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思维是超越民族/国家思维的新思维范式，以此出发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进行创造性建构。“天下”思维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意义，主要在于拓展与刷新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视域，从思维范式革命的意义上启发人类创建新的世界观。“天下”思维蕴含着全球化时代人类对建构“和谐世界”与“责任世界”的创想：需要超越个体本位思维与民族/国家思维，实现“从世界去思考”真正达到“以天下观天下”。从“天下”思维出发，就要求人类建构保证世界和谐发展和能够对世界负责的世界观。
　　 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或“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化既表明人类正在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同时也表明人类正面临新的全球性问题与困境。全球化虽然把人类命运置于生死荣辱与共的诺亚方舟，但由于缺失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人类仍无法保证世界和谐发展和能够对世界负责。这就迫切需要人类从思维范式革命的意义上创建新的世界观。“从世界去思考”真正实现“以天下观天下”的“天下”思维，蕴含着全球化时代人类对建构“和谐世界”与“责任世界”的创想，超越了个体本位思维与民族/国家思维，从而能够为保证世界和谐发展和人类对世界负责奠定哲学世界观基础。这显然表明，人类对世界的想像和对世界观的创建，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哲学特别是世界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必须承担的思想重任。
　　
　　 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问题要求人类有一个合格的世界观
　　 全球化进入到人类的自觉意识层面，是与人类面临的全球性、世界性问题的集中“出场”分不开的。工业革命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现代性的力量正式生成并蓄势待发。现代性首先释放出资本与市场的力量，开始向全球扩张，把广大的亚非拉地区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之中。按照资本的内在逻辑，市场力量的空前释放，不仅引发了全球各区域、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失衡，而且导致了早发现代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与政治控制，最终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早期的全球化以两次世界大战而告终。当时人类开始谋求重建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联合国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谈判与妥协机制。然而至今由于仍未形成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考虑的世界理念与世界制度，缺失体现和保障全人类利益的世界民主与世界政府，联合国模式并不能有效维护世界秩序。在缺席世界观与世界制度的当代世界中，以民族-国家及其组成的国际利益集团为中心，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却迅猛地发展起来。由综合实力变化引发的各个民族-国家、国际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原有的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迫切需要建构新的世界理念、世界制度来保证“全球善治”，以实现人类世界的和谐发展。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曾经支配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思维与制度的命运如何？究竟应当终结还是重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必须在“交往理性”的共识基础上进行重建；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使现代性的后果在全世界范围内集中暴露，对这种“风险社会”必须进行反思，提出了“自反性”的主张；利奥塔认为现代性理念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丧失，必须对现代性进行“重写”；沃勒斯坦认为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历史正在终结，现代“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着新的转型；阿尔布劳认为现时代已被“全球时代”取代，现代性的观念和规划必须被“全球性”所超越……反映在社会理论方面的种种话语，是与各种以“后”字开头的术语相关联的，如后工业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现代社会、后历史文化、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精神……这种“后”字正在开启一个不同于现代性思维与制度的新的全球化时代。
　　 由于全球化使现代性的危机与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集中的暴露，因而要求对以个体思维、民族/国家思维及其制度为主导范式的现代文明进行超越。应当说，全球化新的时代要求是现代性思维与制度发生变革的历史根据，由于其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世界和谐发展的要求，必须要在世界观的创新中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全球化的发展，对以个体思维和民族/国家思维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性理念及其制度构成了具有根本性的挑战，这成为当代思想理论界无法回避和应当解答的“全球性议题”：
　　 第一，全球化促进了全球交往与普遍联系，促使人类正在突破西方现代性规划的范式，力图超越民族/国家思维或某一狭隘文明圈的界限，正在开始形成全球多元一体的新格局。其实全球化并非始于当代，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向全球拓展时就已经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按马、恩的分析思路，“物质的”（经济的）与“精神的”（文化的）的全球化使现代性不再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方”，而是形成一种“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将扩大全球多元文明对话、交流、融合的机遇与空间，正在突破和超越以西方现代性规划的特定模式，创造出一种适应全球时代多元一体的世界新格局。
　　 第二，全球化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与风险，使现代社会发展由一种确定性的规划变成不确定性的冒险，要求实现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思维转向反思自省的全球性思维。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与风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各个层面。这些全球性问题中最关切人类利益的就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和平问题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战争冲突，而是涉及整个“地球村”居民的生存安全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发展问题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贫富分化，而是牵挂全人类命运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及其在全球社会中的扩张，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现代消费社会病态的生存状态、工业主义破坏性的实践模式以及人类思想信仰与社会制度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风险性。全球化社会成为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罩，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可能之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 高风险性也就是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品质：“一个普遍性的阴影现代（Schatten moderne），即工业化的世界性后果的社会，捣毁了旧的工业社会的生活秩序。” 全球冲突不只是资本逻辑引发的利益斗争，更出现了文化逻辑引发的文明冲突，民族、宗教、信仰问题成为诱发全球冲突的重要因素。因此，面对全球性问题与高风险社会，要求人类必须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思维转向反思自省的全球性思维，以重建全球性的理念与制度。
　　 第三，全球化针对现代性的后果促进了人类共同体的全球主义意识，使人类由“独白”走向“对话”，由“独断”走向“共识”，建构全球化时代要求的新世界观与新思维方式。
　　全球主义意识是人类面临全球性问题时所达成的理解与共识，以全球视野通过对话达到协调与和解。阿尔布劳认为全球主义是指把全球的“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关注对象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作为世界公民生活着……都在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全球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罗伯森则把全球主义概括为“把世界作为单一整体的共同意识”。 全球主义意识主要包括如下要点：在协调一致中整体地考虑我们自己；多元文化意识的增长和单向交流的终结；社会行动者自我反思性意识的强化；认同的拓展。 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全球主义意识，激发人类从狭隘封闭的自我独白转向通过协商对话，从独断专行转向达成人类共识，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然而基于宗教对话达成的所谓“全球伦理”、“普世伦理”也好，哈贝马斯精心建构的“交往理性”、“商谈伦理”也好，罗尔斯关切的“公共理性”、“重叠共识”也好，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的“差异哲学”也好，吉登斯主张的“对话民主”也好，这些主张虽然表达了全球化时代所应具有的宽容性、多样性、差异性、合作性、与对话性等诉求，但都由于缺席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难以从全球整体利益角度达成人类性共识，因此需要从“天下”思维出发建构新的世界观与世界制度。
　　
　　
　　 二、“天下思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及其思维特质
　　 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对全球化理念与制度的想像中，赵汀阳率先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智慧与具有时代新意的“天下体系”理论。这主要体现为他的两篇长文《“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天下”概念与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集中凝结于他的专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分析世界的思维视域与解释范式。
　　赵汀阳对“天下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有着充分的自觉：“（1）为什么世界必须成为一个最高和最大的政治单位？（2）为什么世界需要一个世界制度？（3）领导和管理世界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合法性落实在哪里？” 赵汀阳认为：“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严重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着所谓的‘无效国家’(failed States)，而是一个‘无效世界’(failed world)。” 他指出造成这个“无效世界”的深层原因在于“哲学准备上的贫乏” ，于是世界成为“没有世界观的世界”， 即缺乏世界理念与世界制度。这里关键在于“‘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 如果只从自我出发“思考世界”而不是从天下出发“从世界去思考”，就极易造成“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和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自由世界’和专制社会对立起来，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这样的政治意识没有世界，尤其不能对世界负责任。” 他进而特别指出：“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显然是试图超越西方个体思维方式、民族/国家思维方式而提出的世界观理论，以此作为中国人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理念和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并进行了充分深入的哲学论证。在我看来，“天下体系”理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意义，主要不是多了一种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论话语，而是拓展和刷新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从“思考世界”到“从世界去思考” ，在世界观特别是方法论范式革命的意义上启发人类建构新的世界观。虽然赵汀阳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这一古老说法，但却从世界哲学意义上赋予其全球化时代崭新饱满的政治文化意蕴，显然属于借题发挥的创造性阐发，当然这也是“天下”理念的题中应有之意。
　　 赵汀阳对“天下”概念给出了如下界定，“天下”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世界：（1）地理世界——土地。“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相当于中国式三元结构中的‘地’，或者相当于人类可以居住的这个世界。” （2）心理世界——民心或公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下”，“重要意思并不是获得了所有土地（这一点从来也没有实现过），而是说获得大多数人的民心”。 （3）政治世界——世界制度，达到“天下大同”。“这一关于世界的伦理/政治理想的突出意义在于它想像着并且试图追求某种‘世界制度’以及由世界制度所保证的‘世界政府’。” 他认为具备了上述要求的“天下”理念，正是一个饱满或完备的“世界”概念，同时“天下”概念还意味着一种哲学方法论：“如果任意一个生活事物都必须在它作为解释条件的‘情景’（context）中才能被有效地理解和分析，那么，必定存在着一个最大的情景使得所有生活事物都必须在它之中被理解和分析。这个能够作为任何生活事物的解释条件的最大情景就是‘天下’。”
　　概括地说，“天下”概念蕴涵着如下几个层面的“天下”思维原则：
　　 （1）“天下无外”原则——“天下尺度”/“世界尺度”。赵汀阳认为：“从理论框架上看，中国的政治哲学把天下看做是最高级的政治分析单位，而且同时是优先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问题要从属于天下的政治问题去理解，天下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的依据。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与之不同，西方政治哲学（以当代政治哲学为准）中没有‘天下’这一政治级别，国家（民族/国家）已经被看做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了，它的政治问题优先排序是‘个体—共同体—国家’。” 他进一步指出：“天下概念的重要性表现为这一哲学概念创造了思考问题的一个‘世界尺度’，它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国家体系尺度无法度量的大规模问题成为可能。”
　　 （2）普遍有效性与完全传递性原则——一致性/和谐性。赵汀阳认为：“如果一个政治制度的确是充分有效的，那么它就必须能够覆盖整个可能的政治空间。只要存在着部分逃逸在外或者说无法治理的政治空间，那么，这个政治制度就是有漏洞的，它必定有着它无法克服的‘外部性存在’，这将是一切混乱和无序的根源。因此，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充满整个可能的政治空间的普遍有效性和通达每个可能的政治层次的完全传递性。”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满足普遍有效性和完全传递性的政治制度，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就不存在，世界就只不过是个乱世。所谓政治，就是治乱，就是建立合法的社会/生活秩序。”
　　 （3）合法性原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世界民主。赵汀阳认为：“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惟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 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创造政治意义上的世界，也就是创造具有合法性的政治世界。从哲学上看，这表现为如何创造一个具有合法性的世界观的问题。”
　　 （4）世界制度性原则——世界政府/世界治理。赵汀阳指出：“世界是因为世界制度才成为世界的，就像国家是因为国家制度才成为国家的。” 他特别强调指出：“天下理论是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所以在这里使用哲学来分析世界政治问题，是因为哲学是分析任何理念的方法。” 因此要在天下观/世界观的引导下建构世界政府，创造世界制度，进行世界治理，实现天下大治。
　　
　　 在我看来，“天下”思维，主要蕴涵着如下几个方面的思维特质：
　　 第一，“天下”思维确立了天下为公与四海一家的大同意识，明显区别于从二元对立出发的民族/国家思维的对抗意识。天下意识真正是“从世界去思考”，而不是从自我出发去思考世界，才能真正为天下着想，做到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而对抗意识的思维前提是二元对立：将自我与“他者”对立，使完整的世界和整体的人类陷于分裂，制造人为的矛盾和冲突。二元对立思维使世界成为乱世，天下因此无法太平。天下意识正是要消解二元对立，摒弃对抗意识，从而使健全完整的世界成为可能。
　　 第二，“天下”思维确立了文化政治与伦理政治的德性原则，明显区别于实力政治与武力政治的丛林原则。德性原则是真正体现人性的原则，落实在政治上则是一种德性政治。只有贯彻了文化政治与伦理政治的德性原则才能做到天下大治；丛林原则是动物界而非人类的生存法则，遵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逻辑，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实力政治与武力政治，明显违背了体现人类尊严的道德法则。因此必需以德性原则去超越丛林原则，使天下真正成为属人的有道有德的天下。
　　 第三，“天下”思维确立了以德服人、人文教化的人文逻辑，明显区别于以力服人、独霸世界的强权逻辑。人文逻辑是以道德原则对“属人世界”的规范，是人类道德世界与文化世界的道理，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而天下也就是人文的世界；而强权逻辑是丛林原则对动物世界的要求，强调以“力”服人，靠“实力”说话，总是图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落实在政治生活中则是一种强权政治，势必抱有独霸世界的野心。“天下”思维要求的政治秩序是一个“王道”世界绝非“霸道”世界，必然是以人文逻辑对强权逻辑的超越。
　　 第四，“天下”思维确立了“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共生精神，明显区别于“己所欲，施于人”的单边主义。共生精神承诺了人类生活和人类利益的整体性，人类社会由此而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体现人人平等、互相尊重、价值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就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单边主义则背弃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和相关性，以独占代替同享、以偏好代替共识，将自己的立场与标准强加于他人，极易造成“损人利己”、减损人类整体利益的严重后果。从天下思维出发的共生精神，必然要求一种平等、宽容、和平共处的政治秩序，以此来克服引发人类利益冲突与全球政治无序的单边主义。
　　 总之，“天下”思维确立了天人、人际、身心关系的和谐性思维，明显区别于自我中心、实体为本、主客分裂的主体性思维。关系的和谐是“天下成为天下”的根本法则，是“世界成为世界”的内在根据。正是注重关系的和谐性思维而非从实体出发的主体性思维，建构了“以天下观天下”、“从世界去思考”的思维方式，成为我们当今全球化时代所真正需要的天下观/世界观。
　　
　　 三、从“天下”思维出发的和谐世界观与世界责任观
　　 “天下思维”在对现代性思维及其制度的深刻反思批判中，要求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文明等方面建构起天下观——新世界观：和谐世界观与世界责任观，以开创人类与世界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一）从“天下”思维出发的和谐世界观
　　 第一，生态家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立生态文明的天人和谐理念。本来人与生态环境是和谐统一的，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然而随着现代性的确立，人与生态的关系开始对立起来。主体性的膨胀使人与生态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逆转：遗忘了生存家园的限度，沉醉于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魂剂；缺席了生态伦理的关怀，滥觞于消费享乐主义的狂欢宴；迷失了有限理性的昭示，偏执着技术乐观主义的征服棒；僭越了天人关系的和谐，孤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狂想曲，其结果不但危及到自然生态的命运，还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命运。因此，要从主客二元分化对立的主体性，转化到主客统一协调的主体性。在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无往不胜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对自身产生的一种新的迷信。现代性规划因此蜕变成理性支配世界、主观包容客观、主体征服自然的人的主体自我膨胀过程。随着现代性问题的充分暴露，引发了当代人的生态主义觉悟，要求克服原有的排他性的、具有征服欲的侵略性，求索一种“民胞物与”、“共生共荣”的一种生存智慧。当代生态伦理学对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要求转向一种富有生态伦理和环境正义的新人类价值观。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生存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到人与环境组成的大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普遍和谐，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基在天人系统和谐共融的生态合理性基础上，开创天人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
　　 第二，社会家园——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确立协调发展的人际和谐理念。社会是人与人组成的生活共同体，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分工合作的人类社会家园。然而，现代性思维中的个人主义，使人只考虑到把自身作为目的，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诱导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危机，使社会充满矛盾与冲突，使社会家园的基础遭到了摧毁。这就要求从自我中心化的个人主义向社会和谐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当代人类的社会家园。人的本性要求个人与他人、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内在的和谐关系。一种能包容世界的人就是传统儒家所说的“天民”——不仅是作为物种的一个人，也不仅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公民，还不仅是作为人类的世界公民，它更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觉解”整个宇宙的人。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超越了一种生物性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生存本能，进而追求更为宝贵的自由个性。这样人就是一个自由的人，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超越现代性思维主导的人的片面的主体性，就为实现这种人的自由个性奠定基础。走出个人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行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革新，既打破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又实现个人对社会的依存，从而避免个人本位的误区，使个人成为社会活动的自由的个体，使社会成为个人健全发展的家园，开创出人类和睦共处、多元互补的“世界历史”时代。
　　 第三，精神家园——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确立全面发展的身心和谐理念。人不仅需要生态家园与社会家园，而且还必需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恰好是精神的危机。“上帝死了”之后，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人怎么“活”似乎都不受限制。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也失去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向往，更失去了对精神信仰的依归，这就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个体由于丧失了社会有机体的和谐，注定要承受存在主义的焦虑与虚无主义困倦，只能靠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来追求物质生活。于是现代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经济人”：“理性”地算计，“最大化”地获利，价值被金钱化，社会被世俗化，人生被“物化”。因此，要从极端片面的理性化追求，转变到以人性的丰富性为中心的合情合理性的选择。人是情与理的统一体，现代性思维所贯穿的合理性追求是靠压抑合情性要求为代价的，造成了人的丰富本性的丧失。摆脱这种困惑的出路就在于使现代生活合乎人性的要求，既体现出合理性，又体现出合情性；既要考虑到感性本能的需要，又要追求自我升华的理想，这样就达到一种新的合情合理性。超越现代性思维之后的人应当是实现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自由个性”的人，这样的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这种自由个性的人要求人与自我、理想与现实达到和解，消除现代性给人带来的精神焦虑和生存压力，开创出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时代。
　　 第四，文明家园——在人与文明的关系中确立文化融合的文明和谐理念。由于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就把西方的文明模式及其价值观念唯我独尊起来，以为资方文化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导致的结果是把他们自己的文明模式及其价值观念强加于别人。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无论是西方的中心主义，还是其他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都需要被超越。从全球文明的高度做到各个文明传统的多元互补与相互借鉴，既要看到每种文明传统关于人的价值方面所蕴含着的普遍意义与合理性，也要看到其独特性、多样性、差异性。通过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全球多元一体文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自有史以来的文明形态之间，既存在着交流与合作，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依靠前者，而后者则往往导致人类的灾难。因此，必须摒弃现代社会完全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和宗教/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分歧所带来的“文明的冲突”，以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生、共荣的新理念引导全球文明秩序的生成，开创出全球多元文明普遍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二）从“天下”思维出发的世界责任观
　　 为保证人类能够建立一个和谐世界，就要求确立人类对世界负责的世界责任观，从“天下”思维出发建构一个以天下责任统领贯通的具有逻辑涵容性的多层次的责任划界明确的人的世界责任体系。
　　 第一，个体责任——人在私人领域中对自我负责。人首先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的，这种个体存在形态注定了人天然表现为“个人”，自然要满足个体的利益和需要。而这种个体本位原则是以公私划界为前提的，即在私人领域内是自治的，应当为自我负责。从而合理的负责的个体主义，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私人领域边界内是合法有效的。人一旦在私人领域中能真正对自我负责，显然是准备对他人和世界负责的前提，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群体责任——人在公共领域中对社会负责。人也是以群体形态存在的，这种群体存在形态注定了人是社会性存在，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对其赖以生存的群体负责，要为社会做贡献，要体现出利他主义的精神。人之所以要承担起群体/社会责任，是因为人除了有私人生活还有公共生活。这些公共生活领域包括社团、社区乃至于民族-国家。在公共领域中的人的身份就是“公民”，公民不但是自治的而且是他律的，绝不能为私利损害公益，从而能切实负起公共责任的社群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是合法有效的，当且仅当这些主义以不逾越其所适用的公共空间为限，否则就变成狭隘的了。
　　 第三，人类责任——人在人类共同体中对自身负责。人还是以类形态存在的，这注定了人是类存在物，必然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要为人类整体的利益着想，要体现出全球主义的精神，这种全球主义意义上的人就是“世界公民”。成为世界公民需要超越个体、社群、民族-国家的狭隘眼界，来考量和关怀人类共同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的人类主义是合法的，当且仅当人类主义以不僭越天人和谐共生的生态秩序为限。一旦越界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损害了生态价值，最终也损害到人类的自身利益。要切实增进人类的真实利益，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天下人就要关心天下人和天下事——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都要担当人类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责任。
　　 第四，天下责任——人在天人系统中对世界负责。人更是以天人共生的形态存在的，这注定了人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必然要对“属人的世界”负责，要从天人系统的和谐与优化出发，做一个真正“觉解”宇宙的“天民”。这种天民境界（天地境界）自然涵容个体、公民、世界公民等在内的人的诸种存在形态，是人真正作为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明的升华。这样人就在合乎自然的“自在”和合乎人性的“自为”中开辟出真正“自由”的向度，人在向世界敞开的同时世界也在向人敞开，使人回归天下之道并使天下化入人的胸怀，从而人与世界同在共生的境界就是天下观。这种逻辑地涵容了人的个体观念（“以身观身”）、家庭观念（“以家观家”）、社群观念（“以乡观乡”）、民族-国家观念（“以邦观邦”）以及类观念等诸种观念的天下观念（“以天下观天下”）， 就理所应当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需要建构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才能保证人对世界负责，这样的天下观才能保证人对天下负责。
　　 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当今全球化时代全球性、人类性的世界问题，迫切需要当代世界哲学与全球社会理论参与思考并贡献智慧，理所当然不能缺席中国思想的声音。“天下”思维的提出，正准备理论地回应“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时代呼唤，关切“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时代主题，把握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和谐共荣的命运。中国哲学思想现在该是站起来面向人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发出自己作为文明古国和胸怀天下对世界负责的久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