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自1978年开始哲学“专业”学习，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所学习的“专业”即“哲学”，它到底是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中，我的思想逐渐地聚焦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
这个聚焦点的形成，是同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直接相关的。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是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出发来解释“哲学”，即：科学研究世界的“各个领域”，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发现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概括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科学为哲学提供知识基础，哲学则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这种解释，我向自己提出的追问是：如果哲学与科学是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哲学”不就是一种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吗？“哲学”还有什么独立的特性和独特的价值呢？正是在这种苦苦求索中，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使我感到豁然开朗，真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慨。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在我看来，正是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构成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规定了哲学与科学的特殊性质。
哲学之外的全部科学，都是把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运用理论思维去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的规律；哲学则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不是表明，哲学是对科学活动中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性“反思”吗？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的关系；哲学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论述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于是，我把“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确认为我对“哲学”的理解；1992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也就成了我的“前提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
“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范式”和“解释原则”，贯穿于我的整个哲学活动之中。在《哲学通论》一书中，我对自己的“前提批判”的思想作出了系统的阐述。这就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一个是“反思思想”的维度；科学是把思维和存在服从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去“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哲学则把科学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作为批判对象，“反思”科学所构成的“思想”。哲学对科学的“反思”，是“反思”科学思想中所隐含的各种“前提”。思想的“前提”，是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点，它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其一，思想的前提是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操纵者”，这就是它的“隐匿性”；其二，隐匿于思想活动中的思想前提，它规范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即规范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行为方式和行为内容，这就是它的“逻辑强制性”。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就是揭示隐匿于思想中的各种“前提”，并“解除”这些思想前提的“逻辑强制性”，从而变革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进而变革人的实践活动。
在人的全部思想活动中，思想的前提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并主要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其一，任何思想都有构成其自身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思想前提，它们深层地规范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其二，任何思想构成自己都要遵循思维的规则和方法，概念的“外延逻辑”和“内涵逻辑”在两个逻辑层面上规范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其三，任何思想的构成又总是某种（某些）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哲学等）的产物，这些“基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成为构成思想的基本“前提”；其四，人的全部思想活动中隐含着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想前提的普遍性构成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哲学的“前提批判”具有极为广阔和开放的空间。
在关于哲学的“反思思想”和“前提批判”的思考中，最重要的，是重新阐释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科学活动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它并不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只有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正因如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表明，在对“哲学”的理解中，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前提批判”是相互规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决定哲学的前提批判；只有哲学的前提批判，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我的全部哲学活动，就是在反思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展开的，也就是在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中展开的。

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的前提批判，首先是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前提批判，特别是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
一是对常识的前提批判。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是人类在最实际的水平上和最广泛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般文化环境的适应。人们的经验世界在常识中得到最广泛的相互理解，人们的思想感情在常识中得到最普遍的相互沟通，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常识中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人们的内心世界在常识中得到最便捷的自我认同。常识是每个健全的正常人普遍认同的，并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具普遍性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而是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最普遍的“前提”，并构成哲学的“前提批判”的直接对象。常识的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经验性。“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 依附于经验的常识具有零散性、狭隘性、极端性和保守性等特征，以常识为内容的世界观缺乏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前瞻性、坚定性和可批判性。哲学不是常识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常识的“超越”，即变革常识的以经验为内容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为人类提供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这就是哲学对常识的前提批判。
二是对宗教的前提批判。哲学与宗教都是理解和解释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人们在对宇宙、历史、人生的总体思考中，总是或者诉诸于宗教，或者诉诸于哲学，并且往往是在哲学与宗教的冲突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宗教的本质特征，在于对神的信仰。当人们感到对自然界异己的力量不能掌握并因而无法依赖时，便会转向对超自然的宗教世界的信仰和依赖。马克思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宗教中的神圣形象，把各种各样的力量统一为至高无上的力量，把各种各样的智能统一为洞察一切的智能，把各种各样的情感统一为至大无外的情感，把各种各样的价值统一为至善至美的价值。这样，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就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一切智能的根据，一切情感的标准，一切价值的尺度，人从这种异在的神圣形象中获得存在的根本意义。这就是宗教所构成的“颠倒的世界观”。与宗教不同，作为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是通过理论的逻辑力量来表现它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哲学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宗教的本质是对神的信仰，而哲学的特质则在于它的批判性的理性思考。在西方的近代哲学中，就形成了“先理性而后信仰、先自我而后上帝”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则把哲学的思考更为鲜明地聚焦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提出 “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对宗教的前提批判，是哲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是对艺术的前提批判。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理论方式”，艺术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作为人类创造能力的特殊表现，哲学以理论方式为人类创造的是概念的世界，并以概念的逻辑体系回答世界观问题。艺术则以审美的方式为人类创造形象的世界，并以艺术形象表达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哲学通过逻辑论证 “以理服人”，艺术则通过艺术形象 “以情感人”。哲学与艺术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但是，以理论方式把握世界的哲学，与以艺术形象把握世界的艺术，又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艺术表现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创造性，表现人与世界之间的丰富多彩的矛盾关系，表现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人和属人的世界。哲学则把艺术活动及其产品作为反思的对象，揭示艺术所蕴含的人性的奥秘，论证艺术所表现的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阐发艺术所体现的人与世界之间的丰富关系，从而达到对世界与人生的深层把握，形成理论形态的世界观。这就是哲学对艺术的前提批判。
四是对科学的前提批判。哲学和科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作为理论思维，哲学与科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复杂的相似性。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是在超越神话思维方式和常识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同步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还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和科学的成熟过程，就是哲学和科学分化的过程，也就是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当科学尚在哲学母体的怀抱中，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还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和探讨自己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随着科学逐步地从哲学母体分化出去，哲学则明确地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逐步地实现了从“知识总汇”向“世界观理论”的转变，并把科学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反思对象。哲学对科学的反思，一是对科学活动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从而揭示科学活动中所蕴含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二是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反思，提炼和升华科学成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总结和概括科学成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三是对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反思，通过对科学所蕴含的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升华，使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四是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反思，揭示科学技术的二重性，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的活动。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不仅是把科学成果转化为哲学理论，而且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革哲学自身。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是在对科学的前提批判中而实现自身发展的。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的前提批判，最为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总结哲学的历史与逻辑，我们会发现，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所苦苦求索的根本目标，就是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人及其思维与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并以这种统一性去解释人类经验中的一切事物，以及关于这些事物的全部知识。这种“统一性原理”，构成哲学家反思常识、艺术、宗教、科学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哲学前提。而这种作为“统一性原理”的哲学前提，则又构成哲学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对象。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揭露哲学前提的内在矛盾，否定既有的“统一性原理”；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展现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形成表达新的时代精神的“统一性原理”。这就是哲学前提的双重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在这种双重否定中，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既是被否定的对象，又是被重建的对象，是否定与重建的统一。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从其理论内容上看，是不同水平的哲学理论之间的斗争；从其理论形式上看，是哲学的提问方式的历史性转换。哲学问题总是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的。一方面是老问题以胚芽的形态蕴含着新问题，研究和回答新问题总要反省老问题；另一方面是新问题以成熟的形态展开老问题，解决老问题又有赖于探索新问题。在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的历史发展中，实现了对哲学前提的双重否定或否定的否定。哲学自身的前提批判的重要意义在于，揭露哲学自身前提的内在矛盾，展现哲学前提自身的狭隘性、片面性和暂时性，论证它的历史进步性、历史局限性和新的历史可能性，促使人类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以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以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体系去反观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存在，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

三、本体论的前提批判
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在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并实现人类的自我发展的各种基本方式中，它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和独特价值，是同哲学的“形上”本性和“本体”追求密不可分的。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本体论的前提批判。
哲学本体论的产生与发展，是同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不是动物式的“生存”活动，而是人所独有的“生活”活动。人的“生活”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全部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本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具有历史展开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的最切近最本质的基础。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人类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的”思维的“至上”性要求。
人类思维的“至上”性渴求，不仅是基于人类存在的实践本性，而且是实现人类存在的实践本性。人的实践活动是把“目的”对象化、使“理想”变为“现实”的活动，即：一方面是使世界的“现实性”变成“非现实性”，另一方面则是使人的“理想性”变成真正的“现实性”，从而使世界变成按照人的理想所创造的现实。人类的这种变“理想”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无限的历史展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理想性是一种无限的指向性，因此，基于人类实践的人类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是人类思维的哲学追求――对“本体”的追求。
哲学对“本体”的寻求，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是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本体论的终极关怀具有三重基本内涵：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寻求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探索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这是人类实践和人类思维作为对象化活动所无法逃避的终极指向性，这种终极指向性促使人类百折不挠地求索世界的奥秘，不断地更新人类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追寻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这是人类思维在对终极存在的反思性思考中所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对终极解释的关怀，就是对思维规律能否与存在规律相统一的关怀，也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关怀。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引导人类进入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追寻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这是人类思维反观人自身的存在所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就是对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怀。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全部思想与行为，并寻求评价和规范自己的标准和尺度。显而易见，无论是对世界统一性和知识统一性的关怀，还是对意义统一性的关怀，对于作为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的人类来说，都不是一个是否“应当”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个“如何”关怀的问题。
哲学对终级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寻求，它所关注的不是何者为真、何者为善、何者为美，而是把“真”、“善”、“美”作为主词而予以探寻和追究，这集中地体现了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义：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判断、解释和评价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意义的“本体”，既不是某种实体性的“终极存在”，又不是某种知识性的“终极解释”，也不是某种主观化的“终极价值”，而是以寻求“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方式，为人类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追寻“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本论论所具有的这种真实意义，使其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科学的、常识的等等）中，在人类创建的全部知识体系（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等等）中，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即：以其所承诺的“本体”作为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知识的各种前提，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就是哲学世界观。
本体论的三重内涵既不是相互割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列的。如果把本体论的三重内涵割裂开来、并列起来，就会导致三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其一，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存在”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经验化”，以至造成实体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某种“始基”、“基质”或“原子”、“基因”式的“实体”性的存在；其二，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解释”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科学化”，以至造成知识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理”；其三，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艺术化”，以至造成诗化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某种主观意愿的表达。这三种哲学立场所导致的共同后果，就是在哲学寻求“本体”的根基上造成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分裂。
 “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所承诺的“本体”及其对“本体”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哲学本体论却总是要求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为勿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因此哲学本体论从其产生开始，就蕴含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它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其二，哲学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身为根据，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是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正是哲学本体论所蕴含的这两个基本矛盾，构成哲学对自身的前提批判。
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哲学从原则上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就在于全部的传统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本体”。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这样，它就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永恒不变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几千年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僵化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它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恐怖”和“本质主义的肆虐”。与此相反，“现代哲学”之所以“现代”，就在于现代哲学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和“从层级到顺序”的变革，即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哲学的本体论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哲学，也就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哲学，哲学的“本体论”就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本体”观念，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其历史的进步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就是该时代的人类所达到的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的最高理解，即该时代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具有绝对性；就其历史的局限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就其历史的可能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正是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建构的阶梯和支撑点，它为人类的继续发展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体”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

四、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前提批判
哲学的前提批判，不仅意味哲学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存在方式，而且意味哲学具有体现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特殊的工作方式。对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前提批判，是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反思本体的过程中，我碰到了一个巨大的理论难题。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西方哲学要“拒斥形而上学”和“终结哲学”，也就是拒绝哲学对“本体”的追求呢？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关于“语言”的“两种职能”的论证，既向我敞开了“终结哲学”的“谜底”，又引发了我对哲学的特殊的存在方式的思索与论证。
按照卡尔纳普的思路，我们可以从语言的职能得出以下的观点：语言具有陈述经验事实的“表述”职能和表现情感意愿的“表达”职能；“科学”是以“表述”方式陈述经验事实，“艺术”则是以“表达”方式表现情感意愿；如果哲学履行语言的“表述”职能而又不能像“科学”那样陈述经验事实，那么哲学就是“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不给予任何知识”，因而必须“拒斥”哲学的“形而上学”，并因此封闭了哲学的“科学化”道路；如果哲学履行语言的“表达”职能而又不能像“艺术”那样震撼人的心灵，那么哲学就是某种“蹩脚的诗”而不具有任何真理的意义，因而同样必须“拒斥”哲学的“形而上学”，并因此封闭了哲学的“文学化”道路。
正是对哲学的“表述”与“表达”两种职能的双重否定，对哲学的“科学化”和“文学化”两条道路的双重封闭，引发了我对哲学的存在方式的新的理解。这就是：作为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哲学，作为求索真善美即追寻“本体”的哲学，它既不是像“科学”那样“表述”经验事实及其规律，也不是像“艺术”那样“表达”人的情感和意愿，而是以“表征”的方式构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构成“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表征”，是哲学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哲学在自己的“表征”的存在方式中实现了对真善美即“本体”的求索，实现了自己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关于哲学的“表征”的存在方式的基本思想。
哲学作为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个人对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情感和意愿，而是以自己的“表征”方式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所谓“表征”，并不是与“表述”和“表达”相对待的另一种“语言职能”，而是哲学寻求和展现“本体”的一种独特方式。哲学总是在“表述”什么或“表达”什么，然而，哲学“表述”或“表达”的思想，却既不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也不是对“情愿意愿的传递”，而是透过“表述”和“表达”而“表征”着哲学所寻求的“本体”。
哲学对“本体”的“表征”，主要是以自己提出的问题、自己的提问方式以及对问题的求索而实现的。哲学的“表征”方式，首先是以“提出问题”来实现的。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万物的统一性”来确定人的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的生活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人类生活的“意义”。哲学的“表征”方式，又是以“提问方式”的转换来实现的。整个的传统哲学都以寻求某种“终极性”存在的方式提出问题，并以各自所确认的“终极性存在”来作为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这既意味着对“意义统一性”的渴望与寻求，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对自身存在的历史性理解。现代哲学从人类活动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人类历史的选择性提出问题，试图从人类活动的基础统一性、人类文化的功能统一性以及人类历史的趋势统一性等等去寻求和反思生活的“意义”，这既意味着人类正在力图以“历史”的、“辩证”的方式理解人类的存在，也意味着人类在“自然的隐退”和“符号的世界”中所面临的新的“意义问题”。
从“表征”的意义看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他所“表述”的对世界统一性的概括与解释，而在于这种哲学所“表征”的人类寻求生存的根基与意义的自我意识；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后神学文化”，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各种哲学流派所“表述”的对世界或人类意识的种种解释，而在于它们所“表征”的消解人在超人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同样，现代哲学的“消解哲学”运动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倡言的“后现代文化”，其真实意义也不在于它们所“表述”的哲学科学化要求或对哲学的拟文学理解，而在于它们所“表征”的消解人在超人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如果说黑格尔之所以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是因为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形式“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之所以要激烈地“治疗”、“拒斥”、“消解”哲学，则是因为现代哲学以“取消哲学”的方式“表征”着人类挣脱“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以“边缘”颠覆“中心”，以“断层”取消“根源”，以“多元”代替“基础”的种种努力，以及这些努力所激烈地进行的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反结构主义、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种种哲学批判，其真实意义与价值，也仍然在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表征”着“跨世纪”的人类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挺立个人的独立性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与崇高感的失落和生存意义的危机的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
从“表征”的意义反思哲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的派别冲突，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哲学层面的理论冲突，并非仅仅是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冲突，而是表征着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与对自然的超越性的冲突，人类的感性存在与理性追求的冲突，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冲突。哲学的“表征”的存在方式提醒我们，对于哲学来说，重要的是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去解释哲学理论的冲突，而不是把这些冲突视为哲学的自我冲突。在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等等的派别冲突，以错综复杂的理论冲突的方式，表征着现代人类在“上帝被杀死”之后所面对的意义危机的自我意识。从“表征”的意义看待哲学派别的理论冲突，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派别冲突的生活意义，也能使我们从理论层面透视人类存在意义的复杂矛盾。
依据对哲学的“表征”方式的理解，我把哲学的工作方式概括为“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和基本理念概念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流行观念陌生化”，也就是具体地展开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一是时代精神主题化。哲学源于生活，源于对“时代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自觉。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因而也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迫切问题。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就在于它自觉地捕捉到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并使其凝炼和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以各种方式表征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上帝的人本化”；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三种基本形态的哲学，实质上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的三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自我意识，即：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以及确立“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以及消解“神圣形象”和确立“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变革“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存在方式，以及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即实现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自我意识。因此，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所谓“时代精神主题化”，就是塑造和引导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推进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人类解放事业。
二是现实存在间距化。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描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现实性”并不是“表象”或“再现”现实，而是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性把握、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这就要求哲学研究中的“现实存在间距化”，也就是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从而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和理想地引导现实。对于哲学研究来说，现实存在间距化，是因为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并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而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是以哲学家个人的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个体性的关于生活的自我意识，在其直接性上，总是呈现出不可穷尽的差别性和难以捕捉的任意性；然而，在个体性的自我意识的现实性中，则不可逃避地蕴含着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和规范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具有社会内容的人生价值、社会正义、伦理道德、法律规范、历史规律和人类未来等问题，二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中总是蕴含着具有社会性质的真理标准、价值尺度、审美原则和人性根据，三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意识形式（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而形成其稳定性、自觉性、系统性、可解释性和可批判性。个体自我意识的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构成哲学反思的对象，并形成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的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以个性化的理论形态表征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
三是流行观念陌生化。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首先必然是对自己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哲学的批判，是以“清理地基”的方式进行的，是以“对自明性的分析”实现的，也就是以“流行观念陌生化”的方式实现的。把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陌生化”，特别是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哲学观念“陌生化”，从而实现对各种流行观念、特别是流行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哲学的基本的工作方式。这种“流行观念陌生化”的哲学工作方式，既包括传统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神圣形象”的反思）、时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发展”的反思）、日常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科学”的反思），更包括哲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真理”、“规律”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批判性反思）。“流行观念陌生化”，其真实的内容与意义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在哲学的发展史上，这种“流行观念陌生化”，对于近代哲学而言主要是追究“认识何以可能”及其所蕴含的“自由何以可能”，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主要是“从时代的话语方式中突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则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哲学的前提批判具体地体现为“流行观念陌生化”。
四是基本理念概念化。“流行观念陌生化”，不仅需要“揭示”体现时代精神的“流行观念”，而且需要“澄清”它所具有的“思想前提”的意义，并且在“前提批判”中构成新的思想，因此“流行观念陌生化”必须实现为“基本理念概念化”。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力量是理论力量即逻辑力量。对此，马克思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关于理论力量的三重内涵：其一，理论力量是说服力即逻辑力量；其二，理论的逻辑力量在于理论的彻底性；其三，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即人本身。深入思考理论力量的这三重内涵，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二个基本结论：一是必须把“人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二是必须把这个 “基本理念”展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念概念化”。
总结上述思想，我想以下面的这段论述表达我对“哲学”的理解：哲学，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工作方式。

五、现代哲学的前提批判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对时代精神的哲学概括，对现代哲学的前提批判，一直是我最为关切的重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分别以《从两极到中介》、《从体系到问题》和《从层级到顺序》为题，概括了“现代哲学的革命”、“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和“当代哲学的趋向”，展开了我对现代哲学的前提批判。
传统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寻求 “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永恒的终极真理。现代哲学的革命，首先是集中地表现在本体中介化这个共同出发点上。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排斥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关于真善美的认识，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真善美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它既不是绝对的绝对性，也不是绝对的相对性，而是相对的绝对性——自己时代的绝对，历史过程的相对。这就是“从两极到中介”的现代哲学革命。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讨伐中而形成的现代哲学各主要流派，尽管其旨趣不同，观点各异，但在其理论出发点和发展趋向上，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而提供现代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以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历史地发展着的关系问题，离开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只能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因此，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去看待全部哲学问题，才能从“解释世界”的哲学变为“改变世界”的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高度重视从哲学上研究语言。它们认为：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语言之外的世界是存在着的无），又是人类存在的积极界限（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有）；正是在语言中才凝聚着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真与善的深刻矛盾，才积淀着人类思维和全部人类文化的历史成果。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消解”传统哲学或“重建”哲学理论。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哲学，被探索两极融合、过渡和转化的中介哲学——现代哲学——所取代了。这种取代，是迄今为止的最深刻的哲学革命。它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追求方式，从而改变了人类的致知取向、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即从深层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现代哲学所提供的辩证思维方式提醒人们：在致知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终极之真，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真，把真理理解为过程；在价值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至上之善，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善，把价值尺度理解为过程；在审美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最高之美，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美，把审美活动理解为过程。诉诸于人类历史活动的现代哲学，以中介的观点对待现存的一切事物。它把人类对自身全部活动最高支撑点的探索，由传统哲学对终极真善美的追求，改变为时代水平的相对性理解。这是现代哲学所实现的本体观念的深刻革命。
从两极到中介，这是人类的哲学思想及其所表现的人类的思维方式的空前革命。“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是因为全部的传统哲学都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这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理论地表征着前现代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哲学所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现代革命，经过了数百年的哲学历程。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它在使“上帝”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中，逐步地“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而使人类文化从“神学文化”过渡到“后神学文化”即“哲学－科学文化”。现代哲学“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消解”一切“超历史”的规范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把哲学所寻求的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理解为时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见”，把人类自身的存在理解为“超越其所是”的开放性的存在。这是现代哲学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转化，也是现代哲学理论地表征的现代人类所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生存方式的变革。
在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哲学变革中，哲学一向所追寻的终极性的“本体”变成了历史性的“本体论的承诺”，超然于历史之外的种种“两极对立”都在“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现代哲学运动中被重新审视甚至重构。正是在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中，孕育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走向――“从层级到顺序”。
从哲学的宏观历史上看，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关切，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文化的“层级”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以“深层”文化的基础性、根源性来规范人类的全部思想与行为，从而将“深层”文化作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层级”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性的关切――以“深层”文化解释“表层”文化；另一种则是以文化的“顺序”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把“重要”的文化选择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这种“顺序”性关切，可以说是一种“操作”（实践）性关切――以“重要”的规范“次要”的。
“层级”性的关切，它先验地断定了文化样式的不同“层级”，并先验地承诺了“深层”文化对“表层”文化的基础性和根源性，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非历史的任务――寻求超历史的、永恒的、终极的“本体”。与此相反，“顺序”性的关切，是以否定文化样式的先验的“层级”性为前提，并致力于“消解”文化样式“层级性”的先验原则，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历史”的任务――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作出慎重的文化选择。
“层级”性的关切总是两极对立的。在“层级”性的关切中，哲学的核心范畴总是离开人的历史性存在，表现为本体对变体、共相对个别、本质对现象、必然对偶然等等的两极对立。与此相反，在“顺序”性的关切中，则是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构成表征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哲学范畴，诸如自然与超自然、能动与受动、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真理与价值、标准与选择等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在这种“顺序”性的哲学关切中，它的诸对范畴具有显著的“平等”特性，其“主从”关系是“历史”性的。这表明，哲学从“层级”性关切转向“顺序”性关切，不只是从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而且是从价值导向上实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
在“层级”性的传统哲学的追求中，“本体”与“变体”的“层级”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哲学的任务，只不过是寻找那个作为永恒真理的“本体”，并用它来解释一切“变体”的存在。正因如此，以“层级”性的追求为使命的传统哲学，只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在“顺序”性的现代哲学的追求中，“顺序”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选择”和“安排”，因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活动。
哲学从“层级”性追求到“顺序”性选择，它所改变的是以“层级”的先验性而确认的“标准”的永恒性、终极性，而不是取消人的历史性选择的“标准”。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然而，对于人类来说，究竟何为“利”、何为“害”？“利”与“害”的“标准”究竟如何“选择”？这是人类面对的永恒课题，也是哲学的前提批判的永恒课题。哲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它在自己的前提批判中，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去观照和反省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把“历史的小尺度”所忽略的东西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从而在价值“排序”中“选择”某种“历史的大尺度”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引导人类不断地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把理想变为现实。正因如此，哲学总是不仅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哲学的前提批判的真实意义之所在。

附记：2007年1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孙正聿哲学文集》。在《文集》的总序中，我集中地阐述了自己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为此，我在改写《文集》总序的基础上，充实了有关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提供一种哲学研究范式的自我阐释，以求得学界同仁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