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普遍的抽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下。相对于传统而言，现代性是一个断裂，它标志着我们时代独特的历史特征。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现代世界的历史本质是资本主义。马克思指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因此，资本主义使现代世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由于资本主义使现代社会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在世界历史的框架内去看待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尤其是西欧绝非偶然。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都来源于基督教。但也有思想家如赫斯作了反面的揭示。他认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小商人社会只不过是基督教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的世俗化。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内在关联。当马克斯·韦伯指证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时，他确实颇有识见地提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这一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撑。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我们不可能引进其背后的精神和文化支撑——新教伦理。在完全没有这种救赎宗教传统的中国，若无相应的并且有足够平衡力量的精神—文化建制，则这种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足以毁灭性地瓦解整个社会生活。它自发地产生的意识形态只能是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无限制发展，即为所欲为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一种欲望满足的形而上学。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建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场对传统伦理的消解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试图全方位地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建立一种理想化、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但随着改革开放，这些都似乎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需要赋予时代性的内涵。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逢其时，它绝非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我们必须形成和构建一种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精神形态，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这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客观精神，是中华民族在现时代的安身立命之本。

　　当代中国仅仅有精神—文化建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建制。制度建制必须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导向，准确地说，必须以我国的社会主义本性为原则。

　　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逻辑已经成为我们不可争议的生存处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露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秘密：资本逻辑及其所导致的资本之链。在现代社会中，货币转化为资本，必然产生资本增殖的逻辑，资本逻辑在社会中必然引发商品或资本拜物教，进而导致现代社会的终结。现代社会如果想实现自我救赎，必须斩断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链。我们把斩断资本之链的做法，称为驯服资本的逻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吉登斯也曾明确地把驯服资本称为“驯服野兽”。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或资本这一现代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逻辑的支配力量以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因此，驯服资本的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如果说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论述为我们破除了关于“资本”的教条观念的话，那么这段话为我们指出了驾驭资本的道路：“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驾驭资本两条道路：国有资本和国家政权。国家政权通过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本去调控和引导资本。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建制必须围绕着“驯服资本”的逻辑展开。政治制度的建构必须有利于引导、吸收和控制全社会的资本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来保障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