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正聿
书写完了,我觉得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哲学通论》是一部专著性的教材。
我把这部《哲学通论》写成专著性的教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建国以来还没有一部教材性的“哲学通论”或“哲学概论”或“哲学导论”,在这种背景下,我只能是在尽可能地汲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思路和理解来撰写这部《哲学通论》;二是出于我对哲学的理解。在我看来,哲学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哲学是经由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创造出来的,“无我”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越是经由独立思考的哲学,越会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越是具有个性风格的哲学,越会成为具有启发意义的哲学。因此,在力求遵循写作教材的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我把这部《哲学通论》以现在的内容与形式呈现给了读者。这就是说,强调这部教材的专著性,包含两层含义:既是肯定它作为专著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也是承认它作为教材的探索性和试验性。
首先,这部《哲学通论》的立意或者说主题具有显著的个性色彩。我认为,关于“哲学”的“通论”,既不是国内长期讲授的“哲学原理”,也不是国外或港台关于各种哲学理论、哲学学科的介绍;在我看来,作为“通论”或“概论”或“导论”的哲学课程和教材,应当集中地讲述一个问题:“哲学究竟是什么?”通过这种追问,来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考,并形成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的生活态度。我在讲授这门课程和撰写这部教材的过程中,正是贯穿了这条自以为是的主线。
其次,以“哲学究竟是什么”为主线,我设计了这门课程的整体框架和这部教材的基本结构,这就是现在所讲的和所写的这些内容: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和哲学的修养与创造。我在《哲学通论》中所写的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来引导学生拓宽和深化对哲学的理解,而不是分门别类地讲述有关哲学的各种问题或各种知识。
再次,这部《哲学通论》是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础上,也是在认真思考哲学史和现代哲学所提供的理论成果和所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我特别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来提出和回答问题,并尽可能地陈述哲学史和现代哲学关于“哲学究竟是什么”的不同理解,但是,由于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所撰写的《哲学通论》,因此,不能不显著地表现了我对此书所论述的各种哲学问题的理解。
从上述情况看,无论是这本书的立意和框架,还是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作为教材来说,都只能是试验性的和参考性的。就此而言,这部“通论”可以说是真正的抛砖引玉。我觉得,如果这本书作为教材还有其独特的价值的话,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在它的基础上会出现新的、更好的哲学的“通论”或“导论”或“概论”一类的教材(其中也包括我自己重新改写的《哲学通论》)。
当然,无论是作为专著,还是作为教材,这部《哲学通论》都结晶了我个人多年来对哲学的求索,也汲取了哲学史上的认识成果,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很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无论是在教材还是在专著的意义上,这部《哲学通论》所表现出的探索性、求实性、创造性和开拓性,还是使我感到欣慰的。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是最漫长的,也是最艰苦的。我在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自1982年本科毕业留校开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以来,就一直向自己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它的确是构成了我的哲学研究的主旋律。10多年来,我比较系统地探索了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性质、体系结构、社会功能、生活价值等问题,也比较深入地思考了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常识化问题、演化趋向问题以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等问题。1994年在设计吉林大学“哲学基地”(全称应为“国家哲学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方案时,我就把“哲学通论”列为教学改革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关于“哲学通论”课的基本思想和讲授纲要。从1995年秋起,我为吉林大学哲学系以及文科其他院系的学生连续讲了三年的“哲学通论”课。第一次授课之后,即由我的夫人李璐玮逐字逐句地整理并打印出了近八十万字的讲课录音稿。近三年来,我以这份录音稿为基础,重新改写了两次书稿,在理论观点、文献资料和叙述方式上都反复推敲,逐步地完善了这本书的体系与内容,终于形成了现在的这部《哲学通论》。
这本书的后面有三篇“附录”。为了使读者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我对“哲学通论”这门课程的基本理解,我把1995年9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关于开设“哲学通论”课的思考》一文附录于后。当然,现在完成的这部书稿,与当初关于这门课程的“思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增强。由于这门课程和这部教材的基本思想与我对哲学的理解密切相关,我又把1996年12期《哲学动态》的人物专访《在前提批判中寻求崇高》一文也附录于后。这篇文章以简洁的内容概述了我的哲学观,特别是简洁地阐发了我对哲学的前提批判和哲学的追求崇高的理解,因而非常有助于读者对《哲学通论》的基本思想的把握。关于教学,其中特别是关于理论课教学,我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教学必须要有魅力;而教学要有魅力,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4个字—“有理”、“讲理”。我感到,一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实现程度,是与该门课程的教学状况成正比的,所以也把《教学要有魅力》这篇文章附录于后,希望与大家交流教学的体会。在我看来,哲学要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是应当把教学作为艺术来对待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哲学通论”课的开设和讲授过程中,还是在这部《哲学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都得到了哲学界前辈和同仁的热情帮助,得到了国家教委高教司及文科处的指导与支持,还得到了其他各界朋友和一些院校的大学生的关注。在1996年国家教委召开的文科教改会上,“哲学通论”的课程建设被列为重点项目,并被确认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国家教委哲学课程改革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和《教学与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杨耕教授,作为《哲学通论》教材的鉴定人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积极支持开设和讲授“哲学通论”课,对写作此书予以鼓励和指导,并欣然为之作序。在此,我向学界的前辈和同仁、向国家教委高教司和文科处、也向所有关心此书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向出版此书的辽宁人民出版社和精心编辑此书的刘杨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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