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守护者
贺来[①]

        得知罗蒂去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2004和2005年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年学术访问，罗蒂教授是我的指导老师。回国之后，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与罗蒂的结缘，是我生命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与罗蒂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并学习到了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尊重“他者”、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与他人“团结”的开放心态和民主精神，而这一点，是与他的哲学信念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当代哲学界，罗蒂早已声名显赫，名闻天下。但在他身上，我丝毫看不到国内一些所谓“学界大腕”们“舍我其谁”的骄矜和霸气，相反，他是一个十分低调、谦和甚至有些害羞的老人。与其交谈时，他总是首先十分专注地倾听对方，然后用缓慢、清晰和低沉的声音，复述一遍所听到的内容，并询问理解得是否准确，最后才以一种探讨的语气表达自己的思路和观点。我与罗蒂在年龄上相差近四十岁，在资历和学术地位上更是相距甚远，第一次在斯坦福大学校园中他的办公室与他见面时，我心情颇为紧张，但一段时间过后，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在不经意中，我们已经在一种平视的状态中、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在进行学术对话与探讨，这完全是因为罗蒂人格深处的民主气质和教养所自然带来的效果。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文化上的“他者”，罗蒂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他亲自驾车领我参加他认为有价值的同行聚会，把我引介给其它学者，让我与美国哲学界有更广泛的接触；他给我推荐他认为好的课程（不仅哲学系的，他多次建议我去听法学院有关法哲学的课程），并约定时间和我讨论这些课程的内容；他给我列出一份斯坦福大学对我的研究可能有帮助的学者名单及他们的联系方式，并告诉我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叮嘱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去找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俱乐部里，他自掏腰包，把哲学家、作家与翻译家等聚集一堂，共同交流各种学术与文化信息和动态；他邀我参加他为研究生开设的研讨班，并在课后就研讨班中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专门讨论；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我提出的种种问题，是使用得最为频繁的交往方式，哪怕我的问题可能很初浅，甚至完全建立在对他观点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他也很平和的、不厌其烦地做出自己的论证并提供他认为相对合理的解释，当他认为有些问题无法回答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困惑并坦然相告：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罗蒂在对待他的同事、他的论敌时，同样表现出这样一种开放、平和与民主的心态。对于自己的哲学立场和理论观点，罗蒂无疑是十分自信而坚定的，但对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他体现出一种十分豁达的风度。印象颇深的有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个研讨班上，一名深受分析哲学影响的博士研究生突然站起来，向罗蒂发难：“你刚才所讲的，按照John Perry[②]的看法，完全属于胡说八道！”正当教室的空气因这突然的发问而陷入凝固时，罗蒂教授微微一笑：“当然是胡说八道，因为John Perry不是实用主义者！”，顿时，在全场一片心领神会的笑声中，刚才的紧张气氛被驱逐得无影无踪。[③]容忍、尊重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乃是实用主义所理解的“道德理性”。罗蒂自称“反讽的自由主者”，而他所理解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条件乃是：“自由主义者相信残酷乃是我们所为最恶劣之事”[④]，这种自由主义者在公共生活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乃是减少残酷，与其他人结为一体以实现人们之间的团结，而实现这种团结，所依靠的不是某种共同的语汇与普遍的真理，而是“人人都会有痛的感觉，尤其是其他动物所不可能有的那种痛：屈辱”[⑤]，通过“想象地认同他人生命中的细微末节”，来获得人类的团结感，乃是“反讽的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价值信念对罗蒂来说，这不是停留于笔头纸面的哲学宣言，而是落实在生命个体伦常日用中自觉的生活态度和处事原则。罗蒂最为敬重的哲学先驱杜威曾说：民主不仅是一套哲学观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与生活是内在统一的，这是实用主义的深层信念。在与罗蒂的交往中，我深深地领会到了这种内在统一所包含的意蕴。8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哲学界最具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可以说，国内中青年一辈的学者，很多都受惠于他关于哲学的具有变革性的见解。但据我观察，不少人对他的了解基本局限在《哲学与自然之镜》和《后哲学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理论视野。事实上，罗蒂哲学包含着远比这些更为丰富、深刻和穿透力的内容。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与他的交流中，我除了试图较全面地了解其思想的各个侧面，更为关心的是这些思想对于推动国内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哲学水平的提升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在如此之短的篇幅内，无法用寥寥数语来对此展开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我只想在此指出其中具有突出意义的三个方面。[⑥]因此，罗蒂明确反对“一切皆可”的犬儒主义，而是要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前提下，求助于人的“想象力”的解放，求助于对“他人”的“描述”，来减少残酷与屈辱，寻求实现社会进步和个人自由的可能道路。对于人与社会的未来，罗蒂怀有一种深深的忧患甚至悲观的情感，与之交谈时，他多次表示：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中的某一天，人类将整体毁灭于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核弹的爆炸声中，之所以在核弹发明之后人类尚没有被毁灭，这事纯粹属于偶然。就此而言，罗蒂的“后形而上学希望”所表达的是一个哲学家在危机四伏的时代里所作出的自觉的理论选择，它呼唤人们去获得这样一种实践智慧和社会理性：如何在一个既无神、也无先知的现代世界有尊严的度过自己的人生，如何在残酷、不公和毁灭性的“恶”仍然强大的星球上保持对他人痛苦的敏感从而增进人们的团结，以避免人类的集体毁灭。

        阅读罗蒂著作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的为人和处事风格。在《协同性还是客观性》一文中，罗蒂说道：“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渴望客观性并非渴望逃避本身社会的限制，而只不过是渴望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渴望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范围”。

        罗蒂是8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哲学界最具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可以说，国内中青年一辈的学者，很多都受惠于他关于哲学的具有变革性的见解。但据我观察，不少人对他的了解基本局限在《哲学与自然之镜》和《后哲学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理论视野。事实上，罗蒂哲学包含着远比这些更为丰富、深刻和穿透力的内容。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与他的交流中，我除了试图较全面地了解其思想的各个侧面，更为关心的是这些思想对于推动国内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哲学水平的提升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在如此之短的篇幅内，无法用寥寥数语来对此展开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我只想在此指出其中具有突出意义的三个方面。

        首先，罗蒂哲学那种既立足于对本国哲学传统的重新阐释，同时又广泛吸取世界哲学优秀成果，经过综合创造卓然自成一家的学术路向，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实用主义是美国本土的哲学，但很长时间以来被人视为一种肤浅的经验哲学遭到冷落，来自大洋彼岸的语言分析哲学取代了其位置，成为了美国占据主流地位的哲学形态。罗蒂几乎凭只手之力，把实用主义这一曾一度尘封在博物馆中不见天日的思想传统打捞出来，置之于当代哲学的发展脉胳中，使之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美国哲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哈贝马斯称罗蒂实现了整个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转向”可能略有夸张，但罗蒂基于本国哲学传统，通过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内在沟通，开启了当代哲学中一条不可忽视的思想道路，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罗蒂的工作启示我们：大量引介和吸收国外哲学成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离开本土的文化资源和思想传统（无论对这种资源和传统采取何种态度），这种引介和吸收就很难真正扎下根来，也难以催生出真正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创作。

        其次，罗蒂以“反讽的自由主义”为核心概念所建构而成的政治伦理哲学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原创性、变革性的思想内涵，它对一系列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提出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并针对当代人类现实的伦理政治生活所面临的挑战做出了深具启示力的理论分析和回应，为我们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人类的伦理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和学术资源。我曾问过罗蒂这样一个问题：“在你所写过的所有著作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部？”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偶然、反讽与团结》，与别的书相比，它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该书中，罗蒂解构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所依赖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反讽”、“偶然性”等概念的创造性阐发，提供了一种全新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反讽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既捍卫个人在私人生活中的“自由”，同时又要求公共生活中的“团结”，因而既区别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在我看来，罗蒂的“反讽的自由主义”为超越当代政治伦理哲学中的“左”与“右”、“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两极对立提供了一条富有启示性的思路。也正如此，罗蒂遭到了来自“左”和“右”的交叉火力的激烈批评。但我认为，这种批评恰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罗蒂独辟蹊径的思想个性和理论冲击力，也凸显出了其思考所具有的难以忽视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思想启示性。

        最后，我认为，罗蒂关于“后形而上学希望”的思想抉择值得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与尼采、海德格尔、杜威、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一样，罗蒂十分清醒地认识并深入剖析了传统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理论传统所包含着的深刻困境因而十分自觉而坚定地选择了“后形而上学”的立场，但另一方面，罗蒂并不放弃“乌托邦的希望”，而是试图用“希望代替知识”、“以想象代替理性”，在“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中去捍卫人们的自由生活和社会的正义，他明确宣称：“对我们而言，思想与社会进步的目标，不再是真理，而是自由”

        获知罗蒂去世消息后，我通过电子邮件写信给罗蒂夫人玛丽表达我深深的悼念，第二天就收到了回信，在信中，她说道：“如果理查德知道他正收到世界各地如何之多的问候和悼念，他一定会非常吃惊并为之高兴”。罗蒂在世时，招致了各方面种种误解和攻击，同时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和钦佩，这是他之所以会“吃惊”和“高兴”的原因。作为一个终身与“非历史”的“永恒实在”作战的哲学家，我想罗蒂一定不会相信所谓“灵魂不朽”之类的说法，但他的思想和著述，他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和对“人类团结”的热忱，一定会以其独具的个性和原创性，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教化”和“启迪”，这正是对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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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 John Perry，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教授，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③]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410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④]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14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⑤] 同上，93页。
[⑥]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