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来
一“自由思想”的追求与失落:传统哲学观的重大悖论
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成为“自由思想”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我们认取哲学为惟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惟一学术”[1]。
黑格尔同样说道:“哲学的出现属于自由的意识,在哲学业已起始的民族里必以这自由原则作为它的根据”[2],“思想必须独立,必须达到自由的存在,必须从自然事物里摆脱出来,并且必须从感性直观里超拔出来。思想既是自由的,则它必须深入自身,因而达到自由的意识”[3]。他们所表达的是一个共同观点,即“自由思想” 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灵魂,“自由思想”的消失,所意味着的便是哲学的死亡。
然而,在马克思之前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虽然把成为“自由思想”视为哲学追求的最高目 标,但事实却是,传统哲学怀着“自由思想”的憧憬而开端,却以“自由思想”的失落为结局。这构成了传统哲学观一个根本性的悖论。
这一悖论的产生,根源于传统哲学以追求绝对真理为己任、以捕获终极知识为归宿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为哲学设定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自己背上了一个根本不能够承受的重负,结果哲学或被“科学化”,或被“神圣化”,哲学的“自性”和“自我”反而被遗忘了,而一种失去了“自我”和“自性”的哲学必然与“自由思想”无缘。
哲学的“科学化”(这并不意味哲学真能达成“科学化”的目标,而是指哲学以成为“科学 ”或“科学之科学”作为其基本旨趣)是传统哲学的重要倾向。赖欣巴哈从其特有角度出发曾 对此作过这样的概括:(1)旧哲学“努力想获致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2)旧哲学想要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性”,“理性,宇宙的立法者,把一切事物的内在性质显示给人的思维——这种论纲就是一切思辨哲学的基础”;(3)旧哲学“竭力想用它建立绝对知识的同样方法去建立道德指令。理性被认为是道德规律也是认识规律的立法者;伦理规条须由洞见的行为来发现,一如揭示出宇宙的终极法则的洞见一样”[4。这一切所表明的是,传统哲学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成为掌握终极知识和绝对真理的作为一切知识最后基础的最高“科学”。
哲学的“神圣化”实质是哲学“科学化”的一种变形,它与哲学的科学化倾向表面上正相对 立,但二者实际上内在相通:由于哲学以追求终极知识与绝对真理为归宿,这使得它产生一 种幻觉,即哲学能够掌握整个世界的最终奥秘和最后谜底,并可以以这种最终奥秘和最后谜 底为依据,宣称“我就是生命、道路和真理”,从而为人与世界的存在和未来发展设定法则 和道路。怀着这种自我期许和信念,哲学实质上已把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神圣之物,哲学家 实质上已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家族”;与哲学家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阆苑仙境相比,世 俗 生活不过是苦难的渊薮;与哲学家的超人慧目相比,愚昧的凡夫俗子不过是等待救赎的迷途 羔羊。哲学所承担着的是一种立法者和救赎者的神圣职责。
然而问题是:哲学果真能胜任作为“科学之科学”或“神圣之学”的使命吗?哲学家果真 能脱 离世俗的现实生活,成为人与世界高高在上的导师和立法者吗?在笔者看来,现代哲学所获 得的最大洞见之一就在于揭示了传统哲学观这种对于哲学自我期许的无根性与虚妄性。英美 科 学主义哲学家们以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和知识为背景,证明了传统哲学所自诩的“科学性”只 不 过是缺乏真正现代科学基础的“思辨性”和“臆想性”。与真正的具体实证科学相比,传统 哲学所热衷追求的“科学性”不过是假冒科学之名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大陆哲学家们则 证明了传统哲学对“科学性”的寻求,恰恰遗忘了比“科学”更为根本、更为本源的东西, 即先于科学理性的前逻辑、前知识的本体性根据,因而整个传统哲学完全处于无根飘泊之 中。至于哲学的“ 神圣化”,更表现其僭妄和虚幻,对此,波普尔、阿多尔诺、德里达、福柯等许多现当代哲 学家所作的批判工作可谓是振聋发聩。可以说,整个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把哲学 从“科学”或“神圣之学”的独断迷梦中唤醒过来,认清自己理论合法性的真实边界,从而 重新寻求自己的合理定位。
因此,无论哲学的“科学化”,还是哲学的“神圣化”,其结果都只能使哲学的存在合法性 陷入困境,当代哲学中“哲学终结”的声音正是对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极端表达。传统哲学 徒劳地追求着一个根本达不到的目标,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即是自由思想之达成,但结果却 使自身成为无家可归的弃儿。很显然,一种连存在的合法性都难以保证的哲学,是根本谈不 上成为“自由思想”的。
二确立“思想”的本体性根基:哲学成为“自由思想”的前提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传统哲学观的内在困境及其症结:传统哲学观以成为“自由思想”为目 标,却以“自由思想”的失落为结局,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传统哲学关于“自由思想”的憧憬和追求始终是缺乏真实根基的,它在一种无根基的状态中做着“科学化”或“神圣化”的 梦,却遗忘了这种“自由思想”所应奠基于其上的坚实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观的无根性最主要地体现在它把理论、逻辑和概念予以神圣化和绝 对化,而遗忘了前理论、前逻辑、前概念的人现实的生活实践对于“思想”所具有的本源性 、根基性作用,因而表现出一种“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与“断言的天真”。[5]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 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 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6]在马克思看来, 传统哲学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它是一种“离开实践的思维”,它以为光凭理论自身就能证明“ 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即“思想的自由性”,其结果只能陷入了“经院哲学”的泥淖,它对 “自由思想”的追求也终成虚幻。
具体而言,传统哲学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在于以一种超验的实体主义方式去一劳永逸地捕获世 界的终极知识和“最终奥秘”,它认为依靠理论的思辨力量就足以达到“客观的真理性”。 根据这种立场,哲学理论必然具有如下特点:
1.绝对性或无限性。哲学理论要捕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适用的“绝对真理”,因而具 有超越时空、“永恒在场”的绝对性。
2.神圣性或至上性。哲学是少数具备超人慧眼的人从事的事业,这些人超越世俗芸芸众生而 与绝对真理同在,具有超凡脱俗甚至神秘的性质。
3.自因性或自足性。哲学既是世界和人的生活实践的规定者,又是理论自我存在的规定者, 因此它自足完备、毋需外求。
当哲学被赋予上述性质的时候,理论便被抬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成了为世界提供 最高 “知识”和终极“解释”、揭开世界最后谜底的“超级学科”,拥有对人类知识一切领域, 对人类现实生活和生存活动“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是哲学成为“ 自由思想”的根本标志和保证。
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这种关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实质是制造了一个“理论的神话”,表现 的是一种“理论的自恋”。无论把哲学“科学化”还是“神圣化”,都是把哲学根本无力承 担的重负强加在哲学身上,使得哲学在“绝对真理”的重压下,力不能胜,其关于“自由思 想”的自我期许也因此而最终落空。哲学要真正成为“自由的思想”,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解 除哲学为自己制造的束缚,使之从“理论神话”和“理论自恋”中摆脱出来,实现哲学的自 我解放。
实现哲学的自我解放,也就是让哲学回到自己的真实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彻底颠 覆了延续几千年的把理论神圣化、绝对化和封闭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在哲学史上 第一次凸显了“实践优先”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并获得了如下洞见:在理论与实践二 者关系中,实践具有本体意义上的优先地位,理论的真实根基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之中。与 生活实践相比,一切理论体系都不是自足的而是有“缺口”的;不是充足的而是“不完备” 的;不是已“定性”的而总是“不定性”的。
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理论具有了如下新的特性:
1.世俗性。理论不再是高居于生活之上的神圣之物,相反,“在黑格尔之后,哲学已经变为 一 种世俗的东西了”[7]。哲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向壁思辨,其合法性来源于对现实生 活的批判性反思并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确证自己的现实力量,“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 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8]。
2.有限性。哲学的使命不是提供整个世界的终极知识和发现超时空的绝对真理,而是确立相 对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生存境遇的有限真理,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适用的理论等于在所 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不适用,因而是毫无意义的。
3.开放性。相对永恒变动、无比复杂的生活实践,任何理论都不能把现实生活的所有真理包 揽无遗,因而都是不完备、不充分的。理论必须随着现实生活的开展而开放自身,创造性地 更新其内容和形式。
很显然,这种关于哲学本性的理解与传统哲学观有着本质的差异。以传统哲学观的眼光,这 无疑是对哲学地位的“贬低”。然而,恰恰通过这种对理论本性的重新理解,解除了哲学根 本不可能承担的重负,把理论从自足完备和自我封闭的幻觉中解救出来,从而实现了理论的 “自我解放”。
三“自由思想”生成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反思批判活动
关于自己的哲学观,马克思有过一段十分集中而精辟的正面论述:“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 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 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 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切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 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 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 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 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自己的哲学不企求像旧哲 学那样“教条式地预测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而只是 “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对自己哲学观最为凝练的概括。它意味着对 哲学的理论性质、理论功能、理论旨趣和理论工作方式等的一种全新理解。
1.在思想本性上,哲学并不是一种思辨的客观知识系统,而是一种植根于历史性的生活实践 的反思批判性“活动”,即哲学已不再是知识论性质的,而已具有了深层的批判“诠释学” 性质。
2.在思想功能上,哲学并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终极解释和最终原则,而是通过批判性的“诠释 ”活动,以实现“解蔽”和“显现”。“批判旧世界”意味着“解蔽”,“发现新世界”意 味着在“解蔽” 的同时对“新世界”的“彰显”,“解蔽”与“显现”是哲学功能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
3.在思想旨趣上,哲学并不醉心成为最高等级的“科学”,而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旧 哲学的旨趣在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那么新哲学则要通过反思和批判性活动来“ 改变世界”[10,“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 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
随着哲学理论本性、功能和旨趣的上述变化,哲学真正成为了一种“自由的思想”。
首先,它表明,哲学不再是一种有着先定、永恒和超时空本质的“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 种历史性的、面向未来的思想“可能性”。哲学成为一种针对十分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 现 实生存状态所展开一种自由的批判和反思性活动,这意味着无论对“旧世界”的“批判”还 是对“新世界”的“发现”都不能依靠某种永恒、绝对和统一的“真理”来进行,而是必须 立足于具体情境,从对每一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的领悟和诠释中获得自己的主题和内 容,它内在地要求哲学必须自觉地向人的现实生活,向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保持开放,向未 来保持开放,批判和反思性活动犹如需要充实内容的容器,必须在这种开放中获得自己的现 实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在不断更新其开端,都在不断地清理地基, 重新发现时代的“理论困难”。在哲学作为批判和反思性活动这一点上,哲学是“定性的” ;但在其内容和形式上,哲学是无限丰富和多种多样的,因此哲学又是“不定性的”。这 种“定性”与“不定性”的内在统一,使哲学从“绝对真理”和“终极知识”这一“永恒的 ” “先定本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每一时代的哲学家发挥其创造力、开掘哲学的无限可能 性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
其次,由于放弃了把追逐绝对知识和发现永恒真理作为自己的先定“本质”,哲学自觉到了 它 所提供的只能是一个“有限的”立场而不是上帝般“无限的”立场。这种对自身立场“历史 性 ”和“有限性”的自觉意识,使哲学放弃了成为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的“话语霸权 ”的欲望,摆脱了“万世不朽”的梦幻,并因此把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理解为哲学的天命, 哲学真正具有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品格。它意味着哲学自觉地接受这样的命运:不是哲 学优先于生活,而是生活优先于哲学,因此哲学应该随着现实生活的进程而勇于承认自身解 释力量的局限性,并无畏地开放和否弃自身。在此意义上,哲学真正具有了“大公无私”的 境界,康德的憧憬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不以之为创设一宗派或一私见,而确信为创设人类 之福利及威权”[12]。这即是说,自觉地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把哲学从成为“ 终极话语”的野心和欲望中解放出来,使之真正成为一种内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 生活不断走向自由解放的“自由思想”。
最后,由于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反思批判活动作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哲学不 崇拜任何东西,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权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它的惟一职责就是对现存一 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通过对现存一切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去除一切意识形态的障蔽, 显示 现存一切的有限性与非完美性,使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状态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从而促进人 与社会的自我理解;通过保持思维的怀疑能力,永不停止怀疑看似明晰与天经地义的东西, 永不忘记被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还有“另一面”,激励人们超越现存世界的限制,向未来保 持自我超越的意向性,努力去追求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哲学惟一的使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把哲学定位于一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反思批判性活 动,以绝对真理为使命、以终极知识为归宿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走向了终结,哲学真正成 为了一种批判性的“自由思想”。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哲学观的灵魂和核心,也构成了我们 今天理解和从事哲学的基本出发点。
注释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第5页。
[2][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第94页,第93页。
[4]参见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第234~235页。
[5]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之前的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从其特有的经验论和 实证倾 向出发,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的这种内在困境曾作过揭露,并表现出把哲学从这种形而上 学 哲学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167页的有关论 述),这一点正如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所指出的:“启蒙运动不仅没有把哲学限制在一 个系统的理论结构的范围里,没有把它束缚于一成不变的定理以及从这种定理演绎出来的东 西,反而想让哲学自由运动,并在这种内在活动中发现实在的基本形式”(卡西尔:《启蒙 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是这种启蒙精神 的继承者,但启蒙思想家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及其机械唯物主义倾向,使得“十八世纪的 伟 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能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的限制”(《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这导致其让哲学成为“自由思想”的愿望难以贯彻到 底。
[6][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5页,第6 1页,第75页。
[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16页,第121页,第 416页。[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序文,商务印书馆,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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