的谈话让我想起2005年哲学节的主题“社会发展理论”，这可能是最近一段时期哲学界的热门话题了。从80年代后期开始，您的研究课题就转向了当代哲学与社会发展，可以说，您以哲学家的敏锐的洞察力先人一步开始了对社会发展的批判与反思，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的研究方向发生这一转变的？与您在文革中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联吧？

杨：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是科研工作者的第二生命。80年代后期我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另方面是学术兴趣使然。我先后讲过马列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唯物史观发展史、现实哲学问题等课程，后又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与研究。虽然讲授这些课程实非所愿，但是却形成了自己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养成了我从多角度观察研究问题，“在宏观知识背景下研究微观问题”的思维习惯。同时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认识到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其实就是实践哲学，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这种哲学转向经由列宁、毛泽东，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种理论传统和特殊风格。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我更愿意把实践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样，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选择和确立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当代哲学与社会发展，即把当代哲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阐释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问题。

从1989年到2000年，通过为广大文科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这门课，以及在吉林大学在全国举办的各种类型的研究生班上的讲授，让我看到绝大多数社会精英相对说来并不缺乏专业技能和社会经验，他们更渴望拥有一个哲学的头脑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理论的命运是由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决定的，哲学的价值和社会地位是需要哲学自己来争取的。社会需要“哲学的智慧和方法”，而哲学自己却越来越退回到学院和书斋里去，被挤到社会的边缘，这并不是哲学的正当命运和出路。要恢复哲学的名誉和发展哲学，更需要一大批能关注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哲学解释学家。

所以说，如果“走进马克思”只是反映了一种学术主张，那么“走进现时代”才应当是哲学发展的主流意识。

记者：“走进现时代”要求学者们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样顺理成章地要求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当下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这恰恰体现了您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哲学转向生活观”，能请您简单地解释一下这个观点么？

杨：“哲学转向生活观”的提出主要还是受到了胡塞尔及其他众多学者关于 “生活世界理论”的启发。在我看来，哲学应该表达不同时代的人类特有的生存发展观念。赵汀阳也认为“生活理念”应当是当代哲学着重研究的问题，说“也许现代的思想比较成功地发展了社会制度观念，却一直没有成功地发展出生活理念”。以往的哲学家总是通过对不同时期内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和解释，去探求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奥秘。走向新世纪的哲学主题，应是着重揭示当代人类的生存矛盾，为人类论证和确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一种新的生活观。

如果说，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那么生活观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根本观点，即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深刻观察和理解，为人类提供一种能充分表达生活目的、特点和意义的生活理念。

以哲学的观点研究生活世界，建立“生活世界”观，不是去对生活世界进行纯粹的客观描述或者主观理解，而是要去解释和建构关于人类生活世界的基本原则。应当承认，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揭示了生活世界的真实基础，奠定了生活世界的解释原则，对有关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而做出这些解释的核心概念就是劳动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以劳动（实践）去解释人类生活的。他是生活世界理论的真正奠基人。

哲学转向生活，并不是简单地把哲学原理应用于现实，而是要把哲学知识化为智慧，用哲学理念、哲学思维去研究和把握实际。它所研究的问题，无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无论使不使用专业的哲学术语，都应该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使人得到其他科学不能给出的思想启迪。

记者：您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解，使得您对商品经济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能简单地谈谈您的研究心得吗？

杨：“商品经济文化”的提出，是为了给我们正确认识目前所处的商品社会种种问题和现象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源于马克思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

“商品经济文化”，并不是仅指通常所说的那种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现象的“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是指人类历史上一种大的文化系统或者文化样态。建立在同一经济形态基础上的不同社会文化，除了由社会制度、历史传统等所规定的特殊性外，还必须包含着一般性和共同性的内容。所以，把“商品经济文化”这个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样态确认下来，目的在于以更开阔的视野去研究当今时代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

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物的世界，但同时人并不能自主地支配这个世界，相反，人甚至为这个世界所支配。由此，产生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盲目性，能动性和被动性，选择性和决定性等一系列矛盾。造成这些矛盾的深刻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特有的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正是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商品经济社会的几个基本特征：以“经济的社会形态”表现的社会特征；以“人的物化”表现的人的发展特征；以“剩余劳动”表现的劳动特征；以“经济必然性”表现的规律特征。这些都是我们认识商品社会的基本的理论和方法。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对研究生同学说几句话。人生道路总是不平坦的，穷时有穷的困难，富时有富的困惑，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心态去对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韧性和毅力，不要因为困难、挫折和压力而动摇生活的目标和信心，不要总想走捷径和安逸的路子，只有经过各种磨练的人才能真正成材。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精英是这样走出来的，以后恐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