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通过深入分析黑格尔辩证法思辨结构的历史性和语言性问题，我们阐释了进一步探究其思辨结构秘密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在19世纪围绕着黑格尔辩证法思辨结构所作的全面批判，不仅为我们反思当代人类的历史性、语言性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不可回避的参照系，而且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解释辩证法自身的语言性和历史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 辩证法 思辨结构 历史性 语言性

          一、黑格尔辩证法思辨结构的历史性问题

    自从笛卡尔确立了“我思”这一近代哲学的基地之后，近代哲学家们始终从作为典型普遍结构的纯粹我思出发思考哲学问题，近代哲学自身在意识界内开疆拓土，精彩纷呈。康德之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主要围绕着人的认识的来源争论不休，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暴露了意识界内的各种矛盾，但是，他们仍然受这些矛盾的支配，既能把握住这些矛盾又能在矛盾中把握自身的思辨思维还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在前康德哲学阶段，辩证法在思维自身中的全部问题尚未被确立为课题并获得全面的研究。

正如伽达默尔曾指出的那样，康德先验哲学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一劳永逸地把思维自身和知识区别开了。“当思维遭受到向其对立面的不可理解的转化时，辩证法就真正地被经验到了。”（德国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97页）康德由此把辩证法问题当作自己自觉的哲学思考的中心，辩证法在康德这里虽是消极的，但却是深刻的。他把辩证法理解为理性自身所陷入的“先验幻相”，这种不可避免又无法消除的幻相使理性自身所固有的辩证性质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当黑格尔再次借助思想本身的帮助而到思维的深海里航行时，他不仅使我们理解了思维本身在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方面所经历的不可理解的转化，而且为我们展现了思维本身在思辨的或肯定理性方面的历史性的思辨结构，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由此确立起来。

    在康德那里，理性自身的辩证性质已经暴露出来，但是由于他从非历史的先验意识出发来理解和解释这种辩证性质，所以他只能承认这种辩证性质的客观必然性，但却无法理解这种性质就是事物自身的本性，从而让事物按照它自身的本性而自行运动。当黑格尔从历史意识出发去揭示意识的经验结构时，他超越了康德的非历史的先验意识，真正把握到了意识自身所具有的倒转自身的思辨结构，洞见到了意识经验自身的内在的历史性本质。黑格尔这一历史性思辨结构的发现源于他对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新的理解和解释，这预示着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关于人性的理解，这表明“黑格尔正在摆脱18世纪所流行的那种抽象和静态的人性论。”（英国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7页）

随着历史性的因素进入意识领域，意识自身发生了倒转，意识在陌生的东西中、在他物中认识到自身，这样一来，“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 就其替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德国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0页）正如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在这里不是辩证地解释经验，而是相反地从经验的本质来思考什么是辩证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经验不再是科学的经验，而是历史的经验，它具有一种意识倒转的结构，这种倒转自身的经验意识不仅能把自在之物认作是为我之物，同时意识自身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转化，因为“新对象的出现显然是通过一种意识本身的转化而变成的，”（同上，第61页）当然这种想确信自身的意识在做出自己的经验时自己并不知道这些，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新对象的出现只有对于我们研究意识过程的人来说才存在，意识自身并不知道它的出现，“因为意识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经验自身”（同上，第62页）呢！

这样一来，精神现象学只能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同上，第62页）黑格尔通过经验着的意识自身所具有的倒转自身的结构，揭示了意识经验的内在的历史性本质。我们只有停留并深入到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历史性的思辨结构中，才能把握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真实含义，才能理解整个精神真理的王国在这种经验运动中所呈现的具体内容。当然，对于黑格尔而言，意识经验的否定性运动最终在“绝对知识”中完成，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当黑格尔探究经验的普遍本质时，他所理解的经验本质一开始就被用某种超出经验的东西来设想了。对此，当代诠释学辩证法指出“经验的辩证运动的真正完成并不在于某种封闭的知识，而是在于那种通过经验本身所促成的对于经验的开放性。” （德国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这种封闭在绝对知识中的历史性思辨结构受到了批判，这一批判在对黑格尔辩证法思辨结构的语言性问题的揭示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黑格尔辩证法思辨结构的语言性问题

伽达默尔在《黑格尔与古代哲学家的辩证法》一文中明确指出，在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中，“思想的辩证进展与对自己语言中思辨精神的倾听这两者归根到底具有同样的本性。”（德国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张志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它们本身就存在于彼此不可分离的关联中。因为黑格尔认为思想自身的辩证进展必须通过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这种辩证运动只能停留在“内在的直观”或者“单纯意见”之中，因此，按照黑格尔看法，命题应该表述思想自身的辩证进展。而承担这一任务的思辨命题也就相应地在“命题自身的辩证运动”中重建哲学证明的意义。“在通常的认识里，构成着内在性的这个外在陈述方面的是证明。但在辩证法与证明分开了以后，哲学证明这一概念，事实上就已经丧失了。” （德国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如果要重建哲学证明的意义，只有在思辨命题的辩证运动中才能实现出来。因此，只有这种命题自身的辩证运动才是思辨的东西，只有对这个运动的表述才是思辨的表述。黑格尔在对哲学命题的分析中不仅仅进一步表述了思维的思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辩证法在思辨结构中存在的语言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诠释学辩证法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仍然遵循着语言的思辨精神。

黑格尔认为要想重建哲学证明的意义，首先就应该在科学的研究里，把概念的思维努力担负起来。我们通常习惯依赖表象进行思维，概念思维要想进行下去则必须改变这种表象思维的习惯。不管是完全沉浸在材料里的“物质的思维”，还是以脱离内容为自由的“形式推理”，在概念的思维中都遭到了反击。它们都是黑格尔所批判的外部反思，它们从来不会停留在某个特定的内容上，但却会把一般的公式套用到任何内容上去，黑格尔曾把这种外部反思的过程称为“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在思辨的命题中受到了阻碍。哲学的思辨命题从外部看虽然也同样是一种由主词和谓词构成的判断，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以谓词的形式说话，用固定的观念来规定主词，相反，它是以谓词的形式讲出主词的真理。比如，“现实是普遍的”这个命题并不是说，“普遍性”是现实的一种特性，相反，“普遍性”表述的是现实的本质。在概念思维中，表象思维的那种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受到了打击，对命题主词的规定通常会出现的离题现象受到了阻碍，“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它遭到了反击。因为它从主体出发，仿佛主体始终可以作为基础，可是当宾词即是实体的时候，它发现主体已经转化为宾词，因而已经被扬弃了；而且，好像是宾词的东西既然已经变成了完整的和独立的物体，思维就不能再自由地到处漂流，而是被这种重力所阻滞而停顿下来了。”（同上，第41-42页）当我们深入到思辨的思维中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命题自身的主词和宾词不仅处于相互映现的关系中，而且还相互发生着转化，一般命题的形式自身崩溃了，依据宾词进行思维的表象思维，在主词的坚固基础上来回运动的形式推理，都被概念思维打断了。命题自身的辩证的自我摧毁不仅使黑格尔突破了经院形而上学的僵死的语言，更为重要的是，语言自身的思辨性在命题自身的辩证运动中表现了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的历史性问题和语言性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进一步探究其思辨结构秘密的理论前提。

在当代诠释学辩证法看来，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虽然也遵循了语言的思辨精神，但是这种辩证法只停留在陈述的领域之中而没有达到语言世界经验的领域，最终脱离了语言的力量，在纯粹概念的系统推演中完全展示思想自身的辩证进展，古希腊的对话辩证法在此变成了单纯独白的辩证法。而从语言中心出发思考语言思辨性的诠释学辩证法进一步批判了封闭在单纯陈述中的这种语言性的思辨结构，实现了“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但是问题在于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表述的那种本体论语言观能否真正解决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所蕴含的内在矛盾？他后期在向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转变中是否预示着他在进一步摆脱自身的本体论语言观的纯思辨色彩，预示着实践哲学的新的发展方向？所有这些是否也意味着马克思在19世纪对黑格尔辩证法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批判并未过时，它们是否仍然还是我们反思人的历史性和语言性存在的绕不过去的前提？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思辨结构的批判

马克思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拯救其合理的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但是人们通常对于这种“颠倒”流于一种表象式的理解，把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倒过来”往往被理解为从天上回到地上，从抽象思辨的王国回到具体感性的尘世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种理解使“颠倒”的工作仅仅流于形式而没有内容，似乎变得轻而易举了。但是恰恰在这里，马克思看到，辩证法虽然“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尽管黑格尔的“现象学”有其“思辨的原罪”，但是他的思辨哲学“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6页）与之相反，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们则“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同上，第246页）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青年黑格尔派，进而把蕴涵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本性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就在于他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最终实现了历史观的伟大变革，重新解释了人的社会历史的存在本质，从而在“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中筹划着人类自我解放的伟大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揭开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的神秘面纱，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思辨结构固有的历史性维度，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性思辨结构秘密，马克思围绕着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所作的这些批判，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和解释辩证法自身的语言性和历史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首先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的秘密”。他认为，在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里，意识自身的倒转结构无非是“无人身的理性”“把自己颠来倒去”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5页）这种纯理性的运动“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同上，第107页）这样一来，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了思想群，从思想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了思想系列，最后从思想系列的辩证运动中产生了思想体系。黑格尔完成了在思辨的思想体系中对现实世界的把握，思辨的发展就是现实的发展，从抽象的观念回到现实的世界就是用这样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完成的。但是，按照马克思看法，黑格尔通过这种纯理性自身的“颠倒”的运动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实际上这种运动仍然停留在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范围内，因此，“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2页）所以，真正破解这种“思辨结构的秘密”还必须深入到这一结构固有的历史性维度中去，才能超越封闭在绝对知识中的历史性的思辨结构，从而使人们在感性现实的世界中向社会历史存在开放。

当马克思重新理解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时，他看到，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把人变成了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同上，第245页）这样一来，自我意识被看成了人的唯一的存在方式，而知识也成为自我意识的唯一的存在方式。当自我意识把一切异己的、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都消融在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绝对的自我意识中的时候，“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同上，第245页）这时，黑格尔的“现象学”也就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了。因为全部“现象学”最后证明了“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同上，第245页）黑格尔在意识倒转自身的历史性的运动中所揭示的全部内容在“绝对知识”中完成了，他的历史性思辨结构变成了超历史的存在。当马克思再次反思人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时，他发现个人始终处于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人们所处的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而且表现这些关系的范畴也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对于马克思而言，探究历史的意义不再是把握全部运动，而是全部在于运动。

马克思在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的秘密”时，就发现“无人身的理性”的“颠倒”的运动本身已经不是在用普通的方式说话和思维，完全是通过“脱离了个体的纯理性的语言”表述自身的运动。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5页）一旦我们深入到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存在本质中去，“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同上，第525页）因此，无论从精神中心出发，还是从语言中心出发去思考人的存在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开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在19世纪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的全面批判，不仅是我们理解其唯物史观的突破口，而且也为我们反思当代人类的历史性、语言性的存在问题提供了不可回避的参照系，他所留下的思想的“路标”或许能再次引导着我们踏上“思的道路”。

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