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本身的文化精神，既指向人的乌托邦精神的理想层面，又关注人的世俗化精神的现实层面，它是对人的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双重关怀。因为人具有“自然生命”与“超自然生命”的矛盾本性，决定了人是生活在二重化的世界：头顶着神圣化的“天”，脚踏着世俗化的“地”，真正属于人的位置就在于这“天地”之间的人文世界，真正属于人的精神家园也就正在于这乌托邦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张力中微妙平衡而形成的人文精神。人生在世，要有一种精神信仰，要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这是人的本性。人之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可以不要信仰，不需要精神追求，它顺应本能就满足了自身的生命；而人则不同，吃喝仅仅是为了保障生命，有了生理生命之后，人就要去做理想的和有意义的事情。人的精神家园包涵乌托邦精神和世俗化精神两种维度，而在当今时代，人在乌托邦精神和世俗化精神之间出现了矛盾冲突。当代人如何走出精神信仰的危机，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人性的矛盾，在乌托邦与世俗化的张力中探寻和建构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一、从人性角度审视人的乌托邦精神和世俗化精神
 
人的精神包涵着乌托邦精神和世俗化精神这两种看起来好像似乎完全对立的精神。乌托邦精神是一种人们超越当下的对理想的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超越现实，不满足于现状，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无论是人性的升华、事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有一种执着追求的乌托邦精神。乌托邦这个词原意指的是“乌有之乡”，乌托邦就是人梦想的一个地方，而乌托邦精神和乌托邦并不一样，乌托邦精神则是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世俗化就是与神圣化相对的人的现实的世俗生活，世俗化精神表明人在现实社会之中，总会有一些功利考虑，谋求需要的满足。人在世俗中生活，就要适应这样一个世俗社会，世俗化精神可以归结为一种人的世俗生活的现实化精神。
 
人的本性决定了人需要乌托邦精神与世俗化精神这两种精神。人的本性是人的奥秘，也是人最大的困惑，也就是要问人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就涉及到对人性的根本追问。人性中存在对于理想的一种执着追求，不满足于完全世俗化的生活，人性的理想追求决定了人需要一种乌托邦精神。而世俗化精神则是人们立足于现实，对于世俗生活的关心。因为人性的矛盾在于人是从动物演化来的，但人又有精神追求，有自我意识，有一种对理想的需要和追求。脚要站立在现实的大地上，但头要顶着理想的蓝天。人缺了这样一个顶天的理想，人就不成为“人”了，人与动物就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了。正是由于人立足于现实的大地，又不断地追求理想的蓝天，追求一种乌托邦精神，人才得以区别于其他事物。古人说“天地人”三才，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人居于天地之间，人应当是顶天立地的存在，这个顶天立地指的是人必须既要有一种超越的精神，又要有一种现实的精神。因为人超越了动物性之后就有一种精神的需要和追求，人最大的追求不是来自于对衣食住行这样一些物质的追求。当然这很重要，是基础，在这些得到满足后人还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是无止境的，没有极限。
 
由于人的本性中既有动物性又有神性，人性的矛盾在于它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指的是人性的矛盾。人是有动物性的，这是人的第一生命。我们从父母那里得来的生命就是人的本能生命，还没有人格意义上的生命。真正做人不仅要有肉体的生命，而且要以这个为基础去获得人格意义上的生命。人的境界的高度主要取决于人能否在后天获得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生命。因此，人的生命就不是一重的生命，而是多重的生命，至少是双重生命。我们生下来，从父母那儿继承的自然生命是遗传决定的，我们没有选择之力。当然父母通过优生和教育使孩子先天发育得好，但这对人来说只是一个基础的生命，这个生命还不是本质意义上的生命。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是人的本质不是我们生来就具有的，而是在后天的学习、实践中获得的。用社会学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一个人要成为社会合格的一员，就要接受社会的规范。人们遵守了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这样一些社会规范后便被社会化了，也就被社会接纳为合格的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属于人自己的第二生命，或者叫做人格生命。人们经常说“做人难”，就是说人不做人就不能成为人。人不是自然而成为人的，而是靠社会化，靠人文教化使人变成人的。人在生理生命的基础上去创造、去奋斗、去追求，最后实现自己的理想，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时候人获得了自己的本质生命。人其实有许多层面的生命内涵，比如说一个人的人格很高尚，就具有道德生命；体育运动员，就有体育生命；艺术家有艺术生命；文学家有文学生命；政治家有政治生命。评价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就应当从多重化的角度去看。传统生物学对人的理解是人只有一种生命，如果只有一种生命还用做人吗？还会有人说做人难吗？这是因为我们如何做人就在于如何用好人的第一生命去获得人的第二生命。正是这种生命的二重性，使得人与动物也使得人与人区别开来。尽管人面对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但人的境界则可能完全不同。有的人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尽管他可能已经去世了，但其精神留给了社会，所以他便拥有了更高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是不会随着肉体生命的死亡而消失的。我们经常说生命的永恒便是指人的第二生命的意义，而这个第二生命就像火炬一样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子孙后代继承遗志，把人类文明的火种传播下去，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追求生命的永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就指的是英雄的第二生命永垂不朽，他们的人格、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他们的肉体早已长眠大地。这种双重的生命观表明，人既有要世俗化的精神，又要有乌托邦精神，这两种精神对人的完整生命来说缺一不可。
 
如果人缺乏了这两种精神，会出现什么后果？假如人只有世俗化精神，没有乌托邦的精神追求，活着就只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人就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没有了生命的意义。动物是按照自然本能生存的，而人在本能之上还有的理性、意志和情感，有着人特有价值和理想追求。但人没有世俗化精神也不行，人的“顶天立地”的本性要求人不能脱离大地，脱离了大地那叫空想，叫做白日做梦。人需要梦，需要有梦想，需要做梦，特别是在人年轻的时候，但是人应当在晚上去做梦，不要在白天去做梦。因为人还需有现实的入世的世俗化精神。人的这两种精神都很重要，要和谐互补。光立足于世俗的人，我们就说比较“俗”。“俗”相对而言的是“雅”，人们还有对高雅的追求。离开了这种现实的世俗化精神，人就无法生存。极端一点说，没有世俗化的精神，人就会变成空想家，好高骛远，最后一事无成。但人还是需要乌托邦的精神，如果没有了乌托邦精神，人的精神境界就无法提升。这种顶天的乌托邦的精神追求，使得人追求一种更高的神圣性。但人注定成不了神，因为人有肉体。人性的矛盾中就包涵着灵与肉的矛盾，这种双重的生命注定人成不了神，但人对理想的超越性的追求，是人的精神信仰需要，是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只有把人的双重生命结合起来，使两种精神互补，才能形成一种健全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本义就是人作为人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提出的humanism，就是人的主义，在中国就翻译成人道主义。人成为人的那种精神，就是人道精神或者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本身要包括两种精神：追求权利、重视现实的世俗化精神，追求理想、不断超越的乌托邦精神。这两种精神各有各的界限，不能超越，要达到和谐。这两种精神如果相互僭越，就会带来灾难。
 
我们在单纯追求乌托邦精神和世俗化精神两个方面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有过很多失误。我们建国初期的社会道德风气虽然比较好，但那时的失误在于完全用一种革命化理想来规范经济社会建设，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缺少了一种世俗化精神，未能很好满足人的世俗幸福，而是充满了一种比较狂热的理想化的乌托邦精神，很多社会运动超越了当时的发展阶段。如“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就是当年毛主席看到《张鲁传》中提出“置义舍”的主张，就是成立公共的食堂和旅店，大家到那里可以免费吃住，这是在当时就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理想。毛主席说过这样话值得人们思考：做一个纯粹的人。纯粹的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人，并不符合当时人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人的矛盾本性，因为人的本性既需要理想的精神也需要世俗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作为国家来说都需要，一个民族需要一个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但不能拿乌托邦来指导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是个非常世俗化的过程，缺少踏踏实实的作风和态度，经济建设肯定搞不上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激起了全民族的致富热情。搞了市场经济之后，那种原来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了，一些人提出躲避崇高。王朔写的小说刻画了人们对当年极端的乌托邦追求的一种反感，认为我们不需要那种虚假的空幻的理想。九十年代，思想界进行了人文精神的论战，一派提出“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认为原来的崇高是伪崇高。看看王朔所写的小说标题：“玩的就是心跳”！他用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手法。另一派则力倡人文精神的乌托邦维度，提出要坚守理想性的精神家园。但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个论战的双方也都走到了健全的人文精神的两极。
 
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世俗化精神，中国人得变富，不能总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打开国门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太大了，我们落后了，因为我们缺乏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基础，现代化缺少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整个20世纪中我们的很多失误和灾难，在思维方式上看就是容易走极端，要么左，要么右；要么集权主义，要么无政府主义；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复归传统。我们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对这点认识得非常清醒深刻，说我们既要防右，又要反左，要走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的道路。从精神上看，我们要有健全的人文精神，要实现顶天的乌托邦精神和立地的世俗化精神的和谐。
 
 
二、经济社会转型期乌托邦与世俗化的矛盾冲突
 
世俗化尽管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裕的社会，然而由于未能找到切合人性的真实的乌托邦理想，在这种极度丰裕的现代生活中，个体的精神感受出现了新的困惑。这种困惑在马尔库塞那里表现为由于现代性的异化导致出现了“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的社会”，丰富的人性与精神需求遭到了空前的压抑，人完全变成了一种功利化的世俗存在。事实上人必须有乌托邦精神的追求，必须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正如奈斯比特所说的在一个高技术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追求一种高情感与高格调与之平衡。然而，现代性对人的精神家园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人性的丰富化，还是人性的贫困化？究竟是意义的充实感，还是意义的空虚感？现代社会究竟是人的“伊甸园”，还是“失乐园”？随着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与当代经济社会的急速转型，在当代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也引发了乌托邦与世俗化的矛盾冲突，导致产生了人文精神的各种困境。
 
 
第一是感性泛滥与欲望膨胀。现代性调动了人的感性欲望，未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精神平衡，在精神资源方面出现了新的贫困，导致现代人成了丰裕社会中的纵欲无度者，由此也导致了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的破坏。现代社会把人设定为“经济人”，人似乎变成了经济的动物和功利的奴仆，成天在“名利场”上竞相角逐，遮蔽了仰望头顶星空的心灵和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其实，感性和理性是一对矛盾，这两者失衡会导致要么过分地理性化，要么过分地感性化。人类有两大类学问，一个是科学，另一个则是艺术。科学精神主要是一种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合理地行动。艺术主要给人一种情感的满足与教化。健全的人文精神需要科学的理性精神和艺术的情感精神的统一。光有科学精神没有艺术精神，那人就成为机器，活得没有情趣；光有艺术精神而不要科学精神，那就是疯子。只有这两种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个通情达理、合情合理的人。但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时代，人们把自己理性的一方面冲淡了，过于重视感性欲望的满足，于是导致感性的泛滥或者说是欲望的狂欢。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下，“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①]
 
 
第二是心境浮躁与责任淡化。经济社会转型期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们急于出人头地，急于一夜成名，这导致了心境的浮躁，不能心平气和，就是没有平常心，愿意攀比。因为我们总是拿自己的短处同别人的长处比，这个比的结果往往使我们心理失衡，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这种浮躁使得学者也不安心做学问，坐不住冷板凳；商界缺乏一种实干的敬业精神；政界一些人也忙着搞政绩工程，大搞“创收”，甚至进行权钱交易。这种浮躁在学术界、商界、政界、都有所体现，这种浮躁也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并发症。当代经济社会转型也使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淡化。社会的责任与道义需要有人承担，见义勇为也好，主持公道也好，这需要一种责任与道义的担当。当代人们的义利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倾向于自我利益本位。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和矛盾化，容易产生诸多不和谐的因素。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缺乏一种公共责任与公德意识，因此，需要树立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精神。我做的大学生调查显示，现在的青年讲自我的地方太多，像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但这个自我从哪里来的？事实上，人只有放下自我才能实现自我！人只有把自己放下来，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人应当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也要实现自我的超越，从小我走向大我。
 
 
第三是金钱崇拜与功利抬头。现实的社会往往以金钱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这已成为风气。这实际上是把人与金钱的关系给颠倒了。人们为什么创造金钱？金钱是人创造的工具，应当服务于人的生活。可现在人们认为有钱似乎什么都能买到，于是对钱崇拜起来，形成拜金主义。这种拜金主义诱发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钱实际上变成了人的大爷，而人变成了钱的孙子。在现代社会，人无钱便不能生存和发展，这时钱压迫着人，人成了钱的孙子；但有了钱之后，对钱又崇拜起来，越有钱越想有钱，把挣钱当作人生的事业，这时钱仍然是人的大爷，主宰和支配着人。当然人可以发财致富，为人的发展提供保障，因为人格的独立首先取决于经济的独立。但从人的真实的生命需要来看，很多需要不再是必需而是欲求，是虚假的需要而非真实的需要。今天的社会是一种消费社会，它刺激人们的欲望，以高消费为荣，把享乐视为成功。其实真正的美德恰恰在于合理地节制，不是浪费挥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讲到西方的资本家，为什么不像我们的一些暴发户？因为西方的资本家普遍有一种宗教的超越精神。新教伦理鼓励人们可以努力挣钱，但是不要挥霍，要为社会做贡献，并把以此作为人在尘世的天职。我们需要合理的谋利精神，需要将功利意识进行超越和升华。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对于价值的指向则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把价值的主宰——人本身忽视了，而是转向了物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身一样，现代人把身外的价值凌驾于人本身的价值之上，出现了拜金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拜物教。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殖民中日益失去了对人生与社会的范导作用，出现了价值的扭曲和异化。
 
 
第四是人格分裂与信仰迷失。在现代社会舞台上，个人戴着形形色色的面具在纵情地表演，一切随“场域”和“情境”的不同而进行“理性的选择”，难以有一贯的和理想性的人格。在现代社会交往中更是如此，为了实现所谓自我的价值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顾尊严。在普遍交换的市场社会中，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拿人格做交易，更不要说肉体了……无数家出卖灵魂的超市又开张了……现代人变成了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写到的人格上的“空心人”。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更容易使人格发生分裂。这个时代人格多元化和复杂化了，说不好听便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总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带着各种面具。可问题在于人长期戴着假面具，假面具反倒成了社会的镜像。当违心做事过多，原来的心便扭曲了，假心便似乎成了真心，假戏当成了真戏。人要成就自我，相对来说应该有一贯的人格，不能今天一套，明天又一套，不要原则，不要正义。人格的分裂是个当代全球性的通病，不只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现代化需要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同时应当超越单纯的市场经济逻辑。不进入市场经济，我们便没有世俗化精神；不超越市场经济，我们便没有乌托邦精神。市场经济是帮助我们走现代化的一条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世俗化运动，让人们变得独立自主，让社会的财富发展起来，但需要有理想的精神来调节和平衡。传统人有着宗教与伦理信念上的安身立命之本，通过“现代性的酸”消解之后，现代人还没有建立新的精神依归。在这一现代性的大变革过程当中，在精神信仰的领地出现了一种过渡中的空缺：旧的已经失去，新的尚未到来。正如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断言：只有一位上帝能够引渡我们，然而现代人却不知道这位上帝何时出现。当代经济社会转型，需要我们求索的是：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起古希腊，我就有一种家园的感觉。”因为古希腊的哲学、宗教、艺术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所以他觉得那是他精神的故乡。我们中国人是有精神家园的，传统的中国人讲立功、立德、立言，讲内圣外王。但在现代化以来这些观念受到了冲击，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变了。政治策略其实不是乌托邦精神，但不能取代人们的信仰，不能取代人的乌托邦精神。人的本性在于自我拯救，得靠自觉，因为谁也不是救世主，每一个人的信仰必须得通过自己去体悟和寻求。有个佛经故事，一个云游僧问释迦牟尼：“我是谁？”释迦牟尼默默不语。云游僧就说：佛祖也不过如此，我还得继续云游，去寻求人生的真谛。云游僧走了之后，佛祖的弟子就问佛祖：“为什么不回答他？”佛祖说：事实上我不回答便是回答他。因为他问“我是谁”，正是他在找自己的信仰和归宿。现在他在行走的路上怎么能说他是谁，说他是个好人，他有可能干坏事；说他是个坏人，他以后可能行善。他还活着，就得继续追寻自己的人生道路，无法给其定论。也许佛祖的不回答可能就是最好的回答。其实“我是谁”的答案就在每个人自己的身上：“我是谁”就在于我自己人生选择之中，人就是人所创造的世界，人的价值和意义靠人自己体验和获得。选择的权力在自己身上，自己决定自己。萨特强调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是靠后天的选择成为自我的。人是会死的，但人是需要有信仰的，人追求一种永恒存在，希望灵魂有所皈依，精神有所寄托。
 
以上乌托邦与世俗化的矛盾冲突，总体上来看是人文的疏离，就是人文精神远离了人自己。人不再有健全的人文精神，人被人之外的东西给支配了，而没有人自己的健全的精神支柱。在当代，不仅个体感受到这些困境，整个民族，整个人类也感觉到人文精神疏离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就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的信仰，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三、在乌托邦与世俗化的张力中探寻人的精神家园
 
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文精神的战场上，作为校正宗教神圣化的世俗文化开始勃兴，逐渐占据了上风。世俗化在批判宗教禁欲的神圣化过程中确实极大地解放了人性，肯定了人追求世俗生活幸福的欲望，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功绩早已彪炳史册。但时至今日，世俗化的过度却带来了市场的泛化与感性的泛滥，矮枉过正的结果对人文精神造成了空前的冲击。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这种冲击主要是伴随商品意识的渗透扩张和整个社会生活世俗化与功利化而展开。特别是到市场运行机制正式引入和确立的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世俗化趋势进一步强化，于是就引发了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论战，出现了乌托邦与世俗化的矛盾冲突，使得统一的人文精神开始分裂，因此我们迫切呼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追求神圣化与内在超越的乌托邦精神与关注现世生活的世俗精神是内在统一的，集中体现在“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之中。但随着西方文化与现代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使得中国人的人文精神陷入了深重的意义危机。这正如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所指出的，“‘意义危机’是现代中国思想危机的一个层面，……当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系统涌入中国，并且打破了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之时，问题变得更加困扰。各种争执不下的新说使得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后所未有的。” [②]按照张灏的分析，中国人走向现代化历程中的意义危机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即原先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准则大都失范，而新的道德律令又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其次是“存在迷失”，即“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已被认为不合时宜，又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存在意义；最后是“形上迷失”，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家园与终极关怀等形而上的超越性意义无法确证，人们的信仰普遍出现了迷惘与困惑。这种状态如同丹尼尔·贝尔指出的，“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 [③]
 
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建自己的意义体系时曾滑向了两个极端：其一是“文革”时期极端的“乌托邦”运动。毛泽东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推行文艺“革命化”、道德“崇高化”、精神“纯粹化”，以塑造所谓“又红又专”的一代新人，实际上却是一种“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人文精神由于超越了其合理的限度，以“乌托邦”运动的极端方式进行社会文化实践，必然达不到人们的初衷而走向悲剧性的反面。其二是市场化大潮下过度的“世俗化”运动。它一反极端的乌托邦，以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感性文化空前泛滥，人文精神也因过度的世俗化而陷入深重的危机。此时又表现出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精神信仰一度迷失。人文精神危机已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精英阶层的普遍忧思，找寻精神家园成为当代人文精神重建的共同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反对过度的世俗化，并不是要抛弃积极的世俗精神；我们反对极端的乌托邦，并不是不要超越的乌托邦精神，它们都有各自的合理性限度，二者共同构成并维系着健全的人文精神。今天切不可重蹈“文革”覆辙，以貌似“革命”与“神圣化”的极“左”色彩的乌托邦来扼杀人们追求世俗的幸福，应当提高其人文意蕴与精神境界，使乌托邦精神和世俗化精神形成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平衡。只有这样，精神家园的重建才不致于滑向极端的乌托邦与过度的世俗化两极。
 
中国古人云：“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既要完善道德，又要探索学问；既要研究最广袤的世界，又要洞察最细微的人性；既要有高明的思想，又要有中和的心态。在现实生活中要有一种异常思与平常心。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在思想领域中我们没有禁区，可以自由地思想，但在实际行动中不能怎么想便怎么去做，要保持平常心。当今这个时代却往往是有着平常思，却有着一颗异常心。
 
第一，顶天而立地。所谓顶天，就是头顶理想的蓝天，坚持人文精神的理想性与超越性。没有这种顶天的理想性，整个社会的政治信仰与道德信念将完全处于世俗化的功利层面而无法提升；所谓立地，脚要立足现实的大地，坚持文化的现实性，牢牢地以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从市场经济生活的实际出发去满足各种层次的文化需求，照顾到一般民众对俗文化的消费。文化一旦失去立地的现实性品格，必将走向一种神圣化的乌托邦狂热，使社会道德充满普遍的虚伪性，不利于形成健全的人文精神。因此，只能是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张力中保持平衡，既不能极端神圣化又不能过分世俗化，既不宜过高又不宜过低，只能是一种顶天而立地的辩证统一：既坚持人文精神理想信念，又注重市场经济的现实品格，做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第二，入俗而趋雅。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可谓铺天盖地，色彩斑斓。大众文化具有世俗性、通俗性、商业性、功利性、娱乐性、消费性等诸多鲜明的特色，它直接对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激荡起阵阵冲击波，对传统的权威意识和精英意识展开了有力的解构。作为市场经济大潮的产物，大众文化适时地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具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但它的另一面却以商业习气、消费性、媚俗性、无深度等特性也造成了庸俗风尚和感性泛滥，这就需要对其进行一场入俗而趋雅的价值提升。大众文化需要吸纳精英的高雅格调与人文内涵，而精英文化也需要借鉴大众文化通俗流行的风格，二者在冲突中的融合，有利于相互矫正、相互促进，真正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化互补格局。大众文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和表征着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苦乐酸甜，并给予人们以温情的抚慰，这一点恰恰是被长期漠视的人性诉求。但是，入俗并不意味着非得媚俗，非得用感性刺激的品味迎合乃至挑逗一部分人的胃口，大众文化完全可以将其世俗性情结升华成对世俗生活意义的问询与关怀：多些批判与引导，少点刺激与讨好；多些个性与创造，少点平面与复制；多些理性与自律，少点盲目与骚动，使大众文化在入俗的同时不乏对其世俗性的人文提升。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味颇为浓厚的消费性文化，但任何一种文化的成功绝不能只以商业上的畅销作为衡量尺度，还涉及到一个社会效益评价的指标。大众文化往往存在着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淡化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以娱乐性、消费性来赚钱颇感兴趣，至于对其应承担的社会功能则相当漠视，这不能不激起主流文化的批判与抵制。要求在其功利性中多些社会性，在其商业性中多些严肃性，在其娱乐性中多些教益性，在其世俗性中多些高雅性，使其真正成为能关怀民生与淳风化俗的公民文化，成为能入俗又趋雅的新型文化，在人文精神层面实现价值意义的提升。
 
第三，立命与事功。精英文化在当代虽受到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兴起的双重冲击，但其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与功能无可替代。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知识精英一直扮演着现实的批判者、民众的启蒙者和历史的引导者等多重角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当现代化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任务之后，正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知识精英往往被挤出圈外，成了愤世嫉俗的看客。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承接五四传统，重新掀起文化现代化的浪潮，但到90年代反而在商品大潮的挤压下退居边缘地位，失落了一度的中心与权威，于是有人对此挽歌为一幕集体上演的“天鹅之死”。其实，这只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短暂沉寂，精英文化会重新担当起立命事功的历史使命。精英文化要为社会标举人文精神的旗帜，捍卫文化的理想性，以其前卫性与批判性抵制感性文化的泛滥与消费主义的侵蚀。思索生存的意义，追寻精神的家园，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精英文化的永恒主题。精英文化必将继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传统，为当代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人文理想的关怀。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题记中曾有这样一段意味深远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这个时代我们将拥有一切，这个时代我们将一无所有；这个时代我们直接上天堂，这个时代我们直接下地狱。”这也可能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真切感受：这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时代；这是一个精神放逐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新生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奇迹的时代，这是一个渴望奇迹的时代；这是一个梦想幻灭的时代，这是一个等待有梦的时代——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出自己生命的决断！
 
 
最后，让我们以马克思的话来勉励我们对于精神家园的探寻：“人类的福利和我们的自我完善，应该是指导我们选择职业的主要指南。不要以为这两种志趣有可能水火不容、互相冲突，一个应该消灭另一个；……历史认可那些为共同目标而工作、自身也变得更加高尚的人们为伟人；经验则把造福于最大多数的人高度评价为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够为人类谋幸福的工作，我们就不会屈服在它的重负之下，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到那时，我们所体验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的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却具有永久的意义，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前洒下热泪。”[④]
 
漆思，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博士。
（此文是在长春市图书馆的讲演稿，已载入长春市图书馆编辑出版的讲演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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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页。
[②] 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载《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第58页。
[③]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9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转引自C·维诺格拉特：《他们的淳朴与人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