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回问”是胡塞尔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现象学方法。“回问”就是以回溯的方式追问流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的源初含义，以此探讨真理的原初发生，因而回问能够为我们打开被遮蔽的原历史领域。回问作为一种“之字形”的方法是静态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的双重还原。
关键词：回问发生 起源 现象学还原
 

胡塞尔静态现象学是静态—描述的（static-descriptive）分析方法，而其发生现象学采取的是发生—说明性的（genetic-explanatory）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亦可分别称之为“横向直观的方法”与“纵向直观的方法”。但是这种发生—说明性的分析方法并非发生现象学所独有，胡塞尔在尚未提出独立的发生现象学观念之前在静态现象学研究中也采用了发生分析的方法，可见发生—构造性的分析方法并非标志发生现象学理论本性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并没有超出静态现象学的理论范畴。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学方法：“Rückfrage”[①]。“Rückfrage”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方法，即真正的发生现象学的方法，也就是使“发生”成为“原历史”的方法。胡塞尔在其《几何学的起源》中将所谓“回问”（Rückfrage）的意义提升到了“达成对我们自身当下哲学状况的觉识”和“掌握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的高度。胡塞尔指出：“想以历史沉思的形式实现对我们自身的当下的哲学状况的思义，并希望我们因此而最终能够获得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获得我们愿意并应当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它的这一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②]可见，胡塞尔把“回问”的方法提高到了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层面。德里达也高度评价了“回问”的方法，并指出正是这种方法使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具有“纲领性和例证性的意义”。在德里达看来，“这种奇特的‘回问’（Rückfrage）系列正是《几何学的起源》所勾勒的运动，也正是在这里，这部作品，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具有一种‘例证性的意义’。”[③]

早在《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一书中，德里达就已经注意到了“回问”的方法，并指出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应该诉诸于对历史的“拆解和重构”。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中，德里达非常详细地对“回问”的方法进行了解析，把“回问”与现象学的还原联系起来。德里达在这里看到了胡塞尔现象学发展方法的一种“圆圈”：经过所谓静态的还原方法之后朝向《算术哲学》的发生学的回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胡塞尔看来，《几何学的起源》中的发生学和《算术哲学》中的发生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发生”是先验现象学的，而后者的“发生”只是心理主义的生成。“回问”作为发生现象学的方法，在本性上首先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它标志着胡塞尔全部现象学方法发展的最后的综合阶段。那么“回问”与现象学的还原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标志着一种怎样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这些问题就成为我们澄清发生现象学“回问”方法的关键所在。

一、“回问”与几何学的起源
   

在《几何学的起源》中，胡塞尔称自己提出的方法为“Rückfrage（回问）”，德里达将其译为法语“question en retour”，并将其译为英文“return inquiry”。这种“回问”是一种总是回溯的方法，这一方法选择了对进程的中断并增加了回到起点的道路，以便每次在新的说明中重新把握起点。但是，胡塞尔的这种“Rückfrage（回问）”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个概念、一种哲学方法，它的目的在于，如何能够在将“历史”引入现象学并使之成为基础性概念的同时又不陷入心理主义或历史主义，也就是说，“历史”这个似乎本质上经验性和时间性的存在是如何能够包括一种永恒和普遍价值的，这种“历史”（Geschichte）是一种现象学的历史而非心理学的生成或经验历史的连续性。这也就是发生现象学的任务：先天可能性的历史何以可能。当现象学的发生学维度被发现时，发生依然不是历史。胡塞尔试图通过追溯几何学的起源，寻求这种源初的历史。那么“回问”的方法究竟能否使发生提升为历史呢？这需要我们详细地剖析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所阐明的“回问”的方法。

“回问”的方法与几何学的起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也涉及，甚至首先涉及的是，以回溯的方式追问（Rückfrage）流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的源初含义。几何学正是由于这一含义本身而从未失去其效用，它不仅没有失去其效用，同时也没有停止发展，而且在经过了一切新的形式之后仍然是‘这个’几何学。”[④]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回问”就是以回溯的方式追问流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的源初含义。毫无疑问，这一考察方式是现象学还原意义上的。历史“关乎的是起源的重复性，也就是说，反思并不运行在几何学之上或之中，尽管几何学‘对我们来说是完全现成的流传物’”。[⑤]

“回问”方法论反思的这种特性就使之同几何学家与传统认识论者的素朴性态度区别开来。所以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声称要开始进行一种与伽利略的很不一样的反思。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这个名字与其说是一个专名，不如说代表了一种态度，一种第二性反思的态度。“回问”既不像几何学家以真理系统为前提去研究新的公理化的可能性，也不像传统认识论者对几何科学或各种各样的几何学的系统结构展开研究。任何几何学化的活动本身，不管它具有怎样的批判性，这种批判的锋芒始终不会指向流传下来的公理系统，这构成了几何学化活动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样，无论是几何学家还是传统认识论者，都不可能触及到几何学的“起源”问题。胡塞尔在《危机》中指出，“这是一个致命的疏忽，伽利略没有回溯地对源初的意义给予的行为进行追问。这一行为是作为对一切理论生活以及实践生活的原地基所进行的理念化——即作为对直接的直观世界，此处尤指经验的直观的物体世界所进行的理念化——而实现自身的，它结果提供的是几何学的理念构成物”。[⑥]而“回问”所指向的正是几何学化活动所回避的或是其所疏忽的：在几何学化的活动中，几何学并没有被引入到它的遭到掩埋的起源的含义之中，而“回问”所要追溯正是几何学的“起源”。德里达引证胡塞尔的话指出，“只有从实际被给予的科学出发，回溯性地研究其演进的历程，才有可能充分地理解开端。但是，没有对开端的理解，这一作为意义演进的演进，便寂静无声。”[⑦]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对几何学的“起源”或“开端”进行回溯性地查问。

对几何学起源的考察“必然会导向最深刻的含义问题、科学问题和科学史一般的问题，甚至最后会导向世界史一般的问题；因此，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关于伽利略的几何学的说明便获得了一种例证性的意义。”[⑧]可见，这种考察会把我们引向“历史一般”的问题。这种课题的方向为我们打开了一些通常的历史学（Historie）完全不知道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就其类别而言，无疑也是历史的（historische）。但是，这里的历史根本不属于经验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而是理念性的产生即源初的历史性。所以几何学起源的问题在这里不应该是历史文献的问题，也不应该因此而成为对第一批提出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几何学的命题、证明和理论的几何学家的调查，也不是对第一批几何学家所发现的命题的研究，如此等等。对于这些内容，人们必须从考古学文献出发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对其进行勘定。这些探究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它可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或者说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几何学”的早期谱系，但它根本不可能教给我们最初的几何学行为的几何学意义。即使它最终囊括了全部的历史事实，我们仍然看不到奠基的意义本身。而我们追问几何学的起源，所关注的应该是回溯地追问最源初的意义。

源初意义的重新激活为什么会诉诸于几何学的起源呢？这是因为，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以来，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一直是整个科学知识的典范，我们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等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努力，他们努力使哲学成为像数学（几何学）那样的严格科学。胡塞尔延续了这一知识论传统，数学对象似乎是享有特权的例子，它是胡塞尔思想中最为持久的主线。在某种意义上，数学对象对胡塞尔来说是所有知识对象的构造范型。数学之所有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是因为数学对象是“观念的”。它的存在穷尽在它的完全透明的现象性中，然而它又具有绝对的客观性，也就是说，它完全摆脱了经验主观性，它仅仅是其显现之物而已。因此，它总是已经被还原到其现象的含义上。对纯粹意识而言，它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对象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数学对象本身就是纯粹意识的对象。所以，几何学具有一种例证性的意义，对几何学的起源的回溯扩而大之就是追问观念对象性的起源和传统，即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

胡塞尔认为，“从我所知道的东西出发，从我们的几何学出发，即从它的流传下来的古老形态（如欧式几何）出发，就有可能回溯地追问几何学被湮没的源初开端，就像这些开端作为‘原创建’活动而曾经必然所是的那样。”[⑨]追问几何学起源的出发点就是全部现成的几何学，尤其是欧几里德几何学。这种作为“原始的创建活动”的“源初开端”对于几何学的产生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几何学正是根据这些意义才在某一天诞生，正是根据这种意义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并且从那以后始终作为数千年的传统而存在，而且还是对我们而言的存在，它始终不停地发挥着活生生的作用。胡塞尔在《起源》中所追寻的正是几何学具有“原始创建活动”的最源初的意义，并作为一种“例证性”扩展开来，实现整个“世界”的先天性要求。所以，“这种回溯的追问所坚持的不可避免的是一般之物，可是很快就会表明，这是一些可以作出各种解释的一般之物，随着这些解释，这样一些可能性得到了预先确定：抵达特殊的问题和作为回答的明见性规定。”[⑩]“回问”所追寻的是一般之物，是一种可以作出各种解释的一般之物，在本质上是一种明见性规定。很显然这种一般之物就是几何学的真理系统（公理和定理）。

如果把其扩展到整个人类的文化形态中，这种一般之物就是传统。“回问由之开始的所谓的全部现成的几何学，是一种传统。我们人类的存在正是运行在无数传统之中。就其全部形态而言，文化世界恰恰作为来自传统之物而在其总体性中存在。这些形态作为这样的东西，并不是以纯粹的因果方式产生的，我们也总已知道，传统正是在我们人类的空间中、从人类的活动出发、因而也就是在精神的起源中所产生的传统——即使一般来说我们对于传统的确定来源以及在这里实际上已经运行的精神活动一无所知或几乎一无所知。”[11]可见，胡塞尔对几何学起源的追问在这里得到了拓展，几何学的例证性意义得到充分展现。不仅几何学是一种传统，整个人类的文化世界都来自于这种传统之物，我们就生活在无数的传统之中。传统是在精神的起源中所产生的传统，即使我们对于传统的确定来源以及运行的精神活动一无所知，传统也依然存在。“然而，在这种无知中，本质上永远存在一种隐含的知识、一种因此也需要加以阐明的知识，可它的明见性是不容置疑的”。[12]胡塞尔所“回问”的正是这种绝对的明见性的知识。

可见，正是“传统”构成了追溯几何学起源的最根本的前提，也只有从几何学的传统出发才能回问几何学的源初开端。“传统，作为历史感知的以太，关于它的学说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它位于《起源》的中心”。[13]而静态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坚持一种直接的和彻底的现象学态度，这种态度要求把几何学的全部传统、学者的全部活动、甚至全部隐含的回问（即几何学者素朴的回问），都应当悬搁起来，放入括号。但是这种传统和一般传统性是回溯地追问几何学起源的前提，是重新激活的先天可能性的条件。为了使我们能够返回到原初基础，这些传统的积淀应当被还原，但是，正是因为有了积淀和传统，这种返回才是可能的。正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作为科学传统的几何学出发，一种向着最初起源即原创建的活动的回问，才是原则上可能的。所以单纯的先验现象学静态还原的方法无法用来追溯几何学的起源，源初的开端只能为“回问”的方法所通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问”排斥静态现象学先验还原的方法，相反，静态现象学的还原经过更新后，又出现在历史现象学中。

二、回问的目的
 

“回问”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揭示真理的源初发生。所以发生现象学的问题就在于，通过诉诸历史中的本质之物，从而揭示出历史起源的意义，这种意义已经能够且必然能够赋予所有几何学的生成以持久真理的意义。一方面几何学的起源表现为原历史的生成，另一方它又呈现为源初意义的激活。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象学描述—还原的结果就是对于几何学的本源意义和“几何学有一个历史”的确认。用《几何学的起源》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追问这样一种意义，正是根据这种意义几何学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应该出现在历史中”。[14]所以，有学者认为：“‘回溯性探问’的真正目的，或者说这个晚年胡塞尔思想的关键，就是弄清如何将这一对描述—还原的结果——意义和历史——统一起来。”[15]其实，发生现象学的问题不在于两者的统一，因为在胡塞尔看来，历史就是意义，原历史就是对源初含义的重新激活，两者就是一回事。所以回问的目的不在于两者的统一，而在于如何把其揭示出来。

胡塞尔明确指出，“我们的考察（指的是回问）必然会导向最深刻的含义问题、科学问题和科学史一般的问题，甚至最后会导向世界史一般的问题”。[16]具体地说，胡塞尔的考察揭示了涉及几何学意义之起源的基础问题以及以此为基础对伽利略的新物理学意义之起源的揭穿。“在这里，有一个例证明见地表明，我们的研究在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上，即根据一种课题的方向来看，恰恰是历史的，这种课题方向打开了一些通常的历史学（Historie）完全不知道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就其类别而言，无疑也是历史的（historische）。”[17]但绝不是通常的经验的历史，而是先验的历史、真理发生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回溯地追问最源初的意义，几何学正是根据这种意义才在某一天诞生，并且从那以后始终作为数千年的传统而存在，而且还是对我们而言的存在，它始终不停地发挥着活生生的作用”。[18]我们追问的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性。

那么这种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分析几何学的存在方式。我们把由传统出发所提供给我们的几何学理解为精神成就的“总体获得物”，这种获得物在转化的过程中通过在新的精神活动中的新的获得物而得到扩展。我们知道，几何学很显然一定来自最早的获得物，来自最早的创建活动。这样我们便理解了它的持续的存在方式：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从一个获得物到另一个获得物的不停的运动，而且还涉及到一种连续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所有获得物的效力继续存在，它们全体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了一个总体性，即在每一个当下中，总体的获得物，对下一个阶段的获得物而言，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前提。“由于这样一种存在的意义，这种科学，尤其是几何学，必然曾有过一个历史的开端，而且这种意义本身必然曾有过在创建行为中的起源：首先是作为筹划，然后是在成功的实施中。”[19]

可见，原始的创建行为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筹划与实施。每一种由最初的筹划到其实施的精神成就第一次都是以现实成功的明见性而存在于此的。但是几何学的总体意义不能在开始时作为筹划就已经存在于此了，也不能继续活动在充实的运动中。“作为预备阶段，在此之前必然存在一个最原始的意义构成（Sinnbildung），而且无疑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第一次出现在成功实现的明见性中。”明见性决不意味着其它任何东西，而只意味着在存在着的在此存在中以原本的和切身的方式对它的把握。由于成功实现了筹划，因此这种实现对行为主体来说便是明见的；在这种明见性中，被实现的东西作为其本身是原本当下的。

但是，问题出现了。这个筹划及其成功的实施毕竟仅仅发生在发明者的主观性之内，而且可以说，原本当下的意义及其总体性的内容也因此而仅仅存在于他的精神空间之中。可是，几何学上的存在并不是心理上的存在，它不是个人的东西在个人意识领域之中的存在；它是对“任何人”（对现实的或可能的几何学家，或对任何懂得几何学的人）都客观地存在于此的存在。的确，正如我们所确信的那样，几何学从它的原创建时起就具有一种独特的超时间的存在、一种能为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所有的人、首先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数学家所理解的存在；所以它的特殊形态也是这样。而且，不论是谁以预先被给予的形式为基础重新构造出来的任何形式都会立即呈现出同样的客观性。正如我们所看到，这里涉及的是“观念的”客观性。问题就在于，主观性的几何学的原始创建活动如何获得了一种客观性，一种“观念的”客观性？

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不管它如何经常地被表达，甚至也不管它在什么语言中被表达。在观念同一性的意义上，几何学在欧几里德“原初的语言”中和所有的“译本”中都是相同的；不管它如何经常地从原本的口头言说及其书面记载出发，以感性的模式，在无数的口头表达或文字的以及其它的存储物中得以表述出来，它在每种语言中依然是同一的。所以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和中国的勾股定理，虽然名称不一样、表述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发现者不一样，但是在观念同一性的意义上，它们却是相同的。这个问题可以扩展到整个的几何学，甚至人类的整个文化世界。“这种客观性为文化世界整个类别的精神产物所固有，属于这类精神产物的不仅有科学的构成物以及科学本身，而且也包括例如文学作品这种构成物”。[20]

在《危机》中，胡塞尔关于几何学的特性表达得更为清楚。他区分了前科学和几何学（一般科学）两者之间的差别，胡塞尔认为前科学结构具有一种不“精确”但“确定”的理想性。它与几何学或一般科学的“精确的”理想性的区别在于它作为一种精神动作并没有脱离事物的形象方面。胡塞尔在《危机》中明确指出：“在直观的周围世界中，我们通过将视线抽象地指向纯粹时间空间形态，就体验到‘物体’——这不是几何学上的理念的物体，而正是我们实际体验到的这个物体，它具有实际体验到的内容。不论我们在想象中怎样随意地改变这些物体，我们如此得到的自由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理念的’可能性，绝不是几何学上的理念的可能性，绝不能在理念空间中画出的‘纯粹的’几何学图形——‘纯粹的’立体，‘纯粹的’线，‘纯粹的’面，‘纯粹的’图形，以及在‘纯粹的’图形中发生的运动和变形。因此几何学的空间决不表示想象的空间，或一般来说，不管怎样可能想象的（能够想象到的）世界一般的空间。”[21]可见，在胡塞尔看来，几何学的观念性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性，是一种理念的绝对客观性。

理念客观性的形态以某种方式在世界上具有一种客观的存在，这种课题恰恰是观念的对象性，它与语言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对象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所涉及的正是几何学的观念的和课题化的对象性；几何学的观念（正如所有的科学的观念性一样）是如何从其最初的个人之中的涌现（在这种涌现中，它表现为在第一个发明者的心灵意识空间中构成物）达到它的观念客观性的？“光明如何在第一人心中显现？”回溯性探问的意义就在于揭示这种前科学的理想性以及从这种理想性到科学的理想性的过渡机制，这无疑就是发生现象学的真正的任务。

几何学于某天“第一次”从“初次获得物”中产生。标志着几何学之基础的总体事实是不可更改的，因为它具有“此时此地”的不可还原性。正因如此，“第一次”的“此时此地”才具有奠基性和创造性。但是，德里达在奠基处用事实常项代替了本质常项，“奠基性的事实，作为历史的独具一格的起源，第一次成为不可取代之物，就是说成为不可更改之物。从权利上来说，不可更改的事实（即那种本身绝不可能被重复的东西）在起源的历史中接替了不可更改的本质（即那种可以被任意和无限地重复的东西）。在奠基性历史的深处，是意义与存在、事实与权利不可分割的场所。‘起源’或发生的概念再也不能在纯粹现象学的意义上被理解”。[22]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这种批判延续了他在《发生》中的思路，起源变成了生成与结构的共源，正是通过这样的辩证综合，奠基性由不可更改的本质变成了不可更改的事实。

这样，“第一次”就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实，我们不可能用另一个事实来取代第一次这个独一无二的事实。“由于独一无二的事实已经具有其作为独一无二的事实之本质，因此这一本质只不过是事实本身而已（这是一个关于非虚构本质的非实项性主题），但它并不是事实的事实性，而是事实的含义。如果没有它，事实便不可能显现，也不可能引发任何规定和话语。”[23]德里达引证了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的一句话：“对于纯粹现象学（现象学的归类）来说，单数之物永远是无限之物。纯粹现象学只是将本质和本质联系认识为客观有效的。”[24]德里达指出，胡塞尔很明显仅仅在纯粹的事实性中把单数行理解为独特的事实，而不是理解为独特的本质事实性——这一点在《观念Ⅰ》中被规定为最终的质料本质，正如利科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本质所排除的“仅仅是个别的经验即事实性”，就是说，所排除的是“这里的这个”这一赤裸裸的存在。

由于德里达把起源理解为一种奠基性的事实，理解为发生与结构的先天综合。不可更改的事实取代了不可更改的本质。这样的话，静态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就更加不适合追溯几何学的起源，因为先验还原再也无法还原出本质，所面对的只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一种辩证综合的奠基性事实。因此，“回问”的方法也就不单单是静态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在德里达看来，“回问”的方法是现象学双重还原的相互作用。

三、回问与现象学的双重还原
 

其实，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并没有对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回问（Rückfrage）表述的非常清楚。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憧憬”虽然有他一生不懈的现象学研究作为其深刻的哲学根基，但毕竟缺乏一种系统的构成性，不仅对于“起源”，对于前科学的种种结构只有零星的论断，而且对于关键的理想化活动的机制也未能给予基本的确定。而在《引论》中，德里达详细地阐释了胡塞尔“回问”的发生现象学方法，并把“回问”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去理解。他十分形象地把“回问”的方法比喻为一种“远程通信”。这个核心比喻有助于我们把握“回问”的本质特征。

德里达认为：“胡塞尔在这里谈到‘回问’（Rückfrage），这无疑是一个很日常的概念，可它在此处具有一种明确而犀利的含义。我们把它译为‘回溯地查问’（question en retour）。这种查问，像它的德文同义词一样，其标志在于与远距离沟通有关的邮政通信或其回声。与德文词类似，这一查问的提出以第一次邮件作为基础。从接收到的并且可以阅读的文献出发，我便有可能重新回溯地追问传统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的原初的和目的性的意向。”[2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德里达把“回问”类比为“邮政通信或其回声”，这一类比无疑是恰当的、深刻的。“邮政通信”的回声（回问）能保证几何学的起源受到持续的追问。“传统在这种一般性中受到持续的追问，如果我们一以贯之地保持提问的方向，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无限多的问题的展开，这些问题根据其含义会导向一些确定的答案。”[26]

“回问”与“邮政通信”的类比被德里达极为看重，指出“这一类比是本文的核心隐喻”，并且认为“它证明了在何种意义上‘之字形’的方法是必不可少”。[27]可见，德里达把“回溯地查问”与“邮政通信”的类比看作是《几何学的起源》的核心隐喻，并且在此，德里达又把回问的方法称为“之字形”的方法，这表明了回问是不断地回溯到起源，是一种总是回溯的方法。“这一方法选择了对进程的中断并增加了回到起点的道路，以便每次在新的说明中重新把握起点。”[28]这一方法构成了“全部历史经验的纯粹形式”。“这种之字型的方法之所以基本而必要，是因为在我们达到最原始的构成源泉之际，被构成者总是已经在场。所谓的先天可能性的重新激活总是假设了某种形式下被构成的传统。”[29]可见，“回问”的之字形方法也是由于几何学传统的在场所决定的。

德里达指出，其实胡塞尔在《危机》中已经提出了这种方法，只是在《危机》中，这种方法被看作是必要的“循环”。胡塞尔在《危机》中谈到：“因此我们就处于一种循环之中，对开端的了解只有从以现今的形态给定的科学出发，从对它的发展的回溯中，才能获得。但是如果不了解开端，这种发展作为意义的发展就无从了解。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之’字形道路前进和回溯”。[30]胡塞尔在《危机》中的这段话详细地谈论了“循环”，循环就是“之字形”道路的前进和回溯。尽管胡塞尔在这里没有明确为几何学的起源，也没有把“意义的发展”称之为“源初意义的发生”。但是，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会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循环之中，不断地回溯到起源，才能了解到开端。回问就是“之字形”道路的前进和回溯，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所以，“回问是一种相互作用（Wechselspiel）的反向因素和（由此而成为的）革命因素，如果几何学本质上不是某种在观念有效性中永远流通之物，那么回问是无法实施的。”[31]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反向因素”四个字，这也是回问是“邮政通信”而不是“电信通道”的理由所在，邮政通信体现了一种反向因素，体现了一种“回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问的方法是一种之字形的方法。

几何学本质上是某种在观念有效性中永远流通之物。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几何学在观念有效性中永远流通？毫无疑问，“‘就像黄金流转的历史并不奠定黄金的价值一样’，任何一种世间的历史也不可能提供这种流通的含义”。[32]黄金的价值并不是由黄金流转的历史所奠定，其价值是以黄金自身为基础，同样，几何学流通的价值也并非由其流通的历史所奠定，而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经验历史不能奠定“观念有效性中永远流通之物”“永远流通”的含义。因为恰恰相反，历史正是以流通之物为前提的，毋宁说，正是当下的流通之物使世间历史的中立化得以可能。于是，这一中立化便打开了流通之物本身的意向的和内在的历史空间并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真理的传承在一般意义上何以可能。“中立化”意味着对世间历史的悬置，不研究几何学世间发展的历史，而去研究几何学的起源的历史。所以“中立化”引导我们去追寻内在的历史空间，并为我们打开了这一历史空间这种内在的历史就是真理的传承何以可能，也就是真理的源初发生。

对这种“历史”的探讨需要做出两方面的努力：“总而言之，对胡塞尔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操作即重新激活本身，因为它能够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领域，另一方面是这一领域本身的性质，因为它为某种重新激活的行为提供了可能。”[33]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指明了发生现象学研究的逻辑理路，同时也指明了发生现象学的双重任务。两者之间无孰前孰后之别，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前提。重新激活本身，才能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领域，反过来，也正是这一领域本身的性质，才为某种重新激活的行为提供了可能。

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任务，决定了“回问”的方法是现象学的双重还原：静态现象学的还原与历史现象学的还原。一方面：所有那些我们即将加以拒斥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类型都属于业已构成的几何学的组成部分，这些研究的对象不是预设了完全现成的几何学的成果，就是与这些成果混为一谈，而我们为了达到对起源的意识（它同时也是本质直观）必须对这些成果进行还原，换言之，完全现成的几何学，尽管从内容上说仅仅含有观念的本质，但在这里却保持着一般性事件的地位，为了辨明这一事件的含义，它必须在其事实性中接受还原。“单单是静态现象学的想像变更就预设了一种还原，而这种风格的还原在更新后又出现在历史现象学中。这种还原，就其本质业已被构成，而且是客观的，因此一系列朝向它的行为只能无限地恢复观念同一性的含义，这种含义绝不会被任何不透明的历史所遮蔽，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在含义的明见性、不变性以及客观的独立性中对其所进行的澄清、分离和规定。”[34]此外，还需要进行另外一种还原，即历史现象学的还原，这种还原指向了几何学的起源。“历史还原（它也是运行在变更之上）将成为一种重新激活和意向活动。我们不再重复观念对象的业已构成的含义，相反，我们应该唤醒含义对开创性和奠基性行为的依赖，尽管这一行为被隐藏在第二性的被动性以及无限的沉淀过程之下；我们应该唤醒含义对源初行为的依赖，正是这一行为创造了对象，而对象的本质是由反复的还原所规定的。”[35]

“因此，仅仅借助于静态现象学还原的保护，我们便能够实施其它一些具有无限微妙性和危险性的还原，这些还原在发掘出创建行为的单数本质的同时，在他们的例证性的纬线中，还拯救出被打开的一般性历史的总体含义。没有这种双重还原的相互作用（Wechselsepiel），历史性的现象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现象学都是徒劳的。”[36]德里达这里所谓的“其它一些具有无限微妙性和危险性的还原”指的就是历史现象学的还原。“静态现象学的还原”和“历史现象学的还原”是一种双重的还原。没有这种双重还原的相互作用，历史性的现象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现象学都是徒劳的。这句话更加强调了这种双重还原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至此为止，我们在德里达的帮助下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澄明胡塞尔“回问”的方法。回问是一种回溯性地探问“起源”的意义，它类似于邮政通信或其回声。回问是一种总是回溯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之字形的方法，只能沿着之字形的道路前进和回溯。这种之字形的方法构成了一种胡塞尔所谓的“循环”，它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反向因素。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回问的方法是现象学的一种双重还原，静态现象学还原与历史现象学还原的相互作用，不断地回溯却又不断地展开。“回问”本身就体现了这种双重还原的特征，“回”（Return）的方法与“问”（Inquiry）的方法的结合，回的方法就是静态现象学的还原，而问的方法就是历史现象学的还原。历史与意义的张力是在《几何学起源》的“回问”中被揭示的，并且也必须在这个探问中加以解释。概言之，必须对时间和历史本身的可能性作一种基于我们愿意称之为发生学还原的现象学说明。这种说明无疑将使我们获得一种历史性或时间性的概念。如果说时间和历史表征了一切经验平面的话，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概念的发现便意味着真正的超验维度的发现。而发生现象学如果是可能的，则它就必定是“先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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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Rückfrage”，学界有不同的翻译，有“回溯性探问”、“回问”等不同的译法，本文采用“回问”的译法。

[②]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亦可参见《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附录Ⅲ。

[③]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④]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⑤]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⑥]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4页，略有调整。

[⑦] 德里达：《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9页。

[⑧]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⑨]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⑩]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11]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12]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13]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14]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15] 钱捷：《〈几何学的起源〉和发生现象学》，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八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16]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17]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18]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6页。

[19]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20]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21]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5-36页。

[22]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23]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24]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页。

[25]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6]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77页。

[27]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8]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9] 德里达：《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0页。

[30]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4-75页。

[31]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2]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3]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4]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35]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36]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