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性发展理念由于其包含内部陷阱而致使陷入矛盾困境并导致“现代性危机”，主要体现为：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醉及其对生存家园的遗忘；消费享乐主义的滥觞及其对生态伦理的缺席；技术乐观主义的虚妄及其对有限理性的迷失；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及其对天人关系的僭越。在批揭这些现代性发展理念深层矛盾的同时，昭示当代人自觉走出其设定的内部陷阱，从而为建构通向未来的新发展观扫清理念上的障碍。
关键词：现代性发展理念，“现代性危机”，内部陷阱

现代社会，人们在尽情享受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丰盛宴席，却由于现代性在人性设定上的矛盾，使现代人不自觉迷失到这种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设定的内部陷阱而缺乏超越的反思。自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进程，人类创造了一个关于现代性发展的神话，现代性发展理念在无批判的征程中可谓是一路凯歌。直至20世纪下半期，在这种现代性发展观的支配下日益凸显出一系列带有全球性、人类性的问题与困境，现代性发展理念内在蕴含着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暴露，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处在“决定命运的选择” 关头。在对“现代性危机”的普遍忧思中，思想界正在升腾起一股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时代呼唤。20世纪人类发展的种种困境表明：新世纪该是到了刻不容缓地扬弃这种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关键时候。
反思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在矛盾，需要将批判的靶子对准支撑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四个维度：即遗忘生存家园的发展至上主义、缺席生态伦理的消费享乐主义、迷失有限理性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僭越天人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批揭这些现代性发展理念深层矛盾的同时，昭示当代人自觉走出其设定的内部陷阱，从而为建构通向未来的新发展观扫清理念上的障碍。

一、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醉与生存家园的遗忘
“发展”是我们这个现代化社会的主旋律，“发展”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总口号，它已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现代性发展理念的话语体系中，“发展”竟成了文明、进步、自由、合理、繁荣等一切美好价值的代名词，获得了一个无反驳性的霸权地位。然而人们对“发展”本身的理解主要是从工具理性的层面大加颂扬而缺乏价值理性层面的应有评判：“发展”究竟是要为了什么？“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在？这种现代性发展会给人类带有何种命运？对“发展”的无批判性崇拜和追从就构成了发展主义，它在当代的集中表现就是“发展至上论”或“发展至上主义”。毫不夸张地说，对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醉构成了一切现代性发展理念的灵魂，形成了在历史进步观上的盲目虚妄信念，正在把人类及其生存家园引向危险的边缘。
发展至上主义的幽灵正在弥漫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势必催发“现代性危机”的整体爆发。这种危机的根源正是由于迷醉“发展至上论”的逻辑，僭越了特定时代人类生存环境设定的发展限度，违背了生存—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造成了对人类生存家园的疏离与遗忘。
1972年，罗马俱乐部首次向人类敲响了“增长的极限”的警世之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至上论的信条开始遭到质疑与批判。时至今日，在发展观上虽然从经济增长论逐步向有较大全理性的可持续发展观转变，但可持续发展观由于依旧奠基在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经济基础与生活方式之上，从而未能根本上突破资本主义所确立的现代性发展范式，即以商品经济的大生产、高消费、重污染为根本特征，属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特有生存方式。究其根源，在于未能超越与克服现代性发展理念，特别是发展至上主义的幽灵依然困扰着社会决策层、实践层乃至于理论层。因此，分析批判发展至上主义蕴含着的矛盾困境及其病态逻辑，就成了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关键。
1、“发展至上”的病态逻辑与生存家园的合理限度
“发展”作为手段，理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然而发展至上主义偏执于“为发展而发展”的病态逻辑，倒置了生存目的与发展手段的辩证定位，结果发展竟僭越了生存必需的合理性限度，本来应促进提升人类生存境遇的“发展”反过来制约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家园。无“度”的发展引发的生存家园方面悲剧已成为全球性公害，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就是铁证。这种遗忘了生存家园的发展至上主义使人沦为实现“发展”的工具，使“发展”变成自身的目的，成为人类生存的异已力量。这正如马克思曾批判过的资本的贪婪与增殖本性一样，“发展至上”的理念正是现代人的迷魂剂，使人彻底遗忘了生存家园所能承受的合理性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在任何特定时空下的发展都不能逾越人类生存环境所能容许的界限。“发展至上”的病态逻辑与“生存家园”的遗忘失落之间的关联正好表明：这就是为什么终日惶惶、追求无限“发展”的现代人总感到“无家可归”的原因。
2、“物质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
发展至上论以经济主义、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看重物的价值而漠视人的价值，关注物质经济资源增殖而忽视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结果出现了见“物”不见“人”、重“经济”轻“社会”的畸形发展。现代性发展观最大的误区恰恰在于忽视了发展的人性需要及其社会价值，总之人被遗忘了。即便是可持续发展观，虽然提出了“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这样一种有较大合理性的理念，但其核心依然是关注各种物质经济资源在人类代际之间的平衡而已，只考虑到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路数。诚然，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的，但单纯物的繁荣并不能代替人本身的发展，也不直接意味着社会进步。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物质文明空前繁华的现代社会，但在其背后却掩盖着人性价值的普遍失落。在当今时代，发达国家拼命攫取各类资源以巩固其经济繁荣，发展中国家拼命追赶唯恐落后，其根本上受制于发展至上主义的诱惑与迷醉，只追求外延式的物的扩张而不懂得内涵式的人的发展，只图谋物质经济的增殖而没有考虑到人性的真实需要与内在价值。这种结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物质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在这种发展理念下只能造成“片面的人”（马克思）、“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物化的人”（卢卡奇）和“无家可归的人”（海德格尔），从而是对人生存本性的迷失。
立足于辩证的立场来看，生存与发展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生存既是发展的前提与限度，又是发展的依归和目的；发展作为手段是对生存的改善与提升，绝不能逾越特定时代人类生存家园所必需的合理限度。任何时代任何情境下都不能迷失“生存”谋“发展”。一旦豁出“生存”搞“发展”， 就自然生成无“度”的发展至上理念，势必导致人类社会有机体的“癌变”——危及“生存”家园的“发展”癌细胞的疯长扩散。因此，超越和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发展至上主义的当头棒喝，无疑是回归人类生存家园的健全常识与辩证理性。

二、消费享乐主义的滥觞与生态伦理的缺席
与发展至上主义紧密相联的是现代人在生活观念上出现了消费享乐主义的滥觞。在现代消费社会，“发展至上”最终图谋的正是“消费享乐”。消费享乐主义可以说是奠定了工业文明时代大众生活方式的基调，现代人在生存模式上深深地受到消费享乐主义的浸染，吸毒成瘾似地难以从陷阱中自拔。这种以消费享乐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性发展理念，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多重催生下日益成为大众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信念，由于它对生态伦理的沦丧与缺席，正在遭致一场生态家园的全面危机。不彻底改变现代人消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信念，现代性发展理念的深层诱惑将无法解脱，体现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与发展理念便无从确立。
当代，以美国人为代表的消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全世界争相效尤的榜样。殊不知，如果全世界人口都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方式生活，全球的资源能源将在短期内消耗殆尽，并将产生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事实上，美国两亿多人每年却耗用着全球三分之一多的资源能源。如此说来这种消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绝不符合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人民的普遍选择，必需得到深刻反思与清算，再也不能无批判地加以讴歌与效仿。令人忧虑的是，现代性发展的“示范效应”促使发展中国家大都拼命追从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这无疑使全球化在这种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部陷阱中迷失方向，其中潜藏着巨大而深重的危机。
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清醒地指出，在当代西方社会，在个人私欲温床上膨胀起来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已使带有良好愿望的人们在自由社会中求得秩序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丹尼尔•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如果不是道德正当性的话）已经由享乐主义取代，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 布热津斯基更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由于“物质第一主义的自我放纵”，人们只知道追求个人意愿，不考虑社会效益，使“道德上的腐败大规模地蔓延”，精神空虚已削弱了美国的内聚力，使西方面临着价值观念的危机。因此，他要求对此进行“哲学上的反省和文化上的自我批判”。布热津斯基不无忧患地指出：“在先进的、富裕的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乐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他称此为“丰饶中的纵欲无度”。这种纵欲无度的社会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趋炽烈的社会。”
如果说发展至上主义是一种“虚假繁荣中的发展无度”，那么消费享乐主义就是一种“丰饶社会中的纵欲无度”。这种纵欲无度的消费享乐主义不仅引发了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更为严重的是它缺席了人与环境关系上的生态伦理，势必造成人类生态家园的灾难乃至精神家园的幻灭。其深层矛盾困境主要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无限消费欲求与真实生命需要的错位
发展追求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真实的生命需要，而不是无限扩张各种虚幻的消费欲求。丹尼尔•贝尔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是，它所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是无限的要求。” 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层次的分析，人的确有更深一层的真实需要，但是现代广告消费社会竭力制造着无止境的虚幻欲求，为个人对欲望的无度追求与满足提供合法性的支撑，把幸福、成功与这种纵欲无度直接挂钩，致使现代人终日在虚假、幻化的欲望满足中过着消费享乐的生活，迷失了人性本真的生命需要。正如凡勃伦所批判过的“炫耀性消费”，还有当今如“挥霍性消费”、“陋俗性消费”、“庸俗性消费”、“腐败性消费”等，其实这些消费并非人的真实生命价值所必需，实乃一些人的无节制的欲求。这种真实需要与虚假欲求之间的错位，是在现代工商业日益发达基础上由消费享乐主义一手炮制出来的人为矛盾，只有从人类生活方式上摈弃消费享乐主义，才能有望认识到人类真实的生命需要并以之为基础，进而建构符合人性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
2、消费享乐信念与生态伦理关怀的冲突
消费享乐主义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矛盾困境，那就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张对恃。由于人们追求自身的消费享乐而无视对生态环境的绝对依赖，致使在高消费、高污染的享乐生活中缺席了应有的生态伦理关怀。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指出，自然生态系统与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并非只是对人而言具有外在价值，人类应把道德义务的范围合理地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生态系统拥有内蕴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的更高形态的系统价值。他批判那种认为人只对自身负有义务的“主体癖”倾向，指责这种自私自利的伦理观念实乃“心理享乐主义”， 指出这种享乐主义的消费方式已把人类推向与自然生态严重对立的危险境地。因此，当代人需要转变生存方式，确立一种生态伦理的智慧，即生存于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学会“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人类的文化有助于人类在地球上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是精神的产物；它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它将人类带向希望之乡”。
消费享乐主义引导的大有裹挟一切的全球化蔓延之势，正在给人类生存家园带来巨大灾难——生态家园与精神家园的双重幻灭。因此必须摆脱消费享乐主义的引诱，重新确认人类发展和价值追求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就是生态主义的生活方式与发展理念，其核心就是包含生态伦理的新发展观。现代性发展的种种困境告诉我们，绝不能缺席生态伦理的关怀，否则，消费享乐主义在消费完生态资源的同时，最终将耗尽人类自身。马克思曾深刻揭示了大自然实乃人“无机的身体”，因此必须以生态伦理的博大情怀，合理界定人类真实的需要，摒弃消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以生态主义确立的“生态合理性” 来建构通向未来的崭新生活方式。
消费享乐主义的滥觞及其对生态伦理的缺席，根本上忘却了人的价值与生态价值、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之间的辩证法，片面地理解人的价值与欲望，实际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本能一样的境地。20世纪中后期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觉悟就是“生态觉悟”。这种生态觉悟是建立在反省批判消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对人类生存家园及人类文明未来命运的关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明说成是生态时代的精神，预示着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这种生存意识叫做“生态智慧”。 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方式与最后结果就是自觉体认一种生态主义的生活方式与发展理念。

三、技术乐观主义的虚妄与有限理性的迷失
支撑现代性发展理念最强有力的杠杆无疑是现代科学技术。科技的空前威力不仅推动着“发展至上”的理念，还维持着“消费享乐”的信条，更进一步巩固着关于人类自我中心的神话。基于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巨大功效的自负与迷信，使得当代人以为科学技术能包揽无遗地解决人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难题，于是就形成技术乐观主义思潮。当代技术乐观主义的信徒可以说是遍布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大都无反省地信奉近代思想启蒙以来的一些基本信念：如培根最有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用科技“给自然的脖子上套上枷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理性统治世界”等等。的确，科学技术具有无比的工具理性价值，但它本身并不能确保人类发展的价值合理性。科学技术与科学万能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并不等同。一旦对科技的崇拜形成“主义”，科学技术就成为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当代神话，充当现代人的世俗宗教。
然而，科学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忽视了关于科技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即科技是通过人的理性发现并通过人的理性应用才具有价值的，况且它本身的合理性有待人的历史实践去验证，科技本身并不构成价值评判的标准。既然人是科学技术的主体，那么就存在一个关于人的“有限理性”的问题——即人的理性不是万能的、绝对的、无限的，在现实中总是有一定限度的。科学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正是立足于“无限理性”、“万能理性”、“绝对理性”的基础上来看待科技的，因此产生了一个基本前提性的谬误。事实上，人的理性不仅有缺陷，而且科技本身并非具有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品性，它甚至还会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制约潜在着“失控问题”。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可以说不同程度地与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的虚妄相关联。其深层的矛盾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科学主义的虚妄与科学的合理边界
科学主义思潮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节节胜利与科技革命的推动而深入人心的。这不仅使普通民众对科学万能论深信不疑，就是知识阶层与决策层亦坚信“科技治国论”。这样，科学不仅帮助人类征服了自然，最终也征服了人心。人们认为既然科学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超人的力量，就应该肆无忌惮地给自然的脖子套上科技的枷锁以驯服自然，使其无限地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意欲与贪求。这种对科学万能主义的信仰及其实践，一方面使人类在认识上放弃了对科学本身合理性的反思，使科学僭越了其合理边界，以科学理性能力取代了人类全部文化才可能具有的批判审察能力，科学主义的专制独裁实际上造成了人类在认识外部世界与自我关系上的严重偏颇；另一方面，正是上述信念也促使人类在实践上形成了主客二元分裂的主体主义倾向，挟科学征伐自然，引发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对抗，对当代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不只如此，科学在造福人类的同时，由于“失控问题”还往往以“双刃剑”的效应带来更多的灾难，如高科技武器足以毁灭人类及其生存家园而带来的世界安全问题；生物遗传科技中“克隆人”引发的挑战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科技统治下的人的异化问题；科技产业化导致不可逆的环境问题等等。这一切说明科学主义的虚妄足以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必须摆正科学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位置，重新审查科学应有的合理边界，毋因其“越界”而使人类发展陷入危险的困境。
2、技术乐观主义的执迷与有限理性的昭示
技术乐观主义认为，现实中的人尽管是一个有限存在，然而由于掌握了科学技术这一法宝，其思想和行为永远指向无限；人类依靠科技进步，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既使暂时解决有一定的困难，但随着科技进步将最终化解；外界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是有限的、暂时的，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人类理性具有无限的潜能，人的能力的发展本身是绝对的和无限的。然而事实上，置身于任何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类理性和实际能力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人类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存在。许多思想家对有限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刻考察，指出人类拥有的理性、能力、科技知识等都不是超历史的、绝对无限的，对人的理性能力给予了清醒和谦逊的估量。如康德最早对人类的理性进行了批判审察与划界；西蒙最先提出“有限理性”命题，指出人的理性的局限性；卡恩、维纳指出：“在人类在技术方面取得成就引以为荣之后，现在人类正在技术的重压下辗转呻吟。科学认识的突破和新的技术并没有开辟新的良好前景，而让人感到的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富裕，它既蕴含着新的可能性，同时又蕴含着不断增长的危险性。” 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表明，由于技术“展现”着人类生活的实质性现实内容，它作为工具与手段貌似中立的，实质上它作为现实内容绝不是“价值中立”的，而且是“专制性”的；它虽然为人类提供了工具合理性的便利，但没有也不可能成功地为人类提供价值合理性的导向。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已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命运，因此对工业文明的技术异化展开了自觉的批判，认为技术已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新的统治力量，它制造出了一个极权社会，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与自由构成威胁。
总之，科学技术固然是第一生产力，但不能由此说科学万能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是人类应有的发展理念。对科技无批判地盲从，违背和倒置了人与科技之间的辩证关系，迷失了人的“有限理性”的现实存在，在人类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严峻而影响深远的全球性问题。因此上说，技术乐观主义的发展理念绝不意味着人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思想解放，而实质上反映的是人在科技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异化与蒙蔽。技术乐观主义作为现代性发展理念最强大的杠杆，有力地支撑着前面所述的发展至上主义与消费享乐主义，并进而巩固起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信念，为人类的发展埋伏下了危机深重的又一层陷阱。

四、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与天人关系的僭越
人类中心主义是把人类自身的利益、需要、价值置于中心，以此作为出发和归宿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它极大地催生了以上种种现代性发展理念。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在近代启蒙思潮、工商文明与科技革命的合力下促成，它在凸显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的同时，也使得天人关系陷入了主客二元分裂对恃的局面。正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在天人关系上的僭越，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和偕共生日趋矛盾冲突，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人类的自我中心化在近代理性主义的启蒙下，伴随着工业文明扩张与科学技术革命而进一步增强。如果说近代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启蒙使人类强化了主体自我意识与人类至尊信念，萌生了主客二元分裂的“人道主义僭妄”的冲动，那么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无疑是为这种人类自我中心化的冲动插上了强有力的双翼。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行程中，天人关系从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跃进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方面确证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挣脱了人对自然的被动受制，有着历史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使人走向了征服自然、与自然对抗的危险境地，存在着发展的危机性与冲突性，使人类滑向一种“孤家寡人”式的无家依归的发展陷阱。人类中心主义主要引发了如下的矛盾困境：
1、征服自然与保护自然的两歧
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上大书着“向自然进军”的号令，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当成了征服和榨取的对象，无节制地开发自然以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求与支配欲望。然而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的宗旨与目的又是“一切为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在征服自然异已力量的同时设法保护自然，以利于人类自身的永续利用。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在“征服自然中保护自然”的二难境地，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更多地暴露出人与自然环境的紧张对立。引发这种矛盾的根源依然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理念之中。其实践理念是：人乃宇宙中心、世界的主宰，“万物皆备于我”，“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切存在都只是、只应服从和满足人类的利益，保护自然也仅仅出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考虑到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然而，自然生态体系的存在绝非仅仅是为了实现人这一个物种的价值，它有着内蕴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的整体系统价值。这就要求人类应该放弃只有自身才有价值的“自我中心化”倾向，要做到“民胞物与”、“厚生利物”，而不是君临天下地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为此，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自然保护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发展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对其它生物和子孙后代在道义上的义务的一部分。”
2、自我中心与生态伦理的矛盾
人是一个具有自然生命属性与超自然生命属性的矛盾存在。这种独特的存在本性表明：一方面，人源于自然，又复归自然，是自然界的产物，对自然有着先天的、绝对的依存关系，绝不能脱离自然而只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人又是万物的灵长、自然的精华，是亿万年自然进化的杰作，有着超越一般自然存在物的特有意识与精神，赋予人一种自觉的超自然生命属性，总是倾向于把自身置于一切存在的中心。这样既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存在本性，使人成为一种“超物之物”、“超自然的自然”。揭示人的这种独特生命价值的意义在于，不仅要人顺应自然地生存，成为天人共生系统中的“天民”，而且要人担当起自然万物的“庇护者”，成为觉解宇宙美妙和谐的高贵存在。如果人类注定无法摆脱“中心化”的宿命，那么这个“中心”就不应只是人类自身，应该是涵容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天人生态体系。那时，人类中心论就得转向生态伦理论，人类理应成为维护天人生态和谐与优化的道德主体，绝非今日人类实际扮演的“暴君”与“海盗”角色。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讲：人要成为“天民”，“参天地之化育”；佛家讲：人要“悲天怜人”、以“慈悲为怀”。如果说，人类拥有自然生命属性，必须顺从和依归自然造化，做大自然母亲怀抱中的孝子，那么人类还拥有超自然生命属性，则必须担当起庇护自然万物的兄长应尽的道德义务，诗意地栖居于天地间。只有确立这种生态中心的共生意识，而不是自我中心的发展意识，切实放下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者之剑，才能切实摆脱天人关系上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困境。
大自然还不仅仅是人“无机的身体”，深一层说还是人获致真理感悟的源泉、道德修行的源泉、审美怡情的源泉乃至精神依归的源泉。一句话，大自然不仅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家园，还是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然而，令人无言以对的是，身为大自然塑造之精华的人类，在现代性发展理念所误导的迷途中越走越远，在其内部所设定的陷阱中越陷越深：遗忘了生存家园的限度，沉醉于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魂剂；缺席了生态伦理的关怀，滥觞于消费享乐主义的狂欢宴；迷失了有限理性的昭示，偏执着技术乐观主义的征服棒；僭越了天人关系的和谐，孤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狂想曲，在图谋人类发展的名义下，正在干着“伤天害理”的行径。其结果不但会危及自然生态的命运，还将会危及人类自身的命运。
21世纪初真正到了人类自决命运自我拯救的转折点与关键时刻，天人和谐的生态家园、人际和谐的社会家园与身心和谐的精神家园，正等待着当代人去创建和守护。而笔者在此只能揭示的一个前提性判断，那就是当代人必须跳出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部陷阱，在自我批判与反省中重新求索天人共生共荣的大智慧与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