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论文本解读还是思想史研究，都还属于纯学术性的工作，因而都是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酝酿的下一次重大创新所作的理论准备。这个令人期待的重大创新就是用马克思学说去批判性地认知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正处在一个寻求范式转换和路径创新的困难时期。回顾这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探索的历程，或许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转换和创新。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步于解放思想，通过反思 “教科书哲学”，重新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格局，体现在研究主题方面，除了传统的马克思哲学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研究得到更新之外，还逐渐拓展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人学研究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所有这些努力奠定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基础。而随着时间推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显示其不足之处，比如：问题意识变得陈旧，导致研究工作的学术魅力下降；缺乏必要的西方思想史背景支撑，因而无法真正站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地基上去理解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严重疏离马克思的原典和原初问题，自行构造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和新主题，等等。

　　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追求创新的努力，表现为文本解读和思想史研究这两种新的路径探索。20世纪90年代末，文本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卓然兴起并迅速扩展其影响。文本解读要求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细致解读，还原马克思学说的原初面貌及其本来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去发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本解读作为一种特定研究范式，是伴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而兴起的。必须承认，文本解读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准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注意力。但与此同时，这种研究模式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显露，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大规模挪用西方理论资源造成的“西方话语异常增值”，在缺乏消化和反思的情况下，只能显示思想的贫瘠和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空洞性。

　　21世纪以来兴起的思想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追求创新的又一次努力。学者们选择这种研究路径的最直接理由是：由于马克思学说本来就是西方思想史的产物，所以通过把马克思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真正进入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本质。必须指出，思想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一条道路，并非将研究对象从“马克思之后”向“马克思之前”简单转移，而是要求对马克思与西方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全新的态度和理解。这包括两点：应该关注马克思与西方近代思想史的连续性，而不是仅仅强调“断裂”和“革命”。第一，无疑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是革命性的，但马克思的问题与西方思想史具有传承的连续性，通过这种问题的连续性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思想本身的非连续性和革命性。第二，应该关注马克思学说的综合性特征，而不是仅仅强调其开创性。马克思无疑是开创性的思想家，但作为19世纪中叶出场的思想者，马克思的开创性工作是在综合此前思想史成就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具体来说，马克思学说是对西方思想史的主流自由主义传统与非主流激进主义传统进行综合的产物，在知识形态上则是对近代欧洲三条最主要的知识进路（英国政治经济学、德国先验哲学和法国激进政治理论）进行的一次成功综合。所以，马克思思想的综合性应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很显然，无论文本解读还是思想史研究，都还属于纯学术性的工作，因而都是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酝酿的下一次重大创新所作的理论准备。这个令人期待的重大创新就是用马克思学说去批判性地认知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这是它尚待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它应该追求的一种更高学术境界。对于理解马克思来说，这才是更有价值、更具本质意义的工作。因为，作为我们同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的特殊重要性就在于他对现代性—资本主义所作的政治批判和理论批判，并且今日中国在其进入全球化和现代性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全都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之内。当然，用马克思批判理论直接处理中国现实问题，将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思想之路，但惟因其内在价值，才使其异常艰巨。笔者认为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即在真正理论思维的高度上用马克思学说去处理中国现实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建其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影响力，并获得真正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来源：2012年12月26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3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