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但是，对科学进行理解的“哲学”是什么？哲学所理解的“科学”又是什么？哲学为何以及如何“理解”科学？由于对“哲学”、“科学”和“理解”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于是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科学哲学观。美国当代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系统地阐述了一种代表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趋向的科学哲学观——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
（一）非主流的科学哲学观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与逻辑，存在着一条得到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认可的基本线索。这就是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到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从卡尔纳普、赖欣巴哈、亨普尔的逻辑实证主义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的历史主义到劳丹、夏皮尔的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线索。（参见江天骥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夏基松、沈斐凤编著：《西方科学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这条基本线索展现给人们的是不断演变着的科学哲学观：从把科学哲学视为对科学的逻辑结构研究转换为对科学命题的逻辑分析，又从对科学命题的逻辑分析转换为探索科学发现的逻辑，再从探索科学发现的逻辑转换为对科学发展模式的历史考察。毫无疑问，在这种演变着的科学哲学观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和深刻的分歧；但是，这种演变又有历史的连续性和逻辑的可比性。透过它们的种种差异和分歧，就能发现其中蕴含着的对科学哲学的某种统一性理解，即都把科学哲学归结为关于科学的哲学，研究科学自身的种种问题——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技巧、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的语义构成、科学的一般结果和科学的发展模式等等。
我们如果不仅仅关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条主流线索，而对科学哲学的另一条非主流线索也发生兴趣，那么就会把它作为主流线索的内在否定性，去透视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
作为“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普·弗兰克曾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现代人类文明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科学的迅速进步同我们对人类问题的了解的无能为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根源，又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为此，我们就不仅需要了解科学本身，而且必须了解科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说明科学与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建立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系。所谓科学哲学，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缺少的环节”，因而也就是沟通二者之间的“桥梁”。（参见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瓦托夫斯基非常赞赏弗兰克对科学哲学的这种理解，并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标出正标题。）一书中详加引申和发挥，系统地论述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这种非主流的科学哲学观。
他认为，科学哲学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缺少的环节”或“桥梁”，它的实质内容是把科学思想的概念和模式当作人文主义理解的对象而进行阐释，把逻辑批判和改造的分析工具连同哲学概括的综合努力一道应用于科学史和当代的科学思想。（《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序言。）他说，“科学哲学提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力图以某种首尾一贯的方式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哲学如果不致力于寻求首尾一贯性，不致力于把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综合起来，那它就无存在的必要了”（《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3页）；“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582页）。
正是从这种基本认识出发，瓦托夫斯基系统地考察了传统哲学的三个基本学科（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颇具新意地阐述了理解科学的“哲学”是什么；以这种哲学观重新审度了科学的起源及其基本概念，富于历史感地论证了哲学所理解的“科学”是什么；又以这种哲学观和科学观为基础，提出了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哲学概念框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极富启发力地说明了哲学为何以及如何“理解”科学。这样，他就自成一家之言地推出了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系统理论。它不是简单地发挥弗兰克对科学哲学的理解，而是赋予这种非主流的科学哲学观以新颖、具体、深刻的理论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作用。
由弗兰克倡导、并由瓦托夫斯基建立起来的这种非主流的科学哲学观，既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流的内在否定性，又代表着当代西方哲学正在形成的一种强有力的趋向——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趋向。它与伽达默尔和利科尔的解释学、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罗蒂的非基础主义一起，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角度推进着这种强有力的趋向。莫尔顿·怀特在分析20世纪哲学时作过这样的预见：“当我们一旦弄清楚学科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且没有一门学科可以称得起在认识分类表中占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位置时，当我们弄清了人类各种经验的形式也和认识同样重要时：只有到那个时候才算打通最广义的、关于人的哲学研究的道路。”（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瓦托夫斯基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应当视为打通这条道路的一种不应忽视的努力方向和重要成果。
（二）理解科学的“哲学”
科学哲学是一门哲学的学科。对此，瓦托夫斯基解释说，作为一门哲学的学科，科学哲学在理论内容上同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等学科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在研究方法上，它继承了传统哲学的批判的、分析的、辩证的方法，批判的辩证法是哲学的生命线。
瓦托夫斯基的这种强调和解释，既有明确的针对性，又构成他的科学哲学观的重要出发点。它表述着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流的某种抗议或挑战，也显示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某种新的生机和出路。
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上，科学哲学家们曾经猛烈地攻击传统哲学，特别是集中地讨伐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在这方面，赖欣巴哈和卡尔纳普的观点既具有系统性，又具有典型性。
德国逻辑经验主义者汉斯·赖欣巴哈以《科学哲学的兴起》为题，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原则对立。他认为，传统哲学的本质在于，用想象和朴素类比法的“假解释”来满足人类要求普遍性解释的冲动，用逻辑与诗、理性的解释与形象的比喻、普遍性与类似性搅混在一起的模糊语言来充当对世界的科学解释。而这样的哲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人类总是倾向于甚至在他们还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时就作出答案。（参见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0页。）赖欣巴哈由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哲学”（即科学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发生的，它的任务是对科学研究的结果进行逻辑分析，而不是发现规律。（参见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第99页。）这样，他就不仅把科学哲学与传统哲学对立起来，而且是在取代传统哲学的意义上把“新哲学”归结为“科学的逻辑”。
鲁道夫·卡尔纳普则以区分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为基本前提，分别地批判了传统哲学的三个基本学科——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他提出，语言的“表述”职能构成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这种命题可以凭经验判定其真伪，因而是“有意义的”真问题；语言的“表达”职能所构成的则不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而是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这类命题无所谓真伪，因而是“无意义的”假问题。据此他认为：（１）作为“表达”的形而上学只是“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属于用朴素的类比法和图解语言构成的假问题，因此科学哲学必须“拒斥”形而上学（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语法》，参见《分析的时代》第223页）；（２）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认识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对“意义”的认识论分析，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心理学而归入诸如物理学、生物学一类的经验科学；（３）把形而上学作为假问题而拒斥于科学哲学之外，又把认识论作为心理学而归入经验科学，哲学所剩下来的就是逻辑学。但是，卡尔纳普告诫人们，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并不是传统的逻辑学。他提示说，作为“科学的逻辑”，科学哲学只是“对科学概念、命题、证明、理论作逻辑分析”。（卡尔纳普：《论哲学问题的特征》，转引自《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5年第1期。）他认为，由于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因而它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又由于科学哲学所分析的是科学命题，因而它是科学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这样，卡尔纳普就在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相对立的意义上，把科学哲学归结为“对科学的逻辑分析”。
作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程度“缓和”了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但是，拒绝哲学的形而上学而把哲学归结为对科学问题的解释，否认哲学的世界观意义而把哲学限定为对科学自身的研究，却是与逻辑实证主义一脉相承的。
值得人们认真反思的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对科学哲学的界说，并不仅仅是试图以他们所理解的科学哲学去代替整个哲学，而且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危险性——割断科学、科学哲学与人文学科和人类活动基础的联系。正是以这种深刻的危险性为主要背景，瓦托夫斯基分别论述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人文主义内涵及其对科学哲学的现代意义。
瓦托夫斯基着重阐发了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他指出，“对形而上学的一种古典批判是，它以这样一种形式表述它的问题，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最纯粹的思辨才能得到回答，而不能依靠具体的、经验的、科学的、探索的证据或证明。这类批判的一种更宽宏的说法是，在可以重新表述为能用硬性的、实验的研究作出回答并因而能通过科学手段进行检验的科学问题以前，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纯思辨的问题”（《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21页）。与此相反，他认为还有另一种观点，即把形而上学“看作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中的基本的调节性、启发性的观念”，“科学家的基本世界观，他的思想方式的深刻结构，构成他的（可能未经明确表述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念”，形而上学起着“对科学思想的不同部分进行系统化的指导”作用（同上）。
对于形而上学的实质，瓦托夫斯基作出这样的概括：“不管是古典形式还是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其驱动都在于力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使我们经验中的事物多样性能够在这个框架内依据某些普遍原理而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9页。）瓦托夫斯基认为，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追求，发展为对存在的普遍性原理的批判性反思。他说：“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部关于这种普遍的或一般类别的概念的批判史，是一部致力于系统表述这些概念的体系的历史，……。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总结这种历史，即把形而上学定义为‘表述和分析各种概念、对存在的原理及存在物的起源和结构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探究的事业。”（同上，第20～21页。）
形而上学作为系统性批判和思辨的思想而构成科学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以及科学家的基本世界观和思想方式的深刻结构，这显示了科学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无法割裂的联系。瓦托夫斯基认为，这种联系的深刻性在于，我们的思维的成长和演化是一个形成概念的过程，一个精心构制或多或少地系统化的概念结构的过程。形而上学把形成概念及其概念结构的过程作为对象，力图清楚地表达这些概念并探寻它们的意义，也就是批判地反思人类的“理解”。这种对理解的理解，沟通了不同领域的知识之间的联系，从而构成了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因此，只有把形而上学的概念批判作为科学的一部分，并把它应用于科学史和当代的科学思想，科学哲学才是名副其实的哲学。
我认为，瓦托夫斯基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仅精当地说明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意义，而且对形而上学的根源作出了富于启发力的独到解释。他说：“为了概念的明晰性和体系的一致性而进行哲学分析的强烈愿望太根深蒂固了，……。存在着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8页。）如果对照赖欣巴哈把形而上学追求视为人类的一大“不幸”，卡尔纳普把形而上学视为无意义的“假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瓦托夫斯基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形而上学的人文主义内涵及其与科学哲学的连续性。
关于认识论的现代意义，瓦托夫斯基首先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本身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待证实的知识体系。科学哲学把科学视为一种使其一切主张经受检验和批判的非教条的事业而予以反思，就是对科学的认识论考察。
瓦托夫斯基的看法同波普尔等人的观点既有某种联系，也有重大分歧，卡尔·波普尔提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一直是也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波普尔以及后来的历史主义学派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探讨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瓦托夫斯基赞成认识论以科学知识的增长为主要对象，但他强调的是，从人类的一般认识活动去理解科学认识活动，从科学以前的认识方法去探索科学的认识方法，从人类的一般性概念去透视科学的基本概念，也就是把认识论作为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去沟通科学认识与其他认识之间的联系。这样，他就把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统一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
关于逻辑学，瓦托夫斯基认为，它的实质意义是在于能够把思想与事物的对应关系表述为“同一性”。他解释说，“我们关于世界的一种合理的概念表示的构造与世界存在的方式是相对应的，因为理性……也是世界结构本身的例证。”（《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26页。）他把逻辑学视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证明，这既有别于把逻辑学看作传统的形式逻辑和现代的数理逻辑，也有别于把逻辑学看作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对科学命题的逻辑分析”。他实际上是把逻辑当作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所理解和运用的辩证逻辑，也就是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关于真理内容的逻辑。形而上学的概念批判史的系统展开就是瓦托夫斯基所理解的逻辑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瓦托夫斯基一再强调作为哲学的科学哲学，其方法是批判的、分析的、辩证的方法。
通过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分别考察，瓦托夫斯基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结论：“哲学的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学科都具有一种严格的批判性探究的丰富历史。三者都对科学史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且反过来又受科学史的深刻影响。”因此，科学哲学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对科学的较为充分的理解”，就必须“依赖于这三门学科中的成就并受其指导”。（《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27页。）
（三）哲学理解的“科学”
究竟什么是科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严格的界限？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什么？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是否具有某种连续性？能否把人文学科排斥于科学之外？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等等的深刻分歧。而构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则在于对科学的不同的哲学理解。由于瓦托夫斯基突出地强调科学哲学是一门哲学的学科，富于历史感和创见性地考察了科学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连续性，因而比较自觉地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上述问题，系统地审察了科学的起源及其基本概念的人文主义基础，对科学本身作出了富于启发力的哲学解释。
西方科学哲学自实证主义以来，一直试图寻求某种鲜明、确切的标准来区分科学与伪科学，从而为科学划定严格的界限并为科学哲学规定明确的对象。这种根深蒂固的渴求，奠基于近代以来的人类的一种信念——科学是理性和进步的事业。在人们广泛持有的常识科学观中，把科学视为“建立在事实上面的建筑物”。科学家们又把这种常识科学观具体化为两部分：用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收集的事实，以及运用某种逻辑程序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定律和理论。英国科学哲学家A·F·查尔默斯把这种科学观图示如下（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对这种常识的和科学家的科学观的哲学概括。照它看来，“理论不仅要视被通过观察得到的事实所证实的程度如何来得到证明，而且只有在它们能够如此推导出来的限度内才能被认为有意义。”（同上，第7页。）
对于这种科学观的哲学内涵，伊姆雷·拉卡托斯指出，它形成于对神学的批判，但对科学的理解却是“直接由神学继承过来的标准加以判定：它必须被证明是确凿无疑的。科学必须达到神学未达到的那种确定性。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是不允许猜测的：他必须由事实来证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科学诚实性的标准。未经事实证明的理论在科学界被认为是罪孽深重的伪科学和异端。”（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由于量子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使科学家和哲学家认识到，这种“科学诚实性标准”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由此而产生的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反应：（１）否弃实证主义原则，肯定科学的猜测性，但以相反于实证主义的判据——能否被观察和实验证伪——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这就是被称之为“证伪主义”的波普尔的科学观；（２）不仅否弃实证主义原则，而且否认诉诸任何判据，甚至抛弃科学是按照某种或某些特殊的方法进行的一种理性活动的观点，这就是被称之为“非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学派，特别是将其推向极端的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
上述两种哲学反应，或者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连续性，仍然试图以某种确定的标准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或者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间断性，从而以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去看待科学。深层地看，二者又是两极相通的，即：在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中，都缺少对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辩证理解。
瓦托夫斯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试图从人文主义立场辩证地看待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对立统一。他指出，作为人类活动的科学，它既是“植根于我们全都共同具有的普通人类能力之中”，“有着不言而喻的常识性知识的来源”，又是“代表着人类的一项最高成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式上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的人类活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32、91、34页。）因此，仅仅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上去理解科学，从而把人类的认识活动都看成是科学的，这当然是错误的；同样，仅仅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间断性上去理解科学，从而把科学归结为一种与人类其他活动无关的自我存在的实体，也同样是错误的。
瓦托夫斯基的这种辩证理解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充实的、具体的。他以丰富而深刻的论据和论证，批判性地、系统地反思了科学思想的起源、科学方法和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从而提供了一种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范例。
我认为，瓦托夫斯基对科学的这种辩证的、人文主义的哲学理解，主要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科学思想的起源及其方法的概念的基础中去理解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对立统一。
科学代表着人类的一项最高成就，它不是某种置身于人类之外的事物。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科学是经过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它根源于人类的共同理解和普通的认识方式之中，“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通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印记，因为科学并不是一跃而成熟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1页。）从用某种臆想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事实，进展为用某种单一的或者统一的解释原理来概括整个自然现象领域；从以共同的经验概括而形成描述和规范实践的常识概念框架，进展为具有明确性、可反驳性和逻辑解释力的科学概念框架；从对经验事实的理性反思，进展为针对描述和规定实践的各种规则和原理的批判；——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因此，要对科学有比较充分的理解，首先应当把科学作为一项“特殊的人类事业”来理解。
第二，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它以各种首尾一贯、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来理解、描述和操作对象，并使这些符号系统本身成为理解和批判反思的对象。
恩斯特·卡西尔曾这样评价科学：“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阿基米德的话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他认为，科学之所以具有如此伟大的力量，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首尾一贯的”、“新的强有力的符号系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清晰而明确的结构法则”，“把我们的观察资料归属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中去，以便使它们相互间系统连贯起来并能用科学的概念来解释。”（参见卡西尔《人论》第11章。）
在对科学价值的理解和对科学特征的表述上，瓦托夫斯基与卡西尔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也认为，“科学研究不单单是一件积累事实的事情，科学也不是一大堆积累起来的事实。就科学是理性的和批判的而言，它是一项力图整理观察事实并在清晰的语言结构中，用某种首尾一贯的、系统的方法来表示这些事实的尝试。”（《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62页。）
但是，瓦托夫斯基并不满足于从结构特征上把科学描述为“一个有组织的和系统性的知识体”，他要求把科学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从科学的目标和目的方面来描述科学的功能特点。对此，他在关于科学思想起源和概念基础的历史考察与辩证理解中，以科学的来源——常识性知识——为基本参照系，突出地强调了科学的批判性特征。
瓦托夫斯基认为，常识作为广泛的、长期的经验的产物，是在最实际的水平上进化而来的对人类环境的适应，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手段。常识信念在所有非自我意识的真诚信念中，被认为是确凿无疑的；对常识信念提出挑战，则被视为是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因此，“常识的特点就其真正的本质而言，是非批判的，……批判的出现成为由常识向科学转变中的关节点。”（《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87页。）
常识的非批判性，在于它不具备可批判的条件。批判的前提是经验能够成为反思的对象。用一种语言公开表述的“有组织的和系统性的知识体”，才能构成批判和公开反思的对象。“科学和常识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命题的明确性和可反驳性，在于科学的目标理所当然具有自觉的和审慎的批判性。”（《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89页。）这样，瓦托夫斯基就从科学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上把科学的系统性与批判性统一起来，也把科学与常识之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统一起来。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正是瓦托夫斯基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重要内容。
第三，从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自我的统一性上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沟通起来，从它们的相互理解中达到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把自然界和人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人的哲学两部分，这种看法是由来已久的。在这种看法中，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自在性、研究手段的实验性、研究程序的精密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定量性、可证性和客观一致性等等，把自然科学说成是“科学的”，而把人文科学视为“非科学的”。瓦托夫斯基说，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区分为“硬”科学和“软”科学、“精密”科学和“非精密”科学、“定量”科学和“定性”科学，“通常是为了贬低‘软’、‘非精密’和‘定性’的科学。”（同上，第495页。）
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试图通过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而使之成为“科学的”哲学。正因如此，它不仅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立起来，而且把科学哲学与传统哲学对立起来。
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伽汀提出，应该以是否具有一致性、客观性、可证伪性和预见性这四个方面作为科学分界的标准。他认为：在人文科学中不存在什么使一致和发展成为可能的共同准则；用意义和价值范畴内的术语对人类所作的描述没有客观性；人文科学理论的失败是由于它没有按特定方式观察自己而不是由于被证伪；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回顾性的而不具有预见性。（伽汀：《范式和解释学：论库恩、罗蒂和社会科学〈对话〉》，见《哲学译丛》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笔者把原文中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提法统一用了“人文科学”。）这样，他就明确地把人文科学驱逐出科学，从而也就把人文科学排斥在科学哲学的视野之外。
然而，这种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观是与现代科学以及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德国物理学家普郎克曾经说过：“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转引自《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现代科学正以各门科学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纵横交错而又内在统一的整体网络而构成科学的“连续链条”。作为现代科学的哲学反应，瓦托夫斯基试图以科学哲学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互理解，并从而达到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瓦托夫斯基认为，康德把“人类理性的法则”分为“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并提出探讨自然法则的自然哲学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探讨道德法则的道德哲学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由此构成了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它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长期以来双峰对峙的深刻理论根源。从理论上消解这种对立，就不仅必须重新探索“理解科学的哲学是什么”和“哲学理解的科学是什么”，而且需要以某种富于创见性的理论去阐述如何达到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即对“理解”本身作出系统的理论解释。
（四）概念框架理论与“理解”科学理解
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一般地理解科学，而是对科学理解的理解。瓦托夫斯基提出：“可以把科学哲学描绘成是一种理解科学理解的事业。”（《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2页。）
理解科学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对科学本身的学习，即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概念系统。另一种则是对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的研究，即把科学思想作为反思的对象进行批判性考察。前一种是理解科学思想的科学事业，后一种是理解科学理解的哲学事业。
科学的直接意义在于，它为人类提供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概念系统。赖欣巴哈曾提出，科学的发展“代表着一条抽象思维能力迅速进步的指示线。它已导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纯粹理论结构，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已把人类的思想训练到能够理解以前几世纪中有教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逻辑关系。”（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第97页。）日本学者猪木正文也指出“这种向自然的神秘进行挑战的物理学研究方法，即使是对于物理学者以外的一般人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新的思维方法。”（猪木正文：《爱因斯坦以后的自然探险》，广东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爱因斯坦和海森堡则论述了科学概念的地位。爱因斯坦说：“物理学是从概念上掌握实在的一种努力”。（《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6页。）海森堡也说：“物理学的历史不仅是一串实验发现和观测，再继之以它们的数学描述的序列，它也是一个概念的历史”。（转引自《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第3卷，第9页。）
人类的科学发展史是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概念系统的形成和确定、扩展和深化、更新和革命的历史。科学理论所编织的概念、范畴之网，构成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学习和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概念系统，可以使人们理解科学思想并从而达到对世界的科学理解。
与这种通过学习和研究而达到的对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概念系统的理解不同，科学哲学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理解的本质和特征是什么？构成科学理解的根源和基础是什么？科学理解与其他理解方式的关系如何？怎样沟通不同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理解与人文科学理解之间的相互理解？把科学理解作为对象而进行批判反思，这才是对科学理解的理解。
瓦托夫斯基提出：“属于科学发明的事物中，最奇妙的就是科学概念。它们实际上是科学思维和对话的尖端工具和高超技术。”（《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2页。）值得认真思索的是，“概念并不是一些孤立的理解。相反地，它们是彼此联系的，而且联系于一个概念网络并依照这个概念网络而得到理解，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概念框架或概念结构的东西。”（《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1－12页。）
科学以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概念框架来系统地构筑人类的经验世界，并通过这些概念框架来实现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科学概念框架的突出特征是，它不仅具有超出常识、通常语言和通常活动的严密性，而且采用适合于特殊研究课题的特殊语言，形成特殊的、具有高度精确性和高度专业化的概念系统。
科学概念框架的这种特征埋伏着一种危险——“科学与常识、科学活动与人类的基本活动、科学理解与平常的理解的连续性被打断了”。（同上，第33页。）而这种危险的深刻性和严重性在于：科学家从人类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分离出来，科学思想与常识观念和哲学反思相脱离，科学理解变成一种与共同经验、日常语言和普通理解相对立的理解方式。这是当代文化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解决这种危机的重要途径，则在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
瓦托夫斯基认为，对科学进行人文主义理解的基础，在于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为此，他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概念框架理论——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与哲学概念框架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理论。
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最根深蒂固的概念，并不是那些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精确化的科学概念。而是那些在思想中构筑我们的经验世界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常识概念。它们构成人类思想的基本框架。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表，以及黑格尔构筑的概念体系，在其直接性上，首先是表述了由这些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常识概念所构成的人类思想的基本框架。它是科学概念框架和哲学概念框架的基础，也是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批判性反思的对象。
科学家在从研究对象中抽象出某些特征，并运用某些高度专业化的概念去表述这些特征的时候，他们也必须使用诸如形状、颜色、内外、大小、快慢、多少、真假、因果等等表达普通思想的普通概念。即使这些概念在严峻的科学批判中发展到与常识概念大相径庭、甚至互不相容的程度，科学家也仍然带着常识的影响并以常识概念框架作为科学理解的必要前提；即使科学通过创造严格形式化的科学语言（如数学符号系统）来描述科学理解的世界，也不能完全脱离人类共同的自然语言，并通过自然语言把人们在常识理解中所表示的世界与科学对话中的非常识理解中的世界联系起来，这表明，作为常识概念的一般框架是构成科学的特殊概念框架的基础，瓦托夫斯基认为，这种从科学与常识的联系中去理解科学，并从这种理解中发现科学与人文学的共同根源，就不是对科学本身的理解，而是对科学理解的理解。
常识概念框架受到来自两种不同方式的挑战：一是科学概念框架的批判，二是哲学概念框架的反思。
科学不是常识的延伸，而是对常识的改造。瓦托夫斯基举例说：在常识概念框架中，我们既无法想象也无法表达某物在同一时间内存在于两个地方；然而量子物理学则要设想和描述基本粒子可以不“经过”中介空间和时间而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些奇怪的概念上的可能性严重地扭曲了我们的常识框架，然而它们是属于理论科学不得不加以考虑的概念上的选择对象。”（《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7页。）
同样，哲学也不是常识的变形，而是对常识的反思。在古希腊哲学中，芝诺就在对“运动”这个常识概念的反思中提出了著名的“飞矢不动”的命题。正是由于从常识的角度、而不是从哲学反思的角度去理解芝诺的命题，人们常常把它当作典型的形而上学命题而予以常识层次的批判，列宁则从哲学反思的层面提出：“芝诺从没有想到要否认作为‘感觉的确定性’的运动”，他之所以否认“运动”，是因为他无法“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1、283页。）列宁还作出重要的哲学提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概念的逻辑中表达它。”（《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1页。）
瓦托夫斯基认为，科学和哲学作为对常识批判反思的产物，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一方面，有着不言而喻的常识性知识的来源，以及神话、技术格言和社会规则这些前科学的表述形式；另一方面，有着由语言的客观形式使之成为可能的反思和批判。”（《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91页。）对此，瓦托夫斯基从希腊科学和哲学的背景，理性思辨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的起源，以及希腊科学与当代科学的连续性等方面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参见《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4章。）
在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和哲学概念框架的相互关系中，常识概念框架既是后两种概念框架的共同来源和批判对象，也是它们的历史的转化形态。人类历史的进步性不仅表现在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且表现在它们历史地转化成人类共同的常识。人类起源于自然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电脑可以模拟人脑，这些曾经震惊人类的科学发现和哲学思想，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常识。常识概念框架渗透着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并且推动着科学和哲学对常识的批判反思不断地跃迁到更高的层次。
哲学的批判不只是指向常识，也同时指向科学，并在常识与科学的相互关照中实现自己的批判。反之，科学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常识观念的更新，又促进哲学反思的深化。在瓦托夫斯基看来，从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与哲学概念框架的辩证统一中去探索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就是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而这种理解科学理解的事业，就是“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哲学。
（五）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借鉴意义
不是把科学哲学看作对科学问题的哲学解释，也不是把科学哲学看作对科学成果的哲学概括，而是把科学哲学视为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令人感兴趣并发人深省的。
瓦托夫斯基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善于从多学科的联系和综合中去思考问题，这大概是构成其科学哲学观的个人方面的原因。值得认真思考的是，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观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当代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是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有着密切联系的。瓦托夫斯基说，我们“一方面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9页。）他强调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实际上是对这种“现代人的困惑”的理论反应。
瓦托夫斯基的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时代课题来思考科学哲学的使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离开社会政治制度来看待科学的社会作用，并把解决问题的出路仅仅诉诸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因而显露了其思想的局限性。
作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种内在的否定性，瓦托夫斯基要求科学哲学超出对科学问题的哲学解释而扩展为对科学理解的理解。这对于“一个有着伟大的过去”（费耶阿本德语）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来说，显然是有启发意义的。它是对盛行一时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反动，是促成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合流的一种努力。从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观，我们可以窥见并探索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
作为一位熟悉哲学史和科学史、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示好感的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观具有较强的历史感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瓦托夫斯基科学哲学观的历史感，不仅仅在于他把自己的论证诉诸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统一考察（赖欣巴哈、库恩等人也作过类似的工作），也不仅仅在于他在这种考察中提出许多深刻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从历史的连续性上去理解哲学。这一点，正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流线索的致命缺憾之一。
批判的辩证法是哲学的生命线。这是瓦托夫斯基对哲学的根本性理解，也是他用以分析哲学和科学及其相互关系的方法论。辩证地考察和理解科学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科学思想与常识观念、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价值等重大问题，从而把辩证法思想溶注到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之中，是瓦托夫斯基科学哲学观的特色之一。与此相反，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线索的显著特点则是好走极端。逻辑实证主义倡导严格的“实证”原则；波普尔则主张科学的标准不是证实而是“证伪”、科学的进程不是实证而是“否证”；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遵循的“范式”都包含着互不相容的标准，因而具有“不可比性”；费耶阿本德则提出科学理论既不能最后被证实，也不能最后被证伪，因而哲学家所构想的科学发展模式与科学的真实进程很少相似，哲学家所概括的方法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片面地夸大认识的某个部分或方面，并由此出发去建立具有极端倾向的科学哲学理论，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通病”。在这种背景下，瓦托夫斯基把批判的辩证法作为哲学的生命线去考察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这是他之所以能够从新的角度——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角度——去理解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建设自己的科学哲学学科。它的重要前提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观。探索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观，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总体进程及其内在的否定性，总结其经验教训，更为深沉地思索和锻炼我们自己的科学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