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是用文化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用文化选择取代自然选择。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同人的生命原理的冲突，是现代许多疾病产生的文化根源。因而我们需要一种对现代疾病的“文化治疗”。传统医学只是关注个体生命的“个体医学”。由于个体健康同物种健康之间的内在冲突，我们需要一种防止物种衰退的“物种医学”。

关键词：个体健康与物种健康；个体医学与物种医学；医疗观念的革命

We Need a Change in Concep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Thinking on Cultural Medicine and Generic Medicine   LIU Fusen, Jilin University,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s that cultural order substitutes for natural orders. The modern life-styl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life. This is the key reason that many kinds of modern diseases occur. Hence, we need a cultural treatment on these diseases, because what traditional medicine concerns are not all the men but some individuals. Since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individual health and generic health, we need a kind of generic medicine which can prevent man as a species from degrading. 

Key Words: Individual Health and Generic Health; Individual Medicine and Generic Medicine; Change in Concep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1．现代文明的生存方式同人的生命原理的冲突

如果有人问我工业文明最根本的缺陷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反自然！工业文明的反自然特征，不仅表现在它同外部自然的冲突上，而且表现在它同“人本身的自然”（人的生命原理）的冲突上。在现代文明同外部自然的冲突中，目前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文明同外部自然的冲突，而很少关注文明同“人本身的自然”的冲突。我们现代的许多疾病，实际上都是由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同人自身的生命自然相冲突造成的。然而，现代医学却仅仅局限于从个人的身体非正常变化来诊断和治疗疾病，而不追问造成这些疾病的更根本的原因，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不可能使人类的疾病得到根本解决。

人类的机体是适应狩猎和采集这种生存方式形成的，或者说，是按照狩猎和采集这种生活方式设计的。因此，我们的身体的生命功能和结构是与那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在那种生活方式下，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对自然环境是能够应付自如的。但是，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我们用技术建立起一个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我们正在越来越远离那种适合于我们身体的功能结构的生活方式。我们把这叫做“进步”。这种进步的实质，就是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以技术的生活方式代替自然的生活方式。自人类形成之日起，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类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却几乎没有变化。这样，就必然发生文明的生活方式同人的生命机体的功能结构以及人的生命原理的冲突。

现代文明的生存方式的基本价值追求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工具的改进，无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从自然界摄取并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这种文明简单地把人均消费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评价社会进步的尺度，这就造成了追求大量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同人的生命原理的冲突。由于从人类形成至今，人的身体的功能结构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因而人的生命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基本上也是一个确定值。根据人的生命原理，以生存需要为尺度的适量消费是有利于人的健康的。然而，现代人却错误地认为，我们消费的物质财富越多，就越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因而我们就越幸福，我们的社会就越进步。这就使人类走上了无休止地追求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现代文明之路。这种文明正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生存。所谓“文明病”，顾名思义，就是由人类文明引发的各种疾病。由于脂肪的过量摄入所导致的各种疾病是现代社会文明病的突出表现，是现代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脂肪的过量摄入不仅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是糖尿病和癌症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肥胖症病人有40%的可能性得糖尿病，癌症也与高脂肪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学者威廉·H·鲍伊尔指出：“据现在估计，自然的长寿年龄在九十岁左右，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至少少活了二十年，造成这些早亡的原因主要是滥用食物，其中高脂肪是男性癌症患者中的百分之四十和女性患者中的百分之六十的主要致病因素。”[1]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是有限的，并非越多越好。超过人的生理需要的消费，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美国学者R·M·尼斯和G·C·威廉斯指出：“现代社会里一大批可以预防的疾病是源于高脂肪食物的不良作用。中风和心脏病突然发作，是某些社会群体中最常见的最主要的早逝病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阻塞了动脉，高脂肪食物还使癌症的发病率显著提高。不少糖尿病是过多消费脂肪而发生肥胖的结果。……许多人只要做一件事就能使他们的健康得到改善，就是减少吃的油脂。”[2]

“文明病”的发生和广泛流行，说到底是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我们的生命功能结构冲突的结果，是“文明原理”同人的“生命原理”冲突的结果。在前工业社会，周期性的饥荒是经常发生的。这就使人类形成了一种尽量储存脂肪的生命功能。这是一种“节俭”的代谢机制。这种生理机制使人在得到食物时尽量吃得更多，以便把剩余的能量在机体中储存起来，以备食物不足时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节俭’的代谢机制的个体在生存上就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食物。然而当工业社会来临时，人类的食物已经大为丰富和便宜，这样具有‘节俭’代谢的个体无法应对丰盛的食物，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生就会大量增加。”[3]这样，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同人类本来的生命功能所适应的生活方式相背离，因而容易发生诸如糖尿病之类的文明病。

（2）现代文明追求不断地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天然器官的功能，以便减少人体生命器官的活动，使人生活得更舒适。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的价值目标之一，是不断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体器官的功能。工业社会的主要技术——机器技术的基本特征就是用自然力代替人的器官的功能。我们用机器代替人的手和体力，用望远镜和显微镜代替人眼的功能，用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代替人腿走路的功能，用空调代替人体抗寒暑的功能，用抗菌素代替人体抗病菌和病毒的功能，用计算机代替人脑的计算功能和对机器的控制功能……工业社会技术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自动化”。所谓“自动化”，就是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体器官的全部活动功能，使人成为一个完全不动的动物。我们的器官什么事都不干，因为有各种机器为我们干。“自动化”追求的，是要用机器全部代替人的器官的活动功能，使人过着器官那种完全“不动”的生活。只要我们拿起遥控器，就只管躺在沙发上发布命令吧，一切都会有机器人为我们做。结果就是人的生命功能全面降低。我们只能依靠汽车来走路、依靠洗衣机去洗衣服；依靠抗菌素来抵御细菌和病毒的侵袭……。生产力发展的每一步都是用自然力代替人力的进展。所谓技术发明，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自然力代替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工业社会的进步正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选择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工作轻松，生活舒适”。这无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乐于接受的目标和承诺。但是我们“乐于接受”的，就是“好的”、“应当”的吗？我们根据什么说它是“好的”呢？无非是根据我们的主观感受。我们是在“跟着感觉走”。但是，感觉好，不一定就是真的好。

在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类基本的健康生存需要的时候，物质能量消耗的增加无疑是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生存的。因此，在那样的历史年代追求消费的增长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合理的。但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消费的物质能量已经超越了人类健康生存的基本需要之后，追求消费物质能量的无限度增长就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因而是不合理的了。同样，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历史时代，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劳动。过度的体力付出，危及了人类的健康。这时，人们追求“工作轻松”、“生活舒适”是合乎逻辑的；人们的主观感觉也是有道理的：轻松的劳动和舒适的生活有利于人的健康。但是，当生产力达到了较高的发展，人们的体力支出已经大大减少、劳动已经不再是危及人类健康的活动，而是作为一个自然物的人保证健康的必要条件的时候，进一步减少人的体力支出、进一步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力，就不再对人类的健康生存有利了。日本学者星野芳郎说：“作为人，本来就是运用手脚，开动脑筋，越活动越好。现在却不让他们去动脑筋，去运动手足。这只能说是人类的不幸！”[4]生物学家拉马克曾提出一个“用进废退说”，认为经常使用的器官逐渐发达，不使用的器官逐渐退化，并认为这种后天获得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如果这个学说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人类现在的生活方式会引起什么后果呢？这就是生命质量、生命活力的降低。

在上述意义上说，当代妇女生殖器官的癌症（乳腺癌、子宫癌、卵巢癌等）也是一种文明病，因为这些疾病也是由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育模式）同人类本来适应的生活方式相冲突的结果。博伊德·伊顿提出了一个为什么这些癌症在某些人群中存在而不在另一些人群中这么多见的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些现代瘟疫的部分原因是富裕国的工业化国家里妇女新的生育模式的后果。”[5]他发现，最容易发生女性生殖器官癌的人是初潮年龄很早，绝经年龄很迟，又从来没有因为生育和哺乳中断过月经的老年妇女。

从人类历史来看，现代社会的生育模式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生育模式。石器时代和现代某些狩猎—采集部落社会的妇女一样，有着一种同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生育模式。她们的初潮年龄较迟，绝经年龄较早。这可能是因为她们比现代女性吃得差的缘故。她们在15岁以后开始行经，并可能在一两年内开始怀孕。分娩后，还要有2—4年的哺乳期。这几年里月经周期受到抑制。断奶或婴儿死亡以后，月经周期恢复，她再次怀孕。这种生育模式维持到47岁左右。在这30年间，她大约有4至6次妊娠，并把这30年的一半时间花在哺乳上，月经周期总数不超过150次。但是一个现代妇女，即使她有2个或3个孩子，也很容易有2倍或3倍于这个数目的月经周期。由于营养良好，现代妇女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绝经期晚，用母乳育婴的时间也短。这就使现代社会妇女的月经周期大大增加。狩猎—采集社会妇女一生平均排卵158次，而现代社会妇女平均一生排卵451次。[6]月经周期的特征是激素水平的大幅度波动。这种波动引起卵巢、子宫和乳腺组织的反映。这是生殖器官的适应性活动，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容易受到癌症的威胁。“无可否认的观察记录说明，一个女人的月经周期越多，患生殖器官癌症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更加普遍适用的规律说明，就任何一种适应机制的副作用而言，与自然选择使它们得以进化、产生的条件不同时，这些副作用会比较严重。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使妇女一生有300个或400个月经周期，无疑是一个例子。”[7]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J·M·斯克尔特奈特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对3363名健康妇女和197名卵巢癌患者的排卵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检测了每位妇女的p53基因（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p53基因的变异是导致卵巢癌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发现，卵巢癌患者中排卵次数多的人携带p53基因的可能性比排卵次数少的患者高7倍，而截止调查时止，尚未患卵巢癌的健康妇女中排卵次数多的人携带p53变异基因的可能性高出9倍。这个小组认为，生育过孩子的妇女比从未生育者患卵巢癌的危险性低。[8]

2．人类个体的生存利益同物种生存利益的冲突

人类个体健康同物种健康无疑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没有健康的个体就不会有健康的物种；同样，没有健康的物种也不会有健康的个体。但是，个体健康并不等同于物种健康。二者不仅存在着内在联系，而且还存在着冲突。例如，豹子是羚羊个体生存的“天敌”，同时也是羚羊物种健康的朋友。羚羊这个物种之所以能够保持它的奔跑速度，是因为奔跑速度决定了羚羊个体生存的可能性。如果某些羚羊个体的奔跑速度低于豹子的奔跑速度，那么，这些羚羊个体就要被豹子吃掉，它们也就因此失去了传宗接代的可能性。只有那些奔跑速度快的羚羊个体的基因才能传承下去，因而使得羚羊这个物种保持其健康的生命功能——较快的奔跑速度。当我们只从个体的立场看待羚羊同豹子的关系时，豹子是羚羊的“敌人”；但是，当我们从物种的立场看待羚羊同豹子的关系时，豹子却是羚羊的朋友，因为正是依靠豹子的“帮助”才使得羚羊这个物种保持了它的生命功能和活力。假如没有豹子的帮助，那些奔跑速度慢的羚羊也能够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那么，羚羊这个物种的奔跑速度就会逐渐变慢，因而羚羊物种就将失去物种的生存功能，羚羊这个物种也就灭亡了。生物界的物种与个体之间的生存利益的冲突是自然选择规律的实现和表现。自然选择实现的是物种的生命的保持和进化，然而这一规律的实现却是以牺牲部分个体的生存利益为代价的。人也是一个生物体。人类文明的、文化的属性并不能改变、超越和消除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人类物种的健康，也是离不开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的。

生命的选择是一种自然选择。自然选择遵循的是生命的生存和进化的原则，而文化的选择遵循的则是社会的存在和进步的原则。社会的存在和进步的原则，是以提高生产效率、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体力和经济增长为基础的。

恶劣的环境是人类个体的敌人，因为它可能使很多不能适应恶劣环境的个体患病甚至死亡，但恶劣的环境也可能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朋友”，因为正是它帮助了人类物种进行自然选择，使人类物种保持其生命功能。人的自然器官的生命功能，只有经受严酷环境的考验才能保持其功能。因此，要使器官保持其基本的生命功能，就必须使各个器官保持在一定的活动水平上。而现代文明的选择则与此相反，它要尽量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生命器官的活动。这样，当人的器官的活动减少到一定的水平时，人的生命器官的功能就将逐步退化，造成人的生命功能的降低。这就是现代文明的选择同自然生命选择的冲突造成的恶果。 “空调、电梯、汽车、自动控制装置等等现代文明了不起的利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舒适和满足，但其结果却使得我们越来越不能和自然环境直接接触了。”“如果我们继续同自然的挑战及室外的苦难相隔绝，我们很可能会失去机敏，作为生物的资质和耐久力就会衰退。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原因，被迫从明天起就恢复更自然的生活，那就会感到非常困难。因为现代人当中恐怕不会有人适应这样的生活。”[9]由于文化的选择考虑的只是个体的利益，因此，如果这种选择超越了自然选择所能够容许的底线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人类物种的生命功能的丧失。

现代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地用文化的、文明的选择取代自然选择。文化（文明）选择同自然选择冲突的结果，是用社会的文化选择取代了生命的自然选择。文化选择决定的现代生活方式是一种与现代技术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与生命原则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依靠技术，人类在生物学上成为一个没有天敌的物种。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使人的个体死亡率（特别是儿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使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人为地减少人口的出生。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使得人类这个物种失去了自然选择的机会。在工业社会以前，人类一直是靠自然选择保持一定的人口数量的。那时，一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大体要生五、六个或更多的孩子。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和医疗技术的不发达，这些孩子可能要死掉三、四个。能够活下来的大体一两个或两三个。具有适应恶劣环境和抵抗各种疾病的基因的孩子能够活下来，而缺少这些基因的孩子就死掉了。这是一个自然选择过程。通过这种选择，人类这个物种不断淘汰那些不能适应恶劣环境和抵抗疾病能力的个体，活下来的都是能够适应恶劣条件和具有较强的免疫功能的个体。当这些个体把他们的基因传下去的时候，新生的一代也是具有这样的基因的健康个体。这样，通过自然选择，人类保持了物种的生命活力，使人类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健康地生存。而在现代社会，社会提供给个人的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抵御各种疾病的技术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一个人类个体生存的“文化（技术）保护罩”，依靠这个保护罩，没有适应恶劣生活条件和较强免疫功能的个体也能够轻易地活下来。自然选择的机制失去了作用。在现代的技术和生活条件下，依靠技术和一切文化成果，即使是有基因缺陷的个体也能够生存下来，甚至高寿。因此，自然选择机制的丧失，虽然使个体的生命活力萎缩，却并不影响个体的生存。因为那些生命功能虚弱的个体，依靠技术的保护仍然能够生存，尽管它已经不再是健康的生存。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却影响到人类这个物种的健康生存，因为这些生命功能虚弱的个体的后代，也是不能适应恶劣条件和抵御各种疾病的个体。当然，我并不反对节制生育。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不节制生育是不行的。既然我们依靠技术使出生的大多数婴儿都活下来了，我们的人口就必然无限制地增加，有限的地球是不能承受过多的人口压力的。现在我们只有节制生育这一条道路。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物种进化的角度重新反思我们的进步观。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这种进步观对人的个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进步观的价值追求却不能是无限度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对这种“人造环境”和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的适应是有限度的。自然选择机制的退场，使个体的生存利益同物种的生存利益陷入了尖锐的对立之中。社会的文化选择关注的只是个体，却忽视了人类物种的生存，因而它必然造成人这个物种的生命功能的退化。

3．医疗观念的革命：“文化医学”与“物种医学”

本文提出“文化医学”和“物种医学”两个概念，已经超出了现代医学的观念。这两个概念能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检讨和研究，但是，现代文明对人类健康的消极影响以及对人的物种健康的危害，却是不容置疑的。加强这个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预防和治疗由现代文明引发的疾病，以实现人类个体健康和人这个物种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

3．1“文化医学”概念属于非传统医学概念。传统医学依据的基本原理是人类个体的生命原理。它通过对人个体的生理机能障碍的诊断，判断所发生的疾病的种类和形成疾病的生理原因，并通过药物、手术以及其他物理疗法的治疗，使个人身体恢复正常的生理机能。传统医学诊断与治疗的学理根据是纯粹的自然原理，使用的治疗手段也是纯粹的自然手段。但是，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很多疾病已经不是纯粹由身体的新陈代谢出错造成的，而是由现代文明（包括现代技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等文化原因）同人的生命原理的冲突造成的。这样，对人的疾病的诊断就必须关注造成人的疾病的文化原因，对人的疾病的治疗也必须考虑文化治疗的方法。文化学的诊断就是要研究现代文明造成的文化同人的生命原理的冲突，从而寻找造成疾病、影响人的健康的文化原因；文化的治疗就是要通过改变造成疾病的文化（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方式），寻找适合于人的生命原理的文化形式，以达到消除人的疾病的目的。当然，文化医学并没有否定现代医学在治疗人的疾病中的作用，而只是进一步寻找造成人的疾病的更深层的原因，以彻底消除造成疾病的文化根源。

3．2“物种医学”概念。防止和治疗人的疾病，以保持人的健康生存，自古以来就是医学的基本功能。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人类的医学中，所有的医学都属于“个体医学”，即防止和治疗个体疾病的医学。这种“个体医学”对于保持人类个体的健康生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生存也变得安全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人类个体的生存危机，而是人类物种的生存危机。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一种以人的生命个体为对象的“个体医学”，而且还特别需要一种以人类物种为对象的“物种医学”。

传统医学完全是诊断和治疗个体疾病，以保证人类个体健康的医学。人类通过技术的帮助，使得人类生活在“文化保护罩”（或“技术保护罩）下从而消灭了人类的天敌，用文明的选择取代了自然选择。正如豹子与羚羊的关系一样，天敌是个体生存的敌人，然而却是物种生存的朋友，是物种持续生存、保持物种生命活力的必要条件。现代技术（包括医疗技术）虽然保证了个体生存，却使得物种的生命活力变得越来越弱。这就使得人类这个物种的可持续生存发生了危机。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保证物种健康的物种医学，以区别于传统的个体医学。

3．3健康观念的革命。文化医学和物种医学是建立在一种新的健康观念基础上的。什么是健康？按照传统医学的观念，没有病就是健康。文化医学的健康观念则认为，没有病不是健康，能够战胜疾病才是健康。健康是对疾病的一种应答，即健康与疾病的统一。在这里，人的生命功能是否正常，是决定人是否健康的决定性因素；具有抵抗各种致病因素的强大的生命功能是健康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标志。一个一天要洗几遍手，以免接触细菌而保持不得病的城市孩子，同一个经常忘记洗手，接触过许多种病菌，并由此获得了战胜各种病菌的生命功能的农村孩子之间，哪一个更健康呢？按照新医学的观念，当然是具有抵抗各种病菌的生命功能的农村孩子才是健康的，而不具有抵抗病菌的生命功能的城市孩子，虽然没有得病，但也不是真正的健康；说得更确切一些，这些孩子始终处于潜在的疾病状态：当他们没有接触细菌时，他们在现实性上是没有病的，但只要一接触细菌，他们马上就会处于疾病状态，因为在他们不具有抵抗各种病菌的生命功能。因此，虽然这些孩子因为没有接触病菌而没有得病，但他们不是健康的，而是始终处于“前疾病”或“潜疾病”状态。我在这里使用了两个新的概念。所谓“潜疾病”，是指在没有疾病的状态中潜藏着产生疾病的内在根据；只要遇到致病因素，就会转变为现实的疾病状态。因此，这种“潜疾病”状态也就是“前疾病”状态。这两个概念揭示出“没有得病”的现代人的“假健康”状态同疾病状态的必然联系。英国科学家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观点。英国科学家的研究发现，现代社会的卫生条件大大提高了，但儿童患气喘病的比例却并未减少，相反却越来越多。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该项疾病病人已经增加了3—4倍。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员以英国埃文地区1991—1992年（两年期间）出生的1.4万名儿童为对象，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终于发现这样一个秘密——那些过分讲究卫生，每天洗手5遍以上的儿童，其哮喘病的发病率比那些脏一点的孩子高出5倍以上。这说明，一点细菌也不接触，对于免疫系统正处于发育期的儿童来说，是不利于他们的免疫系统的形成的。只有接触病毒和细菌，才能形成这些病毒和细菌的抗体并在体内储存下来。未来一旦有大量细菌侵犯，肌体才有足够的抵抗能力。如果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人的肌体就失去了产生抗菌功能的机会（请不要误解，我们并没有得出孩子越脏越好、接触的细菌越多越好的结论，关键是要“适度”）。在现代进步观看来，“一天洗5遍手”是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表现，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也正是这种现代发展观追求的生活方式，不仅弱化着我们人类个体了抵抗各种疾病的生命功能，而且也将使我们失去人类物种健康的生命功能。现代生活方式使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但不能说明人更健康了：如果现代人离开“技术保护罩”，他将无法生存，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命本身的健康。

传统的健康观念是适应现代文明形成的消极的健康观念。这种健康观念是以潜在的疾病为前提的；而新的健康观念则是积极的健康观念，这种健康观念是以战胜和预防疾病为前提的。我们只有以积极的健康观念取代消极的健康观念，才能消除产生疾病的潜在原因，因而也才能实现对现代疾病的积极预防和彻底治疗。

[1] [美]威廉·H·鲍伊尔.走出困境[M].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194—195.

[2] [美]R·M·尼斯，G·C·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47-148.

[3] [美]R·M·尼斯和G·C·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56页.

[4] [日]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M].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26.

[5] 转引自[美]R·M·尼斯，G·C·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79.

[6] [美]R·M·尼斯，G·C·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55.

[7] [美]R·M·尼斯，G·C·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79-180.

[8] [美]R·M·尼斯，G·C·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56.

[9] [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38.

作者简介：刘福森（1943-），男，河北玉田县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哲学、环境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