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实践，在这一实践进程中也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不能只停留在学院化的抽象思辨层面，而要沿着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中，锤炼和升华出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应该有全新的视域。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种以实事求是为灵魂的全新的社会发展理论，谋求科学认识世界和革命改造世界的统一，最终服务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抽象化与教条化的理解，使学术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生活和全球化时代相脱节，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旨趣，也无法满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需要。马克思曾对抽象化的思辨哲学进行了尖锐批判：“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淡的自我直观。”“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希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第120页）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就要在提升实事求是的“中国理念”、总结和谐发展的“中国经验”、解答和谐世界的“全球化议题”中进行理论创新。

一、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中国理念”

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以实事求是为灵魂的全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其理论实质就是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的实事求是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创新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正是以实事求是理念为灵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今天我们就要以实事求是精神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中国意识”的自觉，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的理解，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有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即便是在马克思活着的时代，马克思就不同意有人对他的思想所作的教条化理解，为此他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斗争。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的实事求是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加鲜明地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正是“实践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社会理论，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就要用“实事求是”精神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深刻表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创新，的确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创造性阐发，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质。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解放思想这一新的阐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理解。江泽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与时俱进的阐发，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理解的新境界。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提出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实事求是精神。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主要在于回答“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实践，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决定中国现代化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指导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过程。因此，既要反对脱离中国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又要反对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经验主义，而是要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实践需要结合起来，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以实事求是为灵魂构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正是基于中国经验提升出的中国理念，必将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

二、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中国经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实践源泉，正是当代中国在辩证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和谐发展”中生成的“中国经验”。

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家共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来说，着重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运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由内在矛盾所推动的社会变迁，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西方社会理论家如孔德的工业社会理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等，都探讨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问题，但由于其理论立场倾向于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原则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问题进行了开拓性探索。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第一份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邓小平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等著名论断，形成了统筹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发展观：不搞改革就无法维持持久的稳定，也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改革开创了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没有发展就没有社会稳定，发展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发展是解决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出路；稳定则是保证社会各项事业得以顺利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保障，是压倒一切的基本前提。辩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在空前深刻的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进入新世纪，中国又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统一的和谐发展理论，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升到和谐发展观的高度来辩证把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切实保证。

第一，和谐发展观的创建引发人们对“改革”进行新的思考。如果以往的改革更多的侧重于破除传统体制的障碍，那么当前所进行的改革应当更多的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如需要调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安排，要将公平与效率相互兼顾、高度结合；要重新思考“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完善利益多元化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体制，健全以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和谐发展观的创建引发人们对“发展”进行新的探索。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把人当作主体和目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新追求，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正体现着和谐社会的原则与目标；强调“五大统筹”的发展，使发展的主体与对象及其各大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正体现着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与效率优先，而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结合，注重发展方式的科学合理性；发展不再是片面追求物质繁荣、忽视生态效益的畸形发展，而是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高度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应当被理解为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与任务相一致的和谐发展观。

第三，和谐发展观的创建引发人们对“和谐”进行新的理解。和谐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理想，但只是到现代社会才真正凸显出其深刻的时代内涵。特别是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快速转型时期，改革与发展引发了利益的碰撞与社会关系的矛盾，社会和谐在这种背景下就不仅是改革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而且还是改革发展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谐不仅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要积极建构民主法制框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和谐不仅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谐不仅要重视改革发展的最终结果，而且要重视改革发展的过程和机制。正是基于这种新的理解，和谐是内在于改革发展过程及结果中必需始终贯彻的指导理念。改革、发展与和谐的关系，在“和谐发展观”的视野中应得到辩证的理解和把握：改革是和谐社会要求下的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与有效途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完善与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与最终目标，其核心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和谐发展；和谐是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保证机制，其实质是使改革发展成为人民的事业，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意识，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和谐发展观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理论自觉。

第四，和谐发展观的创建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谐发展观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扬中国和谐思想传统、借鉴全球社会发展理论基础上所做出的综合创新。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出了把握与处理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中国文化传统拥有“和而不同”、“天人和合”、“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等丰厚的和谐思想资源，注重和谐共生是中华文化一贯的精神；20世纪全球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从经济增长观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其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佩鲁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综合的整体的内生的“新发展观”、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拓展人们真实自由与增强人们可行能力的“自由发展观”，这些发展理论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和谐发展观的创建，顺应了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精神的呼唤，一是注重发展的人民性与和谐性，坚持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最高尺度，谋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二是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追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发展要惠及子孙后代，建立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注重发展的辩证性与多样性，按照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则处理发展问题，在遵循发展普遍性要求的基础上追求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四是注重发展的科学性与创造性，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突出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能动性，是科学性与创造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总之，和谐发展观的“根本宗旨在于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在创建着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时代精神的人本和谐发展理论。”（漆思，第268页）和谐发展观的创建，必将进一步开拓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

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全球化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诞生于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早期阶段，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和理论表征。工业革命以后，以欧洲为中心，资本与市场的力量开始向全球扩张，把广大的亚非拉地区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按照资本的内在逻辑，市场力量的空前释放，不仅引发了全球各区域、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失衡，而且导致了早发现代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与政治控制，最终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早期全球化以两次世界大战而告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主要关注这一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后果，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指出了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以推动人类解放与历史进步。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主要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早期历史阶段进行了分析与预测，没有条件对资本主义的中后期发展阶段和二战以来的全球化新进展进行全面分析，无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化、本土化、当代化问题做出深入解答。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新发展阶段，从构建“和谐世界”出发，对当代“全球化议题”进行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研究。

第一，重建市场力量与社会秩序的和谐关系。人类历史上的早期全球化，从释放资本与市场的力量开始，到谋求重建社会秩序与国际关系而告终；当今新一轮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由资本与市场实力变化引发的各种社会力量、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比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社会秩序与国际关系被打破，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与协调来平衡市场力量与社会秩序的矛盾冲突，重建和谐的世界秩序，以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诸多新的趋势与问题，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无法回避和应当解答的“全球化新议题”：全球竞争不再是以商品等物质资本与市场作为竞争重点，而是主要以知识信息、高科技、金融等新型资本与市场来控制全球，“软实力”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全球冲突不只是资本逻辑引发的利益斗争，更出现了文化逻辑引发的文明冲突，民族、宗教、信仰问题成为诱发全球冲突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社会结构与制度模式不再是第一次全球化阶段的两极对立格局，而是出现了“中产阶级”、“福利制度”、“第三条道路”等许多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产权关系、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调整；资本主义市场类型与社会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国家与社会等两极对立格局开始消解，走向融合；特别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在竞争中开始交流和相互学习，如市场与计划、竞争与合作、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权威、个人与社会等关系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这些重大变化都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给出合理阐发。

第二，促进全球化与本土化协调的和谐互动。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中大国，正在进行着快速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与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内源型现代化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背景。中国在新一轮资本与市场扩张的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既需要抓住机遇融入全球化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又要迎接新的全球化挑战，化解风险与矛盾，以营造中国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在顺应全球化的同时，又要成功地实现本土化，达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良性互动与双向建构。中国当今的发展，显然离不开全球化的浪潮，但必须实现本土化的转化。谁能将全球化成功地转化为本土化，谁将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然而，当今的全球化仍是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资本的全球化，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利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尽管中国在后发展国家中已经和正在成为受益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迅速崛起，必将改变大国力量间的平衡而面临成功融入和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尽快缩小发展差距？如何获得与发达资本主义相竞争的比较优势？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更高效率？如何在全球化的同化效应中保持和创造中国自己的特色？这些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建构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重大难题，不能缺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审视维度。

第三，创造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统一的和谐制度。当代全球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与市场的运行逻辑，仍然以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为主导。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经济转型国家，都把市场经济作为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方式。市场经济注重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具有发展生产力的高效率优势，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当代仍然具有不可超越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开始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将市场经济的效率引入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来，以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这种结合要实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相统一的制度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先例，是中国正在实践着的崭新创造。在当代市场经济的模式选择中，受到各国国情与制度背景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多元化模式，如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合作型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的福利市场经济模式等。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最大的制度背景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实现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性结合，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制度安排，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真正双赢。显然，这种创造是全新的，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没有可以借鉴的现成经验。既要实现公平又要体现效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大难题。即便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在“东亚模式”、“拉美改革”、“苏东转型”之外创造出真正源于“中国道路”的“中国模式”？如何在“华盛顿共识”、“欧盟模式”之外真正创造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北京共识”[①]？这取决于将社会主义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的优势与市场经济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进行和谐制度的构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亟需解答的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挑战性课题。

第四，构建全球和平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和谐世界。从发展路径上看，全球化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生成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自主开展的和平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全球化与中国化的和谐互动，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模式与和谐世界体系的构建。“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于目前中国的特定发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因此，要真正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它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俞可平，第18页）中国与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内源型现代化国家发展背景完全不同，早期实现现代化的一些西方国家主要靠掠夺资源和殖民侵略来推动其迅速兴起，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中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进行自主创新。事实上，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现代化的一贯主张，和谐世界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对世界负责的大国承诺。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胡锦涛，《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理念，既立足于中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又紧扣全球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一种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真正需要的政治哲学理念。中国在对内的和谐社会与对外的和谐世界战略中，如何构建和平发展的中国模式，如何构建和谐共处的世界秩序，这需要从发展理念上创建一种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观。天下为公的和谐世界理念，蕴含着中国对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世界的创想，超越了现代性视野中自我本位与民族国家的思维，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构建，启示当代人类创建新的和谐世界观。

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9-290页）因此，当代全球化发展产生的新议题，迫切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在全球化新的发展背景下，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不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先导，而且成为推动创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学派的时代呼唤。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人民出版社。

漆思：《现代性的命运——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批判与创新》，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俞可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200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China Idea and Gobalization Topic of Innov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QI Si

Abstract: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needs to reflect on China idea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human factor coming first”, “the whole world as one community”, “living together in harmony”, China experiences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gobalization topics of “harmonious world”. Based on thes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viewpoint is put forward to drive the innovation of China model and development theory.

Key word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China idea; China experience; gobalization topic

 --------------------------------------------------------------------------------

[①]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5月7日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5月11日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性的发展；包含一个自主理论，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北京共识”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启示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情况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北京共识》的中文版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