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曾经以二重化的姿态告别１９世纪:它既以惶惑的耻辱感去面对被科学“驱逐”出自己的“世袭领地”的挑战,又以沉重的使命感去寻求哲学“科学化”的道路。这就是蔓延在整个２０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也就是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因此,任何关于“跨世纪”的哲学思考,或者说,任何关于人类下一个千年的哲学预测,都必须首先面对２０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即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进而形成新世纪的哲学选择。

一、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如果可以对两千多年来的人类哲学作出最为简洁的概括,那就是一个以“爱智”为坐标原点的否定之否定的进程:从“爱智”(肯定)到“知识”(否定)再到“爱智”(否定之否定即新的肯定)。

“爱智”,在其“追根究底”、“追本溯源”、“从头问起”的意义上,是一切哲学(世界各民族哲学)的“本原”。老子问“道”,孔子问“仁”,苏格拉底问“德”,柏拉图问“智”,都是追问“智慧”(知识)的“根据”,都是一种批判性的理想性的“爱智”精神。

然而,在哲学的“爱智”的追问中,却隐含着种种自我否定即把“爱智”变成“智慧”(知识)的危险:其一,在科学不发达(未分化出去)的背景下,哲学会“僭越”地充当“科学”对世界进行“解释”的功能;其二,对“根”、“底”或“本”、“原”的追问,十分容易陷进对“根”、“底”或“本”、“原”的回答,从而使哲学从“爱智”的“追问”变成“知识”性的“回答”;其三,“爱智”的“形上”性质或“超验”性质,难以实现其在“形下”或“经验”层面与民众的沟通,诱使哲学放弃超验的哲思而诉诸经验的知识;其四,对哲学的“功能”、“效用”、“用途”的审查,特别是在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强烈反衬下,迫使哲学放弃“爱智”的理想性追求而仿效科学去提供“可证实”或“可证伪”的“知识”。对此,作为科学哲学家的普特南已经深切地感受到,“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６页)

这就是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就是以悬设人类知识层次的分类表为出发点,在与“科学”的对比中去理解、解释和规范哲学。具体地说,就是以承诺“科学”为人类提供关于世界的“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为前提,确认哲学应该为人类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这样,哲学就被合乎逻辑地规定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关于哲学的这种理解和解释,强烈地表现为２０世纪的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或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然而,在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中,同样隐含着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挑战:其一,哲学是关于“世界”的“思想”,还是对关于“世界”的“思想”的“反思”?如果是前者,哲学就和科学一样去建设关于“世界”的“思想”,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哲学和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如果是后者,哲学就不是像科学那样去形成关于“世界”(即使是“整个世界”)的“思想”(即使是“普遍规律”),而是把科学所提供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作为“反思”的对象,从而作为一种区别于“科学”的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而存在;其二,哲学是“回答”诸如“世界是什么”、“历史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还是不断地“追问”人们解释这些问题的“前提”?如果是前者,哲学就和科学一样是关于“世界”、“历史”,“人生”的“知识”,也就必须以“可证实”或“可证伪”去“检验”哲学;如果是后者,哲学就是以理论的形态表征人类实践的无限开放性、人类思维的无限指向性、人类精神的永恒超越性。在后者的意义上,哲学就是一种推进人类发展的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简而言之,哲学就是“爱智”;其三,哲学仅仅是对“终极存在””或“终极解释”的追求,还是对“终极价值”的渴求?如果是前者,哲学就只能是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去寻求世界的“本”或“源”,也就是把自己定位在“知识分类表”的“最深层知识”的位置上,而这合乎逻辑地又成为“科学的科学”;如果是后者,哲学就是以追求“终极存在”或“终极解释”的方式而寻求“终极价值”即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既是哲学探寻的出发点,也是哲学追求的归宿。这种指向“终极价值”的追求使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走向了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二、爱智:示范“生活”方式

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意味着哲学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哲学“爱智”本性的恢复。哲学,如同人类把握世界的艺术、宗教、伦理、科学等各种基本方式一样,都植根于人类自己的存在方式———实践。实践,正如人们通常给它下的定义,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社会性”、“历史性”的“探索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既以“任何物种的尺度”又以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去进行生产,也就是既按照“客观规律”又按照“人的目的”去进行生产,因此,人的实践活动以“认知”与“价值”为双重前提。这意味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蕴含着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要求;人类实践活动所要求的“哲学”方式,是一种表征实践的反思性、批判性、理想性和无限性的方式。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活动,是一种“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的活动,是一种“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相统一的活动。这些是哲学界的普遍共识。然而,在这些矛盾的统一中,还蕴含着更为深层的矛盾,这就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矛盾,或者说“现实性”与“无限性”的矛盾。关于“实践”,列宁解释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２２９、２３５页)。这就是说,实践的“现实性”是以实践的“理想性”为前提的,“现实性”的实践活动就是实现它的“理想”。人类实践活动的“每次现实”和“个别实现”是有限的,而追求“理想”的人类实践活动却是一个无限的历史展开过程。基于人类实践的人类思维,总是表现为一种无限的指向性:寻求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寻求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寻求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人类实践的这种无限的理想性,人类思维的这种无限的指向性,构成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基本方式———哲学。

哲学所表征的人类的理想性追求,正是表征了人的“生活”与动物的“生存”的区别。动物的“生存”活动当然是一种“现实”的活动,但并不是一种追求“意义”的活动,不是一种实现“理想”的活动。而人的“生活”活动则是一种指向“意义”、实现“理想”的活动。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哲学充当着这样的“角色”:以自己的反思的、批判的精神活动,向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艺术的、宗教的、伦理的和科学的、技术的方式———显示、提示、启示实践的“意义”即它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之维”。这就是哲学对人的“生活”方式的“示范”。马尔库塞曾以“单向度的人”这个醒目的标题告诫人们,失去理想性、批判性、超越性的“维度”,人就成了失去生活意义的“单向度”的存在。这种“单向度”的存在,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市场经济中的普遍性存在。人类在新的千年,需要恢复哲学对“生活”方式的示范,需要人们以哲学的态度去生活。

三、示范“生活”的“学术”方式

哲学是以“学术”的方式来示范“生活”,因而它首先需要恢复自己的“学术”形象,并向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示范“学术”的方式。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是人类以各种方式去展现自己的“智慧”,去构建“属人的”神话的、宗教的、经验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世界”。然而,在人类构建“属人世界”的全部“智慧”活动中,却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动力———强烈的、真挚的、忘我的、超功利的对“智慧”的热爱,这就是“爱智”。“爱智”,是把“智慧”及其结晶———“知识”———作为反思的、批判的对象,揭示人类知识中所蕴含的构成思想的“前提”、评价真善美的“标准”、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也就是揭示“知识”得以成立的“根据”。这种向“前提挑战”的批判态度,就是一种体现人类的理想性追求的“学术”精神。

“爱智”的哲学,是以示范“学术”精神的方式而蕴含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之中,也就是使人类把握的各种方式总是蕴含着“诗意”的理想性追求。理想是对现实的超越。体现理想的“学术”,并不是对“现实”的解释和论证,恰恰相反,它是“实践的反义词”,是“对实践的反驳”,也就是引导“实践的自我超越”。“爱智”或“学术”,它是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向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去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如果不能提供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如果人们不能永葆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人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类需要哲学,进入新的千年的人类尤其需要哲学。然而,人类需要的不是作为“知识”的哲学,而是作为“爱智”或“学术”的哲学。作为“知识”,这正如卡西尔对“科学”的评价,“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６３页)。作为“爱智”或“学术”,哲学则是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反思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知识”,引导人类追求新的“理想”。超越意义失落的“生存”状态,塑造和引导“生活”的理想之维,这不是对人类最有“意义”的哲学活动吗?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不应当是新世纪哲学的选择与追求吗？

来源：《长白学刊》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