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成了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创建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关键词] “易和哲学”；“易”思维；“和”思维；和谐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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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漆 思（1972 -），男，甘肃省会宁县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历史源头，有一幅精美绝伦、简明深奥的“宇宙图式”——太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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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蕴藏着中国哲学思维广大精微的深层奥秘。太极图的奥秘正在于其涵容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基本特质：“易”与“和”，这两种思维以其丰富深刻的意蕴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对“易”与“和”两大思维的挖掘，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本质并展望其未来，从而可以综合创造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范式。“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精髓。“易和哲学”的提出，一方面是尝试从历史文化背景入手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的转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找到一个坚实的思维支点；另一方面也是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情势下，“易和哲学”能够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成了支撑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哲学思想基础，并有望化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呼唤的“和谐发展观”，为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推动当代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智慧。
一、“易”思维：中国哲学思维的“变易发展”理念
“易”现在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是中国古人对日往月来、阴阳转化这一“宇宙图式”自然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象形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变易转化。“易”原有“简易”、“变易”、“不易”的“三易”之说，其中“变易”为“易”之本色。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大致有以下四重涵义：（1）“易生”：“生生之为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世界由阴阳矛盾推动，处于生生不已的创生转化之中；（2）“易变”：“大易流行”、“太虚本动”，阴阳二象轮回运转，注入自强不息的动变活力；（3）“易通”：“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阴阳变通，彼此消长、转化以达到动态中的通达平衡；（4）“易和”：“阴阳交感”，“天人和合”，对立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和谐统一。以上四重涵义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思维贯通天地人一体的大易流行、生生不息、阴阳转化、变易致和的“易”思维本色及其“变易发展”理念，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易”思维特质——“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
在中国伟大的典籍《周易》中，“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特色得到了系统的确证。“易”本义就是阴阳创生转化的意象，“日往月来”、“寒来暑往”、“无往不复”、“否极泰来”、“极则反”、“变则通”等就是明确表征。《易传》的系辞上阐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思维从而成为当时民族精神的精华并预测和指导社会生活实践。“易”通过阴阳两种属性的重叠交织与推演转化，目的在于反映、契合自然与历史的变化规律，构成了一幅世界变易发展的创生转化体系。从乾坤二卦到既济未济二卦的六十四卦演易中，以阴阳彼此消长的卦象及隐喻卜辞，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探究的天人、物我、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群己、灵肉等阴阳矛盾置于“大易流行”的创生转化体系之中。“易”包涉了一切阴阳矛盾的创生转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从而生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思维结构中“易”的“创生转化论”特色。
《周易》的系统论证后又有无数哲人通过注《易》、解《易》来发挥这一思想。就是当时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回复和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乐天知命”，都无逃于“易”思维的宗旨。荀子通过“解蔽”对“易”思维进行了初步总结，得出“天行有常”、“天人相分”、从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论阐释。后经阴阳家邹衍“五德终始”的循环论证，直到董仲舒那里形成“三统之变”、“物必有合”的历史循环论。汉代对“易”的研究主要是从易理与象数角度进行阐发，注入“易”思维新的社会文化内涵。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玄学与反玄学、神学与反神学、佛学与反佛学的长期较量后，到宋明理学、心学在理气、心物的对立与和解中形成“易”思维形而上的抽象思辨体系。之后经过近代启蒙思潮和理性主义的发轫，直到王夫之对“易”做出较为全面的批判总结，得出了“太虚本动”、“变化日新”的光辉结论。从此中国传统“易”思维“创生转化论”的思维范式得以确立，与当今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相契合，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性思维方式。
考究了“易”思维及其“变易发展”理念形成的思想源渊，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思维对国人的深重影响。任何哲学思维只有结合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合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众所周知，“易”思维确立的时代，正是先秦时期社会变法、政治改制、思想争胜的大动荡转折时期，“易”思维确实成为当时社会变革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此后，中国步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父命子承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和儒释道三教合流以儒为主的伦理文化时期。这样，传统“易”思维就不能不带有封闭自足的循环转化论特色，甚至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只能改朝换代，一治一乱都未改变循环转化的思维取向，相反助长了这一势态。继而在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清末民初，还由于自然经济、宗法政治和小农生活方式的根深蒂固，也只能产生出“中体西用”的论调。就是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也只是从器物、制度层面求变，未能从政治经济的基础层面及精神文化的深层结构转换传统“易”思维。这种传统“易”思维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特有的生活文化土壤而存在和发展。
中国“易”思维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易”的“创生转化论”一度使中国较早地成熟了直观意象的系统思维，以此去观测自然，预测社会，指导实践。在社会政治经济、实用科技、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都独领风骚，成就了同时代西方难以企及的华夏文明。在经济方面注重天地人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治水平土、顺应自然，使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在政治方面注重协调社会各层的大一统，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持整体的有序运转，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了多民族的凝聚融合；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注重直觉整合的系统思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整体论特色；在科技领域注重经验的积累与技术的改进，使实用科技方面出现“四大发明”，特别是在医学、农学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文艺上注重整体和谐中求曲求变的审美倾向；在国民心态上形成了负阴抱阳、自强不息、注重群体、乐在人伦、崇尚自然、安身立命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传统“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过度强调了整体的循环转化，忽视了多样性个体及其自身质的飞跃，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自得自足的封闭系统中：经济上自然循环，未能推行竞争创新；政治上宗法一统，未能倡导自由民主；在民族性格上形成了相对保守的阴性心理特征，主内不外求，在身心伦理上下功夫，不在器物制度上求革新，定性不定量的直觉意象思维也影响了科学分析思维的发展。可见“易”思维的正反两面都十足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它具有自身鲜明优越性，也带有自身难免的弊端。在今天整个全球社会大变革之际，面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传统“易”思维更要回应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的主题，在当代伟大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实践中扬弃自身，化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呼唤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变革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易”思维的继往开来与综合创新。
二、“和”思维：中国哲学思维的“和谐融通”理念
在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维中，“和”的内涵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博大精深。在《辞源》里，“和”就有“谐”、“调”、“顺”、“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现代人所忽视的思维范畴。“和”思维主要有如下四重涵义：（1）“和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在多样性统一的“和”中才能化生万物；（2）“调和”：“相反相成”，“以他平他谓之和”，在系统中使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实现和解，维系着事物的有序运转；（3）“中和”：“适度中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乃“天下之达道”，有适度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强调“天人和合”与“阴阳之序”，阴阳矛盾在对立中达到统一，促成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变易的阴阳矛盾在创生转化、对立冲突、协调融合的过程中通达新的和谐。对以上层层递进之意蕴的挖掘，使我们对“和”思维的特质与范式有了全面的理解。透过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生”、“调和”、“中和”、“和合”所体现的“和谐融通”理念正是“和”的本质，构成了承载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特质[1](P45)——“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
“和”思维最早载于先秦典籍中，其要求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史伯提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2]（P120）的重要命题，开始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和同”论争。后来《左传》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P12)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正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出：“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3](P52)《易经》中兑卦第二爻的爻辞为“和兑，吉”，《易传》则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大和”的思想。在《论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P119)孟子则提出了著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总之，儒家倡导一种“中和”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P17)这可以说是将“和”提升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范畴，并高扬“礼之用，和为贵”[4](P44)的“贵和”精神，强调“和”有大用。
“和”思维的根本特质，正是强调“和”的协调整合功能，调解矛盾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后，沿孔孟之道儒家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里形成“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体系。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在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诗歌中蕴涵着“温柔敦厚”的人文教化。在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或日常生活的良知体验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礼”、“不逾矩”。甚至明清时对“和”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于“义和”，从而使这种“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渗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协调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做人行事。
传统“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由来已久，除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易”思维的阴阳创生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协调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从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形成了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协调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这也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
对“和”思维的评价，自然和对“易”思维的评价一样，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哲学思维正是由于传统自身的矛盾本性使然。“和”思维作为表征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与思维范式，对中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长久以来，“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整合凝聚了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国家的多民族和谐统一；生态上“天人合一”，注重“天时地利人和”；政治上德法并重，追求“政通人和”；经济上厚生利物，注重生态循环；思想文化上兼容并蓄，“和”解佛学、西学等外来文化，使“中和”审美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准则。文化与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矛盾协调整合观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态，“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睦和美”、“和平共处”等“贵和”思想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中国人信守一种求“和”的思维取向，谋求“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从而把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和谐共荣作为发展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和”思维也使中国人笼统地“求和”，注重了整体功效，忽视了多样性的个体。以礼治国，忽视法治；重农抑商，忽视创新；极端地谋求大一统，忽视乃至压抑了个体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主体自我的生成。“和”思维的负面也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保守以思想观念上的支援，并强化了这种国民心态。凡此种种，我们透过“和”思维所具有的双刃剑锋，清晰地看到其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地位及功效。在当代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特质的“和”思维，更有着无穷的活力与魅力。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我们挖掘中华民族这一充满辩证智慧的“和”思维并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化与创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维的深层理念支撑。
三、“易和哲学”思维：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的中国哲学思维范式
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综合，就可以创造性地得出“易和哲学”思维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范式。显然，功夫全在于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现代化创新，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有种种表述，其中冯友兰的“抽象的继承法”、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都颇有合理之处，其用心都在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综合创新中华文化，但由于从思维方式与思维特质处着力较少，提出的方案多是一般性指导原则，仍缺乏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创新所必须赖以立足的思维支点。“易和哲学”的提出，正是转换视角立足于思维特质与思维方式所做的一种初步尝试。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易”与“和”确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特质。这两种哲学思维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在对世界的整体运行给予直观系统的把握，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易”思维与“和”思维的动静刚柔对立中给予辩证的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将“易”思维的阴阳“创生转化论”与“和”思维的矛盾“协调整合观”有机结合，就可以综合创造出“易和哲学”这样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有助于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思维支点。
然而，面对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要从中提炼出活着的灵魂，着实艰辛。笔者在长久的困惑与思索之中返回自身，反观我们古老的哲学思维传统：心悟“周易经”，意会“太极图”，在这难以言说的宇宙图式及其意象思维中，“易”与“和”的哲学思维浮现出来映入脑海。于是抓住这一心灵感悟不放，从中提炼出具有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的“易和哲学”思维范式，然后顺此思路纵横贯之，不觉天上人间豁然开朗、心甚契之，怡然自得，也就顺其自然理出一个初步的脉络。20世纪一代代中国学人苦苦追思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创新这一主题，笔者作为后生也一直思考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命运。在当今国人奋起革新、全球社会大变革之际，这种文明大转型的机缘必将会给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创造性转化带来契机。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两大特质正是“易”思维与“和”思维，那么传统哲学现代化转化的关键，也就根本关涉“易和哲学”思维的创造性综合与现代化转化，以继往开来，正本革新。
第一，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易和”特质及其现代创造性转化。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包罗万象、蔚然大观，其现代创造性转化自然千头万绪，这就要求抓住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特质——“易”思维与“和”思维，如此则可以化繁为简，提纲携领，迎刃而解。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未能将“易”思维与“和”思维实现辩证综合，而且在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里亦有“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的思想，但从比较分析中西两大哲学思维传统的主流线索及其固有张力来看，与西方哲学注重求“分”求“异”的思维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倒是一贯地继承并发展了求“一”求“和”的整合思维。诚然，“易和哲学”的现代化创新必不能缺少西方哲学思维的参照，要吸取其理性主义精神与科学分析方法，但更不能抛弃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优势与特长，只能以中国哲学思维传统为主进行哲学思维的转化与创新。中国哲学思维的创造性转化只能在根植于传统中创新传统，否则，现代化只意味着自身传统的丧失。中国哲学思维的转化与创新需要传统与现代化的承接贯通。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化，既是传统的自我转化过程，又是其现代化创造革新过程，是传统转化与现代化创新的成功贯通过程。在哲学思维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不是二元截然对立的，既有矛盾与对立的因素，也有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关联。这就需要使传统与现代化的革新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促成传统的转化与革新。中国哲学思维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是一次“凤凰涅槃”的新生，是中华文化复兴与民族精神新生的思维依托，这关键在于弄清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并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
第二，中国哲学思维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全球化时代涵容。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需要面对当代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世界。反映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精髓的“易和”哲学要契合“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主题，更加务实灵动，将其和谐融通与变易发展的理念根植于当代现实生活，从社会实践的内部挖掘而不是从外部灌输。只要深刻地掌握了当代社会实践的趋向是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潮流，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当今人类的时代呼唤，那么“易和哲学”就应当从当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知识社会、多元文明、个性文化的内在机制中，理出合乎逻辑的价值规范，在全球化多元融和的文明秩序中彰显出“易和哲学”特有的思维和精神。在当代，“易”的理念就是全球化的发展变革精神，“和”的理念就是多元化的宽容和谐精神。这样，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易和哲学”就不至于架空于现实生活之外，而是在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内部找到其应有的新的生长点。
第三，中国“易和哲学”思维建构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世界正在日益走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以传统宗教为纽带的区域文明正在走向全球多元文明，和平与发展成了国际社会的主题，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生态平衡、协调发展，正预示是中国“易和哲学”思维的现代复兴。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之日起，独具慧识的西方思想家早就关注独到的中国哲学思维，以宽阔博大的胸怀吸收着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现代新儒家等正是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复兴着国学，进行着独特的探幽发微、探颐索隐、钩深致远。因此当代中国的年轻学人更有义务和使命承接传统哲学思维的“易和”智火，从中国自身的伟大变革中提升出符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易和哲学”思维：
1、“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认识论意义。“易和”哲学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然后由此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和谐这样一个矛盾系统。“易”为世界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入永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化变易的运行历程；“和”为世界的构成法则，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整合秩序，在相互依存中和谐运转。“易和”哲学从“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与“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综合生成的“矛盾化合观”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世界，从事物的整体系统来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认识论上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特色。“易”思维重演绎推理，达到认识的分化和抽象；“和”思维重归纳综合，达到认识的整合和具体。从而在事物变“易”致“和”中全面系统地把握对象、关系及其过程，使主体在反映客体的基础上得以建构，并用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统一的“易和”大系统尺度来认识真理、改善世界、觉悟人生，人自身也获得审美体验与境界升华。
2、“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发展观意义。“易和”哲学用系统整体思维看待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运转：“易”意味着进步，“和”意味着秩序；“易”追求发展，“和”守持稳定；“易”是生产力，“和”是社会关系；“易”为变革的力量，“和”为维系的力量。“易”与“和”从社会的存在方式到人的生活方式再到人的思维方式层层统贯，二者决定与反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在社会系统中进行辩证运动，在相互规定和协调中从一种社会“和”态演进到“不和”态社会，通过社会实践发展到新的“和”态社会。这样，就在变革、协调与稳定中使人类社会得到有序进化。在“易和哲学”的思维范式中，“易”是协调发展的变易思维，“和”是整合秩序的和谐思维，“易”的主动的发展逻辑与“和”的主静的和谐逻辑综合创造所形成的“和谐发展观”，构成了“易和”哲学在社会发展观上的辩证法。从当代现实来看，“易和”哲学正呼唤着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其精神实质就是要求确立“易和”发展观。
3、“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人类学意义。“易和”哲学正是体现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易”是一种生存的动力因素，促使人认识并创造自我，在现实中表现为人的自由自觉发展的类本性与主体自为性；“和”是一种生存的规范因素，成为人得以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价值理念与社会规范。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上，“易和哲学”思维所体现的新人学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价值规范的内在统一，其“发展”与“和谐”相融通的“易和”人学智慧，理应彰显和饱满起其应有的现代意义。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其实质就是人学思维）热爱自然、珍视生命、注重人伦、追求内在超越、达到自我完善与境界升华的根本旨趣。在当代，要将“易”的发展变革精神与“和”的宽容和谐精神，创造性地建构起的“易和哲学”思维，以塑造和引导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存共荣的时代精神。“易和哲学”思维所昭示的哲学人类学智慧，不仅能在人的思维方式上引发革命，而且将革新人的生活方式和提升人的思想境界。
四、“易和哲学”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和谐家园”意识
“易和哲学”契合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其和谐发展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人类“和谐家园”意识。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召唤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都要求我们创造性地阐发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特质的“易和哲学”精神，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文明等诸多关系中建构起普遍的和谐发展理念，以开辟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1、生态和谐家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立生态文明的天人和谐理念。本来人与生态环境是和谐统一的，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和合”。然而随着现代性思维及其规划的确立和扩张，人与生态的关系开始对立起来，主体性的膨胀使人与生态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遗忘了生存家园的限度，沉醉于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魂剂；缺席了生态伦理的关怀，滥觞于消费享乐主义的狂欢宴；迷失了有限理性的昭示，偏执着技术乐观主义的征服棒；僭越了天人关系的和谐，孤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狂想曲。”[5]（P49）其结果不但危及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还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命运。在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无往不胜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对自身产生了一种新的迷信。现代性规划因此蜕变成理性支配世界、主观包容客观、主体征服自然的人的主体自我膨胀过程。随着现代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充分暴露，引发了当代人的生态主义觉悟：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生存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包括人在内的大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构一种“民胞物与”、“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和谐发展，开创天人和谐进化的“生态和谐”时代。
2、社会和谐家园：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确立协调发展的人际和谐理念。社会是人与人组成的生活共同体，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分工合作的人类社会家园。然而，现代性思维中的个人主义与主体主义，从自我出发，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诱导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危机，使社会家园的基础遭到了摧毁。这就要求从自我中心化的个人主义与主体主义转向社会和谐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当代人类的社会家园。人的本性要求自我与他人、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内在的和谐关系。一种能包容世界的人就是传统儒家所说的“天民”：不仅是作为物种的一个人，也不仅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公民，还不仅是作为人类的世界公民，它更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觉解”整个宇宙的人。破除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革新，既打破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又实现个人对社会的依存，从而避免个人本位的误区，使社会成为个人健全发展的家园，开创出人类和平共处、多元互补的“社会和谐”时代。
3、精神和谐家园：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确立全面发展的身心和谐理念。人不仅需要生态家园与社会家园，而且还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正是精神的危机。“上帝死了”之后，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似乎人怎么“活”都不受限制。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也失去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忠诚，更失去了对精神信仰的依归，这就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个体由于丧失了社会有机体的和谐，注定要承受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虚无主义的困倦，只能靠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来追求感性满足。于是现代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经济人”：“理性”地算计，“最大化”地获利，价值被金钱化，社会被功利化，人生也被“物化”。因此，要从极端片面的理性化追求，转变到以人性的丰富性为中心的合情合理性的选择。超越现代性思维之后的人应当是追求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自由个性”的人，这样的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开创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时代。
4、文明和谐家园：在人与文明的关系中确立文化融合的文明和谐理念。由于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就把西方模式及其价值观念唯我独尊起来，企图强加于别人。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西方的中心主义，还是其他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都需要被超越。从全球文明和谐发展的高度来审视，人类要实现各个文明传统的多元互补与相互借鉴：既要看到每种文明传统对于人的价值所蕴含着的普遍意义与合理性，也要看到其独特性、多样性、差异性，通过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全球多元一体文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自有史以来人类的文明形态之间，既存在着交流与合作，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依靠前者，而后者则往往导致人类的灾难。因此，必须摒弃现代社会完全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和宗教-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分歧所带来的“文明的冲突”，以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生、共荣的新理念引导“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开创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五、“易和哲学”观：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综合创新的“和谐发展观”
“易和哲学”观在当代社会发展理念上的集中体现，就合乎逻辑地表征为“和谐发展观”。“易”思维倡导科学的“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哲学思维基础；“和”思维倡导普遍的“和谐”理念，是社会和谐观的中国哲学思维基础，二者辩证综合创新的“易和哲学”思维，必然倡导融合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于一体的“和谐发展”理念，结合“全球化浪潮”与“中国经验”，自然而然就应当升华为中华民族与全人类需要的“和谐发展观”。
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单纯强调社会进化论与单纯强调社会和谐论都是片面的社会发展观。社会进化论主张的发展观只把社会看成是合规律性的自然过程，忽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建构性、历史性与目的性；社会和谐论的发展观只把社会看成是合目的性的自主过程，忽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必然性、制约性与规律性。“和谐发展观”是发展论与和谐论的辩证统一论。“发展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发展又是通过人的自由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实现的。发展是实现和谐的基础与条件，和谐是发展的目的与结果。发展是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中实现和谐，和谐也孕育着新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无和谐的发展是‘恶的无限性’，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而也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无发展的和谐是社会的停滞，只能停留在空想的浪漫主义境界之中，最终导致社会的衰落与崩溃。”[6](P5)“易和哲学”观，就合乎历史与逻辑地必然倡导融进化论与和谐论于一体的“和谐发展观”。
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正面临着“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战略抉择问题。中国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进行着社会发展观的自觉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把人当作主体和目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体现着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与效率优先，而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结合，追求发展方式的科学合理性。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应当被理解为与社会和谐观目标相一致的“和谐发展观”：改革是和谐社会要求下的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与有效途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完善与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与最终目标，其核心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和谐发展；和谐是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保证机制，其实质是使改革发展成为人民的事业，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意识，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辩证综合创新的“和谐发展观”，是立足中国“易和哲学”思维传统、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借鉴全球社会发展理论所做出的综合创新。中国思维传统中有着强调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注重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等丰厚的“易和”思维传统与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提出了把握和处理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思想等；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到以人为中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的转变，这都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与和谐发展观的创建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基础。
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源流上讲，“和谐发展观”正是中国“易和哲学”思维、精神、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体现，是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的辩证综合创新。“和谐发展观”的提出，顺应了当今人类求“和平”求“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呼唤，更加注重发展的人民性与和谐性，坚持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最高尺度，谋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追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发展要惠及子孙，建立发展的长效机制；注重发展的辩证性与多样性，按照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则处理发展问题，在遵循发展普遍性要求的基础上追求多样化、多模式化的发展；注重发展的科学性与创造性，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突出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能动性，是科学性与创造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和谐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其根本宗旨在于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在创建着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时代精神的人本和谐发展理论。这标志着中国古老的“易”思维与“和”思维现代创造性综合的“易和哲学”，必将进一步启迪和开拓社会和谐发展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
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P289-290)当代全球化发展产生的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新议题，可以集中概括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发展观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全面创新来进行回答。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不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全面和谐发展的先导和前提，而且成为推动创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学派的现实途径和时代呼唤。
“易和哲学”的尝试性探索，正在响应中国“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昭示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关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和谐共荣的命运。透过全球化的重重迷雾，我们应当自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和哲学”思维虽然古老，而其精神理念常新。中国哲学思想该是站起来面向人类的未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P376)发出自己久违的声音。负起这种使命和责任，我们就有理由展望：古老而常新的“易和哲学”将会给当代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精神启示。
 
注释：
[1] 漆思．中国哲学的“和”思维特质与和谐发展理念[J]．长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
[2] 四部丛刊初编本编委会．四部丛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张震点校．老子·庄子·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
[4] 四书五经大系编校委员会．四书五经大系：第1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5] 漆思．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部陷阱[J]．长春：长白学刊，2004，(6)．
[6] 漆思．现代性的命运——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批判与创新：序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Outline of “Philosophy of Yi-He”
——Chinese Philosophy Ideal of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QI Si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
Abstract: “Philosophy of Yi-He” is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thought of “Yi”and thought of “He”, as well as the unique natur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ought. It embodies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and the innovative pattern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ought. At present, “philosophy of Yi-He” conforms to the topic of age——developing in all-round and coordinating way and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t constitutes Chinese philosophy ideal which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reating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Yi-He”; thought of“Yi”; thought of “He”;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易和哲学”论纲
——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漆 思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成了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创建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关键词] “易和哲学”；“易”思维；“和”思维；和谐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漆 思（1972 -），男，甘肃省会宁县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历史源头，有一幅精美绝伦、简明深奥的“宇宙图式”——太极图：
[
其中蕴藏着中国哲学思维广大精微的深层奥秘。太极图的奥秘正在于其涵容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基本特质：“易”与“和”，这两种思维以其丰富深刻的意蕴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对“易”与“和”两大思维的挖掘，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本质并展望其未来，从而可以综合创造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范式。“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精髓。“易和哲学”的提出，一方面是尝试从历史文化背景入手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的转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找到一个坚实的思维支点；另一方面也是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情势下，“易和哲学”能够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成了支撑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哲学思想基础，并有望化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呼唤的“和谐发展观”，为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推动当代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智慧。
一、“易”思维：中国哲学思维的“变易发展”理念
“易”现在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是中国古人对日往月来、阴阳转化这一“宇宙图式”自然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象形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变易转化。“易”原有“简易”、“变易”、“不易”的“三易”之说，其中“变易”为“易”之本色。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大致有以下四重涵义：（1）“易生”：“生生之为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世界由阴阳矛盾推动，处于生生不已的创生转化之中；（2）“易变”：“大易流行”、“太虚本动”，阴阳二象轮回运转，注入自强不息的动变活力；（3）“易通”：“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阴阳变通，彼此消长、转化以达到动态中的通达平衡；（4）“易和”：“阴阳交感”，“天人和合”，对立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和谐统一。以上四重涵义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思维贯通天地人一体的大易流行、生生不息、阴阳转化、变易致和的“易”思维本色及其“变易发展”理念，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易”思维特质——“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
在中国伟大的典籍《周易》中，“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特色得到了系统的确证。“易”本义就是阴阳创生转化的意象，“日往月来”、“寒来暑往”、“无往不复”、“否极泰来”、“极则反”、“变则通”等就是明确表征。《易传》的系辞上阐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思维从而成为当时民族精神的精华并预测和指导社会生活实践。“易”通过阴阳两种属性的重叠交织与推演转化，目的在于反映、契合自然与历史的变化规律，构成了一幅世界变易发展的创生转化体系。从乾坤二卦到既济未济二卦的六十四卦演易中，以阴阳彼此消长的卦象及隐喻卜辞，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探究的天人、物我、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群己、灵肉等阴阳矛盾置于“大易流行”的创生转化体系之中。“易”包涉了一切阴阳矛盾的创生转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从而生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思维结构中“易”的“创生转化论”特色。
《周易》的系统论证后又有无数哲人通过注《易》、解《易》来发挥这一思想。就是当时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回复和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乐天知命”，都无逃于“易”思维的宗旨。荀子通过“解蔽”对“易”思维进行了初步总结，得出“天行有常”、“天人相分”、从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论阐释。后经阴阳家邹衍“五德终始”的循环论证，直到董仲舒那里形成“三统之变”、“物必有合”的历史循环论。汉代对“易”的研究主要是从易理与象数角度进行阐发，注入“易”思维新的社会文化内涵。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玄学与反玄学、神学与反神学、佛学与反佛学的长期较量后，到宋明理学、心学在理气、心物的对立与和解中形成“易”思维形而上的抽象思辨体系。之后经过近代启蒙思潮和理性主义的发轫，直到王夫之对“易”做出较为全面的批判总结，得出了“太虚本动”、“变化日新”的光辉结论。从此中国传统“易”思维“创生转化论”的思维范式得以确立，与当今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相契合，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性思维方式。
考究了“易”思维及其“变易发展”理念形成的思想源渊，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思维对国人的深重影响。任何哲学思维只有结合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合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众所周知，“易”思维确立的时代，正是先秦时期社会变法、政治改制、思想争胜的大动荡转折时期，“易”思维确实成为当时社会变革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此后，中国步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父命子承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和儒释道三教合流以儒为主的伦理文化时期。这样，传统“易”思维就不能不带有封闭自足的循环转化论特色，甚至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只能改朝换代，一治一乱都未改变循环转化的思维取向，相反助长了这一势态。继而在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清末民初，还由于自然经济、宗法政治和小农生活方式的根深蒂固，也只能产生出“中体西用”的论调。就是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也只是从器物、制度层面求变，未能从政治经济的基础层面及精神文化的深层结构转换传统“易”思维。这种传统“易”思维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特有的生活文化土壤而存在和发展。
中国“易”思维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易”的“创生转化论”一度使中国较早地成熟了直观意象的系统思维，以此去观测自然，预测社会，指导实践。在社会政治经济、实用科技、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都独领风骚，成就了同时代西方难以企及的华夏文明。在经济方面注重天地人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治水平土、顺应自然，使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在政治方面注重协调社会各层的大一统，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持整体的有序运转，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了多民族的凝聚融合；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注重直觉整合的系统思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整体论特色；在科技领域注重经验的积累与技术的改进，使实用科技方面出现“四大发明”，特别是在医学、农学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文艺上注重整体和谐中求曲求变的审美倾向；在国民心态上形成了负阴抱阳、自强不息、注重群体、乐在人伦、崇尚自然、安身立命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传统“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过度强调了整体的循环转化，忽视了多样性个体及其自身质的飞跃，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自得自足的封闭系统中：经济上自然循环，未能推行竞争创新；政治上宗法一统，未能倡导自由民主；在民族性格上形成了相对保守的阴性心理特征，主内不外求，在身心伦理上下功夫，不在器物制度上求革新，定性不定量的直觉意象思维也影响了科学分析思维的发展。可见“易”思维的正反两面都十足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它具有自身鲜明优越性，也带有自身难免的弊端。在今天整个全球社会大变革之际，面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传统“易”思维更要回应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的主题，在当代伟大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实践中扬弃自身，化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呼唤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变革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易”思维的继往开来与综合创新。
二、“和”思维：中国哲学思维的“和谐融通”理念
在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维中，“和”的内涵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博大精深。在《辞源》里，“和”就有“谐”、“调”、“顺”、“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现代人所忽视的思维范畴。“和”思维主要有如下四重涵义：（1）“和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在多样性统一的“和”中才能化生万物；（2）“调和”：“相反相成”，“以他平他谓之和”，在系统中使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实现和解，维系着事物的有序运转；（3）“中和”：“适度中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乃“天下之达道”，有适度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强调“天人和合”与“阴阳之序”，阴阳矛盾在对立中达到统一，促成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变易的阴阳矛盾在创生转化、对立冲突、协调融合的过程中通达新的和谐。对以上层层递进之意蕴的挖掘，使我们对“和”思维的特质与范式有了全面的理解。透过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生”、“调和”、“中和”、“和合”所体现的“和谐融通”理念正是“和”的本质，构成了承载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特质[1](P45)——“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
“和”思维最早载于先秦典籍中，其要求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史伯提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2]（P120）的重要命题，开始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和同”论争。后来《左传》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P12)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正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出：“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3](P52)《易经》中兑卦第二爻的爻辞为“和兑，吉”，《易传》则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大和”的思想。在《论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P119)孟子则提出了著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总之，儒家倡导一种“中和”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P17)这可以说是将“和”提升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范畴，并高扬“礼之用，和为贵”[4](P44)的“贵和”精神，强调“和”有大用。
“和”思维的根本特质，正是强调“和”的协调整合功能，调解矛盾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后，沿孔孟之道儒家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里形成“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体系。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在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诗歌中蕴涵着“温柔敦厚”的人文教化。在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或日常生活的良知体验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礼”、“不逾矩”。甚至明清时对“和”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于“义和”，从而使这种“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渗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协调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做人行事。
传统“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由来已久，除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易”思维的阴阳创生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协调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从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形成了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协调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这也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
对“和”思维的评价，自然和对“易”思维的评价一样，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哲学思维正是由于传统自身的矛盾本性使然。“和”思维作为表征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与思维范式，对中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长久以来，“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整合凝聚了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国家的多民族和谐统一；生态上“天人合一”，注重“天时地利人和”；政治上德法并重，追求“政通人和”；经济上厚生利物，注重生态循环；思想文化上兼容并蓄，“和”解佛学、西学等外来文化，使“中和”审美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准则。文化与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矛盾协调整合观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态，“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睦和美”、“和平共处”等“贵和”思想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中国人信守一种求“和”的思维取向，谋求“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从而把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和谐共荣作为发展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和”思维也使中国人笼统地“求和”，注重了整体功效，忽视了多样性的个体。以礼治国，忽视法治；重农抑商，忽视创新；极端地谋求大一统，忽视乃至压抑了个体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主体自我的生成。“和”思维的负面也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保守以思想观念上的支援，并强化了这种国民心态。凡此种种，我们透过“和”思维所具有的双刃剑锋，清晰地看到其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地位及功效。在当代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特质的“和”思维，更有着无穷的活力与魅力。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我们挖掘中华民族这一充满辩证智慧的“和”思维并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化与创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维的深层理念支撑。
三、“易和哲学”思维：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的中国哲学思维范式
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综合，就可以创造性地得出“易和哲学”思维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范式。显然，功夫全在于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现代化创新，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有种种表述，其中冯友兰的“抽象的继承法”、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都颇有合理之处，其用心都在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综合创新中华文化，但由于从思维方式与思维特质处着力较少，提出的方案多是一般性指导原则，仍缺乏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创新所必须赖以立足的思维支点。“易和哲学”的提出，正是转换视角立足于思维特质与思维方式所做的一种初步尝试。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易”与“和”确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特质。这两种哲学思维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在对世界的整体运行给予直观系统的把握，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易”思维与“和”思维的动静刚柔对立中给予辩证的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将“易”思维的阴阳“创生转化论”与“和”思维的矛盾“协调整合观”有机结合，就可以综合创造出“易和哲学”这样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有助于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思维支点。
然而，面对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要从中提炼出活着的灵魂，着实艰辛。笔者在长久的困惑与思索之中返回自身，反观我们古老的哲学思维传统：心悟“周易经”，意会“太极图”，在这难以言说的宇宙图式及其意象思维中，“易”与“和”的哲学思维浮现出来映入脑海。于是抓住这一心灵感悟不放，从中提炼出具有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的“易和哲学”思维范式，然后顺此思路纵横贯之，不觉天上人间豁然开朗、心甚契之，怡然自得，也就顺其自然理出一个初步的脉络。20世纪一代代中国学人苦苦追思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创新这一主题，笔者作为后生也一直思考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命运。在当今国人奋起革新、全球社会大变革之际，这种文明大转型的机缘必将会给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创造性转化带来契机。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两大特质正是“易”思维与“和”思维，那么传统哲学现代化转化的关键，也就根本关涉“易和哲学”思维的创造性综合与现代化转化，以继往开来，正本革新。
第一，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易和”特质及其现代创造性转化。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包罗万象、蔚然大观，其现代创造性转化自然千头万绪，这就要求抓住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特质——“易”思维与“和”思维，如此则可以化繁为简，提纲携领，迎刃而解。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未能将“易”思维与“和”思维实现辩证综合，而且在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里亦有“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的思想，但从比较分析中西两大哲学思维传统的主流线索及其固有张力来看，与西方哲学注重求“分”求“异”的思维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倒是一贯地继承并发展了求“一”求“和”的整合思维。诚然，“易和哲学”的现代化创新必不能缺少西方哲学思维的参照，要吸取其理性主义精神与科学分析方法，但更不能抛弃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优势与特长，只能以中国哲学思维传统为主进行哲学思维的转化与创新。中国哲学思维的创造性转化只能在根植于传统中创新传统，否则，现代化只意味着自身传统的丧失。中国哲学思维的转化与创新需要传统与现代化的承接贯通。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化，既是传统的自我转化过程，又是其现代化创造革新过程，是传统转化与现代化创新的成功贯通过程。在哲学思维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不是二元截然对立的，既有矛盾与对立的因素，也有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关联。这就需要使传统与现代化的革新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促成传统的转化与革新。中国哲学思维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是一次“凤凰涅槃”的新生，是中华文化复兴与民族精神新生的思维依托，这关键在于弄清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并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
第二，中国哲学思维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全球化时代涵容。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需要面对当代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世界。反映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精髓的“易和”哲学要契合“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主题，更加务实灵动，将其和谐融通与变易发展的理念根植于当代现实生活，从社会实践的内部挖掘而不是从外部灌输。只要深刻地掌握了当代社会实践的趋向是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潮流，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当今人类的时代呼唤，那么“易和哲学”就应当从当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知识社会、多元文明、个性文化的内在机制中，理出合乎逻辑的价值规范，在全球化多元融和的文明秩序中彰显出“易和哲学”特有的思维和精神。在当代，“易”的理念就是全球化的发展变革精神，“和”的理念就是多元化的宽容和谐精神。这样，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易和哲学”就不至于架空于现实生活之外，而是在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内部找到其应有的新的生长点。
第三，中国“易和哲学”思维建构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世界正在日益走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以传统宗教为纽带的区域文明正在走向全球多元文明，和平与发展成了国际社会的主题，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生态平衡、协调发展，正预示是中国“易和哲学”思维的现代复兴。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之日起，独具慧识的西方思想家早就关注独到的中国哲学思维，以宽阔博大的胸怀吸收着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现代新儒家等正是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复兴着国学，进行着独特的探幽发微、探颐索隐、钩深致远。因此当代中国的年轻学人更有义务和使命承接传统哲学思维的“易和”智火，从中国自身的伟大变革中提升出符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易和哲学”思维：
1、“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认识论意义。“易和”哲学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然后由此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和谐这样一个矛盾系统。“易”为世界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入永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化变易的运行历程；“和”为世界的构成法则，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整合秩序，在相互依存中和谐运转。“易和”哲学从“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与“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综合生成的“矛盾化合观”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世界，从事物的整体系统来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认识论上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特色。“易”思维重演绎推理，达到认识的分化和抽象；“和”思维重归纳综合，达到认识的整合和具体。从而在事物变“易”致“和”中全面系统地把握对象、关系及其过程，使主体在反映客体的基础上得以建构，并用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统一的“易和”大系统尺度来认识真理、改善世界、觉悟人生，人自身也获得审美体验与境界升华。
2、“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发展观意义。“易和”哲学用系统整体思维看待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运转：“易”意味着进步，“和”意味着秩序；“易”追求发展，“和”守持稳定；“易”是生产力，“和”是社会关系；“易”为变革的力量，“和”为维系的力量。“易”与“和”从社会的存在方式到人的生活方式再到人的思维方式层层统贯，二者决定与反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在社会系统中进行辩证运动，在相互规定和协调中从一种社会“和”态演进到“不和”态社会，通过社会实践发展到新的“和”态社会。这样，就在变革、协调与稳定中使人类社会得到有序进化。在“易和哲学”的思维范式中，“易”是协调发展的变易思维，“和”是整合秩序的和谐思维，“易”的主动的发展逻辑与“和”的主静的和谐逻辑综合创造所形成的“和谐发展观”，构成了“易和”哲学在社会发展观上的辩证法。从当代现实来看，“易和”哲学正呼唤着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其精神实质就是要求确立“易和”发展观。
3、“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人类学意义。“易和”哲学正是体现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易”是一种生存的动力因素，促使人认识并创造自我，在现实中表现为人的自由自觉发展的类本性与主体自为性；“和”是一种生存的规范因素，成为人得以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价值理念与社会规范。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上，“易和哲学”思维所体现的新人学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价值规范的内在统一，其“发展”与“和谐”相融通的“易和”人学智慧，理应彰显和饱满起其应有的现代意义。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其实质就是人学思维）热爱自然、珍视生命、注重人伦、追求内在超越、达到自我完善与境界升华的根本旨趣。在当代，要将“易”的发展变革精神与“和”的宽容和谐精神，创造性地建构起的“易和哲学”思维，以塑造和引导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存共荣的时代精神。“易和哲学”思维所昭示的哲学人类学智慧，不仅能在人的思维方式上引发革命，而且将革新人的生活方式和提升人的思想境界。
四、“易和哲学”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和谐家园”意识
“易和哲学”契合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其和谐发展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人类“和谐家园”意识。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召唤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都要求我们创造性地阐发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特质的“易和哲学”精神，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文明等诸多关系中建构起普遍的和谐发展理念，以开辟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1、生态和谐家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立生态文明的天人和谐理念。本来人与生态环境是和谐统一的，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和合”。然而随着现代性思维及其规划的确立和扩张，人与生态的关系开始对立起来，主体性的膨胀使人与生态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遗忘了生存家园的限度，沉醉于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魂剂；缺席了生态伦理的关怀，滥觞于消费享乐主义的狂欢宴；迷失了有限理性的昭示，偏执着技术乐观主义的征服棒；僭越了天人关系的和谐，孤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狂想曲。”[5]（P49）其结果不但危及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还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命运。在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无往不胜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对自身产生了一种新的迷信。现代性规划因此蜕变成理性支配世界、主观包容客观、主体征服自然的人的主体自我膨胀过程。随着现代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充分暴露，引发了当代人的生态主义觉悟：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生存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包括人在内的大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构一种“民胞物与”、“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和谐发展，开创天人和谐进化的“生态和谐”时代。
2、社会和谐家园：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确立协调发展的人际和谐理念。社会是人与人组成的生活共同体，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分工合作的人类社会家园。然而，现代性思维中的个人主义与主体主义，从自我出发，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诱导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危机，使社会家园的基础遭到了摧毁。这就要求从自我中心化的个人主义与主体主义转向社会和谐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当代人类的社会家园。人的本性要求自我与他人、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内在的和谐关系。一种能包容世界的人就是传统儒家所说的“天民”：不仅是作为物种的一个人，也不仅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公民，还不仅是作为人类的世界公民，它更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觉解”整个宇宙的人。破除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革新，既打破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又实现个人对社会的依存，从而避免个人本位的误区，使社会成为个人健全发展的家园，开创出人类和平共处、多元互补的“社会和谐”时代。
3、精神和谐家园：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确立全面发展的身心和谐理念。人不仅需要生态家园与社会家园，而且还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正是精神的危机。“上帝死了”之后，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似乎人怎么“活”都不受限制。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也失去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忠诚，更失去了对精神信仰的依归，这就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个体由于丧失了社会有机体的和谐，注定要承受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虚无主义的困倦，只能靠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来追求感性满足。于是现代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经济人”：“理性”地算计，“最大化”地获利，价值被金钱化，社会被功利化，人生也被“物化”。因此，要从极端片面的理性化追求，转变到以人性的丰富性为中心的合情合理性的选择。超越现代性思维之后的人应当是追求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自由个性”的人，这样的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开创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时代。
4、文明和谐家园：在人与文明的关系中确立文化融合的文明和谐理念。由于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就把西方模式及其价值观念唯我独尊起来，企图强加于别人。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西方的中心主义，还是其他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都需要被超越。从全球文明和谐发展的高度来审视，人类要实现各个文明传统的多元互补与相互借鉴：既要看到每种文明传统对于人的价值所蕴含着的普遍意义与合理性，也要看到其独特性、多样性、差异性，通过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全球多元一体文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自有史以来人类的文明形态之间，既存在着交流与合作，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依靠前者，而后者则往往导致人类的灾难。因此，必须摒弃现代社会完全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和宗教-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分歧所带来的“文明的冲突”，以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生、共荣的新理念引导“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开创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五、“易和哲学”观：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综合创新的“和谐发展观”
“易和哲学”观在当代社会发展理念上的集中体现，就合乎逻辑地表征为“和谐发展观”。“易”思维倡导科学的“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哲学思维基础；“和”思维倡导普遍的“和谐”理念，是社会和谐观的中国哲学思维基础，二者辩证综合创新的“易和哲学”思维，必然倡导融合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于一体的“和谐发展”理念，结合“全球化浪潮”与“中国经验”，自然而然就应当升华为中华民族与全人类需要的“和谐发展观”。
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单纯强调社会进化论与单纯强调社会和谐论都是片面的社会发展观。社会进化论主张的发展观只把社会看成是合规律性的自然过程，忽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建构性、历史性与目的性；社会和谐论的发展观只把社会看成是合目的性的自主过程，忽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必然性、制约性与规律性。“和谐发展观”是发展论与和谐论的辩证统一论。“发展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发展又是通过人的自由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实现的。发展是实现和谐的基础与条件，和谐是发展的目的与结果。发展是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中实现和谐，和谐也孕育着新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无和谐的发展是‘恶的无限性’，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而也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无发展的和谐是社会的停滞，只能停留在空想的浪漫主义境界之中，最终导致社会的衰落与崩溃。”[6](P5)“易和哲学”观，就合乎历史与逻辑地必然倡导融进化论与和谐论于一体的“和谐发展观”。
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正面临着“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战略抉择问题。中国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进行着社会发展观的自觉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把人当作主体和目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体现着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与效率优先，而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结合，追求发展方式的科学合理性。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应当被理解为与社会和谐观目标相一致的“和谐发展观”：改革是和谐社会要求下的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与有效途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完善与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与最终目标，其核心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和谐发展；和谐是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保证机制，其实质是使改革发展成为人民的事业，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意识，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辩证综合创新的“和谐发展观”，是立足中国“易和哲学”思维传统、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借鉴全球社会发展理论所做出的综合创新。中国思维传统中有着强调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注重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等丰厚的“易和”思维传统与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提出了把握和处理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思想等；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到以人为中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的转变，这都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与和谐发展观的创建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基础。
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源流上讲，“和谐发展观”正是中国“易和哲学”思维、精神、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体现，是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的辩证综合创新。“和谐发展观”的提出，顺应了当今人类求“和平”求“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呼唤，更加注重发展的人民性与和谐性，坚持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最高尺度，谋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追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发展要惠及子孙，建立发展的长效机制；注重发展的辩证性与多样性，按照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则处理发展问题，在遵循发展普遍性要求的基础上追求多样化、多模式化的发展；注重发展的科学性与创造性，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突出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能动性，是科学性与创造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和谐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其根本宗旨在于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在创建着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时代精神的人本和谐发展理论。这标志着中国古老的“易”思维与“和”思维现代创造性综合的“易和哲学”，必将进一步启迪和开拓社会和谐发展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
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P289-290)当代全球化发展产生的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新议题，可以集中概括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发展观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全面创新来进行回答。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不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全面和谐发展的先导和前提，而且成为推动创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学派的现实途径和时代呼唤。
“易和哲学”的尝试性探索，正在响应中国“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昭示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关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和谐共荣的命运。透过全球化的重重迷雾，我们应当自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和哲学”思维虽然古老，而其精神理念常新。中国哲学思想该是站起来面向人类的未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P376)发出自己久违的声音。负起这种使命和责任，我们就有理由展望：古老而常新的“易和哲学”将会给当代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精神启示。
 
注释：
[1] 漆思．中国哲学的“和”思维特质与和谐发展理念[J]．长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
[2] 四部丛刊初编本编委会．四部丛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张震点校．老子·庄子·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
[4] 四书五经大系编校委员会．四书五经大系：第1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5] 漆思．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部陷阱[J]．长春：长白学刊，2004，(6)．
[6] 漆思．现代性的命运——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批判与创新：序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Outline of “Philosophy of Yi-He”
——Chinese Philosophy Ideal of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QI Si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
Abstract: “Philosophy of Yi-He” is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thought of “Yi”and thought of “He”, as well as the unique natur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ought. It embodies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and the innovative pattern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ought. At present, “philosophy of Yi-He” conforms to the topic of age——developing in all-round and coordinating way and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t constitutes Chinese philosophy ideal which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reating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Yi-He”; thought of“Yi”; thought of “He”;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易和哲学”论纲
——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漆 思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成了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创建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关键词] “易和哲学”；“易”思维；“和”思维；和谐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漆 思（1972 -），男，甘肃省会宁县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历史源头，有一幅精美绝伦、简明深奥的“宇宙图式”——太极图：
[
其中蕴藏着中国哲学思维广大精微的深层奥秘。太极图的奥秘正在于其涵容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基本特质：“易”与“和”，这两种思维以其丰富深刻的意蕴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对“易”与“和”两大思维的挖掘，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本质并展望其未来，从而可以综合创造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范式。“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精髓。“易和哲学”的提出，一方面是尝试从历史文化背景入手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的转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找到一个坚实的思维支点；另一方面也是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情势下，“易和哲学”能够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成了支撑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哲学思想基础，并有望化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呼唤的“和谐发展观”，为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推动当代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智慧。
一、“易”思维：中国哲学思维的“变易发展”理念
“易”现在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是中国古人对日往月来、阴阳转化这一“宇宙图式”自然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象形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变易转化。“易”原有“简易”、“变易”、“不易”的“三易”之说，其中“变易”为“易”之本色。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大致有以下四重涵义：（1）“易生”：“生生之为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世界由阴阳矛盾推动，处于生生不已的创生转化之中；（2）“易变”：“大易流行”、“太虚本动”，阴阳二象轮回运转，注入自强不息的动变活力；（3）“易通”：“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阴阳变通，彼此消长、转化以达到动态中的通达平衡；（4）“易和”：“阴阳交感”，“天人和合”，对立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和谐统一。以上四重涵义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思维贯通天地人一体的大易流行、生生不息、阴阳转化、变易致和的“易”思维本色及其“变易发展”理念，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易”思维特质——“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
在中国伟大的典籍《周易》中，“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特色得到了系统的确证。“易”本义就是阴阳创生转化的意象，“日往月来”、“寒来暑往”、“无往不复”、“否极泰来”、“极则反”、“变则通”等就是明确表征。《易传》的系辞上阐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思维从而成为当时民族精神的精华并预测和指导社会生活实践。“易”通过阴阳两种属性的重叠交织与推演转化，目的在于反映、契合自然与历史的变化规律，构成了一幅世界变易发展的创生转化体系。从乾坤二卦到既济未济二卦的六十四卦演易中，以阴阳彼此消长的卦象及隐喻卜辞，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探究的天人、物我、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群己、灵肉等阴阳矛盾置于“大易流行”的创生转化体系之中。“易”包涉了一切阴阳矛盾的创生转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从而生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思维结构中“易”的“创生转化论”特色。
《周易》的系统论证后又有无数哲人通过注《易》、解《易》来发挥这一思想。就是当时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回复和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乐天知命”，都无逃于“易”思维的宗旨。荀子通过“解蔽”对“易”思维进行了初步总结，得出“天行有常”、“天人相分”、从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论阐释。后经阴阳家邹衍“五德终始”的循环论证，直到董仲舒那里形成“三统之变”、“物必有合”的历史循环论。汉代对“易”的研究主要是从易理与象数角度进行阐发，注入“易”思维新的社会文化内涵。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玄学与反玄学、神学与反神学、佛学与反佛学的长期较量后，到宋明理学、心学在理气、心物的对立与和解中形成“易”思维形而上的抽象思辨体系。之后经过近代启蒙思潮和理性主义的发轫，直到王夫之对“易”做出较为全面的批判总结，得出了“太虚本动”、“变化日新”的光辉结论。从此中国传统“易”思维“创生转化论”的思维范式得以确立，与当今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相契合，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性思维方式。
考究了“易”思维及其“变易发展”理念形成的思想源渊，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思维对国人的深重影响。任何哲学思维只有结合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合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众所周知，“易”思维确立的时代，正是先秦时期社会变法、政治改制、思想争胜的大动荡转折时期，“易”思维确实成为当时社会变革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此后，中国步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父命子承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和儒释道三教合流以儒为主的伦理文化时期。这样，传统“易”思维就不能不带有封闭自足的循环转化论特色，甚至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只能改朝换代，一治一乱都未改变循环转化的思维取向，相反助长了这一势态。继而在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清末民初，还由于自然经济、宗法政治和小农生活方式的根深蒂固，也只能产生出“中体西用”的论调。就是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也只是从器物、制度层面求变，未能从政治经济的基础层面及精神文化的深层结构转换传统“易”思维。这种传统“易”思维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特有的生活文化土壤而存在和发展。
中国“易”思维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易”的“创生转化论”一度使中国较早地成熟了直观意象的系统思维，以此去观测自然，预测社会，指导实践。在社会政治经济、实用科技、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都独领风骚，成就了同时代西方难以企及的华夏文明。在经济方面注重天地人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治水平土、顺应自然，使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在政治方面注重协调社会各层的大一统，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持整体的有序运转，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了多民族的凝聚融合；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注重直觉整合的系统思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整体论特色；在科技领域注重经验的积累与技术的改进，使实用科技方面出现“四大发明”，特别是在医学、农学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文艺上注重整体和谐中求曲求变的审美倾向；在国民心态上形成了负阴抱阳、自强不息、注重群体、乐在人伦、崇尚自然、安身立命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传统“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过度强调了整体的循环转化，忽视了多样性个体及其自身质的飞跃，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自得自足的封闭系统中：经济上自然循环，未能推行竞争创新；政治上宗法一统，未能倡导自由民主；在民族性格上形成了相对保守的阴性心理特征，主内不外求，在身心伦理上下功夫，不在器物制度上求革新，定性不定量的直觉意象思维也影响了科学分析思维的发展。可见“易”思维的正反两面都十足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它具有自身鲜明优越性，也带有自身难免的弊端。在今天整个全球社会大变革之际，面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传统“易”思维更要回应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的主题，在当代伟大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实践中扬弃自身，化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呼唤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变革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易”思维的继往开来与综合创新。
二、“和”思维：中国哲学思维的“和谐融通”理念
在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维中，“和”的内涵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博大精深。在《辞源》里，“和”就有“谐”、“调”、“顺”、“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现代人所忽视的思维范畴。“和”思维主要有如下四重涵义：（1）“和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在多样性统一的“和”中才能化生万物；（2）“调和”：“相反相成”，“以他平他谓之和”，在系统中使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实现和解，维系着事物的有序运转；（3）“中和”：“适度中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乃“天下之达道”，有适度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强调“天人和合”与“阴阳之序”，阴阳矛盾在对立中达到统一，促成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变易的阴阳矛盾在创生转化、对立冲突、协调融合的过程中通达新的和谐。对以上层层递进之意蕴的挖掘，使我们对“和”思维的特质与范式有了全面的理解。透过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生”、“调和”、“中和”、“和合”所体现的“和谐融通”理念正是“和”的本质，构成了承载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特质[1](P45)——“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
“和”思维最早载于先秦典籍中，其要求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史伯提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2]（P120）的重要命题，开始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和同”论争。后来《左传》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P12)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正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出：“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3](P52)《易经》中兑卦第二爻的爻辞为“和兑，吉”，《易传》则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大和”的思想。在《论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P119)孟子则提出了著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总之，儒家倡导一种“中和”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P17)这可以说是将“和”提升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范畴，并高扬“礼之用，和为贵”[4](P44)的“贵和”精神，强调“和”有大用。
“和”思维的根本特质，正是强调“和”的协调整合功能，调解矛盾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后，沿孔孟之道儒家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里形成“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体系。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在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诗歌中蕴涵着“温柔敦厚”的人文教化。在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或日常生活的良知体验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礼”、“不逾矩”。甚至明清时对“和”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于“义和”，从而使这种“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渗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协调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做人行事。
传统“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由来已久，除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易”思维的阴阳创生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协调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从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形成了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协调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这也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
对“和”思维的评价，自然和对“易”思维的评价一样，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哲学思维正是由于传统自身的矛盾本性使然。“和”思维作为表征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与思维范式，对中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长久以来，“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整合凝聚了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国家的多民族和谐统一；生态上“天人合一”，注重“天时地利人和”；政治上德法并重，追求“政通人和”；经济上厚生利物，注重生态循环；思想文化上兼容并蓄，“和”解佛学、西学等外来文化，使“中和”审美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准则。文化与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矛盾协调整合观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态，“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睦和美”、“和平共处”等“贵和”思想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中国人信守一种求“和”的思维取向，谋求“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从而把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和谐共荣作为发展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和”思维也使中国人笼统地“求和”，注重了整体功效，忽视了多样性的个体。以礼治国，忽视法治；重农抑商，忽视创新；极端地谋求大一统，忽视乃至压抑了个体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主体自我的生成。“和”思维的负面也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保守以思想观念上的支援，并强化了这种国民心态。凡此种种，我们透过“和”思维所具有的双刃剑锋，清晰地看到其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地位及功效。在当代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特质的“和”思维，更有着无穷的活力与魅力。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我们挖掘中华民族这一充满辩证智慧的“和”思维并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化与创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维的深层理念支撑。
三、“易和哲学”思维：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的中国哲学思维范式
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综合，就可以创造性地得出“易和哲学”思维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范式。显然，功夫全在于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现代化创新，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有种种表述，其中冯友兰的“抽象的继承法”、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都颇有合理之处，其用心都在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综合创新中华文化，但由于从思维方式与思维特质处着力较少，提出的方案多是一般性指导原则，仍缺乏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创新所必须赖以立足的思维支点。“易和哲学”的提出，正是转换视角立足于思维特质与思维方式所做的一种初步尝试。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易”与“和”确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特质。这两种哲学思维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在对世界的整体运行给予直观系统的把握，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易”思维与“和”思维的动静刚柔对立中给予辩证的综合创新与现代转化。将“易”思维的阴阳“创生转化论”与“和”思维的矛盾“协调整合观”有机结合，就可以综合创造出“易和哲学”这样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有助于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思维支点。
然而，面对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要从中提炼出活着的灵魂，着实艰辛。笔者在长久的困惑与思索之中返回自身，反观我们古老的哲学思维传统：心悟“周易经”，意会“太极图”，在这难以言说的宇宙图式及其意象思维中，“易”与“和”的哲学思维浮现出来映入脑海。于是抓住这一心灵感悟不放，从中提炼出具有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的“易和哲学”思维范式，然后顺此思路纵横贯之，不觉天上人间豁然开朗、心甚契之，怡然自得，也就顺其自然理出一个初步的脉络。20世纪一代代中国学人苦苦追思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创新这一主题，笔者作为后生也一直思考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命运。在当今国人奋起革新、全球社会大变革之际，这种文明大转型的机缘必将会给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创造性转化带来契机。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两大特质正是“易”思维与“和”思维，那么传统哲学现代化转化的关键，也就根本关涉“易和哲学”思维的创造性综合与现代化转化，以继往开来，正本革新。
第一，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易和”特质及其现代创造性转化。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包罗万象、蔚然大观，其现代创造性转化自然千头万绪，这就要求抓住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特质——“易”思维与“和”思维，如此则可以化繁为简，提纲携领，迎刃而解。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未能将“易”思维与“和”思维实现辩证综合，而且在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里亦有“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的思想，但从比较分析中西两大哲学思维传统的主流线索及其固有张力来看，与西方哲学注重求“分”求“异”的思维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倒是一贯地继承并发展了求“一”求“和”的整合思维。诚然，“易和哲学”的现代化创新必不能缺少西方哲学思维的参照，要吸取其理性主义精神与科学分析方法，但更不能抛弃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优势与特长，只能以中国哲学思维传统为主进行哲学思维的转化与创新。中国哲学思维的创造性转化只能在根植于传统中创新传统，否则，现代化只意味着自身传统的丧失。中国哲学思维的转化与创新需要传统与现代化的承接贯通。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现代化，既是传统的自我转化过程，又是其现代化创造革新过程，是传统转化与现代化创新的成功贯通过程。在哲学思维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不是二元截然对立的，既有矛盾与对立的因素，也有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关联。这就需要使传统与现代化的革新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促成传统的转化与革新。中国哲学思维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是一次“凤凰涅槃”的新生，是中华文化复兴与民族精神新生的思维依托，这关键在于弄清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并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
第二，中国哲学思维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全球化时代涵容。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需要面对当代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世界。反映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精髓的“易和”哲学要契合“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主题，更加务实灵动，将其和谐融通与变易发展的理念根植于当代现实生活，从社会实践的内部挖掘而不是从外部灌输。只要深刻地掌握了当代社会实践的趋向是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潮流，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当今人类的时代呼唤，那么“易和哲学”就应当从当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知识社会、多元文明、个性文化的内在机制中，理出合乎逻辑的价值规范，在全球化多元融和的文明秩序中彰显出“易和哲学”特有的思维和精神。在当代，“易”的理念就是全球化的发展变革精神，“和”的理念就是多元化的宽容和谐精神。这样，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易和哲学”就不至于架空于现实生活之外，而是在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内部找到其应有的新的生长点。
第三，中国“易和哲学”思维建构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世界正在日益走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以传统宗教为纽带的区域文明正在走向全球多元文明，和平与发展成了国际社会的主题，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生态平衡、协调发展，正预示是中国“易和哲学”思维的现代复兴。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之日起，独具慧识的西方思想家早就关注独到的中国哲学思维，以宽阔博大的胸怀吸收着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现代新儒家等正是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复兴着国学，进行着独特的探幽发微、探颐索隐、钩深致远。因此当代中国的年轻学人更有义务和使命承接传统哲学思维的“易和”智火，从中国自身的伟大变革中提升出符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易和哲学”思维：
1、“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认识论意义。“易和”哲学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然后由此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和谐这样一个矛盾系统。“易”为世界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入永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化变易的运行历程；“和”为世界的构成法则，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整合秩序，在相互依存中和谐运转。“易和”哲学从“易”思维的“创生转化论”与“和”思维的“协调整合观”综合生成的“矛盾化合观”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世界，从事物的整体系统来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认识论上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特色。“易”思维重演绎推理，达到认识的分化和抽象；“和”思维重归纳综合，达到认识的整合和具体。从而在事物变“易”致“和”中全面系统地把握对象、关系及其过程，使主体在反映客体的基础上得以建构，并用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统一的“易和”大系统尺度来认识真理、改善世界、觉悟人生，人自身也获得审美体验与境界升华。
2、“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发展观意义。“易和”哲学用系统整体思维看待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运转：“易”意味着进步，“和”意味着秩序；“易”追求发展，“和”守持稳定；“易”是生产力，“和”是社会关系；“易”为变革的力量，“和”为维系的力量。“易”与“和”从社会的存在方式到人的生活方式再到人的思维方式层层统贯，二者决定与反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在社会系统中进行辩证运动，在相互规定和协调中从一种社会“和”态演进到“不和”态社会，通过社会实践发展到新的“和”态社会。这样，就在变革、协调与稳定中使人类社会得到有序进化。在“易和哲学”的思维范式中，“易”是协调发展的变易思维，“和”是整合秩序的和谐思维，“易”的主动的发展逻辑与“和”的主静的和谐逻辑综合创造所形成的“和谐发展观”，构成了“易和”哲学在社会发展观上的辩证法。从当代现实来看，“易和”哲学正呼唤着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其精神实质就是要求确立“易和”发展观。
3、“易和哲学”思维的哲学人类学意义。“易和”哲学正是体现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易”是一种生存的动力因素，促使人认识并创造自我，在现实中表现为人的自由自觉发展的类本性与主体自为性；“和”是一种生存的规范因素，成为人得以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价值理念与社会规范。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上，“易和哲学”思维所体现的新人学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价值规范的内在统一，其“发展”与“和谐”相融通的“易和”人学智慧，理应彰显和饱满起其应有的现代意义。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其实质就是人学思维）热爱自然、珍视生命、注重人伦、追求内在超越、达到自我完善与境界升华的根本旨趣。在当代，要将“易”的发展变革精神与“和”的宽容和谐精神，创造性地建构起的“易和哲学”思维，以塑造和引导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存共荣的时代精神。“易和哲学”思维所昭示的哲学人类学智慧，不仅能在人的思维方式上引发革命，而且将革新人的生活方式和提升人的思想境界。
四、“易和哲学”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和谐家园”意识
“易和哲学”契合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其和谐发展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人类“和谐家园”意识。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召唤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都要求我们创造性地阐发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特质的“易和哲学”精神，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文明等诸多关系中建构起普遍的和谐发展理念，以开辟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1、生态和谐家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立生态文明的天人和谐理念。本来人与生态环境是和谐统一的，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和合”。然而随着现代性思维及其规划的确立和扩张，人与生态的关系开始对立起来，主体性的膨胀使人与生态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遗忘了生存家园的限度，沉醉于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魂剂；缺席了生态伦理的关怀，滥觞于消费享乐主义的狂欢宴；迷失了有限理性的昭示，偏执着技术乐观主义的征服棒；僭越了天人关系的和谐，孤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狂想曲。”[5]（P49）其结果不但危及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还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命运。在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无往不胜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对自身产生了一种新的迷信。现代性规划因此蜕变成理性支配世界、主观包容客观、主体征服自然的人的主体自我膨胀过程。随着现代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充分暴露，引发了当代人的生态主义觉悟：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生存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包括人在内的大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构一种“民胞物与”、“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和谐发展，开创天人和谐进化的“生态和谐”时代。
2、社会和谐家园：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确立协调发展的人际和谐理念。社会是人与人组成的生活共同体，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分工合作的人类社会家园。然而，现代性思维中的个人主义与主体主义，从自我出发，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诱导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危机，使社会家园的基础遭到了摧毁。这就要求从自我中心化的个人主义与主体主义转向社会和谐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当代人类的社会家园。人的本性要求自我与他人、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内在的和谐关系。一种能包容世界的人就是传统儒家所说的“天民”：不仅是作为物种的一个人，也不仅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公民，还不仅是作为人类的世界公民，它更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觉解”整个宇宙的人。破除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革新，既打破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又实现个人对社会的依存，从而避免个人本位的误区，使社会成为个人健全发展的家园，开创出人类和平共处、多元互补的“社会和谐”时代。
3、精神和谐家园：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确立全面发展的身心和谐理念。人不仅需要生态家园与社会家园，而且还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正是精神的危机。“上帝死了”之后，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似乎人怎么“活”都不受限制。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也失去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忠诚，更失去了对精神信仰的依归，这就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个体由于丧失了社会有机体的和谐，注定要承受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虚无主义的困倦，只能靠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来追求感性满足。于是现代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经济人”：“理性”地算计，“最大化”地获利，价值被金钱化，社会被功利化，人生也被“物化”。因此，要从极端片面的理性化追求，转变到以人性的丰富性为中心的合情合理性的选择。超越现代性思维之后的人应当是追求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自由个性”的人，这样的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开创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时代。
4、文明和谐家园：在人与文明的关系中确立文化融合的文明和谐理念。由于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就把西方模式及其价值观念唯我独尊起来，企图强加于别人。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西方的中心主义，还是其他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都需要被超越。从全球文明和谐发展的高度来审视，人类要实现各个文明传统的多元互补与相互借鉴：既要看到每种文明传统对于人的价值所蕴含着的普遍意义与合理性，也要看到其独特性、多样性、差异性，通过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全球多元一体文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自有史以来人类的文明形态之间，既存在着交流与合作，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依靠前者，而后者则往往导致人类的灾难。因此，必须摒弃现代社会完全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和宗教-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分歧所带来的“文明的冲突”，以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生、共荣的新理念引导“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开创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五、“易和哲学”观：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综合创新的“和谐发展观”
“易和哲学”观在当代社会发展理念上的集中体现，就合乎逻辑地表征为“和谐发展观”。“易”思维倡导科学的“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哲学思维基础；“和”思维倡导普遍的“和谐”理念，是社会和谐观的中国哲学思维基础，二者辩证综合创新的“易和哲学”思维，必然倡导融合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于一体的“和谐发展”理念，结合“全球化浪潮”与“中国经验”，自然而然就应当升华为中华民族与全人类需要的“和谐发展观”。
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单纯强调社会进化论与单纯强调社会和谐论都是片面的社会发展观。社会进化论主张的发展观只把社会看成是合规律性的自然过程，忽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建构性、历史性与目的性；社会和谐论的发展观只把社会看成是合目的性的自主过程，忽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必然性、制约性与规律性。“和谐发展观”是发展论与和谐论的辩证统一论。“发展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发展又是通过人的自由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实现的。发展是实现和谐的基础与条件，和谐是发展的目的与结果。发展是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中实现和谐，和谐也孕育着新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无和谐的发展是‘恶的无限性’，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而也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无发展的和谐是社会的停滞，只能停留在空想的浪漫主义境界之中，最终导致社会的衰落与崩溃。”[6](P5)“易和哲学”观，就合乎历史与逻辑地必然倡导融进化论与和谐论于一体的“和谐发展观”。
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正面临着“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战略抉择问题。中国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进行着社会发展观的自觉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把人当作主体和目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体现着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与效率优先，而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结合，追求发展方式的科学合理性。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应当被理解为与社会和谐观目标相一致的“和谐发展观”：改革是和谐社会要求下的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与有效途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完善与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与最终目标，其核心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和谐发展；和谐是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保证机制，其实质是使改革发展成为人民的事业，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意识，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辩证综合创新的“和谐发展观”，是立足中国“易和哲学”思维传统、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借鉴全球社会发展理论所做出的综合创新。中国思维传统中有着强调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注重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等丰厚的“易和”思维传统与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提出了把握和处理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思想等；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到以人为中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的转变，这都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与和谐发展观的创建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基础。
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源流上讲，“和谐发展观”正是中国“易和哲学”思维、精神、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体现，是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的辩证综合创新。“和谐发展观”的提出，顺应了当今人类求“和平”求“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呼唤，更加注重发展的人民性与和谐性，坚持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最高尺度，谋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追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发展要惠及子孙，建立发展的长效机制；注重发展的辩证性与多样性，按照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则处理发展问题，在遵循发展普遍性要求的基础上追求多样化、多模式化的发展；注重发展的科学性与创造性，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突出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能动性，是科学性与创造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和谐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其根本宗旨在于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在创建着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时代精神的人本和谐发展理论。这标志着中国古老的“易”思维与“和”思维现代创造性综合的“易和哲学”，必将进一步启迪和开拓社会和谐发展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
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P289-290)当代全球化发展产生的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新议题，可以集中概括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发展观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全面创新来进行回答。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不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全面和谐发展的先导和前提，而且成为推动创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学派的现实途径和时代呼唤。
“易和哲学”的尝试性探索，正在响应中国“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昭示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关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和谐共荣的命运。透过全球化的重重迷雾，我们应当自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和哲学”思维虽然古老，而其精神理念常新。中国哲学思想该是站起来面向人类的未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P376)发出自己久违的声音。负起这种使命和责任，我们就有理由展望：古老而常新的“易和哲学”将会给当代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精神启示。
 
注释：
[1] 漆思．中国哲学的“和”思维特质与和谐发展理念[J]．长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
[2] 四部丛刊初编本编委会．四部丛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张震点校．老子·庄子·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
[4] 四书五经大系编校委员会．四书五经大系：第1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5] 漆思．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部陷阱[J]．长春：长白学刊，2004，(6)．
[6] 漆思．现代性的命运——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批判与创新：序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Outline of “Philosophy of Yi-He”
——Chinese Philosophy Ideal of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QI Si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
Abstract: “Philosophy of Yi-He” is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thought of “Yi”and thought of “He”, as well as the unique natur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ought. It embodies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and the innovative pattern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ought. At present, “philosophy of Yi-He” conforms to the topic of age——developing in all-round and coordinating way and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t constitutes Chinese philosophy ideal which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reating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Yi-He”; thought of“Yi”; thought of “He”; viewpoin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