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逐步踏上现代化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进入21世纪，以加入WTO为标志，目前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市场化。

踏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一直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是仅仅建立起发达的经济，还是在建立其发达经济的同时也接受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独特历史传统的中国，在经济技术层面吸纳西方的东西是容易被接受的，并乐于为人们所接受，这通常被称为“现代化”；但承认并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则是非常困难的，这通常被称为“西化”。

自“五四”运动以来，关于“现代化”与“西化”的争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非常关心的问题。除少数时期的个别人士外，绝大多数人都主张中国应该“现代化”，而不应该“西化”。很长时期以来，“西化”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艰难地寻求一条“现代化”而非“西化”的道路。

如果我们抛开“现代化”与“西化”的概念之争，那么实际上当代中国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是仅仅止步于经济的“现代化”，还是进而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这个选择向我们提出了三个不同但又相关的问题：第一，没有政治民主的经济现代化是不是可能的？第二，民主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第三，中国是否应该建立起政治民主制度？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经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一个没有政治民主的国家实现其经济现代化，这是可能的。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其经济体系是相关的，但同时它也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因此，由于历史传承不同，具有相同经济体系的国家可能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不乏这样的例证：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在90年代初已经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但其政治制度却不能说是民主的。从东亚国家自身的愿望来说，它们更希望在维持传统价值和政治秩序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流行一个现代化的原则口号：“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学问”。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也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

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从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它的政治制度不会长期保持不变。从长程历史来看，社会的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是高度相关的，而与市场经济对应的政治制度目前只能是民主制。在全球范围内，凡是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几乎都在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即使在被看作例外的东亚地区，90年代之后也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现代化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不仅创造出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在深刻地改变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动摇了传统的政治秩序，要求政治制度产生与其适应的变化。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中，与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是民主制。因此，我们看到，在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政治变动基本上都是趋向于民主化。简言之，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

第二个问题可能存在巨大的争议。许多政治哲学家认为民主是普遍的，从而是适合于全世界的。我认为，如果民主制度的普遍性或特殊性不仅仅是定义问题，那么衡量它们的唯一标准就是其被接受的程度。一种制度被接受的范围越广，它就越是普遍的。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政治政治制度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属于西方的政治传统。即使对于西方，无论是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还是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都是短命的，只是到了现代，民主在西方才成为一种稳定持久的制度。而对于亚洲国家，直到西方文化侵入之前，不知民主为何物。

然而，民主是特殊的和属于西方的，这并不妨碍其他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和制度。中国几千年来都实行君主制，既没有民主的观念，也没有民主的制度。表面上看来，能够适用于中国的东西应该是普遍性的，而不应是特殊的。但实际上普遍性的东西对中国没有意义，因为它也拥有这种东西。对中国有意义的是它缺乏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必然是特殊的。一种文明吸收了它所没有的东西，这叫做文明的融合。在文明的融合中，特殊的价值和制度被普遍化了。如果说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特殊的，那么它们在被非西方国家的接受过程中就变成普遍的了。

每一种文明的性质以及与其他文明的区别都是由其特殊性规定的，就此而言，它自己的价值和其他文明的价值都是特殊的。不同的文明在相互交流中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核心是“特殊价值”的冲突。在冲突中同时也产生融合，但这种融合不是这些“特殊价值”之间的相互融合，而是某种“特殊价值”被另一种文明吸收了。因此，文明的融合实质上就是某些“特殊价值”的普遍化过程。就政治制度而言，现代政治文明的融合就是民主的普遍化过程。

文明的融合以及对其他文明价值的接受都不是自愿的。每一种文明都有排斥其他文明的内在倾向，为融合而融合的情况既不存在也无意义。文明融合的真正动力是生存困境：处于困境中的文明只有通过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才能解决自己的难题，才能发展，才能更新自己和提高自己。所谓融合，只是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一种客观效果。中国在今天吸收西方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对于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处于剧烈变化中的中国，也只有通过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够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深刻问题。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但涵义是模糊的。政治实行民主化，在中国建立或健全民主的政治制度，几乎能为所有人接受，很少有人公开反对，所以说“答案是明确的”。但什么是民主，民主制度必须包含哪些必要条件，民主与政党制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政府的权力，对于这些问题，人们的观点可能大相径庭，所以说“涵义是模糊的”。从政治哲学角度考虑政治民主化，理由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目前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表现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但政治改革却进展缓慢。长期以来，主张加快政治改革步伐的一个基本理由是，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无法深入并获得成功。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政治改革的理由主要不在于它与经济改革的关系，而在于它本身就是值得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好的”，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所以我们应该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

中国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现代化，但我们应该实现的是“全面的现代化”。“全面的现代化”意味着除了经济的现代化之外，还必须实现政治、教育、文化、法律、道德、环境、福利、卫生等方面的现代化，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在社会整体的现代化中，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是核心。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就目前而言，应该接受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而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是没有的。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地基上建立现代政治文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也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中国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这是为了中国自己；中国接受民主的政治制度，争取实现政治的现代化，这同样也是为了中国自己。这里既有道义的理由——与前现代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相比，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更为合理和更为公正，也有功利的理由——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会使政治权力的使用更加透明和公开，有助于杜绝腐败和提高效率。

(原载《对话中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