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通过追溯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我们看到生产和技术实践活动总是在其严格的意义上被排除在道德实践活动之外，成为其发展中的“剩余”。马克思超越传统实践哲学的实质不在于对这种“剩余”的挖掘，而是他在物质的生产关系和世界的历史视域中展现了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这主要表现为他对生产实践本质的揭示，以及对技术实践本质的思考。由此，整个西方实践哲学内容发生了彻底地改变，而这个崭新的实践哲学也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了自身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实践哲学；道德实践；生产；技术

                           一、

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始终是把道德实践摆在首位，而且在其严格的意义上把生产和技术实践排除在外。比如，亚里斯多德就认为，在人们所从事的三种活动中，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与人的理论思辨活动不同，前两种活动不像后一种活动只是把握永恒不变的原理，而是与变动不居的东西打交道。但是前两种活动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为人的劳动生产活动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活动，而是以自身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为目的，自身不过是实现这一外在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它不是自足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活动；相反，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则是这样的实践活动，它始终把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完满的善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且它自身的活动就是它自身的目的，这种活动主要体现在人的政治、伦理生活中。至于人的理论思辨活动，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由于它也是以自身的活动为目的而且它还在静观永恒普遍的原理中追求和实现着自身的完满的善，因此它是最高的实践活动。但是这样的思辨的、静观的生活只有极少数的哲学家能够过上，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享受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享受的生活是一种奴性的生活，只有那种完全合乎德性的伦理政治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因此他在其所著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中对这种道德实践活动加以详细的探讨，由此一种不同于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在这里获得了自身应有的位置，亚里斯多德也被后人称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但是这样一来，人的劳动生产活动被排除在实践活动之外，人的实践活动被等同于人的道德活动，而且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近代。
在亚里斯多德那里，人的道德实践活动还仅仅停留在经验习俗的范围内，对这一活动自身所遵循的普遍原则的反思还不可能被提上日程。在他看来，虽然我们通过理论的思辨能够直接静观到宇宙所遵循的永恒不变的普遍原理，却无法在对人的具体实践活动的探讨中获得类似于宇宙那样的普遍原理。因此，前者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建立起来，而后者只能是一种在具体的伦理和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在人的具体道德实践活动中所阐发的中庸之道就是这种智慧的具体表达。到了近代人们才开始自觉地反思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并且为这种活动寻求自身的认识论根据，真正使人的道德实践活动获得自身所遵循的普遍法则，从而在这一道德法则的基础上建立起道德形而上学的是康德。他通过纯粹理性的自我批判，发现一切法则都不再是对象赋予理性的，而是理性赋予对象的。整个自然的必然秩序奠基在源于纯粹知性的认识规律之上，整个自由的必然秩序则奠基在源于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之上。只是这一实践法则不再像自然法则那样，是外在于我们的异己的东西，而是纯粹理性为自身创制并且自身遵守的普遍法则。正是通过人类意志的这种纯粹自我规定、自我约束，整个纯粹理性的实践活动达到了纯义务的道德。因此，康德明确地把纯粹理性的实践活动等同于道德的实践活动，而把技术的实践活动划归理性的理论活动之中，后者不过是人的理论认识活动在实际中的某些应用而已。他围绕着纯粹的善良意志、抽象的实践法则以及主观的道德假设建构起了完满的自由王国，使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和人的理论认识活动一样，有可能在遵循各自普遍先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形而上学的大厦。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建构起来的这个先验自由的王国是非常纯净的，不掺杂任何经验性杂质的。作为这一王国根基的实践法则在绝对的自身同一性中拥有自身普遍立法的资格和绝对约束的自律。这就保证了我们的道德意向始终是纯正的，不受任何感性冲动的干扰。任何违反道德律的东西在这里都受到拒斥，它不承认任何的权威，无论是大家普遍公认的幸福概念还是具有神圣意志的上帝诫令，都无法成为凌驾于其上的东西。所以康德为了防止道德意向在其源头上遭到污染，曾直接断言“义务的尊严与生活享受没有任何相干；它有自己特有的法则，甚至自己特有的法庭，而且无论我们还想如何把这两者搅在一起，以便把它们仿佛混成药剂递给有病的心灵，但它们却马上就会自行分离，如果它们不分离，那么前者就完全不起作用，即使肉体的生活会从这里获得某些力量，而道德的生活却会无可救药地衰退下去。” 并且这种纯义务的道德行为在自身完满性的寻求中力求纯净，尽管为了实现德性和幸福精确切合的至善，它不得不给予后者一席之地。但是这两者的综合并不是在经验中完成的，它们结合的可能性仍然属于事物的超感官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自身完满的道德生活只能在超感官的理知世界中实现，因为这种只能来自实践理性所先天制定的道德完满性的理想和自由意志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整个完满的先验的自由王国就这样通体透明地在纯粹实践理性中建构起来，在这个王国中的道德行为无疑是纯净的。康德甚至认为“对于道德，没有什么比举例子说明更为有害的了”。 因为在他看来，任何道德的实例只有在对照道德法则加以检验之后，才能判断其有无价值，否则它们可能就成为我们照例行事的有力借口，而把这些实例在理性中的真正原型抛在一边了。因此，为了保持道德法则的严肃性，我们必须在日常的道德行为中不断地反省和回忆在理性中的真正原型，只有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才能真正地生活在自由的王国中，而不再像我们生活在自然的王国中那样始终无法摆脱感性冲动的束缚，在自然必然性的因果律下无法获得自律性的自由。由此康德给出了我们关于自由的最高范本和目的，他的整个道德形而上学就是这个自由王国的展示。康德把西方的实践哲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康德自身的实践哲学也由此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之中。纯粹的道德理想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的对立，作为“原型世界”的超验本体与作为“摹本世界”的感性自然的对立，都鲜明地摆在了康德面前。特别是人的劳动生产活动作为一种技术的实践最终被排除在人的道德实践活动领域之外，这一分离状态在纯粹理性自身分化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后越发凸现出来。
这种生产和技术的实践似乎成为整个西方实践哲学发展中的“剩余”。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能否被理解为是在这块“剩余”的实践园地上开拓而与整个实践哲学传统相隔绝？我们认为不能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简单地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的实践、生产的实践，把他的实践哲学看作是对整个传统实践哲学的某种“补充”或者“断裂”。这样表象化的理解没有看到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整个传统西方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更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在实践性思维方式变革的基础上所阐发的整个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以及由这种实践哲学内容嬗变所带来的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整个西方实践哲学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容的嬗变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此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所实现的西方实践哲学的一场伟大变革。

                             二、

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实践哲学“剩余”的挖掘，不仅不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自身的具体内容，而且也与康德以后实践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相左。我们知道，把道德实践活动和技术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分析人的整个实践活动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自己的思辨哲学中就已经以抽象思辨的形式进行了这个方面的伟大的工作，而且这些成果直接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容嬗变的理论资源。比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劳动在主奴意识中作为实践的中介意义的论述，以及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关于市民社会作为“精神的动物世界”的二律背反的精彩的分析，都被马克思扬弃在自己的实践哲学之中。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思辨哲学家黑格尔最终还是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因为他所谈论的人的实践活动只是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也就是说他还是把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纳入到了普遍的形而上学原理之中。这样一来，人的感性存在始终与他的实践哲学理论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而且他们的实践哲学总是高高地君临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感性存在之上，根本不能实际地干预事物的进程。所以尽管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但是他的实践哲学仍然有其“思辨的原罪”。因为这种实践哲学最终遗忘了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自身仍然没有逃脱传统实践哲学窠臼，它仍然是在普遍形而上学的实践原理中解决人在自身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矛盾，所以“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 因此，这种思辨的实践哲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必须要加以积极的扬弃。只有真正回到物质的生产关系和世界的历史视域中来展现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整个西方实践哲学内容才能彻底地发生改变，崭新的实践哲学才能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真正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在对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中展现出来的，这决定了我们要理解其自身的内容就无法离开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人的生产、劳动仅仅看作是谋生的活动，把劳动者看作是劳动的动物。由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生产的本质、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就无法对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考察，无法揭示出人们的现实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变成纯粹的异己的物质过程，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些资本主义异化的产物是应当批判和扬弃的。我们以往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常认为马克思为了反对思辨的唯心论所探讨的纯粹的精神关系，回到了辩证的唯物论所坚持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把人、劳动当作物质来看待就是“唯物主义”，这纯粹是误解，是把马克思要批判的东西当作了马克思所主张的东西了。其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他的实践哲学，因此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哲学来研究的，把劳动者作为人来研究的，把生产活动作为人的生活方式来研究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出人为什么会变为物，物又为什么统治着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恢复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使人获得全面发展，使人的精神与精神的外化融为一体，使人的产品回到人本身。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实践哲学是从在一定物质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并且在对其批判的过程中阐释出来。真正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不是意识、宗教或别的什么，而是人的生产活动。“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所以，人的生产方式就是人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追问人的存在方式，必须批判人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资产阶级社会作为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较之以往的社会组织而言其自身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非常彻底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人的力量越来越转化为物的力量，成为一种异己的统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的一切生活条件都已经变成了一种偶然的东西，一种他们根本无法加以控制的东西，甚至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帮助他们对其加以控制。他们作为有个性的个人和他们作为完全受制于异己力量支配的偶然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而言已经一目了然了。“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人的自我异化达到了顶点，如何扬弃这种异化就成为实践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依靠思想的力量，通过抽象形式的实践来加以解决是不行的，只能通过人的实践力量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才能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但是没有共同体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这样的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最终使每个人都获得全面的发展。由于这个真实的共同体不是个体遵循某种普遍的实践法则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并不是我们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同时，这个共同体也不是个体为了过上善的生活而必须升入的作为“地上圣物”的国家共同体，因此它也不是我们应当确立的状况。我们所谓的共产主义就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所以，在马克思实践哲学那里，人类的解放不再是一种思想活动，而是一种现实活动。这一活动的条件直接由现有的前提产生，即人们身处其中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中对这一前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由此获得了追问人的存在方式的更为开阔的境域。

                               三、

在世界历史性的境域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实践的思考在今天也是发人深省的。通常人们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技术的本质，把技术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现象加以把握，认为技术是工具和人的行为。这种工具论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已经成为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这种观念也直接左右着人们对马克思关于技术实践的思考。但是当我们真正深入到马克思所开辟的世界历史视域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对技术本质的揭示完全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展开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现象，在本质上比作为工具和人的行为更具有存在的境域，也因而是更有力、更深刻地参与塑造人的历史性的存在境域。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与之相比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惊人的生产力，而这直接来自现代工业技术革命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描述。但是这种描述并不意味着他对现代工业技术持乐观主义的态度，正如他对现代工业技术所造成的人的自我异化的分析不代表着技术悲观主义的论调一样。因为所有这些盲目的肯定和否定都是我们对现代工业技术的本质盲然无知的表现，都是我们仍然在人类学和工具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解释技术本质使然。
马克思在对“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中明确指出，对于机器的发展我们必须从人的历史性的存在中加以把握，我们应当努力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申出机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的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比如在数学家和力学家看来，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他们根本看不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说明对于我们理解机器的发展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就机器本身而言，我们只能说机器就是机器，但是它在一定的关系下就成为了资本，正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一样。所以只有在机器成为资本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机器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和整个大工业的发展。“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所以作为整个机器大工业基础的现代技术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人们所控制和掌握的现代工具，应该看到它的本质是直接与人的本质，与人所处的一定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机器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整个现代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机器大工业的现代技术在这里已经完全展现为人的存在境域。人虽然是这种技术的推动者，但是人自身已经完全卷入其中，人的自我异化以及自我异化的扬弃都在这一境域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由此，人的存在方式在这一历史性的存在境域中获得了充分而有力的揭示。一方面，随着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工厂制度中的完成，人的自我异化在这一存在的境域中越发凸现出来，“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另一方面，如果现代技术的本质展现出来，那么整个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以及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都作为无法克服的自然历史规律为自己开辟着道路，这无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社会变革的历史性因素尽管与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直接矛盾，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惟一历史道路。”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的梦想，为适应现代技术本质而设立的工艺学校、农业学校以及各类职业学校的发展，已经为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人提供了某种可能。
在分析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中，我们一再遭遇到马克思那深邃的历史眼光，就是凭借这种眼光，他关于生产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整个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在这里所发生的嬗变，看到了由康德、黑格尔所开辟的理性主义的实践哲学在这里所发生的转换。可以说，他的实践哲学浸透了历史性的内涵，人的历史性的存在在此获得了一次彻底的探究。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家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当我们跟随马克思一起在存在中去探寻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时，我们就再一次深入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之中，在那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实践哲学已经成为对生产和技术本质的批判，传统实践哲学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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