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利天：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思想·理论·人生：100讲”之第一讲）

 孙利天：著名学者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各位领导、各位同学晚上好！谢谢文显书记和晓峰书记的介绍。今天非常荣幸成为思想理论人生系列讲座第一讲的主讲人。感谢文显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处领导的信任。第一讲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这一话题，理由是想在比较广阔的视野下讨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背景。作为第一讲，也可以看成是一系列讲座的序言或者导言，所以我选择了比较宏大的理论题目。准备的十分仓促，平时的学习与觉悟也有局限。如果今天有讲错的地方，各位领导同志及时为我纠正。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或者在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关乎到我们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实践问题。
        大家知道，从1989年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东方处于何种处境，面临哪些挑战，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具有怎样的生命力？这些问题我只能是粗略地谈一下自己的思考和想法。
        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苏东剧变之后，《参考消息》报道这样一个消息：一位美国公民来到英国伦敦马克思墓前去参拜马克思，当时的西方记者提了一个问题：“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你在今天还参拜马克思有什么意义？”这位美国公民有很好的回答，他说：“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社会分层，那么就必然有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要有这样的人民存在，解放劳动人民伟大的理想就永远不会过时”。我想这位美国公民的话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永恒的生命力所在。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提供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解放的现实道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可能是永恒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学术界思想界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终结论，比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随着苏东的剧变，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社会制度已经全面失败。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任何对资本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秩序挑战的因素。所以，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终结于资本主义的模式，资本主义可以简要地看作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组合。这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按照这样的制度、观念、文化的组合，似乎是在今天成为整个人类历史、文明唯一的没有任何挑战的、唯一可能的文明模式。
        在福山著作出版不久，1994年西方的学者聚会于美国，对福山历史终结进行讨论。刚去世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在讨论中做了一个发言——《马克思当前的幽灵》。他作为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在上个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这本书里高度赞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认为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人类不能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记忆，形象地把马克思隐喻为哈姆雷特的父亲，尽管他已去世，但是他不断地“到场”显现。许多同学可能看过，这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说马克思在今天的时代不断到场显现。即便在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学界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比如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比如美国杜克大学詹明信教授。80年代以来他两次访问中国，作过讲演，也发表过理论观点。比如在《读书》杂志中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抗资本逻辑应有的战略的讨论，詹明信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当前本体论”。当前本体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修整，它的意思意味着我们要紧紧地关注当下。我们从事件的本体中分析，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反抗拒绝消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因素。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要求，是反抗资本主义逻辑的现实因素。我要求涨工资不仅意味对工人自身福利的提高，而且是对资本增殖的有效限制。
        斯廷恩凯姆在比较经济社会学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企业社会学。所谓企业社会学的含义就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一个企业的收益必然出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劳动作为工人的工资，资本作为资本家的利润，必然是冲突与矛盾的。在这个基础上，工人多得一份工资，资本就减少一份利润。詹明信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要求增加福利的社会运动也是对抗资本逻辑的现实积极因素。他也批评我们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为我们反对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愚蠢的。在东方、西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原则，由于所面对现实的不同，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也必然存在区别。
        在我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是修正主义的、是改良的、是非革命的，但它是否是在今天的西方实实在在的对抗资本逻辑唯一可能的战略选择。此外也有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即便苏东剧变之后，仍然有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强大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按照我个人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或者说按照詹明信的看法，我们今天的时代仍然处于资本统治的世界时代，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今天的西方过时。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影响仍然是顽强地表现出来。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完全赞同刚才引证的美国公民的意见，那就是：只要存在社会分层的机制，就有社会底层；有社会底层，就有社会底层解放的历史要求；有社会底层解放的历史要求，就有到今天为止，为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它就永远不会过时。
        在我们中国，大家知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按照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实践的理论，理论的实践”。所以它不仅表现在理论学说、著作形态，马克思主义就是现实的社会运动。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是鲜活的、就是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去看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仍然在表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和伟大的历史创造力。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的理解，可以作为我们的专题去进行专门的研究。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看，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三个方面的统一：既是一种理论学说，又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现实的运动。在这样的三者统一的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制度、作为理论学说、作为现实运动，仍然是蓬蓬勃勃、充满生机与活力。
        去年10月，我们随着学校的人文科学访问团到欧洲做了半个月访问。18日晚上5点，我们到马克思故居特里尔，在夜色中参观了马克思的故居，这也是书记交待给我们的任务。在马克思故居的留言簿上签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孙正聿写下了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写下了马克思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我之所以写下这句话，也是受到高清海老师的影响。按照美国学者，应该在六七十年代，四五十年前宾克莱写下了《理想的冲突》。在这本书中他对人类对各种神圣、世俗的社会理想分别进行考察，这里有宗教的理想，任何宗教都有对人生来世的许诺。是天国也好，涅般世界也好，或者是其他宗教关于来世的许诺，也有各种各样世俗的理想。宾克莱在考察人类思想史上各种有关理想的记载以后，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提出的最美好的社会理想。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美好共产主义理想、固然是震撼人心的理论理想，但是区别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它社会理想，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找到一条实现理想的实践道路或现实道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标准蓝图，人类美好的理想只能在当下社会的批判中去不断地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它区别于空想或者宗教的人类理想。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是实践的理论，是理论的实践”的原因。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理解不错的话，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胜利，也就是今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国内学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个阶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都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但是理论界往往过于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而忽略它的创新性。我们总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没有错，但是我的导师高清海先生，曾在90年代发表过短文来分析与思考这个问题。按照高老师的说法，如果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脉相承的，就不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必然是基于新的实践，新的历史创造。所以我认为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一致性，恰恰应该突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脉相承。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可能比任何各种具体的理论，更经典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按照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尽管苏东剧变出现运动形势的一些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马克思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实践道路可能都是不能超越的。
        这是我想简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思想·理论·人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讲座。因为我在马列部教思想政治，教了20年。按照我自己从事马列课教学的体会，我想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与教训。
        在我做教师20年的过程中，我曾经与教育部社科司的领导多次交换对马克思主义教学改革的意见。其中我谈到这个看法，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也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从建国以来，我们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了一代代青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代代相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受教育者阶层上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新中国的新传统。我们现在讲，中国传统不仅是5000年中国传统文明，马克思主义100年来的教育史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新传统。通过中学、大学，各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有教养阶层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深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这样的意义上，特别是在座大学生，10年、20年以后我们将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我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我们所能利用的理论资源主要就是大学时期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成效，真实地决定着未来中国政治家集团的理论水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以后做工程师、科学家，也需要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但是如果我们作为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中国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们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主要机制。教育部的提法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这些提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我们现在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学生处领导，所以要组织这样一个活动，也意味着今天面对一些我们可以毫不隐讳地说它所面对的一些困难。这意味着我们所以需要这样一些活动来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意味着在大学生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轻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倾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经验教训。我想从一个经典文本展开思考。1989年苏东剧变，原苏联的奥依泽尔曼——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哲学家——在苏东剧变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过经典的判断。70年代左右他就参加了由今年刚去世法国著名哲学家利科主持的《哲学主要趋向》的编写工作。这本书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集中了一大批哲学家编写这本书，力求判断、判明当代世界的哲学精神。关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介绍，就是由奥伊泽尔曼执笔。
        在苏东剧变之后，奥伊泽尔曼怎样判断哲学教育。  大约在95年前后，我国的《哲学译丛》杂志连续两期转载奥伊泽尔曼的文章。论文的标题大概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
        在经历苏东剧变之后，如何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教训？他认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中最大的弊端是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走向教条化、公式化的死路，最终造成苏联剧变。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详细介绍它提出的反思。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苏联，包括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形成于苏联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大变化。我们学校的历史上真正出现过一些名师与大师。文显说我是名师，我愧不敢当。但对我的导师，高清海老师，我敢说他是真正的大师。从1982年开始，高清海老师开始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出版以后国内外好评如潮。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也发表评论，给予了相当高度的评价。为什么出现教条化、公式化，丧失对青年大学生吸引力的历史效果呢？我个人认为这仍然是实践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鲜活的历史实践，在西方，葛兰西、卢卡奇提出无产阶级要掌握主导权。西方面对不同的实践条件与任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无产阶级掌握文化权，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动因素。我觉得葛兰西说的非常明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必须有先进文化。否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真正掌握权力。所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强调了主体性、能动性。
        在中国、前苏联、东欧，为什么长期适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我认为这也是实践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掌握政权以后，就必须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个科学可信的理论信念。否则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客观规律的依据，就无法组织动员群体。我认为传统的教科书和其它教科书有历史必然性。因为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实践任务要求一种客观规律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否则无以组织与动员群体。为什么到80年代必须进行改革呢？高老师有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明确讲，改革的任务就是突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突破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原因是苏联的教科书体系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互为支撑。教科书体系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支持，前苏联的社会实践又是教科书体系的实践基础。所以，要探索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空间，新的道路，新的模式，也必须打破对传统教科书的理解，改革教科书。
        按照这样的一个简略的分析，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可能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定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果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定性，我们就会固守坚持传统教科书。我们过去认为传统教科书似乎成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经典著作的“亚经典”，好像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概括。这样必然造成理论僵化。
        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编写，要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确定性，我们就会固守一些被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一些僵死的理论，把教科书当成经典，就会凝固人们的思想，而且教科书改革已经是实践的必然要求。实践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要求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必须是新的实践的理论概括，但是也不能以改革的需要，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或者最重要的原理。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我认为，我们几十年包括前苏联、东欧，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应该汲取的教训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区分和界限，使二者处于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是高清海老师去世以后我自己的反省。高清海老师在生前有一个感慨：“我就是有些话说的太早了”。高老师的感慨，我个人认为，当时在纪念高老师的文章里表达我对这句话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这里既有高老师的无奈——本来是正确的看法，因为说早了，受到一些不正当的批评——但是这也恰恰表达高老师的理论自信。我个人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教育充满生机、保持活力，就必须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教育的相互关系。按照我们的看法，理论研究之所以是理论研究，必然是超前的。必然是奥伊泽尔曼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自我批评。一种理论失去自我批评的力量，就失去了生命与活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是一种自我批评的自身发展。
        用高老师的说法就是：不断地否定，包括自己的理论观点。理论研究要不断对现有的结论进行置疑、超越，就必须与理论宣传发生矛盾。在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就应坚持“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作为理论教育与宣传，我曾经在文章中讲，因为事关重大，重大到足以影响整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作为理论教育、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必须是慎重稳妥。不能轻率提出一些看法，否则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可以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但是理论研究却又必须是突破现状的结论，必须是否定式的。而且我个人认为理论研究超前获得的理论成果经过实践的检验，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创新的唯一渠道。没有超前的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教育、理论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就无从获得自身发展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宣传与研究应该构成良性互动效果。这是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的看法。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人生追求。
        我们的系列讲座，“思想·理论·人生”，我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今天中国的指导思想，作为已经渗入到民族精神中新的理论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来说，对于我们个人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和人生规划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想介绍这样一个背景。1995年，吉林大学举行了马列部45周年庆典。当时我们在马列部做负责工作，我们认真地调阅、查看了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相关历史档案。我们得出的基本线索是：1950年，吉林大学由沈阳迁到长春，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教研室。1950年到现在，已经是56年了。  王惠岩老师在庆典上代表老教师发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们吉林大学的传统优势。为什么这样讲？大家看我们的校史，吉林大学的前身是东北行政学院、东北人民大学。以前主要是干部学院，是培养干部的。当时的主要教学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学校评选的首批文科的三位资深教授，都曾经从事过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工作。王惠岩老师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工作。1952年成立哲学教研室，高老师是第一批元老。他们的教学任务是哲学。一直到1958年才成立了哲学系，才有了哲学专业的本科生。张维达老师也从事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这不是偶然与巧合，这与学校的传统和历史有必然的联系。
        到我们这一代，文显书记为代表。文显书记发表过一篇文章：《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文显书记可以说是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我也想到其他的一些情况，也不完全是巧合。比如，我们现在的行政学院院长周光辉教授，前任的经济学院院长宋冬林教授，孙正聿教授，还有我本人，我们都在吉林大学办的马克思主义班学习，当时叫“师资班”，我们都是同学。我们有数位院长出身于马列部。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我个人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背景是最重要的理论修养。
        如果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修养，无论是做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都难以期望获得很高的学术成就。甚至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下，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做任何理论工作，甚至可能宽而广之，做领导人、做政治工作、做思想工作，甚至是做文学艺术、出版、新闻等等，不管做哪些工作，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所以提出青年大学生为了自己有一个更加合理，更美好的人生规划，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们从现在起都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修养。
        在这样意义上，作为中国的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社会主义大学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明显标志。它所以是标志、是特色，意味着它在每个大学生未来成长中将起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其它课程体系无法替代的。关于如何提高政治理论的效果，文显书记也曾经与我们一起进行专题讨论。大家现在确实有很多困难，理工科的同学可能本身课业负担很重，如果要提高马克思主义教学效果，可能要需要全面配套改革。我也曾经在有关会议上向领导呼吁，我们花费如此巨大的时间、人力、资源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我们就需要让它在达成我们学校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在促进大学生个人生活幸福，促进大学生更好的设计与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方面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理性的、合理的规划，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非常高兴，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学生处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我更高兴文显书记、晓峰书记能够亲自指导这样的课程。我们花费那么多精力，如果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我觉得是巨大的浪费。在这个意义上教学、教材、教师各个方面的提高，都是重要的。这也需要大学生有正确的认识：为什么说在中国从事各项工作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这是由于国情决定的，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成为公共政治文化的基本标识。大学生不管以后从事理、工、农、医、政、经、法各项工作，作为大学生不能泯灭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与良知。如果大学生上大学仅仅学了某种技能，最终能够使自己有饭碗，并且有比较好的收入，我觉得这不是大学，我觉得它是职业学校。文显书记特别强调大学精神，而大学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是打开“灵魂之眼”向上望。这才是大学！在大学强调要阅读经典，要接触大师。也就意味着在大学我们可以接触到人类思想、人类文化可能的极限。经典和大师，意味人类的智能、人类的情感、人类的修养，达到了历史可能达到的无以超越的高度。所以他的著作成为经典、个人成为大师。如果我们在大学期间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终生缺少一个世界，不会在领略到大师世界的精彩，我们将终生失去一个世界。在这样的意义上，在人文课程体系相对比较薄弱的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我们走进大师、走进经典的唯一的通道。
        打开我们的灵魂之眼，望一望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崇高的思想大师。他们用自己的智力、精神劳作，制造了怎样的经典思想，这是大学生活不可失缺的精神维度，我们失去了这个维度就是在上一所职业学校，而且学的职业技能还未必真的管用。最后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既不能达到思想高度，又不能达到技能层面。现在的选择理论也提出这样的判断：人类今天的选择涉及到还没有出生的人类后代的利益，这样就需要公共知识分子，需要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代表尚未出生的人类参与今天的选择。我们不仅要代表底层老百姓，而且还要代表未来的后代子孙。比如对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本来可以留给后代。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与后代已经有利益关系。无论从个人生活幸福、人生规划的实现的角度（可以说这是功利主义的角度），还是领略体验人类另外一层远大精神世界的角度，还是从我们需要代表社会良知的角度，我们都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使我们自己进入一个新的生存境界。这个新的生存境界，用马克思主义的描写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充分发展我们的理论思维潜能，充分发展我们的理论学习能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期待与设想。
        今天作为第一讲，我没有很充分的准备，不知道能不能对大家有一些真实的启示与帮助。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各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