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现代性矛盾植根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性批判需要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考察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启蒙理性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矛盾，西方现代化模式与多元现代性选择的矛盾，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化革新的矛盾，全球化普世性与本土化独特性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现代性出现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需要从现代性矛盾的哲学理念批判深入拓展到现代化的历史批判视阈。
关键词：现代性矛盾，现代化模式，全球化，历史批判意识

一、现代性矛盾反思的历史批判意识
现代性矛盾表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代处境与命运。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需要在现代化的历史批判中考察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矛盾关系。现代性与现代化是理念与现实的矛盾统一体，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思想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历史实践。惟有深入揭示现代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矛盾，才能深入把握现代性出现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需要从现代性矛盾的哲学理念批判深入拓展到现代化的历史批判视阈，以完整深刻地把握现代性发展的命运。
    启蒙现代性确立以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现代性在现代化历史中的矛盾进行了反思批判。马克思作为现代性启蒙精神批判的继承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未能兑现资产阶级许诺的启蒙理想，反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异化”中出现了新的奴役、片面化及资本对人的统治，导致了“物质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P4）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合理化形成的社会结构与科层体制日益成为束缚现代人的“铁牢笼”，“形式的合理性”带来的却是“实质的非理性”，导致自由与意义的丧失；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造成了人的普遍“异化”和“物化”；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压抑人性的“管制社会”，理性已经堕落为工具理性，科技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性启蒙理想成了不折不扣的谎言；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性的异化导致出现了“单向度的人”与“单面社会”；哈贝马斯认为一个合理化的现代社会却出现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统治出现了“合法化危机”……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路向的现代性批判尤为激越，尼采直接通过“上帝死了”的预言宣判了西方理性主义与现代性启蒙理想的破产；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社会的架构导致了人的“家园的丧失”与“存在的沉沦”，现代人成了一种“无根”的存在，存在的意义被遗忘；福柯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又断言了作为主体的“人之死”，现代性的科学、道德、真理不过是一种新的统治与权力的话语；德里达认为启蒙理性不过是根深蒂固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信念，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危机就是西方理性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必然处境，现代性用一元性排斥多样性与差异性，最终导致了新的思想专制与文化霸权；丹尼尔•贝尔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经济冲动力取代了新教伦理的冲动力，出现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各自领域的价值分裂，引发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是启蒙思想确立起的一种关于科学知识、思辨理性和人性解放三位一体的“宏大叙事”，实乃一种虚妄的乌托邦构想，现代性有待超越和重写。
现代性矛盾反思的历史批判意识，要求深入把握现代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历史矛盾。这主要体现为：启蒙理性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西方现代化模式与多元现代性选择的矛盾（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民族国家传统与其现代化革新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全球化的普遍要求与本土化的独特要求的矛盾（普遍与特殊的矛盾）。这些矛盾正是现代性出现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在今天需要从哲学理念批判转向现代化的历史批判。

二、启蒙理性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矛盾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时代理想，把追求人类的理性进步与人类的自由解放等同起来。然而，这种启蒙理想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逆反。于是社会批判理论家开始追问：以崇尚理性至上的启蒙精神，在理性已充分展开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这关键在于启蒙理性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发生了逆转，导致了如下的矛盾：
第一，普遍理性与实证理性的对立。启蒙精神崇尚的是一种普遍理性，理性的目的在于为理解人生意义和认识世界提供一种合理方式。理性不仅要对事实进行客观研究，同时还要从主体的角度赋予事物以价值和意义。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这种理性是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确立的，它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一种抽象，包含着对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认同，以这种方式表现出的理性就是实证理性；另一方面，理性又超越自然科学的范围，包含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进步等普遍理性含义。启蒙精神所倡导的理性事实上包含着这两大层面，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精神的实证理性层面得到了扩张，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政治经济的合理化，这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行了必要的铺垫，但是启蒙精神的普遍理性层面却遭受到了压抑，自由、平等、博爱等社会理想并未能兑现，人的价值和意义却出现了失落。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启蒙理性本身就被实证化和片面化了，成为一种狭隘的理性主义，理性的普遍性丧失了。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实证理性自有其合理边界，一旦将其无限度地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把实证精神等同于理性本身，消解了理性中所具有的批判维度，这就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只能认同难以超越。胡塞尔认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2]（P5）
第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针对欧洲理性主义的发展危机，马克斯•韦伯深入分析了启蒙理性精神逆转的原因。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与非理性两类，非理性的行动主要是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而合理性行动又分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现代文明的矛盾困境，源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指在现代人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所谓价值合理性行动是根据主观价值的设定，行动本身要符合价值判断，行动者受到激情、理想和信仰的驱动。理性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应该以价值合理性为规范，以工具合理性为策略，将信念与责任结合起来，有这两种精神气质的人就是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只有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合理性的社会。然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仅仅实现了工具理性层面的合理化，人们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受制于资本的逻辑，工具理性化的后果使现代性丧失了其价值理想。马克斯•韦伯指出，过去以“上帝的召唤”为“天职”的清教徒，在工具理性的操纵下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感情的享乐者”，世界也变成了“机器所操控的世界”，现代社会也成了束缚人性自由的“铁牢笼”。正是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合理化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存在着的难以和解的矛盾。
第三，批判理性与绝对理性的冲突。启蒙理性本来具有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精神与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意识，它内在地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个层面，既体现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又体现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启蒙理性蜕变为一种绝对理性，丧失了批判维度。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向了它的反面。[3]（P3）启蒙精神在摆脱了宗教的蒙昧之后成为现代社会新的神话，导致启蒙精神自我毁灭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了启蒙精神的理想主义和批判主义，启蒙理性堕落为一种绝对理性。马尔库塞批判绝对的理性，追求一种否定的理性，用批判的精神来解放已经蜕化的启蒙理想，使之从与资本主义共谋的社会现实中解脱出来。特别是由于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启蒙理性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现实丧失了批判性和否定性，失去了自我反思能力，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当作永恒的现实无条件地接受下来，使原来与自由相联的启蒙理性蜕化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与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一起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信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精神转化为一种操纵意识，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人无法对社会现实发出抗议，使思想本身成为一种统治策略和工具，主义成为真理，话语就是权力，极易走向极权主义。启蒙精神本来是为了人们认识自我、批判现实、追求自由，反而自身已堕落为极权主义的统治工具，变成了一种“大众的欺骗”、“公开的谎言”和“集体性迷惑的工具”，培养了顺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奴化意识，同化着社会上任何试图反抗的声音。这样曾经作为神话解毒剂出现的启蒙理性，最终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变成了一种新式神话——这就是启蒙理性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三、西方现代化模式与多元现代性选择的矛盾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捷足先登，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只是西方特定的模式，并非是全球社会发展的普遍选择。由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即西方化模式。它由于在历史上的最先出现而占据优势，把自身的模式往往看作是一种普世性的标准，忽略了非西方国家有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选择自己道路的可能性，造成了对其他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操纵、控制和殖民，这就构成了西方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与多元现代性选择的矛盾。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东西方在近代以来实力较量的结果。欧洲凭靠其科学技术的优势、自由市场的力量、民主法制的制度以及军事实力的强大，把非西方纳入西方的殖民范围，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的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蒙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255）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西方社会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转型，走上了工业社会的道路，而其它的非西方国家，处于前现代社会，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两种文明的较量实质上是工业文明与前工业文明的较量。现代化就其一般意义上来说，就是指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没有实现这种转型的国家追随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而巩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原有格局。
但是，西方现代化模式虽然独特，但也是其特定文化传统发展的产物。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的自由市场经济，就与地中海的商贸传统及后来的重商主义有内在的关系；其民主法制政治与古希腊的城邦自治传统和古罗马的法典精神有着内在的关系，并有着西方市民社会的特有传统；其文化上的理性主义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的传统中就有所体现，并伴随着近代的宗教改革得以加强，形成了崇尚经验与批判的科学理性传统；其个人主义信念也是根深蒂固的，与近代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密切相关，并在市场经济中得以发育和确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特色。正是这些文化特色成为一种精神资源，促使其率先实现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任何其他民族国家都无法照移植。但这也并不是意味着非西方国家与现代化无缘，只能停留于前现代社会。现代化从本质上讲，是立足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的推陈出新，是自身社会结构的现代变革。由于世界上存在着诸多的民族文化传统，其现代化的模式必然表现为多样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源归结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如果就西方现代化发生学意义上来说，这确是有根据的。这对于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动力、特征、走向，给出了独特的视角，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其他民族国家在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必须采取西方模式。例如东亚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就无法从韦伯的合理性命题中得到有效的验证和解释，这些区域的现代化表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和轨迹。不只是东亚，所有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移植西方模式，即使移植也无法最终取得成功。西方现代化模式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历史的终结，现代化以不同的方式仍在继续，要清醒地看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甚至危机性，重视多元文明对当代世界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为多元现代性在新文明格局中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起点。杜维明认为，现代性有多元传统，现代化也有多元取向，应在“现代意识”更宽广的视野中来思考：“突出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性、特殊性，是否可能在多元文明的基点上对主流强势的西方启蒙心态进行一种同情理解，进而反省批评、拓展其视野，并丰富其精神资源”。[5]（P18）事实上，现代化是一个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进程，表现为各个民族国家通过特色化的方式和多元化的选择融入这一世界历史进程。西方化的现代性模式与现代性的多元选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如下后果：
首先，把西方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普遍化和绝对化，置于一种无反驳的中心地位，造成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盲目崇拜。这不仅使西方无法进行自我的反思和批判，也使非西方国家缺乏对西方模式的检讨与清算，认为西方模式就是普世的惟一的模式。其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的确包含着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如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制化、世俗化等，这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经环节，包括西方人提出的一些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理性、正义、自由等，其本身也包含着无法否认的普遍价值。然而，这些价值理念的具体历史内涵却是特定的，其所对应的社会现实更是特殊的。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安排，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只是西方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的选择，尽管对非西方国家有着借鉴和示范的作用，但绝对不能把它置于无批判的中心地位。一旦将这种理念和模式中心化、普遍化、绝对化，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使西方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为控制、支配、征服、殖民找到借口；同时也使非西方国家总感到自己落后，似乎不与西方看齐，就无法摆脱落后，从而使自己陷入被动依附和任人支配的境地。
其次，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也窒息了现代性应有的解放潜能和创新空间，局限于其特定架构，在自身的参照系中无法进行扬弃。只有将这种模式放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中才有可能看到其弊端，才能做出自身应有的改革与调整。事实上，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尽管取得了现代化的辉煌，但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辉煌，它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如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为发展而发展的病态逻辑、个人主义导致的精神困倦、工业主义造成的整齐划一、消费主义带来的生态灾难，以及人在精神上的迷失。这一切西方工业文明的困境表明，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应成为全世界普遍的追求，而各民族国家应当立足自身传统进行多元现代性的自主创新。
 
 四、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化革新的矛盾
就西方本身来说，其传统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思想启蒙、政治革命和工商业的发展。没有这些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西方的现代化。这一进程至今大约经历了500年左右，至于非西方的国家，其传统的现代化转型就更为复杂和独特，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逻辑。问题在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是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并不是截然二元对立的。它们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方面，也有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传承关系。然而许多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任务。这根本上在于简单地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认为传统是落后的、愚昧的，是应当被摒弃的东西；认为现代意味着文明、进步，是一切美好东西的代名词。当然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抱残守缺，跳不出传统的局限，不愿意从传统中走出来，无法推进传统的现代化创新。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极端保守主义，都没有把握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
罗荣渠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6]（P376）按照当代解释学的观点，传统与现代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现代是活着的传统，而传统则是已经成为历史的现代，二者像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一样无法割断，传统的活力正在于其现代创新方面，而现代的创新将成为新的传统。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民族国家传统的现代化革新往往表现出了极端化的选择。
激进主义按照二元对立的思维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分开，极端地批判传统，造成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文化传承的断裂。其结果往往是模仿西方模式，引进之后无法与传统融合，使现代化处于进退维谷的二难境地，往往贻误或延迟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方面，伊朗在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现极端化的激进主义立场，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伊朗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忽视了伊斯兰宗教与民族传统，用高压的手段强制推行西方的工业化，尽管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现代化成就，但未能将传统与现代有效地结合，致使国内民族与宗教势力反对西方化取向的现代化，最终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任何民族国家必须将传统与现代化联结起来，不能以激进反传统的方式谋求现代化，那样只能造成传统的断裂与现代化的中断。因为现代化的实质是立足于传统的现代转化，只有传统的新生才能实现成功的现代化。
极端保守主义认为传统是自足的，不主张对传统进行根本的革新。这种立场往往拒斥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害怕来自内部的变革，把自己置身于一种独立隔绝的状态。这样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社会，它不但导致传统生命力的窒息，而且对任何创新的东西视为异端，使其扼杀在摇篮之中，不懂得现代性的创新正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根本上取消了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可能性，离现代文明愈来愈远。中国晚清时期，由于受到极端保守势力的影响，盲目地维护传统，使中国局限在封建秩序与儒家传统之中难以革新，致使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这几个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未能使现代化获取传统的支持反倒出现了传统的阻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极端保守复古的态度压制了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可能，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以上两种选择虽然立场不同，但它们共同的逻辑都在于割裂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人们常常所谈论的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实际上是在充分尊重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其现代化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指望在现代化道路上通过革命方式绕过现代生产力所需求的物质基础，一跃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只能导致乌托邦的现代社会；但在现代化道路上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完全重复西方工业化的老路，而不去设法绕过与减轻现代化的痛楚，这也是完全不可取的，那只配永远充当现代化先行者的尾随者。”[6]（P224）因此，那些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应该从西方的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获取启示，既要避免割断历史，又要避免超越历史；既要防止全盘西化，又要防止极端本位；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又要敢于大胆革新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五、全球化普世性与本土化特殊性的矛盾
在探讨全球化的诸多关系中，全球化普世性与本土化特殊性的矛盾成为中心话题。全球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出现的历史图像。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全球化是民族国家打破其界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不断交往、加速分化、相互融合的过程。这种现象尽管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就已经开始，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才正式地被人们自觉地感受到。本土化是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为了强化其自我认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重塑其民族传统特色的过程。这两种趋势表面上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实质上是统一的，因为全球化进程的未来不应是单一模式的普遍化，而应是多元化并存、多种模式共生的局面。这种本土化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以全球化为背景，积极参与、平等对话、相互交融、竞争合作，在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上取得共识。
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目前的全球化格局是在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下形成的，在内涵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拓展，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成为全球化拓展的主要逻辑。从特定的现实意义上说，全球化目前主要是指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生成、扩张的历史产物。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也是各种文明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融汇的趋势。
第一，从文化上体现为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矛盾冲突。文化全球化是当代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要求各种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以形成全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文化的本土化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加突出其民族文化特色的过程，是一种在普遍文化格局中更加认同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过程。文化越是全球化就越容易形成民族文化的本土化；越是认同民族文化特色，就越能实现文化的全球多元化。然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存在着强势文化，在当前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的霸权。这种强势文化必然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较量，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以其综合实力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来取舍其他民族的文化，争夺文化主导权，这样就容易使文化全球化演变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泛化，压抑其他民族文化，人为制造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所揭示的“文明的冲突”已成为国际社会矛盾冲突的新焦点。因此应开展文明的交流和对话，以维护世界的和平。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人想象的建构，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7]（P4）他提出了后殖民文化的概念，其目的在于让东方摆脱西方主导的文化霸权，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多元文明的对话与和解。
第二，从政治经济上体现为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当前，在政治经济的全球化背景下还出现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浪潮。这种反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担心其民族国家利益与主权受到西方支配，特别是担心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会侵蚀民族文化和传统宗教，因而对全球化采取了抵抗的立场；二是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些行业和人士，由于担心其经济利益受到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害怕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冲击他们的收入，因此对全球化疑虑重重；三是全球范围内的环保组织，由于担心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也采取了反全球化的立场。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舞台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世界市场体系，操纵着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从而在经济交换中换取更大的利益。而政治的全球化，实质上是权力的分化与重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有时面临着丧失主权的危险，而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要企图主导世界事务，使得政治的全球化，比起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来说更加充满矛盾性、复杂性和冲突性。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基本上都认同和拥护全球化，而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对全球化表示出了谨慎的甚至是抵触的姿态。在这个新的舞台上，主义、话语、意识形态的纷争仅仅是表面现象，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文明传统的差异也都是浅层现象，而其深层的却是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渗透与反渗透、霸权与反霸权的较量。全球新文明秩序的生成，必然是一个全球化潮流与反全球化潮流之间长期斗争、协调的过程。
第三，从民族国家的适应性上表现为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较量。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有足够的适应性与整合力，就不会受到外来环境的干扰，外来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很容易被化解，而其中有利的因素就会被消化、吸收。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具备这种内在优势，又缺乏吸收积极因素和避免不良因素的能力，全球化对他们无疑充满着更多的风险和动荡。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正确地把握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中国要积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抓住全球化对提升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所带来的空前机遇，将全球化的过程当作是民族传统创新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立足于自身和谐社会的构建，防止全球化给国内社会秩序的冲击。特别是要提高鉴别能力，对那些合乎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全球性因素要大胆引进、消化、吸收，并加以创新，同时要警惕文化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勿使其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和创新的社会，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推动构建一个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中国应注重从本土因素挖掘和开发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模式，发挥更有建设性的作用，为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做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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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 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作者简介：漆思（1972—），甘肃会宁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