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感谢余新华副主编和杜莉总会计师的致辞。今天我们中国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许多新老朋友欢聚在吉林大学，特别的高兴，我首先代表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和哲学社会学院，向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老朋友、新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地感谢。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特别是直接由孙麾编审组织和推动的哲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高端对话会，这应当是第五次了。我先后参加了在复旦大学吴晓明老师那里组织的“哲学与史学的对话会”，参加了在张异宾教授那里组织的“哲学与政治学的对话会”，还参加了在中山大学组织的“哲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对话会”，其中只有一次是比较遗憾的，就是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哲学与经济学对话会”，由于特殊情况没有参加。这五次对话会，算今天这次我是参加了四次。

应该说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殊研究的对象，特殊的理论性质，特殊的研究方法，也有它特殊的关切的问题。但是深层的看，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中国，有着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由国内有关高校共同来主办和承办的高端对话会，确实是为我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之间的交流积累了很多很值得进一步去思考的经验，推进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从而也推进了我们对于当代的、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在这种跨学科的高端对话里面，我自己感到可能是我们这次哲学与社会学的这种对话是最为亲切的。之所以称之为是“亲切”的，我想除了我们有共同关切的问题之外，还因为我们在座的，大家互相一看几乎都是比较熟悉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对话起来就会感觉到非常亲切，也能够达到孙麾编审几次说过的，就是不留情面，大家就是交流，就是碰撞，因为都是朋友，所以话说深了，浅了，都没有问题。

尤其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我想哲学与社会学，可能最关切的恰恰是当代的世界和当代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正是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的这个聚焦点上，所以我们这次的高端对话会确认的主题是“发展观：理论与方法”。也就是想从哲学、社会学各自的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研究方法出发，去共同探讨我们共同关切的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当代中国发展的道路问题。

关于发展问题，我个人想，它既是学者研究的极为复杂的、极为困难的理论问题，但实际上它也是所有老百姓共同关切的很朴实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讲座，大学生也好，社会的各界人士也好，他都提出一些关于我们经常说的很学术化、很理论化的问题，对于现代性的反省。那么我把它概括一下，可能一般的老百姓实际上是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不能简单的生活吗？或者说，人们就非得穷奢极欲不可吗？这是第一个，我们不能简单生活吗？第二，我们不能和睦相处吗？就是说人非得你死我活争斗吗？第三个问题，人不能通达的生活吗？也就是说人非得固执己见不可吗？我想这就可能是作为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他向自己提出的，非常朴实的，关于发展的问题。

这种非常朴实的问题，我们学者把它学术化了，我觉得也有几个说法。比如说维也纳学派创始人弗兰克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现代人类文明所遇到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同我们对人类问题了解的无能为力。”这是弗兰克的说法。我们国家的学者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科学发达至于今日，以言主宰乎物，似若能之；以言人之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殆未能也。” 如果用社会发展理论最初的、对我们起到具有震撼作用的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地球长了癌，这个癌就是人本身。”

我觉得无论是作为老百姓提出的朴实的问题也好，还是学者做出这种理论思考也好，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人怎么样才能“自主行止于进退之间”呢？怎么才能使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这种趋利避害的逻辑，能够在当代得到一种实现呢？怎么能有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去解决当代人类，包括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呢？我自己曾经在第十届马哲论坛上有一个说法，我说“中国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面临的当代世界性的问题，以及当代中国以何种方式去解决当代的世界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已经变成“世界历史”，这样一种总的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刚才余新华副主编提到，我们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呢？我觉得马克思有三个观点，起码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震撼：第一，马克思说，区分一个历史时代，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生产。我们把今天叫做信息时代也好，知识时代也好，少杰教授谈的网络时代生存方式也好，总而言之，它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那就是我们今天时代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我们今天人类所面对的这样一些具有根本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同科学技术巨大的进步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在技术的层面上，它向今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挑战。第二个，我特别愿意引用马克思关于当代人类生存方式所说的话，马克思说，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概括，最深刻的揭示了当代人类生存的困境。我们现在讲经济全球化也好，资本的逻辑也好，说到底我觉得就是马克思讲的，我们今天人类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我们究竟怎么样去看待它所造成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包括中国自己所要选择的发展道路问题。那么还有第三句话，马克思说“不光是思想应当趋向于现实，而且现实应当趋向于思想。”这样一个思想正好是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个人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的实践去趋向于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讲的，让现实趋向于我们认为合理的思想。因此我认为在科学发展观当中，它隐含着的最深层的，最根本的矛盾，是标准与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发展？依据什么样的标准作为我们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和行为的选择？作为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它是关于人的问题，而人说到底就是生理的、心理的和伦理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无外乎人们是要过一种充裕的物质生活，充实的精神生活和和谐的社会生活。那么，我想包括我刚才引用马克思的说法也好，包括马克思的更为系统的论述也好，为我们在今天重新去理解发展问题，去研究和探索中国当代所面临的以及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会有巨大的帮助。

我们搞哲学的人，和搞社会学的人，可能理论背景、研究方法不一定一致，但是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论关切，我们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特别是各位专家各个方面精湛的研究，一定能使我们这次对话会取得圆满的成功。最后，我再一次向光临这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并祝愿大家在吉林大学生活的愉快。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