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属于那种永远会在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中激起波澜的源头式人物，因为他身上结合了在开端中预见危机、在混沌中重建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天赋，借助于他的天才我们总是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时代，并为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找到灵感。卢梭比他同时代人都清楚，启蒙所进行的那场针对王冠和圣坛的史诗般的战斗，已经尘埃落定。最初只是在艺术和科学中获得复兴的主体性、“个人”，现在凭借印刷术和商业的力量成为新世界的居民，从这一刻起，人们相信，最重要的事情“幸福”只是每个人的私事，人生来就被赋予追求自身利益的诸多权利。但是，就在这个大多数人都相信人类已经走出了昏暗的童年、开始主宰自身命运的时刻，卢梭却因其更为敏锐和富有远见而表现得孤独、忧郁，甚至不近人情。他意识到这些初尝自由滋味的现代人正在把唯利是图、恣意行事和胡作非为当作自由，并且他们正因此遭遇着一种危险，这就是“他们的革命最终将使他们落入到蛊惑家的手里，使他们的锁链更加沉重”。

　　反思启蒙

　　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卢梭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在于他是第一位从左派内部对启蒙和现代性展开批判的人。在他以前，霍布斯、洛克等现代性的先驱们已经意识到以虔敬、信仰、“神性的应然”为基础的中世纪政治理想本身并不能有效地规范世俗生活，教会的世俗化、腐败、堕落和宗教战争最终证明人类社会的永恒秩序并不存在于神谕和教义之中，政治哲学必须降低目标，在世俗人性的“实然”中，也就是在个人的自利、自保的本能和经验中寻找基础。早期现代性哲学家的这些观点在应对现代初期的社会动乱和宗教内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从每个人自利、自保的本能中推导出了个人的生命、私有财产等“自然权利”，以此对抗教会和封建制度等虚假的公共权威，并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重新为个人自由作出了积极的限定，从而使现代社会有可能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即政治个人主义的开明自利和理性计算的基础上恢复和平和繁荣。

　　但是卢梭却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卢梭认为，自然本身无法为社会立约。因为自然人的激情和欲望实际上都相当有限，他们从不过分担心别人的威胁，至于他们对物的占有，也只是以他们的实际利用为限。自然人在本质上是离群索居的，他依赖自然的厚爱而不是他的同类来生活，因此也不需要理性计算。相比之下，霍布斯、洛克主张的自然本能和欲望实际上只是在人除非依赖他人就不能生存的社会状态中被败坏了的激情，它们属于精于计算的利己主义者，以之为目标建立的社会必然倾向于奴役和僭政。卢梭由此提醒我们，霍布斯、洛克的自然权利观念，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私有财产观念，在根本上只是保障了通过财产役使他人为自身牟利的资产者的利益。

　　重构社会共同体

　　为了将自由从资产者手中拯救回来，卢梭把目光投向了斯巴达和古代罗马的共和政体，由此导致了社会共同体和精神概念的真正复兴。卢梭相信，个人只有在祖国中，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中才有自由可言，个人的生命、财产等一切权利在根本上都是通过社会才存在的，个人只有作为社会的公民，作为主权共同体的一分子才能获得这些由于结成社会而带来的便利。当然，作为现代哲人，卢梭也承认个人对自身的偏爱是他们结合成社会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完全否定霍布斯和洛克所开创的政治个人主义传统。但是卢梭的高明之处却在于，他知道人一旦进入到社会状态，正义就必须取代本能，每个人得之于共同体的有道德的生命就必须取代每个人得之于自然的天性。卢梭相信，社会共同体本身是人的一种理性的创制，其根本要义就在于每个人将其生命、财产置于社会公约（公意、法律）的监护之下，从而作为公共利益而受到保护。并且因为社会公约只专注于法律等共同利益，而非个体的幸福问题，所以在社会公约中，每个人所接受的条件与其他人所接受的条件是完全同等的，人们只是献出了有可能有害于别人自由的东西，这一点完全符合他们自身的理性利益，社会公约因此只是理性为自己定下的法律，它使人们从根本上脱离了愚昧、局限的动物状态，变得更加自由。

　　人能够通过一种普遍的自我立法，超出自然范畴，创制社会，这一点直接启发了康德的先验伦理学，并在后者那里作为人之精神优越性的绝对证明，为“人是目的”这一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奠定了基础。甚至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显现为社会和国家的观点也起源于此，因为人、精神只有通过理性创造了独立于自然法则的普遍社会法则，才能显现自身为精神，才能肯定自身为绝对的自由。当然，卢梭对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解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他过分强调个体在道德、理性方面对共同体的认同，却没有对个人参与社会的具体方式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后者只是到了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才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考察。卢梭先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考现代社会，因此缺少对现代社会分工、合作环节的把握，这使得他的政治共同体实际上很难落实。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卢梭的社会蓝图不是停留于一种“为义务而义务”、不涉及任何具体对象的形式化的说教（康德的道德律），就是演变为一场个人假借道德之名攻击社会、践踏法律的暴乱（雅各宾专政）。

　　沿着孤独漫步者(002351,股吧)的足迹

　　即便如此，卢梭的教导却没有徒劳，因为社会共同体的观念自此已经深入人心，它构成了现代性自我更新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这方面，黑格尔是卢梭的一个重要追随者。他以政治经济学所描绘的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充实了卢梭的共同体理想，以此打造出使生产、司法、行政和意识形态体系真正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根据这一理念，公民在其所参与的一切社会领域中的自由和权利都将获得制度化的保障，公民也因此真正与社会融为一体。应该说，黑格尔对卢梭思想的这一发展对于当代政治实践来说仍然具有真理性，因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成就和真正力量就在于能够合理地安排内政，使生产、司法等各个领域协调一致，从而使个人对社会的参与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来实现公民的幸福。

　　卢梭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追随者是马克思。他也像黑格尔一样重视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现代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但是相比之下，卢梭对资产者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却对马克思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使他在思考现代共同体的时候能够借助于卢梭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马克思承认现代共同体的基础存在于市民社会的生产体系当中，但是现代共同体又只有在针对这一体系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最终确立自身。这场革命就是卢梭所说的变私有财产为社会共同体的财富，当然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更为严格和科学的说明。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使社会生产和从事生产的人都变得更加全面和富有社会性的程度，社会分工至此不再具有本质性和束缚性的意义，因为生产者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已经使他们有可能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联合来安排社会生产。马克思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所说的社会对于财产的占有，将会最终失去其法权和形式上的意义，进展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安排；而那曾经作为私有财产和资本，使人们饱受奴役和分裂之苦的社会生产力也将因此被改造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的共同物质条件，从而有助于人类真正步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共同体完美结合的理想境地。

　　时至今日，尽管卢梭及其追随者的共同体理想尚未得到完全实现，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从中窥见更为全面、丰富的人性内涵和自由精神。也正因如此，在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深度扩张的今天，重温卢梭的思想，对于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