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必须结合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才能理解。而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关键并不在于思维范式的转换或哲学视野的转移,而在于哲学主题的转换,即它实现了哲学主题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换。因此,必须从哲学主题转换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核心范畴的“实践”。

关键词:实践;马克思哲学;哲学主题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观点”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哲学的革命。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在这个笼统的共识的基础上,人们对于“实践”和“马克思哲学”仍然会有大异其趣的理解。目前国内最有思想力度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理解为“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因而“实践”指示着一种由马克思哲学所创立的崭新的思维范式;另一种是以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为参照,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理解为“哲学视野”的转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生存论转向”的先驱,因而“实践”也就被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
这两种理解都突破了传统教科书诠释马克思哲学的僵化模式,深化了对于马克思哲学及其革命性意义的理解。然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并不在于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或哲学视野的转移。我们认为,当马克思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Ｐ19)时,就明确了哲学革命的关键之所在,即它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换。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和哲学视野的转移可以归结为哲学主题的转换。因而,对于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实践”,同样也应当从哲学主题转换的角度去理解:它终结了“解释世界”的旧主题,提出了“改变世界”的新主题。
一
从思维范式转换的角度看,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就在于马克思哲学超越了旧哲学的思维范式,开创了新的哲学思维范式。而这种思维范式转换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哲学找到了人及其世界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实践”。“实践”既是分裂世界又是统一世界的基础,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全部矛盾关系的“交错点”。总之,“实践”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现实基础,换句话说,“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样,“实践”就不仅是科学知识的真理性的基础,而且是一切抽象观念、哲学论争的现实基础。所有旧哲学所提出但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知识的基础、主客体的统一、人与环境的统一性、历史的解释原则等问题都以“实践”为基础,并且从“实践”中获得合理的说明和解决。不仅如此,马克思哲学本身也立足于“实践”,马克思哲学的所有问题,如: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客观性、历史的规律性、人的类本性等问题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并且也只能由“实践”去说明和解决。这样,“实践”就被提升到看待一切问题的“哲学思维范式”的高度。
在近代哲学中,从笛卡儿的“我思”到斯宾诺莎的“实体”,从康德的“先验主体”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性的基础、“思想的客观性”的基础一直被理解为超验的、永恒的、抽象的存在;而只有马克思哲学才发现了理性和“思想的客观性”的现实基础———“实践”,找到了合理地说明人类存在的一切问题的现实基础,从而确立起“实践论思维范式”。①正是这一点确定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因此人们常常引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两句话来印证这一点:“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Ｐ16,18)。
从“生存论转向”的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一种哲学视野的转移,即从抽象的“思想世界”到日常的“生活世界”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因此,应当依照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来确定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对于“实践”也应当从生存论哲学的角度去理解,以生存论哲学的“生存”范畴来诠释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即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这种理解认为,相比之下,先前人们对于“实践”的理解就显得太狭隘了。因为先前人们只是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而忽略了情感交流、娱乐休闲、理论与艺术创造等“非感性活动”;即使从“思维范式”的角度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表面上看来与对“实践”的生存论理解非常接近,但是,实际上,这种理解片面强调了作为“物质生产”的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物质生产得以展开的社会历史前提———“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在人的生活世界中,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共同塑造着人的现实生存。马克思哲学虽然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但是从来没有否认过人类其它生存方式的意义。马克思关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Ｐ123)。因此,马克思哲学把哲学由超验的“思想世界”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了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以上两种对马克思哲学和“实践”范畴的理解,虽然是以不同哲学理论为参照系,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但是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首先,从思想动机看,两者都试图超越传统“原理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传统“原理教科书”认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在于“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建立起唯物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思想框架中,“实践”被边缘化,仅仅被置于认识论之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最终目的。两者都认为,必须超越传统“原理教科书”的理解,才能揭示马克思哲学及其核心范畴“实践”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为此,就必须超出“马克思—黑格尔”的二元对比,把马克思哲学置于更为广阔的哲学史的思想背景之中来理解。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从马克思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关系出发看问题,而后者主要立足于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的一致关系而发论。
其次,从理论内容看,两者都看到了马克思哲学的视野转移:马克思哲学不再关注抽象的超验存在,而把视线聚焦于现实的人以及人的现实存在。两者都认为,必须从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来确定“实践”范畴的丰富内涵。区别仅在于,在后者看来,前者虽然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但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实际上对“实践”的理解就是片面的、狭隘的。因此,从生存论哲学的角度看,“实践论思维范式”就是一种不尽人意的思维范式。只有把“实践论思维范式”所指的“实践”由狭义的“物质生产”拓展为广义的“生存方式”,才能准确而不失偏颇。换言之,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创立了新的哲学思维范式,那么,这种新的思维范式与其称作“实践论思维范式”,不如称作“生存论思维范式”更为恰当。
最后,从理论实质看,既然两者都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思维范式”,因此两者都没有根本超越近代哲学的“解释世界”的哲学立场。众所周知,近代哲学把“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作为哲学的主题,一直在追寻思想的根据、理性的基础,企图确立“解释世界”的终极原则,并以此为人类思想乃至人类存在确定一个“最高支撑点”或者“安身立命之本”。在上述两种观点看来,所有近代哲学最终都失败了,而只有马克思哲学才成功地确立了这个终极原则。很显然,这样就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对于近代的哲学问题的回答,从而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近代哲学的延续。虽然他们一再强调马克思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和革命,但仍然会弱化甚至抹杀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思维范式,把“实践”看作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和解释原则,就使马克思哲学沦为“以实践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从而把马克思哲学拉回到近代哲学。
马克思曾非常简捷地表明自己的新哲学所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哲学的革命首先不在于思维范式的创新,而在于根本抛弃了那种“解释世界”的哲学主题,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马克思哲学不再探讨以怎样的方式“解释世界”最为合理,而是根本抛弃了那种“解释世界”的企图。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主题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换。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把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理解为哲学主题,而一直是从哲学的现实功能的角度去理解“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所以称所有“旧哲学”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因为它们虽然具有“改变世界”的愿望,但是由于它们对世界的解释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因而,不能够承担起“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只能做到“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之所以称马克思哲学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找到了科学地、合理地解释世界的理论基石———“实践”,因而能够承担起“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这种理解必然导致把马克思哲学科学化的结论:为了承担起“改变世界”的功能,就不能不把马克思哲学本身理解为科学地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的“历史观”;科学地指导人类活动的“方法论”。传统“原理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所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逻辑思路。
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哲学思维范式,就是力图超越对马克思哲学的科学化理解。不可否认,这种理解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拓展了我们的视野。然而由于它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哲学的主题转换,所以,在对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理解问题上,仍然走进了误区。虽然它不再认同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但是它却认为马克思哲学是看待一切问题的最为合理的、最为得当的“思维范式”。它同样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看作哲学的功能。
马克思哲学当然实现了哲学视野的转移。但是,哲学视野的转移并不必然伴随着哲学主题的转换。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转向新视野去寻找旧问题的答案呢?还是抛弃了旧问题转向新的视野去发现新问题?同理,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当然也实现了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以新的思维范式去回答旧问题呢?还是不得不以新的思维范式去思考新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哲学视野的转移和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都应该看作是哲学主题转换的题中之义,只有从哲学主题的转换的角度才能确切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
如果从哲学主题的角度理解“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理解为哲学主题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换,就会对于所谓“改变世界”的哲学,也即马克思哲学有一个深切的理解。
说“改变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与近代哲学的主题“解释世界”相对而言的。①如上所述,近代哲学是围绕着“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展开讨论的,它以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抽象对立为前设,寻求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基础或原则,以此为思想(科学)的客观性奠定坚实的基础。“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就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题。作为“思想的客观性”的基础,近代哲学所寻求的哲学理念,如:笛卡儿的“我思”、康德的“先验逻辑”、黑格尔的“思辨理性”等,都被看作永恒真理或超验“本体”,具有深层的决定性意义,因而是“解释”一切现象“变体”或文化表层的绝对标准或终极原则。哲学的使命,就是去寻求那个作为“解释世界”的绝对标准或终极原则的永恒真理或超验“本体”。因此,近代哲学才以“科学之科学”、“科学之王后”自诩。也正因如此,这种以“层级”性的追求为使命的近代哲学,只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解释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使哲学主题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换。马克思哲学根本抛弃了近代哲学的“解释世界”的主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鄙夷的口吻断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虽然这句话直接针对的是费尔巴哈以及施特劳斯、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但是它却深刻地指明了整个近代哲学的本质特性。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只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而黑格尔哲学又是近代哲学的巅峰和完形。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对于人类存在最为迫切的问题不在于以什么样的抽象原则解释和说明世界更为合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1](Ｐ31)。现实世界以及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进入马克思哲学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心位置。
如果说,“解释世界”作为近代哲学的主题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那么,“改变世界”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现实世界进入马克思哲学的视野,所谓“世界”,不再是作为意识对象而与抽象的“思维”相对立着的同样抽象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人通过“实践”而建造的与人一体的现实存在,因而“世界”就是人类特定的“现实存在”。所谓“改变世界”,也不是通常意义的改造自然世界,而是改变人类特定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类的现实存在而言,这种特定的“存在方式”具有强制性,是“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它构成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前提。马克思哲学以“改变世界”为主题,就是通过反思与批判这种人类存在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历史性前提,使之由“幕后操纵者”变为“前台的表演者”并为自身的合法性辩护,从而促进与引导人类实现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前提的转换,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具体言之,这个主题包含着相互统一的两层主旨:(1)反思人类特定的“存在方式”的现实合法性,即批判性地揭示“现存世界”的状况;(2)反思人类特定的“存在方式”的未来可能性,即革命性地探索“改变世界”的途径。
“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必然与马克思哲学主题的转换以及马克思哲学的新主题内在相关。所以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考察“实践”范畴的深刻涵义。
首先,“实践”范畴打破了近代哲学的基本思想框架,从而否定了“解释世界”的哲学主题。近代哲学的主题“思想的客观性”问题的核心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关系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思想框架。这里的“思维”、“存在”以及二者的对立关系都是抽象的。“实践”否定了抽象的“思维”与“存在”,否定了两者之间的抽象对立。在“实践”中,不再有抽象的“思维”,只有现实存在的人;不再有抽象的“存在”,只有人的现实存在;更没有“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只有人与世界的一体生成。从“实践的观点”看,在内涵规定上抽象对立着的“思维”与“存在”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统一的。这就是近代哲学所无法摆脱的所谓“主体困境”。因此,近代哲学的主题,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就是一个抽象的、虚假的问题。“关于离开了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Ｐ16)。
其次,“实践”又为马克思哲学提出了新的主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Ｐ17)。新的哲学主题就不再是如何以一个抽象的原则解释世界的问题,而是由“革命的实践”所提出的崭新的问题,即如何“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问题。[1](Ｐ48)“实践”蕴涵着人及其世界的全部矛盾,人类永远生存于一种悖论性之中。这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所明确传达给我们的。对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最为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批判性地揭示这些矛盾,揭示它们的时代性特征,批判它们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性前提,从而破除这种历史性前提的强制性,实现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前提的转换、提升。因此,仅仅认识到这些矛盾必须由“实践”才能说明,这样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这些矛盾的合法性,这是一回事;而把这些矛盾作为反思的对象,首先考问其历史性前提的合法性,进而探讨现实地消除这些矛盾的途径,促进人类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则是另一回事。前一点导致了从“哲学思维范式”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哲学;而正是后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主题。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陷入了难以摆脱和超越的“自我异化”之中,即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或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前提。如何批判性地揭示这种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前提,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状态,从而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理想,是“革命的实践”所提出的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这个艰巨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了马克思哲学及其后继者的肩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