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以现代性问题为背景的社会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情况使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重新凸显，因为按照伯曼的看法，马克思是最早从社会理论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哲学家，其思想的深刻性和有效性至今无人企及[1](第二章)。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便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法性，它决不仅是马哲界的一个理论口号，而就是整个当代思想界的一个理论事实，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从韦伯、松巴特、西美尔到阿多诺、鲍得里亚、沃勒斯坦的全部现代社会理论都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论效应。本文想通过西美尔货币哲学这个个案来证明上述判断的正确性。
一、重新考察马克思与西美尔的理论传承关系
        西美尔是现代社会理论大家，权威专家认为他是第一位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他的《货币哲学》（1900）一书对现代性的深入思考比韦伯还要早好几年[2](p6)。西美尔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联系历来引人关注，有学者认为《货币哲学》是《资本论》的扩充，如果没有《资本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肯定写不出来；这决非虚言[3](pp224-225)。卢卡奇曾经谈到，当他1908年第一次接触马克思时，最初吸引他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而他是通过西美尔的“方法论眼镜”去看马克思的[4](p2)。考虑到卢卡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师地位，他的这种思想经历特别具有启示意义，使我们不能不追问：西美尔学说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显示了马克思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的理论效应？他从马克思那里接受了什么？又在什么地方不同于马克思？
       关于上述问题，学界见仁见智。刘小枫先生认为，《资本论》虽然提供了对资本的透辟分析，但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西美尔《货币哲学》弥补了马克思所忽略的现代生活感觉的变化。“西美尔把货币现象从政治经济学问题转换为文化社会学问题。”刘小枫指出，西美尔侧重于从个体生活感受来分析现代社会，其内容便是货币经济支配下的大城市生活. 他认为这种感觉论分析不仅高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也高于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结构的观点，因为它揭示了“经济生活转变的最终意义是生活感觉的转变”[5](pp336-337)。英国学者弗里斯比的看法与刘小枫相反，认为与西美尔货币哲学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学提供了对现代性更准确的解释。弗里斯比肯定西美尔在捕捉现代性体验方面的出色能力，但他认为西美尔有两个缺陷：首先，西美尔对现代文化体验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西美尔的著作没有对现代性如何到来作出具体的历史解释，”而只关注“生活现象的转瞬即逝以及我们对它们的体验”，并将其揭示为一连串永恒的“现在”。其次，西美尔对货币、分工和异化等现代社会现象的分析缺乏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向度。弗里斯比敏锐地发现，当现代性被分析为对“永恒的现在”的一系列体验时，“西美尔也许让资产阶级震惊，但与此同时也让他们得以免受惊扰，”因为资本主义不再被把握为一个过渡性的历史过程，而成了一个自我复制永远同一的自然过程，这种“短暂与永恒的辩证法”变成了对资本主义永恒性的和正当性的辩护。 [2](pp114-115、p54)。
        上述两种观点的实质性分歧在于：到底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个体生活体验的嬗变, 构成现代性的起源与动力？这个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力。但在这一方法问题背后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立场问题：西美尔与马克思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立场有何不同？弗里斯比这位认同马克思的学者认为西美尔不具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持不同态度的刘小枫则认为，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西美尔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才真正是肤浅之见，因为“西美尔看到的是更为根本的现代性痼疾——致命的生活感觉的萎缩”[3](编者序p8)。尽管我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我认为刘小枫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更有道理，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西美尔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难道真的是非批判的和非历史的，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对立？马克思除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没有对现代文化体验的任何探讨了吗？最后，在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经济结构分析与文化体验分析这两种方法难道只能互相对立互不相容，而不能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吗？
        本文认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理论，而是后者的一种理论效应。西美尔没有跟随马克思进入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论域，而是另行开发了现代性体验分析的新论域，但是作为反思现代性这一总的理论规划的一个部分，西美尔的文化社会学却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论域的主要参照系的，没有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分析，西美尔文化体验分析的问题起源与学术背景就都是不可理解的。这是因为，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乃是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主题，在这个领域产生了众多理论方案和学术谱系，其中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以至我们可以断言，马克思学说是全部现代社会理论的第一次伟大奠基，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马克思的反现代性反资本主义立场为现代社会理论奠定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不仅为人类历史预言了一个全新的不同方向，也给社会理论的后来发展定下了基调。在马克思之后，对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辩护之间的争论，始终是社会理论的第一主题。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为现代社会理论奠定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论域，并且第一次把社会理论提升到科学研究的层面。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之所以重要，倒并非因为它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经济型社会，所以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分析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本质结构所决定的。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4](p312)。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必然要成为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基础性论域，没有这一基础，后来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注意到，西美尔不止一次地强调他的文化体验分析同马克思经济分析的互补特征。在《货币哲学》序言中，西美尔明言他的目的就是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方面他明确承认马克思把经济生活看作精神文化之原因的观点仍将“保证其阐释性价值”，与此同时他又把经济本身看作是心理学的乃至形而上学的更深层观念起作用的结果[6](前言p3)。他对这两种不同方法之间关系的看法类似于一种“解释学循环”。与传统观点过分强调这两种方法的对立相比，西美尔标举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互补似乎更值得重视，因为这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与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关系更有意义。
        如上所述，弗里斯比认为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缺乏历史维度，二是缺乏批判立场。这一看法被很多研究者认同。然而本文认为，如果从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效应这一角度来看，便可发现西美尔的工作实际上既不缺乏历史维度，也不缺乏批判立场。
二、马克思的理论效应之一：西美尔货币学说的历史维度
         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这篇重要论文中，西美尔将现代性置于一种历史叙事之中。文章开篇就讲，社会理论应以一种简明的方式来处理“现代与中世纪的对立”[3](p1)，这个对立成了西美尔整个现代性分析的出发点，它是一个聚焦于经济因素的历史叙事，由此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社会理论领域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按西美尔描述，中古的社会特征就在于人身被固定在特定的财产关系中并从属于某个地方共同体，在这种关系中，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主体与客体是统一的。现代性摧毁这种统一性，“现代一方面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予它一种无与伦比的内在和外在的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它又赋予实际的生活内容一种同样无可比拟的客观性。”西美尔的课题是说明“这种分化过程的双方怎样受到货币经济的影响，”他的这一思路受到马克思的明显影响：（1）货币经济瓦解了中古自然经济时代特有的人身与物权之间的直接联系。按西美尔的描述，货币经济意味着在有个性的人和有特性的具体事物之间，出现了一种完全抽象的即自身无任何特性的媒介，使得人与事物间原有的那种直接联系被切断：“货币经济在人和财产之间造成了一段距离：它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被中介联系起来的关系。”[3](pp1-2)这个分析显然受了马克思的启示，这种情况曾被马克思更深刻地揭示为内在于商品之中的具体与抽象的矛盾，表现为商品中的交换价值被抽象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成为与商品本身相对立的“第三物”，这就是货币 [7](pp99-100)。（2）货币经济破坏了中古时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原有联系。西美尔指出，这种旧式共同体无一例外都以某种完全特殊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共同体将个人的整个存在包括于其中，共同体本身的存在也完完全全直接体现在其成员身上。货币经济摧毁这种旧式共同体，使原来的各种特殊个人关系统统失效，同时使一种新型的共同体产生出来，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只保留纯粹的金钱关系[3](pp2-3)。这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著名观点：货币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而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 [7](pp177-178)。
        这就达到西美尔对现代货币本质的一个最重要规定：货币代表了一种凌驾于一切具体事物和具体价值之上的抽象价值，西美尔称之为“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3](p3)。当这种抽象价值取代中古社会重视个别特性的传统价值观，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价值判断标准之时，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后果随即产生。西美尔对这些社会后果的分析是一种富于辩证意识的历史叙事，再次显示了马克思的深刻影响。
        西美尔首先肯定，货币正是以它的“无特性”这一特性，为整个社会实现一种全新的整合“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完成了“文化所经历的一种最巨大的变化和进步”。货币能够在完全不考虑个性和特别之处的前提下把人和事物结合在一起，以一种与传统共同体完全不同的“非人格的方式”将个体的生活与行为重新组织起来。“货币以此使得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强调彼此的分歧和保留的个人与团体的行动能够协调起来。……货币为所有的人创造出一种广泛的共同利益水平，为直接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为方向提供了一致性。”在西美尔看来，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货币使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都达到了中古自然经济时代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水平，并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货币在自由和结合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关联”。西美尔指出，中古时代人与人之间有个性的结合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而在现代社会，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种截然相反趋势的强劲发展：货币一方面使一种借助于完全无特性故而到处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和理解媒介的、因而是普遍的结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给个体的自由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3](pp3-6)。我们在马克思著作中早就看到过这样的研究结论：相对于古老共同体中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有限的个性表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人的一次解放[7](pp107-108)。西美尔所描述的货币经济中“自由”与“结合”的辩证法，毫无疑问是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启示。
       然而另一方面，货币在带来进步和自由的同时，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价值危机和意义危机，后者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更加关注的方面，他以高度敏锐的洞察力描述了这些危机。
       首先，货币在给个人带来自由的同时，也剥夺了生活的固定内容，由此造成了现代人生活意义的丧失。西美尔回顾了中世纪的农奴获得解放起始于13世纪开始允许农奴用支付货币的方式来替代劳役地租和其他人身义务，称这是 “迈向自由的强有力的进步”，因为用货币取代义务意味着：“不再要求直接的（个性化的）人身行为，只要求人身行为的非人身的结果”。然而，农民获得这种解放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传统生活的固定内容和固定对象，那是无法用货币估价但却给生命以意义的东西。西美尔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意义危机的开端：“一方面，人们认为将一件拥有物转换成货币是一种解放。借助于货币我们可以以任何一种喜欢的形式享受事物的价值，……然而正是这种自由，有多少次同样也意味着生活的空洞和缺乏实质的生活意义！” [3](pp6-8)
       其次，货币经济确立起抽象价值对一切具体事物和具体价值的绝对统治权，造成了现代社会价值秩序的根本性颠倒。金钱可以购买一切东西，因此可以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事物。当任何个别事物的独特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价值来衡量时，品质和独特性这些东西便不再被重视。“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西美尔把这种价值颠倒称为“夷平”：当事物本身的独特价值被归结为值多少钱时，“一种夷平过程的悲剧”也就开始了。[3](pp8-9)。西美尔此处实际是在重提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那个著名案例：金钱可以把人们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不完善的东西和使人痛苦的妄想，同时又能把真正不完善的东西和妄想变成人的现实的本质力量[9](pp107-108)。他同时也启示了舍勒后来对攀比价值如何凌驾于质性价值的著名分析[10](pp409-413)。
       最后，货币经济给现代社会带来的意义失落和价值颠倒，又反过来集中体现在现代人特有的货币观念，即货币由生活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目的。西美尔认为，金钱本来只是实现特定生活目标的一个手段，但在现代社会，随着金钱的权力范围日益增长，通过金钱就能获得任何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让金钱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受条件限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追求的目标，于是现代人对生活目标的意识最终停留在金钱上。“大多数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针对这种目标颠倒，西美尔提出了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警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3](p10)其实马克思早就从经济角度描述过“货币由手段变成目的”这一过程：当货币成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时，“货币在这里首先表现为目的本身”，不仅商品交换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而且劳动本身（作为雇佣劳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货币[7](pp153-154、p176)。西美尔不过是从现代体验的角度重新指认了马克思的这一发现。
三、马克思的理论效应之二：西美尔货币学说的批判立场
        如前所述，西美尔社会理论的基本论题最早是由马克思奠定的，即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后果，这就决定了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思想联系。西美尔认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个生活风格取决于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的关系，而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便是客观文化的空前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主观文化的衰落。在西美尔术语中，“客观化”也就是“异化”，这种异化是由劳动分工造成的。在《货币哲学》的最后一章，西美尔对现代生产体制内的劳动分工及其客观化后果作了批判性考察。
       与现代分工导致的专业化和碎片化特征相比，传统社会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整体性的。韦伯曾精彩描述过这种态度，指出在传统观念中，生活和世界是一个整体，具有特定的统一的“意向”，人们的工作和举止必须通过与此意向的联系来统一地有意义地塑造自己的生活，由此形成了“一种自觉对待生活的统一的富有意义的态度”： [11](pp507-508)。西美尔则着力刻划了此种整体性态度在传统劳动中的体现：“对我们而言，一个对象实现其统一性只能通过我们把‘自我’投射到对象中的方式，旨在按照我们形象来塑造对象，所以多种多样的规定性最终演变成了‘自我’的统一性。”西美尔把这种情况称为“个性整一性”，它是通过劳动而实现的客体与个性的紧密无间的结合[6](p368、p378)。这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著名命题：人通过劳动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并把对象世界变成“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9](p51)。
       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破坏了内在于劳动之中的这种个体统一性。按西美尔描述，劳动分工带来的技术和能量的增长不仅对塑造个性的统一毫无助益，反而切断生产过程与个性核心的联系，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分裂也由此开始。“只要劳动产品的基础是显著的劳动分工，……生产者（就会）把他的劳动及其效果当成纯客观的和匿名的，这种想法似乎越来越合情合理，因为它们不再触及到生产者整个生活体系的根基。”[6](p369)这种客观性的增长及其对主观性的压制就是“异化”，具体表现为劳动分工使劳动的内容作为独立的客观性与劳动者的个性相对立，西美尔对这些客观化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其思路和精神与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的批判如出一辙。
（1）劳动产品的客观化。西美尔认为，在产品本质上完全属于一个具体生产者的劳作的典型情况中，该产品主要体现着生产者心灵的特征，产品中的客观性因素决不会大幅度地超出这种主观性因素。但是高度的专业化打破这种格局，使产品的存在彻底失去个性形式，产品的意义“不在于是创造性心灵的表达方式的折射，而只能是在自己背离主观的过程中的客观成就。”西美尔强调：“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产品是这样一种客体：具有明确无疑的自主性，具有自身运动规律和一种生产它的主体也相当陌生的特征，对这一事实最强有力的说明就是，工人想拥有他自己生产的产品就不得不要购买。”[6](p368、p370)这个分析明显受到马克思观点的影响：工人创造的使用价值是为别人生产的，工人自己需要的是他劳动力的交换价值[7](pp223-224)。
（2）劳动资料的客观化。西美尔认为，在现代分工体系中，生产资料对工人来说具有了一种客观性，完全不同于那些使用自己工具和资料进行生产的往昔劳动者，那时劳动者用来工作的工具与其自身个性发展之间保持着有机联系，没有分化的工具是劳动者身体的一种延续；在现代分工和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工具上升为纯粹的客体范畴，根本不允许劳动者自己的个性渗透其中：“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使主客观的劳动条件根本地分开”[6](p369)。这也就是马克思以更深刻的方式指认过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绝对分离 [7](p445)。
（3）劳动本身的客观化。西美尔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完全借助于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本身变成了商品。他指出，随着劳动分工瓦解传统生产方式，劳动者“要以市场价格来将自己的劳动提供给他人，……劳动现在和所有商品享有同样的特性、估价方式和发展命运。”西美尔准确描述了这种劳动客观化造成的感觉体验：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再也看不到自己，他的劳动提供一种和他个性心灵毫无类似之处的形式，根本不顾个性的统一整体[6](p369)。
       按照西美尔的思路，客观化是由劳动分工带来的一个后果，而劳动分工本身则是货币经济的后果，因为“分工只有在给工人偿付货币的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是因为，当生产过程被分解为许多部门的合作操作，就需要一个绝对可靠的媒介来调解人与人之间关系，在这方面，任何自然的补偿形式都不能象货币偿付那样简单和精确，因为金钱关系具有纯粹客观和非个性化的特点，只有它才能应付高度分工体系中的复杂关系。西美尔指出，现代生活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客观，包围我们的事物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这完全出于货币经济特有的一个原因：这些东西的起源与个性无关，却又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替代物。“货币使我们越来越无需直接接触事物，同时货币又使我们极为容易地统辖事物，从中选取我们所需。”[6](pp380-381)
四、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一项未完成的理论规划”
       西美尔对异化、分工和货币经济的分析相当出色，加达默尔称其具有“地震仪般的精确性”[12](p81)。但许多学者认为，西美尔的分析有一个严重缺陷，就是缺乏马克思那种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比如弗里斯比和曼海姆都认为，对货币、分工和异化的讨论必须定位在资本主义社会，西美尔却回避这一点，而把分工和异化都描述成一种普遍的人类困境 [3](pp230-231)。我们注意到，在探讨异化的后果时，西美尔关注的主要是现代人心理体验的畸形变化，而基本不涉及资产阶级经济政治权力对广大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这种立场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引入了“直接性”和“中介”这两个重要概念：所谓直接性是指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直接事实上，而中介范畴则表示在考察这一直接事实时所引入的特定批判理论。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立场就是纯直接性的立场，这些思想家不否认有物化现象，但他们对物化的分析却始终停留在直接性的层面上，而不肯引入中介范畴来达到一种真正批判的立场。这正是他们为资本辩护的方式。卢卡奇认为：“这种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西美尔所写的细节十分有趣和感觉敏锐的著作《货币哲学》中。” [4](p157、pp237-238)
       不难看出，对于西美尔缺乏马克思式反资本主义立场的指责，其重要根据是西美尔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没有跟随马克思深入到经济领域，而是侧重于现代人的生活感觉变迁。西美尔本人也明确表达了一种方法论自觉，即在自己的研究中保持与马克思方法的距离和差异，尽量把经济学事实处理成心理学的、风俗史的、美学的事实[6]（前言pp2-3）。但如果据此认为西美尔理论是针对马克思的反对理论，则不能成立。恰恰相反，西美尔社会理论从其思想来路看，与马克思学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今天来看，马克思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先知先觉的思想史现象。到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更趋野蛮，有更多的思想家都把捉到了异化的可怕特征，于是一批研究资本主义的大师出现在德国思想界，这决非偶然，他们正是作为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效应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谱系的，这就是西美尔和韦伯、舍勒、松巴特、特洛尔奇等人共同开发的德国社会理论。他们有着和马克思共同的主题，即反思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但却采取了与马克思不同的思想路径，即把资本主义不仅理解为一种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而且理解为一种生活－文化的体验类型，此体验类型塑造了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目的。西美尔的研究即属于这一思想谱系。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德国社会理论来说，它的基本主题以及它的第一个重要论域都是由马克思奠定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使后来的德国社会理论有可能开发出现代性文化体验分析的新论域。
        因此我认为，断言西美尔根本没有反资本主义立场是不能成立的，卢卡奇把《货币哲学》说成是为资本辩护的观点尤其有失偏激。因为上面讨论的西美尔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价值危机以及手段与目的颠倒的分析，其批判和否定态度十分明显，显示了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状况和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而且西美尔对异化（即客观化）的研讨集中于劳动问题，明确指认造成异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使主客观的劳动条件根本地分开，”[6](p369)显示了马克思 “异化劳动”理论的强烈影响。可以说，西美尔关于个性与客体完美结合之“个性整一性”的价值理想，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理想，表现了基本相同的价值取向，都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彻底否定。
       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把经济结构分析与生活感觉分析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前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这一误区极不利于说明马克思学说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的巨大效应。本文认为，西美尔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互补效应就表现在：一方面如上所述，西美尔的社会理论并不缺少经济的分析向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决不缺乏对现代性体验的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总体性的批判，用《宣言》的话说，就是一方面“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3](p272、p285)。让我们通过一些重要文献来说明。
       伯曼在解读马克思与现代性关系时注意到，对马克思来说，“‘现代生活’包含着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而当代社会理论却丧失了这种整体感：“近来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已分裂为两个彼此隔绝的不同部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现代化，与艺术、文化和感受力方面的现代主义。”鉴于马克思关于现代文化和感受力的研究遭受严重忽视，伯曼提出应该“恢复和重构马克思将现代生活看作一个整体的图景”，让人们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力量和独创性是怎样照亮现代精神生活的”[1](pp113-114)。为此他大段征引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体验的著名描述：资产阶级无情摧毁一切田园诗般的宗法制旧秩序，把人际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现金交易，把一切神圣的情感全部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把一切高尚职业的灵光抹去，把人的尊严变成可以出卖的交换价值。“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3](pp253-254)
其实在《1844年手稿》中早就有对于现代生活感觉的极精微的分析，比如马克思提到，资产阶级对于财产的拥有感其实属于一种“感觉的异化”，它使“人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从而表征着人性的“绝对的贫困”。再比如马克思提到金钱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黑白颠倒的感觉：“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德行变成邪恶，把明智变成愚蠢，”等等[9](p77、p108)。
       即使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仍然不难见到马克思对于现代性体验的精湛描述。比如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由流通手段变成生活目的所导致的致富欲的分析：“货币不仅是致富欲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致富欲本身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欲望，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作为财富的财富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再比如对货币经济造成的现代人的冷漠状态的描述：“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7](p174、p110)尤其是对货币经济造成的人类价值颠倒的分析：“既然一切东西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而取得……。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8](pp251-252)总之我们看到，西美尔《货币哲学》关于现代性体验的许多主题，都可在马克思《1857年手稿》中发现它们的伟大原型。
        因此可以断言，在马克思那里，经济结构分析和生活感觉分析决不是二元对立的，二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就马克思后来将重点转向经济学分析而没有更充分地发展其对现代性体验的文化分析来说，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称为“一项未完成的理论规划”，这正是其强大思想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把西美尔社会理论勘定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效应，这不仅意味着他对现代性体验的文化分析回应了和补充了马克思经济分析，更意味着西美尔乃至全部德国社会理论是在以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分析为背景，继续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那项理论规划。没有马克思就根本不会有现代性的整个问题域。
五、“货币作为货币”与“货币作为资本”
       至此可以讨论西美尔货币哲学与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不同点，这也是西美尔《货币哲学》的一个真正缺陷，就是他将分工和异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货币经济本身，而没有进入到“货币作为资本”这一关键问题，从而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
        西美尔关于“货币作为货币”的纯粹理解，似乎重复了马克思在《1857年手稿》曾批评过的“货币的简单规定”，即：“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按照这种理解，“货币关系的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正因如此，马克思对这种“简单规定”给予了坚决的批判。按照马克思的剖析，这是一种对货币关系的“形式规定”，其中包含三种元素：（1）货币关系的主体是“平等的交换者”：只要把货币关系看作等量价值的交换形式，只要把这一过程中的个人看作单纯的交换者，“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每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2）货币关系的客体是“等价物”：“等价物是一个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对象化；……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因为他们只有作为等价物的所有者，并作为在交换中这种相互等价的证明者，才是价值相等的人。”（3）货币交换行为本身，由于确定了主体间的“平等”和客体间的“等价”关系，其内容必然是“自由”的：“所以货币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实现。……流通本身不会产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把那仅仅是想象的差别扬弃。”马克思指出，对货币的这个简单规定最终支持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全部才智始终停留在这种“简单规定”上的真正原因[7](pp195-196、pp199-201)。
       在马克思的批判视域中，这种货币关系的“简单规定”归根到底是拜物教的一种反映形式。按马克思分析，货币本来是“由社会设定的东西”，是“某种社会关系的表现”[7](p194)，但却被看成是等价物与等价物之间的关系，好像表现另一物价值量的这个等价物不通过社会关系就天然具有了自己的等价形式：“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马克思才认为与商品相比，货币使拜物教之迷变得更加明显和引人注目[14](p111)。
       戴维•哈维称对拜物教的分析是“马克思最令人信服的洞见之一”，他认为马克思元理论的目的就是“力图撕掉拜物教的面具，并理解在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16](pp135-136)确实如此。首先，马克思指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货币关系的“简单规定”只是一个“纯粹的抽象”，它所支持的平等和自由之类意识形态更是“儿戏般的抽法”。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现存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商品流通和货币交换只是一个“表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的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这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前提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是为别人生产，“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所以在这里，“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因此马克思揭示，关于货币关系的一切抽象的简单规定，“在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中介的”，其中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工资和资本的对立”：“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7](pp202-204)
       以上述拜物教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为背景，马克思提出了他关于货币理论的最重要命题：“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无论如何，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7](p206)我认为，这个“作为资本的货币”命题是马克思整个现代性批判理论中最深刻和最有创意的内容之一，这也是西美尔货币研究在认知水平上始终无法达到的一个更深刻的全新视域。在《资本论》及其伟大手稿中，马克思对“货币转化为资本”作了大量科学分析，其内容可以简要概括如下：（1）当流通过程的最终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货币时，货币便开始转化为资本：“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这就是：G－W－G。但还不止于此。货币之所以成为流通的最后目的即成为资本，是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这就是：G－W－G′（其中G′=G+ΔG），增殖部分即为剩余价值。马克思特别指出，货币作为资本，它的增殖是一种“自行增殖”：“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4](pp167-168、p172、p176)马克思称之为“自动的拜物教”[15](p441)。而自行增殖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2）作为资本的货币，其功能的实现必然超出流通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货币是生产性的，货币作为资本是生产工具，是“生产过程的特殊要素”。具体来说，这一功能表现为：货币可以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所以马克思说：“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7](p171、p175)在雇佣劳动中，劳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货币，而劳动本身则是货币自行增殖的唯一手段。
       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猛烈扩张使经济结构成为整个社会结构更加重要的决定因素；同时，资本积累的逻辑也有了许多新特点，表现为“信息社会”和“消费社会”等新的社会形式。这意味着对社会理论来说，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伟大批判仍是不可超越的基础；同时，如何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众多当代社会理论新说之间的关系，作一种更富辩证力度的整合性理解，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这就是我们重新解读西美尔《货币哲学》得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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