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哲学，是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从总体和主流上看，30年来的我国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是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伟大的实践与实践的哲学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变革。作为这种重大变革的理论表达，哲学已经和正在经历着自身的变革。从哲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建国以来的哲学状况，大体可以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年代的以反思教科书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改革和90年代以来的以现代性的反省为主要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进入新的世纪，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战略决策的指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共同的努力方向，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哲学从总体上界说为“教科书哲学”，其主要依据在于：一是把全国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框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去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为标准去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作为最基本的哲学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美学和科技哲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并用它去研究、评述和批判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理论、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潮；三是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作为最高层次的真理体系，去规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艺术创作，并用它去论证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举措，从而规范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实践活动。
这种教科书哲学及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蕴含着内在的否定性。随着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的哲学研究便合乎逻辑的由教科书哲学转向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
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哲学原理界内部形成了以变革教科书体系为基本指向和主要任务的哲学改革的潮流。这场哲学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突出特点，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规律与人的历史活动、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探索的重大关系问题，并以这些重新理解的研究成果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重大意义，在于从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出发，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行为方式，以适应和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
在哲学原理界内部改革的同时，包括中外哲学史在内的各个哲学学科也出现了自身的改革，并从而深化了哲学原理界的教科书改革。西方哲学领域在翻译和评述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论著的基础上，逐步地从研究对象自身出发，把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新的哲学问题和新的哲学提问方式渗透到哲学理论探索之中，并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国哲学领域在反省其研究方法、研究态度的基础上，在学术交流中扩展了学术资源并拓宽了理论视野，对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进行反思，探索“返本开新”、“融汇中西”的途径与意义。哲学界长期以来所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在现代科学和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展开了对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形成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雏形；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和宗教学提出并研究了一系列对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问题和新课题。在整个80年代持续高涨的文化热，不仅构成了哲学原理与哲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交接点，并把哲学改革的侧重点聚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模式和协调发展的问题上。
在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整个日常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中，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文学、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都在力图建构适应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则，迫切要求哲学作出深层的理论解释和予以深层的理论支持。这就不仅推动了80年代以来的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赋予哲学改革以新的理论课题和新的理论内容，并极大地拓宽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80年代以来的“哲学论坛”比较集中地探讨了认识论的反映论与选择论的关系、辩证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价值论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历史观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关系、真理观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唯物论的物质论与实践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讨论，深刻地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代表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机械决定论为代表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抽象实体论为代表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具有丰富理论内容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回顾和总结80年代的哲学改革，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场哲学改革是在面向改革开放的现实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两个维度的交接点上，聚焦于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进入90年代，中国哲学界开始超越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以“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比较集中地探索了“哲学观”问题、“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发展”问题、“两大哲学思潮”问题和“中西文化比较”问题，从而展现出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化的研究前景。
进入21世纪，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的指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新的聚焦点。“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的精神家园建设等问题，特别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成为21世纪初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并已经和正在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

二、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把实践确立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的现实意义，是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因此，解放思想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在这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哲学革命的过程中，我国哲学承担起相辅相成的双重使命：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实现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把思想作为实践的根据和标准，即：凡是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凡是不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离经叛道和必须否定的。这就完全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彻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础，根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是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任务，也是推进整个社会解放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
以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为突破口的思想解放，蕴含着一系列深层的哲学问题。这首先是针对“两个凡是”所造成的哲学思想的混乱，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翻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现象：不计其数的哲学论著，均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形成了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
以“实践”的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概括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本质，这决不仅仅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径”问题，也决不仅仅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何称谓”问题，而是集中地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理解，深刻地昭示了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道路问题。
 “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获得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也在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刻的思想解放中发挥了哲学的作用。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看，在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中，主要是形成了下述重要理论成果：一是在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讨论中，从理论上确立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哲学基础，并为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二是在从理论上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基础上，以实践观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出发，探索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思想与反思的关系，凸显了哲学理论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三是在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中，揭示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以及作为特殊的主客体关系的“主体间关系”，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丰富性为基本内涵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四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反思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在回应“非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唯物论的挑战中，深化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五是以“历史”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变革对“世界观”及其理论形态的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理解；六是在“世界观革命”的意义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某种僵化模式和“终极真理”，真正确立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
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进而形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这既是一个艰难的理论进程，也是一个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因此，在“历史”的意义上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就必须诉诸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成果，是来源于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其一，提出和探索“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而研究和论证“实践的唯物主义”则在理论层面上深化了这个大讨论并从而推进了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其二，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反映论，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既是源于改革开放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又是为这种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其三，“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凸显的“主体性”问题和“主体间性”问题，以及由此而凸显的“交往实践”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论证和阐扬了改革开放所要求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从理论上探索和回答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的实践问题；其四，“实践的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是从理论上回答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趋向性与选择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其五，“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历史”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因而既是以“发展”的观点和“变革”的理念去回应社会生活提出的全部问题，又是对“发展”本身的哲学反思，从而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其六，“实践的唯物主义”深入地探索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个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从而在哲学世界观上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提供了最为根本的理论支撑。
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世界图景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自我意识是历史性变革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提出和回答自己时代的世界观问题：以人的当代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对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为中介的人的当代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人的当代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是怎样的？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实现当代社会的进步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实践的唯物主义”既赋予哲学以时代的目光和世界的视野，又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聚焦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问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它“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三、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
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改革，从其根本的指向性上看，是以新的教科书体系取代旧的教科书体系，也就是重构教科书体系。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则在理论探索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向，这就是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形成了“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的互动，并出现了“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和“专门化哲学”的萌芽。
整个80年代的哲学任务，是以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出发点，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程中重建它的理论体系。“体系意识”是整个80年代中国哲学界的“主流意识”、“主导意识”。所谓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无不与重构体系的“体系意识”密切相关。最为显著的标志是，80年代作为“热点”或“焦点”问题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问题、“反映论”与“选择论”问题、“辩证法”与“系统论”问题、“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问题，恰恰是作为“体系”的“四大部分”即“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中的核心问题而展开激烈论争的。具有“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更恰恰是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而提出的。然而，这种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急迫的“体系意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除去应有的历史前提，还必须至少具备三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占有充分的“理论资源”，发现真正的“理论困境”，形成创新的“理论思路”。
从“理论资源”上说，由于哲学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因此就不仅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需要重新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现代新儒家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80年代，中国哲学界虽然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马克思的“手稿”和“提纲”以及列宁的“笔记”，并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展开过较为深入的讨论，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还是对当今的时代都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在80年代，汹涌而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曾经从多方面引发中国哲学界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对“分析”哲学还是“解释”哲学，无论是对“结构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还处于“引进”、“评述”而非“反思”、“消化”的阶段。对于中国传统哲学，80年代的哲学界基本上是局限于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而极少触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至于力图“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哲学，虽然引发了哲学界的某种“激情”或“热情”，但主要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对象而被学界的一些人予以研究。缺少对“文本”的系统研究，缺少马、中、西的沟通与交流，这就是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的“理论资源”不足。
从发现“理论困境”和创新“理论思路”上说，主要是存在理论深度不够和难以取得共识这两个方面。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究竟是什么？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真正的理论困难究竟是什么？在80年代的较长时间里，人们还主要是盯住“体系”本身作文章，提出或形成了一些互有差别的新体系，诸如“一总三分”或“一总四分”的方案。当着超越对“体系”的构造而触及“内容”的时候，难以弥合的分歧造成了难以深入的争论，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怎样理解“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实践观”作为“解释原则”将构成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离开对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讨论，既不能找到真正的“理论困境”，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论思路”。
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体系”上陷入的困境，只能是从“体系意识”的自我超越中获得新的出路。这就是90年代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历史性转换。由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资源”贮备不足、“理论困境”捕捉不准、“理论思路”深度不够的问题，因此，90年代的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主要是表现在对这三大根本性“问题”的探索之中。所谓“理论资源”不足，既是由于人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系统研究，又是因为人们把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之中。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重要前提是如何理解哲学；正是因为人们对“哲学”有着相距甚远乃至截然不同的理解，才无法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理解；因此，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在当代的背景下进行哲学的自我理解。这表明，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逐渐地“聚焦”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即“元哲学”问题，并非偶然。
哲学的自我理解，既不是自我封闭的苦思冥想，也不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而是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以开放的哲学意识为基点，在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特别是当代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正是由于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以“哲学观”为“聚焦点”，才逐步“激活”了包括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哲学流派、哲学观点在内的各种哲学问题。其中，首先是“激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其次是“激活”了对“两大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寻找到“超越”这两大思潮的“思路”。再次是“激活”了对“两种文化”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为“哲学”奠定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智慧”。
以“哲学观”问题为“聚焦点”而“激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这就是“一个问题”与“所有问题”的“共振”。这种“共振”，以“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分支哲学”和“部门哲学”兴起的方式实现了90年代的哲学繁荣。20世纪最后10年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繁荣，为跨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这突出地表现在，不是以争论教科书的利弊得失和如何重构教科书体系为研究的出发点，而是把教科书作为某种退入背景的理论框架，从现实生活或现代哲学中提出问题，并且注重提问方式的转换，从而形成了所谓“开拓性哲学”。仅就哲学原理界来看，90年代以来比较集中地提出和探讨了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实践理解论问题，交往实践和语言的实践基础问题，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问题，社会认识论问题和人类活动论问题等等。这些源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哲学问题，不断地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90年代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明显地表现为“准原理哲学”的兴起。这里所说的“准原理哲学”，指的是哲学原理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双向融合。80年代以前，哲学的各个学科处于界限分明、壁垒森严、互不介入的状态。在80年代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过程中，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仍然是以各自的“研究领域”为对象。进入90年代，某些共同的“问题”开始成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双向融合的趋向：一是哲学原理界在探索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哲学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显著地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背景知识，不仅注重于哲学理论与哲学史的史论结合，以及哲学原理与具体科学的结合，而且注重于从文化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多重视角去讨论问题，并且融注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改变了哲学原理的研究方式和自身形象；二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强化了自身的“原理意识”，在探索某些共同问题的过程中，力求在“原理”的意义上形成某种哲学思想。这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式，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准原理哲学”的兴起，更加明显地凸现了90年代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体系意识”的弱化与“问题意识”的强化，还表现在“专门化哲学”的兴起。这里所说的“专门化研究”，主要是指这样两种趋向：一是注重研究人类文化的某个成分或某个侧面，并从这种研究中寻求当代哲学的生长点。这种研究趋向的突出特征，是在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语言、逻辑、观念、科学、技术、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经济等的哲学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法哲学等等。二是注重研究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及其所提供的方法论，其中主要是深化了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多诺等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强化了哲学研究的职业化和学术化，从而突出了各种“具体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这种“专门化哲学”的兴起，为中国哲学界走出简单、抽象、空洞的哲学论争，在坚实的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更富于创造性和启发性的世界观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90年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在总体趋向上，主要是集中研究五个大问题，即“元哲学问题”、“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发展问题”、“两大思潮问题”和“中西文化问题”。蕴含在这些问题之中的根本问题，则是现代化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从其根本的目标和目的上看，就是使中国从前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变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而实现这一目标和目的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目标和目的、途径和手段，既蕴含着世界性的共同问题——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问题，又表现为当代中国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从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由此便决定了中国哲学界所面对的两大课题：一是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二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正是这种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和民族性课题，要求中国哲学界从理想化的“体系意识”转向现实性的“问题意识”，从传统的教科书哲学转向90年代的以现代性的反省为主要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
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构成了当代哲学的宏观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基础。以建立发达的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化过程，既是一个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过程，又是一个空前的个体社会化过程——以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过程。由此便构成了“现代化”的双重性矛盾，以及理论地反思这种双重性矛盾的当代哲学课题。现代化所实现的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造成了包括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紧张等在内的“全球问题”。而市场经济所实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挺立了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又造成了人的物化状态。这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性矛盾所构成的“现代化问题”。
面对现代化的双重性矛盾，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把现代化所实现的自然的人化即自然的隐退，视为哲学一向所寻求的绝对性、确定性和终极性的消解。真理观的多元论，价值观的相对论，历史观的非决定论，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性解释原则。由此便形成了当代哲学的形上与形下、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终极关怀与“消解哲学”的尖锐冲突。
这种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及其在哲学层面上的理论思潮，不能不引起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哲学界的强烈反应，并把这种强烈反应聚焦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以现代化的反思为核心问题，90年代中国的哲学主流，理所当然地把哲学研究的视野集中在如下的问题上：当代哲学的功能和使命是什么？这就是“元哲学问题”；当代哲学怎样理解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当代哲学怎样评价现代化的利弊得失？这就是“发展问题”；怎样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两大思潮问题”；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沟通？这就是“中西融合问题”。
“元哲学问题”，即哲学在各个历史时代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问题，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国内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从《哲学研究》1987年第8期所组织的“哲学的特点和功能”讨论专辑来看，国内哲学界还主要是从特殊与普遍、思想与反思等角度去辨析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从而界说哲学的特点与功能。1989年《中国哲学年鉴》所整理的“关于元哲学的讨论”，则主要是集中于探讨“究竟什么是元哲学”，以及“元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些讨论推进了国内哲学界对哲学的反思和理解，但还没有从“现代化”这个时代课题出发去探索当代哲学的特点、功能和使命。进入90年代，国内哲学界关于元哲学的讨论，则明显地突出了对哲学的当代反思，特别是突出了对哲学与当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反思。有的论者从哲学表达的实质是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把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根本性转变归结为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从远离生活的彼岸世界回到现实的人间世界，因而把当代哲学的使命确认为对当代人类存在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哲学思考。有的论者提出，哲学就是每个时代的人们对自己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整体性问题的思考，是关于人的生命活动在某一时代的总体特征、全面情势和基本发展趋向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些元哲学思考都把当代哲学聚焦于当代人类的存在方式上。
“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对于国内哲学界来说，首先是人的实践活动问题。80年代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其实质内容就是用实践观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入90年代，则是把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体地探索实践与人的主体性、实践与交往、实践与语言、实践与理解、实践与日常生活、实践与真理和价值等问题。在现代化的反思中，哲学界开始注重从当代实践的特点出发去研究当代人类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并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而是深层地表现为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弱化了计划经济模式下个体对“单位”这个“小社会”的依赖，既强化了个体的独立性，又强化了个体的社会性，从而使个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消费方式、享受方式、交往方式和整个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哲学界正在透过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重新理解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探寻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之路。
“发展问题”是现代化思潮与反现代化思潮争论的焦点。进入90年代，国内哲学界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发展的价值基础、合理性目标以及发展的代价等问题。有的论者提出，发展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中性的纯粹的经济增长过程，也不仅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过程，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它决定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代价”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被否定和牺牲的替代性价值，即主导价值趋向对其他价值形态的抑制、否定和牺牲。还有的论者提出，价值观的主导范式具有强烈的时间效应，价值观自身不能先验地确定自身的合理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首要的是立足现代化对前现代化价值观的反思，而不是立足后现代化对现代化价值观予以反思。关于“发展问题”的这种哲学思考，从理论上支持了当代中国对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进入21世纪，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关于发展本身的研究。
“两大哲学思潮”是指盛行于现代西方哲学之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它们的形成、演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理论地表达了现代发达国家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深层矛盾。所谓“两大思潮问题”，就是国内哲学界对这两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反思，其深层的理论内涵，则是对“现代化”的哲学反思。80年代，国内哲学界主要是注重对这两大思潮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观点的介绍与评述。进入90年代，则使深层的“现代化”问题上升为探索两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主导思想。许多论者提出，学术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标志了一定人生选择的内涵。两大思潮的对立与融合，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与社会模式化的紧张关系以及要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的时代潮流。
“现代化”既不是抽象的普遍性，也不是与历史传统的断裂，它的实现和表现形式，必然具有民族的特色和保持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所谓“中西文化问题”，即是探讨一种以中西文化对话为方向的现代民族文化的可能。这种讨论的热点之一，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深刻地反省了探讨“中西融合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有的论者提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是否在感情上依恋于作为母体的儒家文化，而在理性上又以欧洲模式为基准？现代化应当具有多元模式，我们是否应当和能够超越这种“依恋”和“基准”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与多样性，构成在新的世纪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问题。
20世纪90年代我国哲学界所探讨的五大问题，显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当代中国的哲学思考。但是，以探讨这些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反思，却标志着90年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已形成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化，形成了“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的互动，标志着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在现代化的反思中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四、科学发展与关于发展的哲学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这个基本理念改变了中国，使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正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地深化了对发展的认识，形成了指导全部工作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战略思想。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基本理念的当代中国哲学，在新的世纪所展开的关于“发展”的哲学研究中，为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在哲学的层面上研究“发展”，“实践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切的是“发展观”。“发展”，这并不只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评价。“发展”与“发展观”是密不可分的。“发展观”，是基于对“发展”的评价标准而构成的在实践中作出顺序性选择与安排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理论。因此，“发展观”总是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密不可分的。
在集中地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发展”的要求，首先必须是“加速发展”。正是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又好又快”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形成“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我们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为依据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程度和水平，才能凝炼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
进入21世纪，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仅标志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意味着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面对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经济的发展比较自然地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东西的差距拉大了，城乡的差距拉大了，贫富的差距拉大了，这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地、并不自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最严峻的迫切问题。
以理论的方式面对现实，中国哲学界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思考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为深入地探索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片面性”是它的“发展形式”，即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暂时利益”的舍弃，由此便造成了反观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的矛盾。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深刻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历史尺度，在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实现微妙的平衡，从而自觉地促进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出发的，而且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反思为基础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最为严峻的迫切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的进步，而且还表现为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生态的破坏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形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发展的哲学反思和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哲学和科学的“显学”。
“发展”问题蕴含着一对根本性的矛盾，这就是发展的“标准”与“选择”问题。“以人为本”和“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它为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标准，为发展中的思想和行为的选择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即：我们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个发展理念的实践意义是巨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把人的目的性要求变为现实的活动；目的性，是实践活动的灵魂。对人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判断，而是某种目的、理想、价值的实现。发展是实现了的目的、理想和价值。正因如此，确立发展的标准，并依据发展的标准而确认实践中的价值排序和行为选择，就具有不容回避和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实践意义。
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的，也是“反驳”实践的，即：理论不仅规范和引导人们“做什么”，而且规范和引导人们 “不做什么”。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共识，就是“观察渗透理论”。这个共识告诉我们，人们总是以某种理论、观念去观察现实，并用这种理论、观念规范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式。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求我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全面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作出顺序性的选择和制度性的安排，并为这种选择和安排提供赢得人民支持的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反驳”违背人民利益的实践，“反驳”阻碍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践，“反驳”各种“形象工程”的实践，“反驳”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推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实践。

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哲学界的共同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教育改革获得了新的体制性支持。一批高校的哲学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一批高校的哲学研究机构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批高校的哲学研究基地被确定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一批高校哲学院系的申报研究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的重大或重点项目。教育部先后聘任专家组成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社会科学委员会及学风建设委员会，有力地推进了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尤为重要的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列为首批重点建设项目，并先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等教材列为重点建设项目。改革开放30年来，哲学各个学科专业召开了数以千计的各类学术研讨会，在学术争鸣中推进了哲学的学术研究。其中，自2001年至2007年，连续七届的“马克思哲学论坛”，深入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的反思、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等重大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讨，进而延伸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研究，特别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界的共同使命。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并取得了越来越丰富的研究成果。
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中华民族是富于哲学智慧的民族。中国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有的概念体系与表达方式，并形成了集中地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精神。我国当代学者在总结和概括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哲学精神，这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革故鼎新的发展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社会和谐的理想观。中国哲学凝聚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认知和感受，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恢宏气派和独特风格。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等，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国传统哲学的肥壤沃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和升华这一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为重要的内容。自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国哲学界已经自觉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实践最鲜明的主题和当代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动；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任务，也是我国哲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内容。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内容是哲学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在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教育部采取各种重大举措以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一批“面向21世纪的课程和教材”在哲学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批高校哲学教师获得了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一批哲学课程被评审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一批哲学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些哲学学科教学团队被评审为国家级教学团队。这些成果切实地推进了我国的哲学教育改革，强化了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培养“人”的哲学教育不仅直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教养，而且间接地提升了全体公民的人文教养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教养。近年来，我国哲学工作者以撰写和出版哲学普及读物等方式，直接地向社会公众宣讲哲学。例如，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丛书，先后出版了《西方哲学十五讲》、《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哲学修养十五讲》、《文化哲学十五讲》、《美学十五讲》、《宗教学基础十五讲》等著作，并成为2004年度畅销书，对普及哲学知识和推进人文素质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尤其是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对于提高和扩大我国文化的“思想力”、“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哲学界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关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会通和融合的讨论，还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反思和重建；无论是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呼声，还是让西方哲学“说汉语”的努力，都体现了学者们对此的自觉意识。实现这一历史任务，需要我国哲学界真正地面向世界与未来，立足于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创造出有个性的、原创性的、具有典范性的伟大哲学作品，从而在世界哲学领域发挥其影响力，赢得世界哲学界的关注和承认。
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哲学，是反思传统、面向现实、开拓未来的哲学。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无限光明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