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出版社先后于1985年和1987年出版了由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在此书出版近30年之后，也是高清海先生辞世近8年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郑重地将这部凝聚先生心血和吉林大学哲学学科集体智慧的著作收入“经典教科书系列”予以再版，我谨代表先生的家人和弟子，向策划和再版此书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已故的高清海先生和舒炜光副主编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健在的车文博、张维久二位副主编及参与撰写此书的各位同仁表示美好的祝愿！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一部标志性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一问世，立刻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真可谓好评如潮。我国著名哲学家黄枬森、陶德麟、齐振海教授指出：“这是一本最有特色的书……本书在众多教科书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是10来年哲学研究的可喜成果”（黄楠森教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突破30年来传统教科书体系、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是我国哲学界自建国以来最优秀的成果之一”（陶德麟教授）；这是“一部在体系和内容上都有重大改革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该书突破了哲学原理教科书旧有的框架，对哲学原理体系进行了改革，以很大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齐振海教授）。这部书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前苏联《共产党人》和日本《现代思想》杂志的评论文章都认为它具有“开创中国哲学体系改革的先河”的意义。

关于这部创新性的教材，高清海先生曾作过详细的说明和阐述。1996年出版的《高清海哲学文存》第5卷，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的选辑。在该卷的前言中，高清海先生坦诚地指出：“现在读起来，这部著作的许多思想内容或许已经不很新鲜，因为在它出版后的这些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的认识和我们自己的思想，都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展。但当初在我们酝酿写作的那些岁月，学术界的思想和认识大多还是限制在前苏联教科书的框框中，尚未完全解脱出来。我们酝酿大纲和写作书稿的过程，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如何挣脱束缚我们思想多年，已经成为几乎是本能习惯的那种思维定势，使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从旧的框框中彻底解放出来，这已经是很难的事了；同时我们还要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由于不理解而形成的思想压力，要不断去坚定甘冒某种理论风险的意志和精神，这就更要难了。可以想见，那时能够写成并及时出版这部书，应该说实在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对它的许多内容也并不完全满意，但我十分珍惜这个成果，更感谢那些为完成这本书出过力，以及在艰难时期曾以各种不同形式支持、鼓励、帮助过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们。”

关于旧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和编写新教材的总体思路，高清海先生作出这样的阐释：“旧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人们感到它有问题，究竟存在什么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需要去改革它的什么？在这点上，人们的认识就不尽一致了。” “在我们看来，旧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在它所贯彻的哲学原则和所体现的哲学精神里面，这些原则和精神是否都是马克思的、是否表现出了马克思哲学创造的实质？这才是根本问题所在。” “在我看来，理论体系是理论内在逻辑的体现，它反映着一种理论的内在实质和基本精神。怎样提出问题，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以什么为基点去展开和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都牵连着对理论内容和实质的理解。所以可以说，变革哲学教科书原有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精神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的问题，而且对全部哲学和哲学史都要进行重新认识、作出新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真正精髓。”

在新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出版之际，重温高清海先生的说明和阐述，既感到特别亲切，也觉得对此书勿须赘言了。在先生逝世时，我曾以《用什么告慰先生》为题写下了自己的心声。我想摘录其中的几段文字，以表达对先生为人为学的景仰和对先生的永远的怀念。

2004年10月14日12时45分，高清海老师与我们永别了。在送别先生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我们究竟用什么告慰先生？

像他的伟岸的身躯一样，高老师的人格也是直立的，挺拔的。和先生在一起，你总会感到人应该像人那样直立地生活，而不应该像动物那样爬行。人用自己的人生显示生命的力量，光彩和尊严，这是先生的性格与命运，也是先生为我们树立的人生典范。

为人的风骨与为学的风格是一致的。独立思考，理论创新，这对先生来说，决不是挂在嘴上的名词或某种时髦的口号，而是他的生命活动。在为《哲学通论》撰写的序言中，高老师发问：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哲学家？我们并不缺乏哲学理论，并不缺少哲学知识，我们有许多哲学方面的‘专门家’、‘学问家’乃至‘理论家’，但出了多少能够表征我们时代精神、堪称真知灼见的‘思想’？我们有太多的‘有理论而无思想’的文章和书籍！”对于这种状况，先生的看法是，“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照本宣科的研究方式，写作方式，眼睛只看着别人、看着古人、看着洋人，却忘记了还有个‘自我’、自我的头脑”。先生沉痛地发问：“连马克思的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哲学我们也采取了这种‘灌输’的方式去束缚人们，我们怎能培养出哲学家来？”

五十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先生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哲学的理论创新，是因为他把哲学视为民族之魂，认为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先生愈挫愈奋地致力于教科书改革，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变革的时代，改革必须发动每一个能思想的头脑，调动一切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能用千部一面的教科书来束缚人们的头脑和手脚；先生独树一帜地致力于创建类哲学，是因为他认为人是超越了“种”存在的“类”存在，而哲学则是这种独特的“类”存在的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奥秘在于人”，哲学的使命是解放人。

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先生的生命，先生的思想，迸发出了更加瑰丽的光芒。先生说，“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最深”。先生充满期待地对我们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关键在于首先要在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先生求索终生的思想箴言，也是先生临终的思想嘱托。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也许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高先生的墓碑矗立于苍松翠柏之中，高先生的思想将存留于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孙正聿

                           2012年4月15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