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传统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而超越西方传统哲学也就是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既要内在于意识，又要超越意识自身，这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所以，“内在”与“超越”是内在意识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可能的道路就是走向非哲学的“思想”。

关键字：内在 超越 形而上学 思想

一、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根源
西方传统哲学在其本质上就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而超越西方传统哲学也就是要走出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对此海德格尔、德里达、列维纳斯、马克思等人都有过相关论述。那么，为什么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必然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西方哲学所以采取了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首先取决于古希腊哲学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古希腊哲学起源于人类对理性能动性的自觉，即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自觉到自己有理性的思维能力，即对人的意识能动性的自觉。人类对意识能动性的自觉，是自然界和人类学的最重要的事件，它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也是自然的断裂和巨变，从此人成为人，自然也开始了人化或非自然化的过程。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意识能动性的产物，而现代人面对的一切全球性问题的困扰，也都跟源于人的意识能动性[①]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十分重视这种理论思维能力，并把它看作人区别于动物，看作是人性中接近神性的东西。柏拉图认为哲学起源于惊讶和好奇，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把“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学术研究看作人生的理想和目的。因为既然人有理论思维能力，那么最充分地去实现这种理论思维能力就是人的生命的完成，也可以说就是人的生命的意义。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学术研究就是人的使命、目的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在其最初的发展路向上就有着生存论的关怀。按照这样的一种思路，充分运用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其结果就必然会发展出一种用概念范畴的形式去规定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用思想把握时代”。用思想或概念范畴去规定和把握世界，就必然会把世界变成思想。黑格尔也知道人不仅有理论思维能力，还有其他的意识能力，“精神，作为感觉和直观，以感性事物为对象；作为想象，以形象为对象；作为意志，以目的为对象”[②]，只有思想是以思想为对象。哲学就是用思想去反思思想，一旦用思想去看世界，意志、情感、目的、表象等等，一切就都变成了思想。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用思想去处理情感、意志、乃至整个世界的一切对象的时候，必然把他们全部还原为思想的规定。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用思想去把握世界，世界就必然是内在意识的世界，思想就是意识，“思想是意识的真理”。因此，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就必然是海德格尔所分析的用思维规定存在，用思维宰制存在的形而上学，从而这种哲学也必然是一种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把整个世界都逻辑化为内在意识的世界。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自觉到人的意识能动性是一个理论理性的能动性，充分运用这种理论思维能力，是人生的目的和使命，具有生存论的意义。而充分发挥、实现人类理论理性的能动性，就必然形成用思想去把握和规定世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思想作为意识的真理和本质，用思想把握世界就必然是把世界看作内在意识的世界，即我们用思想去看待世界，世界就是思想。

二、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

用思想去规定和把握存在是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根本路向，然而这种思想是否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如何证明？这是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即黑格尔所说的“思想的客观性问题”：既内在于意识又要为这种意识寻求客观依据。德里达认为这是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的根本焦虑。他认为，西方哲学两千年来都在追求这个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的共同指向就是要找出一个“超验所指”，即把思想规定投射到思想之外，从而作为思想规定的客观依据。上帝、绝对理念、物质等等都是要超越于经验之外使思想的真理性、客观性、确定性获得保障的终极基础。这也就是高清海老师曾经说的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邹化政老师把它叫做“精神物质化”。本体论化、精神物质化都意味着要给思想规定找出一个在意识之外的客观根据。在这样的意义上，西方近代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整个西方传统哲学自身就是一个悖论：它既要内在于意识，又要超越意识之外。内在意识是由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要超越意识之外则是由思想规定的客观性要求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思维的规定，上帝要获得一个终极基础的地位，就必须对象化、异化，并投射到人的意识之外，作为外在于人的最高根据。因此，无论是保存着偶像崇拜残余的原始宗教，还是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总要一定程度的把上帝物质化，否则那个上帝就是缺少客观性的上帝。同样，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要外化为自然也是为了寻求一种客观性，没有客观性的环节就不可能成为内在意识的客观支撑。“自为的理念，按照它同它自己的统一性来看，就是直观，而直观着的理念就是自然&rdquo[③]从而绝对理念作为一个自然的逻辑先在的根据，就在自然之中，而不是超越于自然的独立存在。所以，绝对理念作为全部内在意识的最高根据，它必须具有客观性，从而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内在意识。

用思想这种形式去把握世界，就必然把世界变成思想的世界，即已经被思想的逻辑之网规范了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康德的物自体，没有思想这张网我们就无法看世界，而透过这张网，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思想，不是物自体。所以，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要求超越意识自身，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悖论。要使内在意识的思想规定有客观性、确定性就必须使意识达到外部对象，即康德所说的认识何以可能，胡塞尔所说的内在的意识如何切中外部实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头脑中的这些思想规定、观念如何和外部世界相一致，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所以，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④]。同时，这也是西方传统哲学所无法摆脱的困境，即思想规定如何能够达到外部对象，如何能够和外部对象相一致。
当胡塞尔说，“内在本身是无可怀疑的。内在如何能够被认识，是可理解的，恰如超越如何能够被认识，是不可理解的一样”[⑤]时，同样也是缘于这一基本困境。只有海德格尔有力地揭示了这一困境，击穿并瓦解了意识的内在性。按照伽达默尔的评价，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功绩：“自那（海德格尔——引者注）以后，许多人都开始认为追问主体如何达到对所谓‘外部世界’的知识是荒谬的、陈腐透顶的。海德格尔把坚持提出这类问题的现象称为真正的哲学‘丑闻’”[⑥]。人的意识怎么能够超越内在意识呢？意识经验只能无限地扩展，而不能走出意识之外。所谓“超验的”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只要知道了就在经验之内，超验是个悖论。因此，内在意识如何超越走出、出离、在外的表述，确实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困难。这也直接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既内在于意识，而又要求超越内在意识的矛盾的批判。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批判
现代西方哲学为什么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这可以看作是海德格尔、马克思、列维纳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共同的理论取向。
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关注，即对专制和暴力的恐惧。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一个直接的根源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造成的大屠杀的后果，阿多诺、利奥塔等很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把奥斯维辛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认为同一性哲学就是死亡哲学，理性同一性即是奥斯维辛背后的哲学根源，它以理性的名义对非同一的、差异的、异质的东西加以毁灭。“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这个“必然”，在他们看来就是理性的规划。
理性的规划，即对非理性的、不合理性的东西进行无情的裁减，这是现代性的逻辑。而且现代性建立起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官僚、军事机械系统，从而个人的活动只是按照系统的指示执行，而对由这一系统造成的罪恶不必负任何责任。汉娜·阿伦特把这种罪恶称之为“平庸的邪恶”，认为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照罪恶统治的法规去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这种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而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罪恶因其动机的肤浅而平庸。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现代性建立的这种理性的、发达的官僚系统，从而使任何个体在这个理性系统中都失去了作为个人的情感和理性判断能力，一级级都是在按“规则”做事，任何个人都不负有直接责任。鲍曼把这种现代性的逻辑追溯为一种大屠杀的逻辑，认为黑格尔应该为奥斯维辛负责。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海涅也曾经说过，康德是思想界的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杀死了法国国王，康德杀死了上帝）。哲学教授坐在平静的书斋里却可能掀起一场世界性的思想风暴，这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人们确实可以看到的哲学理性思考的历史威力。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对形而上学同一性与意识形态的暴力进行严格区分，哲学有可能被政治所利用，从而成为某种激烈的意识形态，造成可怕的历史后果，但是哲学家并不是政治家，哲学也并不直接就是意识形态。所以，把奥斯维辛大屠杀和黑格尔辩证法作必然的关联似乎有些牵强。但是，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暴力、专制、对统治、压制的惧怕，是拒斥形而上学的最重要的理由。
西方传统哲学作为希腊哲学或柏拉图主义的完成，是对纯粹思维或理性自己运动的逻辑的揭示，本身已经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先行定向（用思维规定存在，让存在的规律服从思维的规律，从而达到同一）。思维、理性已经被预设为具有绝对同一性、统一性的力量，其全部过程不过是证明这种同一性的历史材料而已。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的完成，尤其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的生存环境，使普通大众的生活愿望、理想的实现也具有了现实层面的可能性，从而人民群众对自己生活和生存状态的理解得到了大众文化层面的表达，产生了群众性的主体自我意识，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按照哈耶克的理解，普通大众的生活需要是一个充满着无限差异、丰富多样的偏好体系，它孕育着无限多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异质性、差异性、不规则性，与西方传统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性、普世性、齐一性等同一性力量发生对抗和冲突。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批判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而且现在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最鲜明地突现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这种主体性意识不断唤醒的结果。但是，这种形而上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按照吉登斯、贝克等人的看法，现代社会全球问题的出现，正是人类理性活动的历史性后果，是极端的理性主义的后果。
 
四、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可能道路
海德格尔、德里达、列维纳斯等人对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症结都看得十分清楚，也看到了其中的悖谬之处，既内在意识又要求超越内在意识，在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中，超越内在意识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悖论。海德格尔说当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被揭示出来之后，一个鲜明的提示就是“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出一个不同于“我思”的东西作为新的出发点，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海德格尔的“在”、列维纳斯的“他者”，可能都是不同于“我思”的异质性的东西，通过它们有可能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
按照吴晓明教授在《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问题》中的理解，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首先要批判这种形而上学，即“对意识做存在论批判”。这就涉及到近代形而上学对思维和存在、意识和存在关系的理解，出发点就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从“思”能否推出“在”？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我思”只能推出“思在”，而不能推出“我在”，因为按照精细的逻辑分析，“我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综合范畴了。“我思”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作为“我”的主体在“思”，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分析的概念了，而是综合的概念。所以，“我思故我在”的成立是建立在一个直觉判断的基础上的，本身并不是一个逻辑的演绎。“我思”的那个“我”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史上纠缠了数千年而说不清的问题，“我是谁？”、“什么是我？”，这恰恰是一个最需要分析的复杂的哲学问题。笛卡尔是借助于一种非直觉的逻辑把“我思”和“我在”统摄起来，从而确定了所谓近代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基点。[⑦]
马克思的“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是区别于自我意识的设定活动。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积极意义。他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是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即“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⑧]我们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加工、控制、改造劳动对象，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自由的本质，这就是后来马克思非常关注的思想，即劳动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也就是人的自由本质在对象中的实现。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加工改造劳动对象使人的理想、目的都能在对象中得到实现，从而在对象中确证着自己的人的自由本质，这就是所谓劳动的对象性活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批评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⑨]。事实上，黑格尔不是只知道一种劳动（精神劳动），而是只知道用精神或概念的形式把握劳动，从而劳动就成了概念的自我否定和扬弃，就变成了思想。所以，他对劳动的理解仍然是是概念的自我否定，仍然是站在“我思”的基点上，没有超出笛卡尔的理论视野。同时，马克思也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生产劳动的意义，用“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⑩]劳动，仅仅把劳动理解成一种牟利的活动，而不知道劳动在人的自我生成和发展中的根本作用。高清海老师在论述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时，之所以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劳动的概念叫做“否定性的统一”，是因为在劳动中，既消除了主观性的片面性，也消除了客观性的片面性。这里的双重否定，正是对象性活动的本质，通过否定达到主客体活动的统一。这样，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就超越了内在意识。
但是德里达认为，尽管劳动实现的是否定性的统一，仍然是把对象统一于主体，所以马克思实现的仍然是思维的规定，其否定也仍然是把对象性活动变成主体的双重的否定，实现的也只是主体的规定性，所以，他明确断言，马克思的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也没有超越内在意识，仍然是一种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这应该说是对“对象性活动”的最尖锐的挑战。
按照列维纳斯的看法，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道路即“他者伦理学”，面对他人的面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显现着的“他者”是一个和我一样正在进行着意向性构造的主体，在这样的意义上，意识才开始真实地超越内在意识，他者的面孔是真实的“大写的自我学”。这种“大写的自我学”要超越自身，即面对他人的面孔。“他人的面孔”是真正区别于自我意识的异质性的东西，是我们走出有限达到无限的道路。只有从面对他人面孔的这种原初的关系开始，才有后来的意识。但是，德里达认为即便是列维纳斯的“他者”也不能超越内在意识。因为关于“他者”的分析，列维纳斯并没有超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也是在面对和他者的区分中产生的。正是通过“你是谁”这样的区分中才有“我是谁”的意识。
 
五、结语：走向非哲学的思想？
哲学和思想是理解当代哲学的两个关键词。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用思想的形式去把握世界，这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作为“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11]，是概念式的认识，当我们用这种概念式的认识把握世界的时候，一切就都成为概念，成为思想。对此，黑格尔曾经作过这样的论述：“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如果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他能思维’这话是对的（这话当然是对的），则人之为人，全凭他的思维在起作用。不过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想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2]他还进一步具体指出，这种哲学思维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以思维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3]。这也就是后来德里达等人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是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所批判的柏拉图以来的两千年西方哲学用思维规定存在的思想视域。
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最后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走向一种不再用理性和概念范畴的形式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什么呢？可能是海德格尔的“思”，可能是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可能是德里达的“非哲学思想”，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用概念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那么不是哲学的思想是什么呢？这可能是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所在。
或许有一种思想，超越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超越了这种内在意识的矛盾，德里达也曾经说人类不能停止思想，“存在着一种非哲学的思想从而超越哲学”。法国的一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认为东方思想就是这样一种非哲学的思想。从这位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理解，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一种是思想而非哲学的思想形态，从而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但是，不是哲学的思想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这种“非哲学的思想”能否表达当代哲学的本质趋向？按照黑格尔的表达，非哲学思想就是没有概念的思想，那么没有概念的思想又如何可能？人们又应该以何种方式去经验这种思想？而且，就中国目前而言，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是不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这和普通大众的时代要求、倾向又有什么关系？一连串的问题吸引着我们去进一步思考，“思”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

[①] 孙利天：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吉林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②] [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页．
[③] [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9页．
[⑤]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⑥]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⑦] 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⑧] 马克思：《1844—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⑨] 马克思：《1844—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⑩]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１页．
[11] [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9页．
[12] [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页．
[13] [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